索引的敌人是观念 

江晓原


 

余致力索引编纂凡二十余年,其目的在求图书之精良实用。积二十年之经验,
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读者,联合世界上以敬业自许之编辑,共同奋斗。……

索引尚未普及,同志仍须努力。

──题记

 

关于图书的索引问题,读者和编辑的意见颇不一致。我打算在此文中将一些编辑朋友不愿在报纸上说的话先替他们(她们)说出来──当然要隐匿其名,然后加以评议。

学者们希望书后面附索引,理由可以说出很多,但是哪天自己成了编辑,随着“阶级立场”改变,想法也就变了。一位编辑对我说,早先他自己写书、译书时,也特别希望书后有索引,自己下了许多功夫去编,希望出版社不要砍掉。现在自己当了几年编辑,就觉得出版社砍掉索引“也确实有其道理”。而另一位大家非常欣赏的、极富才华的编辑,如同机枪速射一样将这些“出版社的道理”说了一大堆──可惜她不愿意自己写文章来陈述这些理由。

其一曰“成本太高”。据说书籍的定价已经很高了,出版社实在不想再提高书价了,而一放上索引,成本就要上去,读者就要跑掉。但是我不明白,一本几百页的书,增加一二十页索引,成本能上去多少?你就将这一二十页的成本加到书价中去嘛!爱索引的读者自然会承受。再说,如今在书中放那些踵事增华的衬页、花里胡哨的花边,为什么就不怕“成本太高”,而一放索引,偏偏成本就会高到读者能够忍受的临界值?

其二曰“大多数读者不需要索引”,因此放索引只是满足一小批学者的要求,是“资源的浪费”。这种说法有倒果为因之嫌──事实上,正是因为我们的出版社多年来在绝大部分书后面都不放索引,才使得“大多数读者”未能养成使用索引的习惯。

其三曰“普及读物不需要索引”。这是一个流传极广的谬论。在发达国家的图书中,我见到许许多多普及读物──其中有些还是少儿读物──都有索引,学术著作更无例外。我认为我们必须尽快改变“普及读物不需要索引”的错误观念,事实上我们应该将索引和目录、页码等量齐观。谁敢说普及读物不需要目录和页码?──插一句题外的话,最近我还真买了两本没有目录的书(真的没有目录!),一本是欧文·华莱士的《名人隐私录》,一本是平川祐弘的《利玛窦传》,两书都是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

由于对索引有偏见,出版社有时将索引看成是精装本的“专利”,弄出很多令我辈感到遗憾──我们还是用词敦厚一些吧──的事情来。比如东方出版社的《世界文明史》,平装本11卷24册,每卷末皆有详细索引,一见就爱不释手,可是买回家仔细一看,才知道原来这平装本索引中的页码是精装本的页码,索引仅对精装本有效。再如十多年前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的《金枝》,平装本没有索引,精装本却有,我只好设法将精装本的索引去复印一份。

二十年前,我还是一个学生时,虽还没有资格侧身于学者之列,却早就对索引有一种奇怪的爱好──我也说不出什么原因。那时我读的书,绝大部分都没有索引,我的办法是自己做索引──做在书的扉页或底页上。二十多年来我一直保持着这个习惯,我的藏书中许多都做有索引。与此同时,我还到处收集各种典籍的专门索引。

Index一词,今常译作“索引”,其实以前的译名“引得”音义兼备,显然更妙。比如以前哈佛燕京学社的引得编纂处,编印了数十种中国古代经典的索引,就名为《引得》。此外中法汉学研究所也编印过多种中国古籍的索引,则名《通检》。这些专门索引多为字词索引──不折不扣就是今日典籍数字化中之“全文检索”!当年以人力为之,那是何等熬人的苦活!至今我看到书房中这一册册《引得》和《通检》(有时还会用到),就忍不住肃然起敬。和这些先贤当年的劳作相比,今天那些有了电脑还不肯做索引的人士,能无愧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