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与公民素质──兼谈 911事件 

(9月15日在上海证大投资公司“新上海人论坛”开幕式上的发言)

朱学勤(上海大学)


 

我的发言主题是“城市与人――上海的文化地位和公民素质”。

我们都不会否定,上海有三个历史阶段:1949年以前,它是中国沿海口岸对外开放的代表性城市,市场经济发育充分;计划经济时期它又成为几乎所有席卷全国性左倾政治运动的策源地,走在极左政治的前列;改革开放以后,其实是在1992年以后,它才逐渐恢复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龙头老大地位。这样截然对立的历史内涵融化在同一座城市里,自然构成这座城市内在的紧张,1976年以前的一句政治口号,再好不过地体现了这一紧张:“兴无灭资”。 在“兴无灭资”最为兴盛的年代,外滩出现了这一景观:市革会大门口立正挺立的士兵,刺刀闪亮,象征着极左年代僵硬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力;一百米开外,外滩江堤上则趴满一对一对的情侣,情侣排列之密集,两对人之间插不进一个第三者,如果相邻的情侣是知识分子,或许能听见他们眼镜磨擦的亲密声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我把上述滑稽而又真实的对立景观视作我们这座城市内在结构的最好象征,直到改革开放,市革会被市政府取代,并迁移到另一地方;而外滩江堤上的情侣墙则随着市民住房条件的改善也逐渐消失。

我完全同意此次论坛的主人戴总裁在开幕致词时表达的这一观点:上海应该成为国际大都市,要做中国的纽约,而不做中国的新加坡。前者的特征是什么?既是一个国家的经济中心,也是这个国家的文化中心。关于上海是否应该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曾经是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积极呼声。进入九十年代,逐渐消寂。发出这一呼声的历史根据和现实背景是:上海曾经是近代中国的文化中心,或者说是文化中心之一,它曾经是国家队,至少是国家二队,到了发出那一呼声的年代,它已经迅速沦落为省级队里的甲级队,只是比其它省会级城市稍微突出那么一点。我今天愿意再提这一问题,只是把积极角度扭转为消极角度,我的这一极角度是从对比巴黎和纽约的两种模式而来。我们知道,巴黎在法国既是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两者合二而一。而在我看来,由此形成巴黎并不令人羡慕的另一面:从1789年以来,那个城市的居民几乎每一代人都要经历一次动荡,要么是巷战血火,要么是广场啸聚。巴黎如此不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在这里合二而一。每当有政治危机,就会引发文化危机,而每一次文化危机也都有机会触发政治危机。政治与文化挤压为同一个板块,这一板块就经常为政治与文化的危机共振而苦恼。我们来看纽约,它是那个国家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而不承担政治中心的功能,也就是说,华盛顿特区和纽约,在一天车程可达的距离内,分别担当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功能,这就有效地避免了文化危机和政治危机同时发生并相互激荡的社会共振。我们曾经有过这一模式的尝试,今天,仅仅从分散文化与政治的危机共振这一消极角度,我也坚持认为,上海如果能够应该成为文化中心,或许能帮助中国避免一点那种法兰西内战风格的危机共振。

我还注意到戴总裁刚刚提到了911事件,他说这一事件证明:美帝国主义不堪一击,是纸老虎,不是真老虎。很遗憾,我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

有关此次事件,我们的耳膜里充满了各种政要的声明和发言,我们听得够多了。而真正震动我的则是一个小人物的一句话。两天前我从中央电视台听到播音员口播一条消息:911袭击中还有第四架飞机,那架飞机上曾经有一个男人用手机与他地面上的妻子打过一个电话,那个男人的最后一句话是:“男乘客投票决定与歹徒搏斗。”飞机后来在匹茨堡附近坠落,歹徒与乘客同归于尽。

我在课堂上讨论这一问题时,我向我的学生坦白承认:你们的老师做不到这一点。在飞机被劫持乘客生命面临危险的关头,你们的老师可能选择不搏斗,因为这是文明社会的惯例,我如此选择,不会因此而遭谴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只可能提气一呼,喊一声:“怕死的,往后退;不怕死的,跟我上!”我这样喊,不会想到自己正在侵害别人的权力,因为这是我从小所受教育使然。我最不可能作的选择,就是那位那个男乘客所做的那种的选择: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投票决定与歹徒搏斗。你们打死我,我也想不到要投票决定,因为这一习惯远在我的“文化”积淀之外。

我们可以逐点分析这一遗言的“文化”含量:

1、男乘客:这一强调性别的称谓,通常会激起女权主义的反感,但在那一特殊时刻,则不会引起她们的反对。这一说法包涵了古典“文化”的积淀,在那个封闭的机舱里,男人面对歹徒,他们是弱者,面对女乘客,他们又是强者。强者必须有义务保护弱者。而那些歹徒则相反,他们在上飞机前,或许是世界秩序中的弱者,一旦机舱被封闭,他们立刻成为手持利刃的强者,面对弱者和更弱者,他们是一视同仁地劫持,并强迫别人成为他手里的人体炸弹。“弱者”的这一行为特征,或许能在目前广泛流传的这一观点上撕开一道裂隙:弱者的反抗总是正义。

2、搏斗:我们曾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鼓励乘客搏斗,那时我们在电视中看到,能这样做的空姐披红戴花,气度轩昂,从飞机舷梯上走下,然后总有人安排一个更小的女孩扑上去,献上更多的鲜花。很可能直到有一次空难发生,这一不文明、甚至是漠视旅客生命的“英雄行为”才逐渐消歇。而在文明社会中,遭遇劫持,放弃搏斗,则是普遍接受的惯例。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不能以别人的生命为
冒险代价,去完成那一类“英雄行为”。但在获悉世贸大厦已经被袭击的前提下,搏斗则是为了避免更大的生命牺牲,为此打破惯例,不仅是正当的,也是正义的。

3、投票决定:即使是正当的、正义的行为,也必须征得他人的同意。任何一个公民的生命,即使微如草芥,也不能由别人来任意处置,哪怕是出于高尚的动机。最难做到的是这一点,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还能想到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自由。我们曾经一再模仿杜威的口吻说,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还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用我们二十年来最为习惯的口气说,只有首先成为一种“文化”,才可能成为一种制度。制度与文化孰先孰后?可能会引起一场使知识分子们激动起来的争论。不过在这里,大概谁都不会反对,没有1787年费城制宪以来的二百年积累,就不会有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事例?姑且就用今天在这个场合人人都必须重复的那个熟词吧,――“文化”,我们也难以否认,没有宪政环境中一生养成的习惯,就不会在最后一分钟以那样谦卑和自然的口气说:我们投票决定。

从那以来已经四天,我们听到的是各种权势人物在各种场合发表的各种慷慨激昂的声音,但我以为,不会需要多长时间,所有这些讲话、声明都会隐退到历史的幽暗深处,并逐渐淡化,被人们忘却;而这位普通乘客用手机从天空中打下来的这一句遗言,平淡无奇,却会逐渐升起,载入史册。这不过是一个丈夫给一个妻子的一句耳语,却胜过所有政要通过麦克风响遍世界的千言万语。历史流经我们的眼前,一个普通平民的一句耳语,应该和公元前五世纪伯里克利葬礼上的演说、公元后十九世纪林肯在葛提斯堡的类似演说连接在一起。它给了我们一个实在的安慰,在文明遭受如此野蛮袭击之后,人人都在象斯宾格勒那样发出哲学气味实足的疑问时,我们或许也能小声地说,这个文明看来还能持续。

我援用这一细节,是想请出资邀请我们的戴总裁原谅,我想说的是:以这样的文化武装起来的城市,不是纸老虎,而是真老虎;以如此文化武装起来的公民,是真老虎,不是纸老虎。它是那样谦卑,不带有正义者的气势凌人;又是那样平静,泰山蹦于前而不变色。此前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纽约不是一个令人喜欢的城市。但今天我不得不说,它的那些缺点依然存在,却还有令我肃然起敬的一面。我们在这里讨论这座城市是应该做中国的纽约,还是做中国的新加坡,幸好说到它应该做前者,而不是后者。既然如此,这样的城市,是否应该选择这样的公民文化?除此之外,至少在目前,我看不到有其它的选择。

 

2001年10月21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