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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来北往(21)

《科学时报》 (2010-2-4 B2 科学 文化)

    
处庙堂之远 怀科学之思

□章梅芳  ■吴 慧


□ 时光总是在不经意间悄无声息地流逝,一晃就到了快离开剑桥的日子。在这所没有校门的著名大学里,小桥流水、尖塔阁楼、古树野花,一切都美得如诗如画。到过这里的中国人或许都会好奇,剑桥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教堂和礼拜堂?似乎在我们的观念里,宗教与科学总有些冲突感。但在这里,正是教堂的尖顶与钟声点缀着剑桥的悠久与庄严、灵魂与智慧,一切都是那么和谐自然。有人说,没有教堂和礼拜堂,可能就没有剑桥大学的诞生。的确,剑桥大学的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教堂,教堂和宗教文化从一开始便是剑桥学术生命的一部分。当我身处剑桥并在无意间再次读到剑桥科学史丛书中的《科学与宗教》时,便萌发起对科学与宗教问题的探究之心。
■ 或许我们都沉迷在了这一整体的文化中,并没有意识去分清科学和宗教的边界,我们的观念也都是开放的。在这一体系中,科学的反义词并不是迷信,和宗教相关的也是指一种文化现象。在《科学与宗教》一书之外,让我再举一本伊安·巴伯的书《当科学遇到宗教》。前者以时间为线索,试图理出一个脉络,以此来探讨科学与宗教二者关系的变化,后者则直接列举了二者之间诸如“冲突”、“无关”、“对话”、“整合”的关系。这两本书共同的遗憾是只谈论西方的科学和宗教的问题,而最后的结论,都无法在东方找到合适的呼应。
□ 在我的意识之中,从未想到要在科学和宗教之间划分出明显的边界,二者之间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同样的多。《科学与宗教》一书利用诸多的科学史案例巧妙地批判了关于科学与宗教二者之间关系的冲突论与和谐论,通过伽利略、布鲁诺、牛顿、达尔文等人的故事,成功地表明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往往是科学内部之争、神学派别之争或社会政治之争的表象,且为护教目的而构建的修正史同样也会引火烧身。我不得不承认,布鲁克的策略是适宜的。《科学与宗教》一书的亮点正在于试图展现二者之间关系的历史性、复杂性与流变性。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冲突论与和谐论都犯了本质主义的错误,我们无法设定科学或宗教具有某种永远不变的客观本质,更何况二者之间的关系。
换言之,无论是科学还是宗教都是异质性、情境性的。那么当我们谈起东方,同样需要采取历史和多元的眼光。正如同剑桥是一番风景,国清寺是另一番风景,各有各的传统和气质。
■ 我们姑且将东方对自然的解释称之为科学。国清寺之所以常常被我念叨,也是因为一个人。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出过一位本事很大的人,一位集高僧与天文学者,而且两样身份都做到了极致。他就是唐代的著名僧人一行。这位一行和尚,一生留下了一部集大成之作的天文历法、一部同印度僧人共同翻译的密教经典。在他身上,科学与宗教,仿佛二水中分,使他的生命更为饱满,但我却并没有感受到二者之间深刻的直接的关系。对于东方文化中科学与宗教,除了思索其关系外,我始终在期待学界精妙的论述和周到的视野。
布鲁克的《科学与宗教》之所以让我的这种期待变得更为强烈,乃因为他让我看到了研究思路的推进。比如,这是一本不再追求给论述的内容先下完整定义的书,布鲁克对科学与宗教二者关系的论述也显然离开了科学和宗教的本身。在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到时代的大环境对人的影响,可以看到人情世故在学术体系中所发生的无关的但决定的作用。
□我记得曾在网络上读过一则新闻,当记者问陈方正先生“为什么中国的宗教没有成为近代科学发生和发展的动力”时,他的回答是传统中国的宗教包括佛道乃至其他林林总总的教派始终受政治压制,民间的道观、寺庙、书院难以获得稳固的经济基础和相对独立的地位,因而无法如古欧洲大教堂、修道院那样,可以长期包容和培育学术发展。这是一种关于中国古代宗教与科学关系的基本解读,或许可以从总体上帮助我们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但如果要进一步探入历史深处去观看中国古代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纠葛关联,或许就不得不像布鲁克那样做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能用现今的眼光去评判旧时的风景,更不能试图去论证二者之间单向的、线性的因果关系,因为历史和关系永远都是情境性和网络化的。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得出较为一般性的结论以及回到现实的问题中来,历史的案例表明萨顿关于科学、宗教与艺术的真、善、美三棱镜隐喻,以及爱因斯坦关于科学与宗教的“瘸子与瞎子”的关系比喻不仅有其合理性更有其现实意义。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和快速发展的时代,我们依然需要信仰和终极关怀,甚至更加需要。可以说,科学主义独步天下之时,即是科学的精神之花凋谢之日。对于“科学”,对于“宗教”,对于“科学与宗教”、对于“东方与西方”,多元、尊重与宽容皆是永恒的主题。概言之,在关系研究上,我们要抛弃今天的成见和情感诉求,回到历史,用当时当地人的眼光去看科学与宗教;而在价值审视上,我们则需要坚持用多元和包容的心态来面对这两种文化,盲目而不加批判地推崇其中的一种都将沦为迷信,彼时天使亦可能变成魔鬼。
■我觉得首先这个问题问得很奇怪。显然它脱胎于“李约瑟难题”,即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如果把两个问题连列起来,则成为了为什么中国的宗教没有引发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陈方正先生的回答,显然也隐含了需要解释的一层内容。历史上,中国的道观寺庙曾经像一个个文化据点,也是通常的中外文化交流的渠道。隋唐之际,连续出现了数位身为道士的制历人,僧一行步其后,他更是一位释门大德。但是在僧一行身上,他从比丘转变为制历人,当然也是受到钦命的派定。在一行身上,可以看到宗教作为文化媒介的作用,也看到了天文和政治。我所提到的国清寺,则是传记中曾提到过一行学习算法的地方。
对于政治因素在科学和宗教两者关系之间的作用,布鲁克的论述也值得我们借鉴思考。他说对于许多牵涉到科学和宗教利益的争论来说,政治维度的存在,意味着对科学和宗教这两者进行抽象,然后试图建立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可能是极不自然的。诚然,说我们应该更多地关心科学和宗教的思想在不同社会中如何被使用,而不是它们之间观念性的关系,这是很诱人的。这条思路确实诱人,首先它容纳了内史的研究,同时也给了外史研究的空间,并给外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指向。其次,思想是人类发展的产物,如何选择思想则是人类的文化史。在多元文化中如何包容科学与宗教这二元的存在,布鲁克的思考比萨顿和爱因斯坦也许更远更精细。而显然把科学设想为一堆无懈可击的事实,把宗教设想为一套无法证实的信念,并把两者对立起来,这实在是简单化的做法。
从西方文化最初关于上帝的陈述和关于自然的陈述之间的相互联系开始,布鲁克一路论述到20世纪拥有发达科学的人面对的伦理问题所需要的宗教力量,这样的做法同样很吸引我构建相类的体系来探究中国的宗教和科学,也确为布氏没有做东方的讨论而遗憾。但是谁说布鲁克只是在讨论宗教和科学之间的关系,难道他不是以这样的出发点在探究西方文明吗?

 

20101017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