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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来北往(14)

《科学时报》 (2009-6-11)

 

作为社会话题的流感

 

  □这段时间,网络、报纸、电视等各种媒体都在说甲型H1N1流感。其中,全球疫情的变化、病毒疫苗的研制、各国政府的预防应对措施、病毒知识的普及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据说,随着流感疫情的蔓延,先前出版的一些关于传染病、瘟疫之类的书又开始纷纷登上畅销书的宝座。其中,《与流感共舞》、《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等书便是如此。现在,如果谁在公共场合旁若无人地打了个大喷嚏,就有可能引来警惕和不满的眼光,有的路人临了还不忘补一句:“流感也是会死人的!”

  如此看来,流感还真不是简单的医学问题,它牵涉的面太广,值得谈的话题也实在是太多了。要不,你先来说说你的看法吧?

 

■最近我常常关心两件事情,一是全球的患病人数的变化,一是商店里包括网上商城中防护口罩的销售情况。我最初关心口罩的销售量,是为了想要了解我所在的上海,此时此刻的焦虑程度。网上商城提供的信息量可能更大,一方面,相应地能够了解全国大致的警戒程度,另一方面它提供各种各样的口罩的信息,我大部分的相关知识都来自于它,比如现在我知道了口罩型号中N和P的区别。当然,我这样的态度有些置身事外的味道,但似乎也反映出了面对大流感的焦虑。

  从口罩出发,联想到药物,联想到人类经历过的种种自然的或人为的灾难,我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因为面临全球性质的疫病,民众对科技的需求,从整体而言对科技的发展会发生怎样的作用。

 

□是啊,这几天确诊病例还在不断增加,流感继续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社会的焦虑感也在不断扩散。有人说,传染病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比人类还要早,而且在未来,它们还将和人类一起天长地久。其中,人类记忆最深刻的莫过于14世纪的黑死病和1918年的大流感,前者导致1/4的欧洲人口死亡,后者据说夺去了大约5000万甚至1亿人的生命。

    你的问题我不是很明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人类在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了医学和科学,病毒学的发展史就生动地表明了这一点。也正因为如此,约翰·巴里才会说,1918年的大流感不是一个简单的关于毁灭、死亡和绝望的故事,它还是一个关于科学和探索的故事,一个关于人们应该怎样改变思维方式的故事;从流感暴发中获取的知识,孕育了未来的医学。我觉得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这类全球性疾病的大暴发不仅推动了医学技术与实践的发展,更可能推动整个医学范式的根本变革。

    相比之下,我更关注的是伴随着这些传染病而产生的一系列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比如,我在前面提到的,不同国家和政府对疫病的反应和预防应对措施,疫病对社会及民众心态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一些医学伦理问题等。可以说,这类传染病从来就不只是简单的医学问题。

 

■这让我首先想到了“隔离”。疫病当前,隔离显然是一种有效的防治手段。我最近在阅读一本关于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的图书,从作者列举的文献材料看,睡虎地秦简中就有相关的内容记载了。患有疠病的人有两种可能的下场,其一是被送往“疠所”,顾名思义相当于隔离地。《汉书·平帝纪》中也有相关的记载,差不多公元初年有疫情时,“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学”。根据余新忠的研究,这种官方颁布法令隔离,及至南宋都有继承,明清之后就渐渐萎缩,官方也极少有相关的对疫病隔离和建立隔离场所的专门政令。

前些天,海外留学生发起的暑假不回国的倡议让人感动,同时也陷落到情感的两难之中。尽量减少人员流动,对防止疫病的传播相信的确会起到作用,但同时在情感上,祖国又更应该给予在外的游子以照顾和关怀。隔离和自我隔离,在流感来袭的时刻负载了社会责任感。转过来想想,如果处在不出门劳作就难以继续活命的生存状态,又会有多少人同意被隔离乃至愿意自我隔离?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同意你的意见,传染病更大程度上不是单纯的医学事件。

 

□是的,从现代流行病学来看,一些急性传染病如天花、霍乱、鼠疫等的隔离效果是很明显的,在防疫措施中常常起决定作用。我看到关于民国时期传染病研究的一本书里提到,1940年在浙江衢县发生鼠疫,疫区居民十分恐慌,纷纷携眷远避。为防止疫情扩散,防治委员会决定封锁疫区,在勘定隔离界限之后,以木棒、绳索将疫区围绕,并派百余名警察执行封锁,后来还在封锁区周围建筑长6666丈,高一丈又十寸的隔离围墙。这种全封锁式的隔离措施在其他地方也用过,的确能取得一定效果,不过对居民来说,确实是一种非常严厉的措施。这里就存在你所说的两难困境问题。

从伦理的角度讲,生命权应该是第一位的。作为疑似患者或确诊患者,隔离和自我隔离的确意味着对他人生命的尊重。我看到一些报道,说某两例甲型流感患者在治愈出院之后,都向公众作了道歉。虽说生病不是他们的错,我们也无权要求他们道歉,但道歉本身就意味着它能满足某种社会需求和个人的心理需求,至少它可以提醒其他的潜在感染者更加关注自己的社会责任。与此相关的,有些报道还提到,中国的防控措施受到了一些西方国家官员和专家的批评,他们认为中国对这次流感“反应过度”;很多媒体都对这种说法给予了批评,这里就不再展开谈,不过由此更可见传染病所涉及到的社会问题是多么复杂。

 

■搜索一下维基百科全书,你会发现它对SARS的解释,包含了各个方面,包括政府所采取的各种态度。我想,经历了SARS之后的中国,对防控疫病所持有的警惕绝对建立在教训和经验的基础之上。

隔离,也意味着医疗手段对防治疫病的掌控能力。人类历史上,也曾经有丢车保帅牺牲一部分人的生命以求大体安稳的情况。比如刚才我提到的睡虎地秦简上的记载,对待疠病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定杀”。这样的命运,动物仍在经历着,为求万无一失,动物大量地被扑杀,被焚烧。人类和动物和平相处作为一种美好的愿望,但人类和动物之间存在平等吗?它们的命运也许比人类更依赖于人类的科技发达。

 

□网上有一篇文章叫做《猪流感,猪何罪之有?》,说瘟疫发生时消灭动物阻断疫情传播是传染病防治的一项有效做法,但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而对动物大开杀戒只会滥杀无辜,还将使人类文明蒙羞。这说得很好,以往人类在处理类似事件时的确犯过错误,这次将“猪流感”更名为“甲型H1N1流感”就体现了很大的进步。当然,这个问题十分复杂,其中还涉及到生猪养殖、猪肉消费等经济社会问题和动物伦理问题。

最后,我想说的是,既然疾病并不只是简单的医学问题,对疾病史或医学史的研究就需要进一步从技术和病理的层面拓展开来,关注其社会层面,探讨医疗与社会的相互关系。

 

■对谈之初,我提到面临全球性的疫病时,民众对科技的需求和科技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从大众文化和科技之间的关系考虑的。“SARS”、“H1N1”这类名词,都已经耳熟能详,但这是否能代表科学知识的普及,或者说医学常识的普及?它不能代表民众掌握了这些名词背后的内核内容,也无法表示普通民众的知识水平的提升。防治措施尽管宣布了致病原因,但它不担负也无法做到让大众文化专门化。

人类的文明程度是由什么来衡量的?是获得更多更好的生活资源,还是抵御外来伤害的能力的提升,或者是对于未来具有预见性,乃至是获得无限的自由还是具有高度自律精神?疫病可以归结为一场灾难,不仅是医学问题,的确更是一个社会问题,面对灾难,人类应该能更容易地进入深沉的思考。

 

《科学时报》 (2009-6-11 B2 科学 文化)

 

                          20100207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