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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来北往(15)

《科学时报》 (2009-8-13 B2 科学 文化)

一位赛大叔的梦想与实践

 

  □ 上周我去清华听一个人类学的讲座,主讲人刘博士谈的是田野调查方法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地位和意义,个中穿插了很多她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的有趣故事,很是生动。会后,她向我推荐了一本书,那便是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从出版的时间来看,这本书已不新鲜了,网上的评论也很多,但因为对人类学的兴趣,加上有权威推荐,所以还是决定认真读一读,并作为我们对谈的一个话题。

   说实话,阅读过程之于我并不如有些网友说的那般如饥似渴。我花了一个周末的时间,才算读完它。合上书的那一刻,我就在思考为什么这本书会取得如此大的成功。我想,原因大约在于探讨主题的宏大、论证方法的“科学”性与结论的恰当性吧。这只是一个粗略的判断,因为探讨“为什么在不同的大陆上,人类以如此不同的速度发展”的问题,能吸引全世界范围内公众的关注;而来自演化生物学、生态学和考古学等“科学”的多方支撑,加上作者在新几内亚的亲身经历,自然能让职业史学家们耳目一新;而“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这个结论虽属老生常谈,但却能给种族主义和生物决定论的批判者们以贴心的支持,当然更符合现今世界的基本文化观念。

                

■ 这本书我也看过,给你讲两个关于此书的花絮。某天当我拿着它在地铁中低头阅读,在我左侧坐着一位男士,右侧站立着一位女士,我忽然发现这两个人同时都侧过头来看我手中的捧读的这本书稿。于是我放慢了翻页的速度,如果当时再问一句“我翻页了,好不好?”,那会是一桩更有意思的记忆。第二则花絮是,阅读中我始终记着本书的三个关键词:枪炮、病菌、钢铁,认定它们将是构成全书的三大部分,将次第在我面前出现,可是翻览了几十页,都在讲农业问题,第一个关键词“枪炮”似乎只出现了一次。“他到底准备写多长?”带着这样的疑问,我读着这本书,并不时翻前翻后揣测它的进度。

全书仿佛是一口气写下来的,它前后的连贯性要强于章节关键词的标志性,或者说,虽然分了章节,但每一部分似乎更像是前面内容的转折、递进或者别的关系。有时看得匆忙,我几乎迷失在叙述所要表达的语意中,但作者所举的例子却此起彼伏地又引起你的阅读兴趣,并且全书几乎就是由事例连串而成的。我想,这也是它之所以会在需要快速阅读的地铁中,引起读者兴趣的主要原因吧。至于我自己,与其说是被他的结论吸引,毋宁说是被这些事例吸引。这又牵引出了另一重问题,对我而言,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让我重新审视了提问的方式和内容,重新思考了一些最为惯常的解答之不合理处。

 

□ 看来你读得颇为畅快呢。我最初也是被书的标题所吸引的,不过我倒觉得这几个词在书中虽不多见,却是贯穿始终的。它们是基于环境和农业生产基础上,造成各种族或地区差异的直接因素。书中的事例,尤其是“卡哈马卡的冲突”,生动地说明了枪炮、钢铁武器、流行病和发达的行政组织与文字,在皮萨罗击败阿塔瓦尔帕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说到这则故事,我顺便提一下,作者揭示出宗教和科学技术一样在欧洲的殖民扩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西班牙征战印加帝国最理直气壮的借口就是必须完成上帝的使命,让所有的人认识上帝,从而脱离他们所过的那种野蛮而邪恶的生活。当皮萨罗的修士拿着十字架和《圣经》,以上帝使者的身份来和阿塔瓦尔帕对话,而后者却将《圣经》扔落在地时,立即便被修士用来作为鼓舞士气的极好理由,西班牙的最终胜利也被解释为上帝的恩泽。可问题是西班牙人凭什么要让他们的上帝去拯救印第安人的生活?他们如何就知道印第安人的生活是野蛮而邪恶的?显然,他们将自己的上帝视为全天下人的救世主,把自己的地方性知识幻想为全世界都适用的普遍性知识。这同后殖民主义科学技术研究之于东西方科学技术关系的分析,颇有些相似之处。

     说到戴蒙德的提问方式,的确让人印象深刻。这一点我想先听听你的观点,再来谈我的看法。

 

■ 在第8节中,书里谈到了历史上17000年到12000年前美洲的大型动物的灭绝。作者问,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情况?假设之一是,它们遭遇了恶劣的自然气候,比如遇到了冰期。作者紧接着继续提问,美洲的这些大型动物已经熬过了前面的22次冰期,为什么它们中的大多数却要选择在第23次冰期一齐死去?

    又比如,在第6章中谈到人类的早期的生活方式时,书中谈到,地球上所有的人都以狩猎采集为生。作者首先发问,为什么他们中竟有人会选定粮食生产呢?显然这个问题有进一步发问的余地,为什么只是在公园前8500年左右在新月沃地的地中海栖息地这样做,3000年后在地质和气候条件相仿的西南欧的地中海栖息地中也这样做,但在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西南部和南非好望角这些类似的地区却从来没有居民以耕作维持生计?不仅如此,新月沃地的居民又为什么偏偏选择在特定的时间点,而没有早早地过上相对稳定的生活呢?

    我不知道当你看他这样的连连发问时,有没有仿佛回到了童年时代的感觉?这些傻问题,不经意、松散,而且杂乱无章、漫无边际。我想,写成文字时,作者一定带着些许恶作剧式的得意。但当被这些问题缠绕时,他的思路应当是广阔的。反观起来,你会发现他始终在比较,或是时间,或是地区,或是不同种族的人。同“假如这样……那么……”的解释系统不同,作者惯用“为什么没有”和“为什么不”的分析。如你所说,最后全文的结论可能很简单,但它却是用排除法写出来的呢。

 

□ 是的,你所举实例生动地展现了戴蒙德细致严密的逻辑思路,有趣的是这种“为什么没有”和“为什么不”的历史提问方式,使我在阅读之初便联想到著名的“李约瑟难题”。结果,戴蒙德在后记中居然还真就提出并解释了类似的问题。他认为中国之所以把几千年来在技术上积累的巨大领先优势让给了起步晚得多的欧洲,原因在于封建中国的统一集权和地理上的四通八达。这一解释让我想起了早些时候,众多科学史家围绕“李约瑟难题”给出的各种解答,其中不乏对地理环境因素和封建政治因素的讨论,不过分析思路却是大不相同的。虽然戴蒙德就此问题的解释不尽如人意,甚至有些随意和草率,但诸如“为什么不是印第安人征服欧洲人?”之类的其他提问,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这是因为他提出的或者是我们习以为常但却从未深入思考过的问题,又或者是引导我们去发现原来历史还可以有另外的解释。而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提问和解释,原因正在于他批判种族主义的主旨、人类学田野实践造就的书写立场和生物学家的丰富知识。其中,前两者促使他从新几内亚或澳大利亚土著的视角思考问题,肯定和尊重他们的智慧和知识;后者则帮助他从生物、环境、科技等角度揭示他们之所以落后的原因。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戴蒙德总梦想着找到一种历史的普遍模式,追求科学地进行历史研究,并对此抱持乐观态度。他认为天文学、气候学、生态学、演化生物学、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方法对历史研究大有裨益,事实上这本书就是对这一观点的最好证明。只不过需要提醒注意的是,决不能把研究方法和学科范式搞混淆了。换句话说,可以借助这些领域的资料和工具,但却要避免以科学家的思维去思考历史学的问题。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我总觉得这本书带着些业余色彩的原因吧,尽管它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无论如何,任何研究都要有发自内心的追求和持之以恒的努力,在这一点上,这位赛大叔非常值得我们钦佩!

 

■ 你的思考,让我想起了科学史这门学科。纵观科学史的学术研究,它所采用的方法,与传统史学研究的方法,几乎没有差别。当然,它们所处理的材料和问题不一样,但其中也不乏从科学问题出发,到解决历史问题的案例。对学界而言,若单为孰正孰误而起争执,终有落入第二义之叹息。

    作为一位科学工作者,戴蒙德大叔的历史情怀,也恰似赛先生的历史研究之梦了。

 

                        20100207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