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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身边的科学”专栏(32)-2009-12-13-第43版

  (提要)今天我们对于自杀,恐怕不能只看做病理、心理问题,更要从生命意识缺失的角度,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症结所在。

为什么要这样了结自己?

尹传红

 

  日本《产经新闻》2009年11月28日报道说,为防止自杀现象蔓延,日本政府的“紧急战略小组”制定了“百日防自杀行动计划”,准备在今后100天里集中力量进行相关的调查和预防工作。文章披露:截至2008年,日本的自杀人数已连续11年超过3万人。由于就业形势恶化,政府担心年末自杀的人数可能增加,因此决定采取紧急对策。
  读到上述报道的当天中午,我在饭桌上听京城某著名高校的一位教师提到,该校差不多每年都有一个学生自杀。两年前,该校一位因宣讲传统文化而走红荧屏的著名学者的女研究生也跳楼自杀,曾引来一片非议。而据那位教师讲,其实京城另一所名校自杀的学生更多,只不过“捂”得比较严实罢了。
  关于自杀,多年来我一直记得有一个谐趣而又不乏悲情的说法:这是对一个暂时性困难的永久性解决。这也是人们基于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而做出的关于自己生命的决定。对研究人类行为的心理学家而言,自杀一直是个难解之谜。如果说,自我保护是人类最强烈的本能之一,那么,促使人们走上自杀这条不归路的动机一定更为强烈。
  进化理论告诉我们,繁殖是进化过程的动力,而生存则是繁殖的必要条件。从进化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当个体实现其自身的内在适合度的能力急剧下降时,自杀行为最有可能发生。能力急剧下降的指标包括预感自己未来的健康状态不好、慢性疾病、丢脸或失败、对成功的异性恋爱关系不抱希望,而且感觉自己成了家庭的负担。
  进化心理学家认为,在上述条件下,个体要想将其基因传播下去,较好的方式莫过于让其亲属有更好的繁殖机会和条件。如果一个人成为其家庭的负担,那么,其亲属的繁殖和他(她)自己的适合度都可能因他(她)的存在而受到损害,假如他(她)死了,该个体的基因或许会有更好的机会被复制。现有的证据表明,人类有可能已经进化了对情境十分敏感的心理机制,用于评估自己未来的繁殖可能性,以及自己为家属带来的净代价。
  一个世纪前,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1858-1917)和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及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对自杀这种行为作出过一些笼统的解释。迪尔凯姆认为,所谓自杀,就是“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其根源在于社会因素,譬如说个体没有融入社会等等。弗洛伊德则认为,自杀是受人的本能所驱使(特别是他所说的“死本能”)。自杀的意念本来就存在于人的精神结构之中,这是指向自己的无意识的敌意、是向自己发泄愤怒。
  后来的一些解释趋向于把自杀和精神抑郁、绝望及感情痛苦联系在一起。但这些理论都无法成功地解释一个有关自杀的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在看似相同的环境中,有些人会自杀,另一些人却不会自杀?
  现在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是,大多数自杀者均有精神障碍,几乎都是由于脑部疾病或心理病理因素造成的。比如抑郁症、焦虑症、精神分裂症、厌食症、边缘性人格障碍、双极性(躁狂-抑郁)失调或者其他心情不适。其中,抑郁症和躁狂抑郁症患者自杀的可能性,比任何其他精神病人或医学上的高危群体都大得多,生活中遇到的难题只是加速了这一事件的发生而已。
  有研究者指出,抑郁症状、心智敏锐和紧张、忧虑不安行为的结合尤为致命。在高度紧张的情绪主导下,一个人走向自毁的内心冲动逐渐增大,并达到摧毁其自我防卫机制的程度,悲剧就发生了。
  针对30项研究的一份综述表明,有平均五分之一的躁狂抑郁症患者自杀身亡。从一个相差无几的视角看,自杀者中至少有三分之二都被发现患有抑郁症或躁狂抑郁症。国外一项大型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没有精神障碍史的人一生中企图自杀的比例为1%,而在那些患有重度躁狂抑郁症的人中,这一比例为24%。
  不止于此。导致自杀的几种危险因素通常是文化因素、个性因素和个体境况因素。一般而言,各种危险因素在一种特定的自杀行为中存在交叉重迭和相互影响的情况。
  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1858-1917)较早从社会学角度揭示,社会因素对自杀这种高度个体化的行为构成了一种根本性的影响,失范便是其中之一(涂尔干把某些令人困扰不安的境遇称为失范,这是一种由现代社会生活所激起的茫然感和绝望感)。他考察了法国官方的自杀记录,发现某些类型的人比其他人更有可能自杀,例如:男性中自杀的人比女性多;新教徒比天主教徒多;富人比穷人多;单身者比已婚者多。在每种情况下,都是更具个体主义色彩的社区有更高的自杀率。
  他还注意到,战争期间自杀率较低,而当经济处于变革或不稳定期时,自杀率较高。基于上述发现,涂尔干得出结论:外在于个体的社会力量影响着自杀率。他认为,个体如果与社会群体充分整合,其欲望和抱负受到社会规范的调控,就不大可能会自杀(比如婚姻可以把个人整合进一种稳定的社会关系中,从而避免自杀)。
  致力于自杀的预防和干预工作的两位美国学者诺曼·法贝罗和埃德温·施奈德曼提出,自杀意图一般会以下述4种主要方式表达:直接的言语(比如“如果你离开我,我就自杀”)、间接的言语(比如“没有爱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生活”)、直接的行为(比如囤积安眠药片)和间接的行为。
  而最后一种方式是有“迹”可寻的:1、放弃珍视的所有物,立遗嘱,或者专注于其他“最后的”安排;2、突然和极端地改变饮食习惯或者睡眠方式;3、伴随着抑郁情绪,回避朋友和家人,或者改变其他重要的行为;4、学业表现或工作表现发生变化;5、性格改变,比如紧张不安、容易上火,或者不顾健康、不修边幅;6、滥用药物或酗酒。
  人们向来都把自杀作为社会现象来分析。法国作家、哲学家阿尔贝·加缪(1913-1960)在其随笔《西西弗斯神话》中提到,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所有其他问题一概都是居于自杀之后的次要问题。西班牙哲学家米格尔·乌纳穆诺(1864-1936)也在其名著《生命的悲剧意识》中讲过,理性主义的生命终结将是自杀。对此,丹麦宗教哲学心理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1813-1855)说得很清楚:“纯粹思维方式的存在的结果就是自杀。……我们不赞扬自杀而只赞扬激情。思想家是一种好奇的动物,在一天当中的某些时刻,他是非常聪明的;但是在其他大部分时间里,他跟平常人又毫无相似之处。”
  今天,我们对于自杀,恐怕不能只看做病理、心理问题,更要从生命意识缺失的角度,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症结所在。早有教育工作者感慨:在这个技术宰制一切的时代中,教育封闭了通向灵魂的大门,对生命的异化和遮蔽使其迷失了方向,越来越远离生命的原点。许多人不懂得生命的宝贵,更不懂得珍惜生命、呵护生命的意义,这使得他们的生命出现一片无知的空白。一个以人为本的时代的来,呼唤教育回归生命的本真。

(此为未删节稿)
  
  题外话
  
  因报纸对专栏文章篇幅有限制,且在下笔头功夫尚不到家,故诌成的文字总有词不达意、言犹未尽之憾。由是,于见报之余再唠叨些许成文背景,或延伸扯几句,曰“题外话”。
  欢迎各位朋友批评指正或提供专栏文章题材线索,我的联系方式是:simov@126.com
  此文在我的博客(华声在线精英博客)中配有相关图片(感谢马晓霖前总裁的关照和支持):http://blog.voc.com.cn/yinchuanhong/
  感谢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江晓原先生与关瑜桢先生、吴慧女士的关照和支持:http://www.shc2000.com/
  感谢好友北风吹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beifengjingchui以及千龙网-千龙教育专给我设了“传红科普”栏目:http://edu.qianlong.com/。
  
  触动我写这篇文章的缘由,竟是饭桌上的闲谈。
  那天中午堪称一次10年聚会——我们再相会的七八个人,于上世纪90年代末曾经组成一个课题组,在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研究所的一位著名学者带领下,讨论制定“国家科普大纲”(好象是这个名目,不很清楚是不是后来问世的《科普法》的一个基础)草案。这次由北京市科委两位热心的当事人张罗,我们得以重聚,其中一位10年未见的女士,聊起了学生的自杀问题。
  我在文章中提到的其女研究生自杀的“著名学者”(一年多以前我因她的一篇文稿收入我担任副主编的一部书中,曾跟她有过电话交流,感觉她是很随和的一个人,没有什么架子),大家很容易猜到是谁。据说那女孩的父亲到学校“闹”过;也有一种说法,即“著名学者”太忙了,没尽心指导好学生,以至后者因跟不上学业而焦虑,导致自杀。
  
  对于这一点,我不能同意,我觉得作为导师的“著名学者”,不该承担这样的指责,毕竟自杀是太个人化的行为了,很难讲是单一因素所促成。有的人看不起自杀的人,认为自杀就是对自己的惩罚,是自己不够勇敢。这一点我也不能同意。还是加缪讲得最到位——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所有其他问题一概都是居于自杀之后的次要问题。
  18年前我刚到《科技日报》工作的时候,有一天办公室进来一位女士,瘦小的身材,戴一幅眼镜,很忧郁的笑容,给人怪怪的感觉。印象中她告诉我,她曾在我目前所在的这个部门工作过,后来调到理论部去了。但她不怎么上班,我极少见到她。又过了几年,偶然听人提起,她自杀了。这是我迄今为止,唯一见过(认识)的后来自杀了的人。她的模样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新年第一天,聊的是一个沉重的话题,真是不合适,打住吧。
  附录是我刚刚出版的一部新著的书影和后记。我花了几近一半的篇幅,回忆了父母双亲当年对我的教育和熏陶,也提到了一些让我感念不已的细节,表达了自己对父母的一种真挚感情。我多次提到的一个感触,也写进了后记里,那段话是:
  近来我常跟朋友们谈到自己的一种矛盾心态:不从“天地太小”的地方出来,事业上恐怕难有大的发展,但念及血浓于水的亲情和乡情,我这个传统观念极重的人,又非常后悔大学毕业后做出了远离父母的选择……。当一个人回首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时,能够触动心灵的记忆,往往不是他有过怎样的生活,而是那时的生活中有过怎样的希望。父母就是带给我希望的人。我为自己拥有这样的父母而感到欣慰、自豪。
  
  很惭愧,我的嘴巴太笨,感恩感激的话总是不太容易说出口,对父母、妹妹是这样,对自己喜欢和欣赏的人同样如此(嘿嘿从前我岳母就在私下里跟她女儿叨咕我“嘴巴不甜”)。刚才,已经是23:00了,我特意给柳州父母家挂了电话,跟父母分别都聊了几句,可我真正要表达的意思,却始终没有从自己的嘴里说出来。
  新的一年又开始了。我心里清楚,有很多事情要忙,有很多困难要克服,有很多挑战要面对,甚至,也不乏……。但是,我从来都不会畏惧和退缩,因为我更清楚自己的“底气”和“实力”,也深明自己的价值和目标所在。就像两年前在自己另一部书(《幻想:探索未知世界的奇妙旅程》)的后记里所表白的那样:“……处得坦然、过得自在、活得开心。所以我要经常告诫自己,别把宝贵的生命和光阴耗费在无趣的追求、无聊的纷争和无谓的牺牲上,要做就做有意义且自己也感兴趣的事情。”
  最后,向关心、鼓励、指点过我的各位师友问好!谢谢你们!
  
   尹传红,2010-1-1,23:52,于北京快斋

(附录)
  
后记
  
  京城大雪纷飞的当口,我坐在窗前,静静地看着那映入眼帘的一切,思绪,却飘到了很远、很远。
  2007年春,我在《幻想:探索未知世界的奇妙旅程》一书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一句题献:“谨以此书献给 引导我走进科学世界并改变了我人生道路的两位著名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叶永烈”。
  现在,我的这本新书,则呈献给自己亲爱的父母双亲,感谢他们将我带来这个世界,教我认识这个世界,任我思索这个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此书正是我认识和思索这个世界所获得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在敲打出上面这些文字的同时,过往许多温馨、愉悦的场景,不禁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令我激情难抑、感念不已。
  时光倒转30年,定格在整个国家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科学的春天”刚刚来到之时。南方小城柳州,某厂一个月薪只有38元的工程师,居然肯花差不多整月的工资,为他的孩子全年订阅《现代化》《少年科学》《我们爱科学》《知识就是力量》等科普和文艺类杂志。曾有一段时间,每天一吃过晚饭,他就拿上一张唱片,领着一双儿女,到有电唱机的邻居家放听学英语。他,就是我的父亲尹远源。
  不止于此。除了每天早上带我打篮球、跑步锻炼,强身健体,父亲还督促、指导我背诗词、习书法、学拉二胡和小提琴。只可惜我在这几个方面(均是父亲颇为拿手的“项目”)都不成器,“朽木不可雕也”。
  
  我深深地感激父亲,不只是因为他对我的倾情付出所蕴涵的爱心与责任心,更由于他的远见和睿智,为我的成长和发展夯实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我的今天,使我能够愉快、自如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包括创作这本文集里的篇章。阿西莫夫曾在回忆他父亲的一篇文章里写到:
  他不让我阅读他出售给别人的那些杂志,因为他觉得它们会扰乱我的思想——然而,他让我阅读科学幻想杂志,因为他尊重“科学”这个词,并且觉得它们将会诱导我成为一名科学家——他是对的。
  他没有钱给我买我想要的东西,而我也知道这一点。不过,当我忍不住想要拥有与“学习”有关的事物时,他都会设法提供……我15岁那年,他设法凑齐资金为我买了一台旧打字机,这正是我当时想要的。如果我当时向他要的是辆脚踏车,恐怕还不如跟他要月亮。我在18岁时写了篇短篇故事,并向杂志投稿。父亲甚至在还不确定稿子是否能被录用时,就已主动筹钱为我买了一部新的打字机。他这种信任的举动,让我难以置信。
  过了很久之后,我开始相当稳健地推出一本又一本的书,每出一本,我也必定要给父亲一本。有一次,他在读了我写的一本比较难懂的科普读物后,终于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显然,他长久以来一直对此感到困惑不解。
  “艾萨克,”他迟疑地说,“你究竟是从哪里学到这些东西的?”
  “从你那儿,爸爸。”我说。
  “我?”他很惊讶,“我对这些内容可一窍不通。”
  “爸爸,”我说道,“你教我重视学习,这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都只是枝微末节。”
  几年前,我曾特意将以上文字打出给父亲看。一切尽在不言中。
  
  然而,我从未跟他提起过,当年在我眼中稍显严厉的父亲,让我难以忘怀的一个温情形象,竟然是在婉拒我要钱买书时的表情。那也是他唯一一次没有满足我旺盛的买书欲望。记得,有一天放学后,在父亲工作单位的篮球场上,我张口向他要5元钱买一本数学习题集。他当时明显迟疑了一下,又以明显不同于平时说话口吻的态度说道:“唔,这个月家里的钱有点紧,过段时间再讲吧。”看起来倒像是他做错了什么事,不太好意思面对似的。
  母亲金蕴珊则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助推我奋进。我还很小的时候,她就给我“灌输”男儿要自强、志当存高远之类的思想。迄今我记忆犹新的是在一天中午,挨着家里厨房的那一道墙坐着,她一边摘菜一边跟我聊天,说了这样一句话:“这里的天地太小。你一定要努力学习,以后到北京上大学去,能到北京工作更好!”2005年,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见本书《文理哲武装起来的战士》一文):
  置身于这样一个特别让人感怀的“旧地”,我不由地回想起20多年前第一次接触到高士其作品时的情形:那天中午母亲下班回家,一边从自行车上把菜取下来,一边对我喊道:“给你买了一本书,高士其写的,《你们知道我是谁》。”
  那年我11岁。《你们知道我是谁》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为高士其新出的一部科学诗和科学小品集,书名就是其中一首科学诗的题目。
  近来我常跟朋友们谈到自己的一种矛盾心态:不从“天地太小”的地方出来,事业上恐怕难有大的发展,但念及血浓于水的亲情和乡情,我这个传统观念极重的人,又非常后悔大学毕业后做出了远离父母的选择……。当一个人回首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时,能够触动心灵的记忆,往往不是他有过怎样的生活,而是那时的生活中有过怎样的希望。父母就是带给我希望的人。我为自己拥有这样的父母而感到欣慰、自豪。

  但我也从不讳言,自己年少时曾经走过一段下坡路,一度让父母非常焦虑、失望——恰恰是在我挚爱的奶奶离去以后留下感情真空之时。我念过3个中学,而且一年之内曾经两次转学。这一切都由母亲张罗操办,颇有“孟母三迁”的意味。
  非常幸运的是,在那些“危险”的岁月里,当我独自在无聊、苦闷和迷茫中徘徊的时候,有缘“结识”了阿西莫夫,我的人生由此便有了一种亮色。我在一篇文章中记录了第一次读到阿西莫夫作品时的感受:
  当天吃过晚饭后,我一口气读完了这本引人入胜的小册子,心里是一种亮堂的感觉。该书第一章“称重游戏”,讲的是原子量概念的形成和测定,却一点也不显得枯燥,贯穿其间的是一条科学的思想方法的主线;第二章“缓慢的燃烧”,则以轻松、调侃的笔调,讲述了氢、氧的发现和燃烧的本质,还评论了几位科学家的品德和人格……这本小书成了我的化学启蒙读物,它向我昭示:科学发现的历程尽管充满艰辛,但也不乏乐趣。喜欢上它,是我真正热爱学习并学会思考的开始。
  尽管“缘”字已经用得太滥太俗,但我还是要试着做个假设:如果那一年(1983年)我母亲没提出让我到桂林姨家过年,如果我的姨父没带回一本载有介绍阿西莫夫文章的杂志(《知识就是力量》),如果不是碰巧于次日由姨带我上街时看到并买下《阿西莫夫论化学》一书,往后我跟阿西莫夫的第一次“照面”很可能就会显得非常平淡,他这个人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就不会打下很深的烙印。
  2003年2月,我回柳州过年时,带了两套《人生舞台——阿西莫夫自传》(跟本书一样,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分别送给我姨、姨父和我父母,我在扉页上分别写道——
  送给尊敬的蕴华姨、正亮姨父:感谢您20年前给我提供机会在桂林结缘于阿西莫夫,改变了我的命运和前途。
  送给尊敬的爸爸妈妈:少年时代结缘于阿西莫夫,既是儿子的幸运,也使您施教省心。

  许多朋友都知道,多少年来,我一直是阿西莫夫的一个诚挚的崇拜者。我写作的方方面面,从阿西莫夫那里借鉴了不少有益的东西;甚至还受他影响,越来越喜欢科学随笔了。创作科学随笔一方面很对我日常的阅读兴趣和胃口(在科学、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都好涉猎),一方面也跟我的工作内容、状态和时间安排相匹配。同时,我也很有兴致从科学、人文的视角去审视和考量一些社会、科学事件,乃至人物与人生。
  特别感谢我的老领导李钢先生给我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并热情为本书作序。他的胸襟和雅量,他的赏识和鼓励,他的点拨和希冀,令我深深的感恩、感激、感佩。他是能让我常常回味“人生有幸遇良师”这句话的“良师”之一。
  我在为《科技日报》“科学随想”所写的“开栏的话”中,表达了这样一些想法:
  作为一名热爱生活、关心科学的新闻工作者,我要求自己在服务于这个专栏之时,能够以科学的眼光和理性的思维,以及宽容和多元的理念,来审视和考量纷纭的现实,前瞻后顾,理智地观察、分析和评判事物。
  我也希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够尽可能地多一些人文的色彩、思想的内涵:既有时新的、前沿的知识点和看点,又有富于思辩及启迪意义的见解和观点。它不奢求面面俱到,但希望有一个独特的视角;它可能给不出答案,但希望有助于思路的拓宽;它未必是绝对正确,但希望能留下思考的空间。
  真正做好不容易。在将近2年的时间里,我坚持每周一篇,写了86篇“科学随想”,直到“经济特刊”因报社机构调整而停刊为止(2007年5月27日登出最后一篇)。今年春,我又应《北京晚报》之邀,开设“身边的科学”专栏(也是每周一篇),踏上了新的征途。
  
  这些以随笔形式写就的专栏文章涉及诸多方面的话题,它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促使我从科学与人文的角度思考了许多问题,并有意识地探索了一种通俗化、趣味性的表达方式。
  首先,作为报纸专栏文章,字数受到限制,既是一个可以理解的规范,又对作者的文字功力提出了挑战。很惭愧,我一直还未能做到游刃有余、挥洒自如,因而常常也留下遗憾。
  在具体操作中我有时候会“投机”一下——只是选取话题的一个角度或侧面展开“随想”;而“科学随想”这个栏题本身,设置的时候便考虑过其归栏文章不是要谈很庄重、很严谨的话题。我设想,写一个领域的话题就等于是进行一个方面的学习,能写(说)得“到位”,乃至具有一定的思想高度,应该成为专栏作者追求的一个目标,甚至标准。
  有一次,我的一位高水平的同事、“朝胜观察”专栏当家人左朝胜来坐,我向他谈起自己的一些困惑,他道:“科学随想”这个栏题甚好,还提醒我不必采取大而全或面面俱到的写法——从某一个侧面“随想”一下也不错。
  其实,在写了10篇专栏文章以后,我原先那种诚惶诚恐的感觉就已经淡多了,而且也不怎么发愁选题了。伤脑筋的是表达方式和思想的提炼。这也是当下 许多科普文章所欠缺或做得不够因而也不太吸引人的方面。
  50多年前,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当今哲学的任务》中写道:哲学思想若想在当今世界发挥作用,就必须让大多数人读得懂,……他们也是共同求知者,是共同思考者和共同作为者。……因此,使用尽可能通晓易懂而又不失其思想深度的方式表达重要的思想,对于使所有的人都能参与思考世界和人生是非常必要的。
  我想,对科学也当作如是观。我很希望可以像美国作家、哲学家安·兰德那样,“能够对看似稀松平常而且枯燥无味的小事进行深刻剖析,并从中得出发人深省的启示。”我也很佩服她“不是以日报记者的眼光看待新闻,而是以历史学家的视角,用跨越世纪的普遍真理来诠释这个世界。”
  
“科学随想”专栏文章刊出以来,陆陆续续获得一些反馈,不乏热情的褒扬和鼓励。尤为令我感动的是在南方工作的一位老科技工作者、我至今还未曾谋面的前辈朋友陶维正先生。2005年秋,他和他的夫人偶然读到《一个人的持久战》以后打来电话,表示肯定和欣赏,随后又数次写来电邮,对“科学随想”专栏的写作定位和方向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维正先生希望我“向‘科学文化评论’方面发展,将来成为这一领域的大学问家”。他还提出,评论家的手笔,应有客观独到的立论、超凡脱俗的视角、透彻精辟的分析、清新优雅的文风。
  我的岳父刘黔骏,在“科学随想”刊出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仔细阅读并专门为我留下了每一期剪报。我常常在创作过程中向他请教谴词用句,或者与他共同探讨更为清晰的表达方式。有一次他对我说道:“科学我不懂,你这篇东西有点意思,我看明白了。”他还曾多次提示我说:“你的这些专栏文章写得不错,应该想办法出个集子。”令我非常痛心的是,就在看到本书二校样两天之后,岳父就突发心脏病撒手离去。真遗憾,我还没来得及听一听他对本书的意见,他也没能见到他的提议真正化成了书。
  我的“良师”卞毓麟先生作为本书多篇文章的第一读者,曾在我的创作过程中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建议,并热情地为本书作序,对此我深表谢忱。我还要感谢叶永烈、刘华杰、范春萍、詹琰、王绯、田松、李新、郭耕等诸位师友为本书提供了指导性意见及部分图片。
  此书得以出版,我特别感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翁经义总编和王世平总编助理的赏识与认可,感谢刘丽曼编辑对文稿做了精细的加工,并且容忍我一拖再拖。最后,向本书各篇文章所关涉的诸位编辑表示感谢,他们是:王月菊、李峥嵘、杨虚杰、嵇立平、陈治光、刘俊、麻晓东、钟华、袁江、苏青、王洪波、田廷彦、陈萌、江道辉。
   2009年11月12日于北京快斋
  
  (《星星还是那颗星星——科学随想》,尹传红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

                          20100207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