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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身边的科学”专栏(17)-2009-7-2-第43版

  (提要)对疾病进行社会学思考有助于我们看到,不恰当的思考方式足以让一个人产生负罪感并且看上去像是某个人的错。

病了何“罪”之有?

尹传红

 

  “你给癫痫改个名!”上周一,京城一家报纸登出一条公告,用了这样一个扎眼的标题。公告称:
  癫痫作为一种神经系统常见病,严重危害着人类的健康。但癫痫往往与精神错乱、智力障碍联系在一起,被看作是一种不光彩的缺陷,患者因患癫痫病受到公众歧视,感到羞耻、自卑。在第三届“6.28国际癫痫关爱日”之际,中国抗癫痫协会决定开展“优时比杯”癫痫新名征集活动,通过全社会的参与为癫痫改名,为今后“癫痫”合法更改名称提供有效的素材支持,消除因疾病命名给患者、家属和群众带来的误解和负面影响,使社会大众对该病有客观、科学、正确的认识,保护广大患者和家属的合法权益……。
  这种形式和内容的公告,我还是头一回见到,也约略记得年少时曾目睹过一次癫痫(俗称“羊癫疯”)患者发作,以及周边人们的反应。“癫痫”(epilepsy)这一名称,英文原文据说来自希腊文的“着魔”或“中邪”,中文里的“癫”大体也隐含着这层意思。
  2500年前,“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有言:此病与现实生活脱节,所以给人“与众不同”的感觉。有记载说,古埃及曾有医生在癫痫病人的头颅上钻孔,“以驱除邪魔”。可见,那时候人们就意识到,癫痫跟大脑局部的问题有关。
  依前述公告的说法,癫痫这一疾病的命名容易造成“误解和负面影响”,以致社会大众对该病缺少“客观、科学、正确的认识”。其实,国外也是这情形。美国著名外科医生舍温·努兰,曾撰文讲述过一个名叫莉亚的癫痫患者的遭遇。这个聪颖、美丽的女子从小到大不断地被人羞辱嘲笑,而且一再地为无知的“善心人士”所害。比如,学校里的修女就跟她说:“得了这种病,真是可怜,以后还会变成弱智。”
  受到这种“暗示”,莉亚一度真的感觉到自己变得迟钝呆滞了。多年以后做了手术并且完全康复之时,她回首当年的“黑暗岁月”仍用了这样的措辞:“我不仅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更自惭形秽,认为自己很病态,无法见人。”
  放眼我们的现实生活,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了。引人注目的是,伴随着人们对某种疾病患者的误解、规避乃至歧视,往往还有患者自身或患者家属的难堪与负罪感。例如,有的人在受到抑郁症侵袭时,会感到内心空虚、生活毫无意义,并产生恐惧感和负罪感。而负罪感常常可能跟很久以前发生的、现在看来微不足道的事情有关。国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位年近七旬的妇女,突然作了严厉的自我谴责,说她年轻时曾经吻了一个牧师一下。
  类似地,孤独症患者的家长常有一种自责心理,普遍倾向于认为孩子之所以不正常,一定是由环境因素引发的。长期以来,精神病医生大多也将孤独症病因归结为“冰箱母亲”的冰冷感情。虽然这完全是个误解(目前大体上可以认定孤独症的很大成因,来自于一种由基因导致的大脑发育异常),但却恰恰能够迎合孤独症患者父母的自责心理。
  还有一种长期以来一直为传统观念所唾弃、当事人通常也羞于启齿,并且总是伴随着焦虑、羞耻与负罪感的“病例”,就是“自慰”(手淫)。现代医学认为,这种人类社会十分普遍的“习俗”的危害性,实际上明显地被夸大了,而且常常还被附加道德评判,让“实践者”蒙受羞辱。英国著名心理学家、性问题方面的前卫人物哈夫洛克·蔼理士在1901年出版的《性心理研究》一书中,并没有把自慰视为恶习,只是将这种行为归入“不可避免”的现象之一。“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承认这些现象的不可避免,是我们文明生活长期束缚的结果。”
  而且,它不单是文明生活的结果,从人体组织的层面而言,还是性冲动本身的结果。“只要我们以宽容的眼光看待我们的自我色情,它就不会以某种堕落的形式,而是以每种动物生命力形成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副产品面貌出现。”
  近20年来最骇人、最致命也最犯忌讳的病,当属艾滋病。在导致艾滋病的元凶——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真正被发现之前,人们曾有许多猜测。一位分析者把艾滋病称作潜伏型心理病态,认为艾滋病患者在童年时代曾经遭遇过心理上的重大挫折;也有人担心:艾滋病可能不是简单的传染病,也不是代表一种不寻常的生活方式,而是表达了遗传上的基因缺陷。
  由于人们无法抛开可能干扰专业判断的个人情感,伦理学著作常常也会探讨治疗对象的有罪与无辜这样的问题。比如,假使一位艾滋病患者因输血感染而得病,那么,相对于性行为或嗜用毒品而致病者,医生或护士对前者的治疗会有所不同吗?应不应当允许这种不同的治疗或提供治疗的不同态度?
  长期从事文艺批评和小说创作的美国著名学者苏珊·桑塔格,从个人体验出发,对于把疾病妖魔化的做法和思考方式,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批判。1977年,桑塔格患上了癌症,在作为门诊病人穿梭于美国和法国数家医院接受化疗期间,她发现她的那些病友看待癌症时都一致表露出“一种非理性的厌恶感”,视之为“对自我的一种贬损”,并引以为耻。
  她后来写道:只要某种特别的疾病被当作邪恶的、不可克服的坏事而不是仅仅被当作疾病来对待,那大多数癌症患者一旦获悉自己所患之病,就会感到在道德上低人一头。更别提加诸于癌症之上的,还有一些类似的有关责任和人格构成的不实之词了:癌症被认为是这么一种疾病,容易患上此病的人是那些心理容易受挫的人、不能发泄自己的人,以及遭受压抑的人,特别是那些压抑自己的肝火或者性欲的人。在桑塔格看来,把疾病妖魔化(加诸疾病之上的那些象征意义,或者说附着在疾病之上的隐喻),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的转变,即把错误归咎于患者,而不管患者本人是否被认为是疾病的牺牲品。一句话,病了何“罪”之有?牺牲品意味着无知。而无知,以支配一切人际关系词汇的那种无情逻辑来看,意味着犯罪。正是发现了癌症患者所蒙受的污名,她才动笔写下了两部著名的“小书”《作为隐喻的疾病》和《艾滋病及其隐喻》(中译本合为《疾病的隐喻》)。
  对疾病进行社会学思考有助于我们看到,不恰当的思考方式足以让一个人产生负罪感并且看上去像是某个人的错。眼下,甲型流感仍在到处流窜。我想,人们一般都能理解,染上“甲流”不是自个的错,不必有心理负担,被隔离了也不“冤”。但明知已经染病上身,却依然没事儿似的穿梭于公共场所,四下活动,那就有失厚道、太不像话了。
  
                   (此为未删节稿)
  
  
  题外话
  
  因报纸对专栏文章篇幅有限制,且在下笔头功夫尚不到家,故诌成的文字总有词不达意、言犹未尽之憾。由是,于见报之余再唠叨些许成文背景,或延伸扯几句,曰“题外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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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文在我的博客(华声在线精英博客)中配有相关图片(感谢马晓霖前总裁的关照和支持):http://blog.voc.com.cn/yinchuan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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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这篇专栏文章比较顺手,原因之一是自己实在有些深刻的感受。我想,人类社会常常有许多难以承受和面对的难堪,对疾病的态度和看法即是其中之一。
  整整30年前的春天,我挚爱的奶奶离开了人世。那一年,我11岁。此前我被告知,奶奶得的是食道癌。
  老人家从确诊到治疗,再到病重、去世,大约一年时间里,我几乎天天都伴随身旁。可是,在奶奶撒手人寰数年后我方获悉,她得的实际上是宫颈癌。至今我也没有去询问大人们,他们究竟是出于怎样的心态和考虑跟我说了假话?
  
  5年前,2004年5月16日,我应首都图书馆之邀,做了一场题为《他为写作而活——科普巨匠和科幻小说大师阿西莫夫传奇》的演讲。演讲前我刚刚得知,阿西莫夫的遗孀珍尼特向英国一家报纸透露,阿西莫夫在1992年实际上是因输血感染了艾滋病毒而死。
  我决定在演讲时提及此事,但陪同我去的女友认为不好,她的理由(在我看来)很奇怪:这会影响听众对阿西莫夫的感觉和印象。我天真地反问道:怎么会呢?他毕竟是因输血而感染了艾滋病毒!
  我坚持按自己的想法做了。有篇文章介绍了阿西莫夫染病的详细情况:
  
  阿西莫夫性格开朗,虽然缺乏运动,身体还算健壮结实。在1983年,阿西莫夫需要进行一次心脏绕道手术,以解决他心脏动脉阻塞的问题。这在美国是最常见的手术之一,想必因为阿西莫夫缺乏锻炼,导致心脏功能下降吧。
  然而万万想不到,就是这一次不起眼的手术,最终竟夺走了科学巨匠的性命。在手术中,阿西莫夫因输血而感染了艾滋病毒。
  在得知自己病情后,阿西莫夫曾向想公众宣布这一事实。但艾滋病在当时,乃是让人谈虎色变的恶魔。艾滋病患者乃至其身边的亲戚朋友,在社会上都会遇上很多麻烦。为此,阿西莫夫的医生警告他,如果公开此事,不但会伤害他自己,更会伤害他的家人。阿西莫夫被说服保持沉默。
  沉默可以暂时消除公众的议论,却无法阻止死神的脚步。1992年,艾滋病并发症引起的心脏和肾脏衰竭,夺去了阿西莫夫的生命。
  当时,社会舆论对艾滋病的拷问更加激烈。在医生的劝告下,阿西莫夫的家人再次隐瞒了这个消息。直到10年后,那位医生也去世了,阿西莫夫的遗孀才向公众披露此事。
  
  我在本篇专栏中,还斗胆提到了一种长期以来一直为人们所忌讳的“病例”——“自慰”(手淫)。动笔写这段之前,我在想:经过几道编辑之手,见报时会不会就没了?待报纸出来一看,前面主要段落留住了(应是篇幅所限,删去了后面展开的部分)。这说明,编辑也并不以为这有什么不合适。道学家该不会指斥笔者是在鼓励什么吧?
  再想想,连同性恋这个长期以来一直为许多人所不齿、不屑乃至规避和排斥的“异类”,如今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活动”空间,如此私秘、广泛也并不妨碍他人的“自我色情”,怎么就那么龌龊、不能宽容呢?
  当然,有些同样犯忌讳的事情延展开来说,就不那么合适了。然而,它又是一个不能不正视的客观存在。两个月前,我到了珠海,站在跟澳门一海之隔的地方跟人闲聊,就有人谈到:对面有钱人多,此地便云集了许多“二奶”,消费也水涨船高;而且,与“鸡”多相应的是,近些年里连强奸案都大大下降,可以说罕见。可有谁敢就此赞赏或推广什么吗?
  
  哲学家周国平2004年写了一部很受关注的书《我的心灵自传——岁月与性情》。书一出就吃了官司,因为书中评价了他的一位北大同学在“反右”中的表现,而当事人并不认帐。
  我对周的这本书有好评,对周也另眼相看,主要是他有勇气写出了自己年轻时的尴尬事,即“新婚之夜”面对一个女人“美丽的裸体”时的失败——“事情在真正开始之前就结束了”。据书中所言,当时他感到很恐惧,断定这是由于自己“长期自慰造成的恶果”。这以后才慢慢地复原,“有了满意的收获”。
  就这些内容,我认定周这位严谨的哲学家可以信赖,虽然也有人批评他矫情(针对他写的《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忘了是跟谁谈过前述周事,朋友跟我的看法一致。我还提到,“身边的科学”专栏第3篇《羞答答的性教育》登出不久,博文就有了5000多的点击数,说明大家对于此类平日里人们都羞于启齿、大犯忌讳的话题,其实都是有感触有想法的。不妨重录阿西莫夫在其自传中的一段话,结束此“题外话”:
  
(对于性)我也不是从什么正常渠道了解的,而是从其他男孩所说的歪曲、片面的知识中了解的。这是我们这个社会里的年轻人的普遍遭遇。这个社会过于一本正经,太虚伪,不可能让性教育像其他知识一样传授……我们现在花很多力气去教孩子们踢足球,却一点不教给他们性知识,难道不奇怪吗?

(2009-7-2)

  
  
                                          20090713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