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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身边的科学”专栏(11)-2009-5-14-第43版

(提要)“浅阅读”“浅思考”已然成了一种社会的普遍现象,并造就了一批电视呆子和电脑呆子。

懒得读书

尹传红

 

  前不久,适逢“世界读书日”,我这个书呆子临时被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抓差,客串主持了一个名为“春晖作伴好读书——著名学者与青少年朋友谈读书”的活动。在开场“热身”与主讲嘉宾对话时,我给三位学者抛出了一个问题:在今天这个传播媒介大显神通、求知途径多种多样的时代,为什么还要强调读书?我们应该带着怎样的心态去读书?
  三位学者的回答各具特色,但都贯穿着这样一层意思:读书既是一种优雅的、解放心灵的人生姿态,也是一种重要的学习和生活方式;应该把读书当作是一件自由、快乐的事情,按照自己的兴趣,主动、积极地去读书。
  然而,大家又都感受得到,抱着功利与实用目的去读书——学生为通过考试而读书,成人为应付工作而读书——越来越成“气候”,已经使得读书的愉悦感大打折扣。我提到活动开始前无意中瞥见的一位听众留言:“读书是一件大事,可以让我们怀有的梦想得以实现,可以提高我们的语文成绩”,大家都乐了。在随后进行的现场互动环节,第一个站起来的中学生道:“我对读书就是提不起什么兴趣,请问应该怎么办?”会场上又发出了一阵阵笑声。
  此情此景,让我不禁联想到一句调侃的话:现今已是一个懒得读书的年代。虽然,像我这样的书呆子不管咋样多少也会残存一些,但据说已出现了为数不少的电视呆子、电脑呆子,而且年龄多半要比我小得多,就觉得此言不虚。
  不过,也有人说:对于 “不读书”或“读书少”大可不必苛责。其实,置身电子信息网络时代,“网读”也是读,只是读的方式不同而已;看电视和浏览报刊,同样也能增长见识、启人心智。这是时代的进步使然,也同样是传承文明。对此妄加批评,倒真有点儿温故却不知新的狭隘嫌疑了。
  这种颇有代表性的观点我不是太认同,尽管它的确也有些道理。问题的实质在于,媒介的形式和性质,往往决定了它所给予人的思考空间,并造就了思考程度的深浅。而执迷于消遣与放松、颇具快餐文化特色的所谓“浅阅读”或“浅思考”,已然成了一种社会的普遍现象。
  以电视为例:美国媒介理论家尼尔·波斯曼早在1978年就提出警告说,看电视的习惯会损害我们的理性话语能力和阅读能力。他设想有两个世界通过竞争来争夺并控制学生的头脑,一方是印刷词语的世界,其重点是逻辑、序列、历史和客观性等;另一方是电视的世界,它倚重的是图像、叙事、现实性、同步性、贴近性,以及即刻的满足和迅速的情感回应。
  由于学龄儿童已经习惯了电视的偏向,而上学以后他们遭遇的却是印刷词语的世界,所以,一种“心理战”随之发生,并且造成了惨重的“伤亡”:不能或不愿学习读书写字的儿童,在简单的段落里都不会以逻辑结构组织思想的儿童,不能静下心来听老师讲解的儿童,就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
  事实上,在美国早有人发现,孩子们的学习能力一年不如一年,注意力也不能集中,而且问题大多发生在“电视带大的孩子”身上。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我想,其原因也许是:电视往往会塞给孩子们太多互不相关的零星信息,从而消解了他们思索的欲望。不言而喻,如果某些人觉得读书是件难事,他们就会转而求诸那种可以让他们轻松接受,并能激发其特定情感的传播方式(比如电视)。不知不觉中,他们也就成了被动的接受者。
  然而,读书是不能替代的。虽说印刷文字提供的只是最为浓缩的信息,但对“实体书”的阅读乃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一种共同努力,有着无比丰富的想象空间。这是任何其他交流形式都不能与之相比的。对此美国科普巨匠阿西莫夫有个妙喻:“读书要求你参与其中。无论作为观众的乐趣再大,也比不上你自己参加演出所获得的享受。”

   (此为未删节稿,原题是《懒得读书的时代?》)
  

题外话

  因报纸对专栏文章篇幅有限制,且在下笔头功夫尚不到家,故诌成的文字总有词不达意、言犹未尽之憾。由是,于见报之余再唠叨些许成文背景,或延伸扯几句,曰“题外话”。
  欢迎各位朋友批评指正或提供专栏文章题材线索,我的联系方式是:asimov@126.com
  此文在我的博客(华声在线精英博客)中配有相关图片(感谢马晓霖前总裁的关照和支持):http://blog.voc.com.cn/yinchuan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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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4月22日,靠中午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你可真难找啊!有件事我觉得请你来做很合适,你一定得帮忙。”
  电话那边说话很急切的人,是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科学传播中心的陈主任;此时,我正为一部即刻就要呈交的新书提纲大伤脑筋,愁得不行,便说道:“什么事呀?不是马上要办的吧?”
  “不是马上要办,但今天必须确定下来。我想请你做我们图书馆举办的一个读书活动的主持人。”
  “啊呀,你找错人了吧?我怎么干得了这活计?”
  “我觉得你准行!我看过你写的很多文章,主持我们的活动没问题。”
  “同志,”我禁不住笑了,“诌酸腐文章和耍嘴皮子可是两回事哦。”
  “你就别谦虚了,答应我吧,这个时候也不好再换人了……”
  “能不能傍晚下班的时候再答复你?”我又使出了惯用的拖延战术。
  “别呀,”她以不容商量的语气说道,“就这么定了!拜托拜托,我先传点资料给你,过两天咱们再联系。”
  
  我就这样硬着头皮上了阵。
  结果出乎我的意料。
  现在要说的是,其实我并没有做什么准备——不是不认真不当回事,而是真的不知道做些什么准备。事实上,基本上是临场发挥:在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里,我事前简单写下的提纲和串词,根本就没掏出来看一眼。
  不过,刚开始还真是有点儿紧张,说话磕巴了几句,但正如陈主任先前给我打气时说的那样:你会很快进入状态,并且会有一种参与的兴奋感。
  当然,我的读书生活与社会交往背景也帮了我很大的忙,使得我在侃谈和提问过程中,比较放松、自如,几乎完全抛开了原先的“设计”,临时激发出好些“有味道”的话题;加上时不时插科打诨几句,以及嘉宾们极好的发挥(三位嘉宾非常棒),现场效果居然很不错,时间还延长了。
  散场的时候,陈主任乐呵呵地对我说:“挺好挺好,看得出来你还是很有底蕴的。”我毫不谦虚地领受了这份抬举,露出了世俗的得意的浅薄的微笑。
  
  瞎扯完上面这些,该谈谈读书了。
  我在下笔写此篇专栏文章之前,就题材、内容专门请示了“美编”。她一如既往地表现出对我的信任和豪爽:“写吧写吧,就按你的想法写。”
  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也担心读书这个话题太“文化”,恐怕很难跟“身边的科学”沾边。
  好在以前认真读过尼尔·波斯曼的两部重要作品《娱乐至死》和《技术垄断》,对于他所探讨的电视对于阅读能力和思考深度的“伤害”问题,比较熟悉,也很有些感触。我的“导师”阿西莫夫也写过一篇非常精彩的短文《书籍,不朽的媒介》。这就让我有了一个话题发挥的基点。
  但是,真正写下来,却颇费脑筋,总觉得不深不浅;而且,我也不想一味地抨击电视和网络,尽情地为“实体书”唱赞歌。因为我心里很清楚,时代、社会和人的变化很快,对于行为、事物优劣的评判不可轻言妄断。举些最简单的例子:30多年前我曾亲眼看见身穿喇叭裤的小青年,被当作流氓捆绑起来,剪了裤子游街;还有投机倒把、同性恋之类,前后几十年的“待遇”不也是天壤之别吗?
  
  文章初稿写出时,正巧卞毓麟先生来访,遂请他帮忙顺了一下观点和文字。随后,就几个观点和措辞在电话里请教了刘华杰博士。稍后,由于“五一”专栏占版和临时加塞关于病毒的那篇专栏文章,成全我有机会再次对文章进行修改。弄书的时候见到出版社的岑红女士,还请她读了一遍,修改了个别措辞。非常感谢!
  借此机会,简单引述一下文章里没写进去,但我觉得很有启发意义的一个观点。美国哲学教育家莫提默·J.艾德勒把那种较费劲、也更有收获的一类阅读,称作是“为启蒙的阅读”,以便与为了获得资讯的阅读相区别。他说,学习不总是乐在其中的,有时候也是苦差事。当学习过程本身多少有些艰苦时,结果却有丰富的收获。为启蒙阅读,不是我们在学校的受教内容,学校至少也没有好好地教。在这样一种阅读中,我们不是为了获得对更多数据的认知,而是为了理解观念,增加我们的理解力。
  艾德勒认为,对成人来说最重要的学习,主要在于获得见识,增加或加深一个人的理解力。这是可以通过阅读做到的。如果一本书总是在你脑海里“挥之不去”,那么,你对它的理解就能越来越多。
  他也专门谈到了对电视的看法:电视作为社会或政治沟通手段的突出效能,使我们似乎有理由推论,电视在教育方面也具有惊人的潜能。电视上教育方面的言论更多地是在进行资讯阅读而不是启蒙层面的阅读。电视节目,总给人一种“软绵绵的诱惑”的感觉。
  我考虑,以后还会专门写一篇探讨电视与我们生活的文字。
  
  我在本篇文章中自称“书呆子”,现实生活中的确如此。说“嗜书如命”或许有些夸张,但成天书不离手(就像某些人烟不离口)倒是事实。有时想过:对书(“实体书”)的这种嗜好,会不会对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产生影响?以致迂腐过分、可笑至极也全无意识?往好的方面说,有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一说;往坏的或不那么值得夸耀的方面说呢?
  一年前(2008-6-2),一位网友(应该是我的熟人)在我访潘家铮院士的长篇文章后留言道:“尹博今后更有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了吧?书海遨游,是你常做的事情。在你的大作里没有什么书呆子气,在生活中就不见得了。”。
  我认同这是一种善意的褒贬。真的,在工作和生活中,我冒傻气的机会要比冒“才气”的机会多得多。至少有两位同事曾经对我说过:“你书读得太多了……”。其潜台词是:你把某些人看(想)得太好了;太理想主义了;或者,是以自己良好的心愿、心态去猜度别人,可事实并不是这样。
  我想,只要无碍大局,并且有一个基本的防范,我还是愿意做一个傻傻的、充实的、快乐的书呆子。
  昨天上午,接到“关于出席第四届北京市优秀科普作品奖颁奖仪式的通知”(5月17日上午在日坛公园举行的科技周开幕式上颁发),方获知跟我相关的作品,有两个分别获得了杂志类和图书类的金奖(一等奖)。这都不是我的职务行为,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我的读书行为和业余事业的延伸。
  有书读,有书写,有书编,有书能够获奖,还有跟读书相关的节目可以客串去主持,对读书人来说自然是件很快乐的事。我甚至给儿子都取了一个带书的名字(尹中书),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值得多计较、多抱怨的了。
  各位周末愉快!
   09-5-16
  


附录:中国科学院网站的报道
http://www.cas.ac.cn/10000/10001/10005/2009/134266.htm

国家科学图书馆举办世界读书日活动
春晖作伴好读书——大家学者教你如何精彩“悦”读
国家科学图书馆

暮春时节,又迎来了世界读书日。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于4月25日在京举办了题为“春晖作伴好读书”的科学对话活动。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前所长胡亚东、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顾青、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王余光来到该馆,与来自首都各中学的200多名青少年朋友一起畅叙读书、治学、人生的激情、感受、理念和经验。
  三位先生一位是老科学家,一位是著名的出版专家,一位是历史学教授,他们与读书相伴的经历均可谓资深,对读书充满着深厚的感情,在交流之中也是妙语连珠,特点各不相同。
  
  83岁高龄的胡亚东先生告诉大家:读书是能够陪伴人走完一生的事情!做学问,最重要的根基是文化,而从书中读出来的,其实是文化。老人家爱书、惜书的精神也令在场听众为之感动。他带来一本自己珍藏了将近70年的好书——鲁迅先生的《门外文坛》。
  他说,我从小学的开始喜欢上读书,初中一年级就开始买书藏书了。这本《门外文坛》的纸张已经很脆了,一碰就要坏,可我仍然象宝贝一样珍藏着。因为喜欢藏,我就刻了一方藏书章,买一本书就把章盖在上面,这个藏书章是1938年刻的,四个字——亚东藏书。我把这个图章印在这本《门外文坛》上,还怕把书蹭脏了,我就用一张小纸条把这个图章给盖上,小纸条儿上还写着:第三号(藏书编号)、4毛钱(当时的售价)。
  
  顾青先生的人生经历与读书可谓有不解之缘,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在‘北大’读书,在‘中华’出书”。在北大,四年的读书生活对他来说,是奠定了一生的基础,这包括个性、道德和学术方面的基础。中华书局是一个拥有近百年历史的老出版社,他在那里出了20多年的书,为此,他感到特别的自豪。
  他还表示,读书人的趣味各不相同,对于我来说,任何地方、任何场合、任何时段都可以读书,古人提出的“三上”就很值得学习:第一是 “马上”,在交通工具上的时间不能浪费,我去日本访问时,看到车厢里到处都有人拿着书;“枕上”也很重要,睡觉前读一些书也很有乐趣。第三是“厕上”,上厕所的时间也可以利用起来读书,很多很著名的学者、大师都有这个习惯。按照我的观念,不论春夏秋冬,乃至坐地铁,挤公共汽车,任何地方都可以读书,因为书是好东西,读书能够使人得到很多快乐。
  
  王余光先生表示,我作为大学教师,读书是很自然的事情,不仅如此,我还鼓吹读书,因为我的专业与读书非常接近。读书要有选择,要选择那些思想好,文字好的书来读。读书要有兴趣,要有感情。对待读书,一定要有感情,没有感情的读书没什么太大意义,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感情,人是感情动物,做任何事情就要把自己的感情融入进去,这个动力才是最大的。我记得有一次,看到记者采访丁肇中,丁肇中说,我就是因为兴趣的动力才能取得诺贝尔奖的。兴趣和情感是读书最重要的方面。读书关键问题是获取知识和文化。文明和文化无论对一个国家或一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在活动中,三位先生还与青少年朋友们进行了互动交流。同学们在现场踊跃地提出了许许多多自己所关心的读书问题。三位先生也都饶有兴趣地给予了回答。
  
  对于同学们所提出的“读书是否分性别、分年龄”时,有着几十年出版经验顾青先生告诉他,书不光有性别,还有年龄、味道和各种各样的性格。我们出版社把它叫作“细分读者市场”,比如说有适合小女生的,有适合中年妇女的,有适合作母亲的,我们经常分析这些读者群,所以我觉得对书的选择特别重要,应有选择地读一些对自己真正有用的书,在完成学业的同时,还要多读一些经典,因为经典是多年沉积下来的东西。
  一位同学希望专家推荐古文类的入门书籍,胡亚东先生向他推荐了《文史知识》和《古典文学》两本杂志。
  
  对于电子读物和网络阅读的看法,胡亚东先生说他是坚决的纸书支持者,但是,他也非常欣赏现在年轻人阅读电子读物或者上网读书。王余光先生则表示,他读纸书是一种文化享受,读电子书则是一种“目的”,因为电子阅读不像看书,而是像在找东西。顾青先生认为,读书也好,听人讲课也好,读课本也好,电子阅读也好,都是人类获取信息的方式,他所崇尚的观念叫“自由”。
  国家科学图书馆副馆长陈丹出席活动并致辞,《科技日报》主任编辑、科学传播学者尹传红主持了对话互动。活动结束后,与会的青少年读者们还参观了在国家科学图书馆展览大厅里展出的《中国最美的书》和《新中国文学60年一瞥》专题展览。听众代表在交流活动中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国家科学图书馆的服务创新形式,以及该馆在拓展信息传播空间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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