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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8年3月27日《科学时报》
南来北往(3)


中西医之争与身体政治

□章梅芳  ■吴 慧  

 

  □ 你在上次对谈的末尾留了个引子,说是从“西医遇上中医”的角度出发,或许会对中西医争论问题产生别样的分析。这是个十分有趣的角度,因为在参与讨论的人当中鲜有采取逆向思维的,所以我们不妨从这个逆向的角度再谈谈中西医问题。
  回想甲午海战之前,西医进入中国是步步为营、小心翼翼的。它也曾遭遇强大的中医传统与民间医疗文化的排斥,但这种排斥不同于19世纪末之后的情形,它更类似于两种文化碰撞时产生的条件反射,中西医在国人心中的位置显然是前者更为重要。但是,西医究竟是如何走过这段历程,采取怎样的策略,最终成功地获得了优越地位,并使得中国人开始怀疑中医存在的合理性的呢?或许,深入到历史深处,我们能寻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窥探西医进入中国的策略之一二,以期逐渐消除西医优越论的迷思呢。

  ■ 在我想来,近代西方医学的入传,就像历史上曾经的西方医术所经历的过程一样,传来有效就用,只不过会遇到一些新的障碍。比如打针,从清人的笔记中看,时人对西医针筒的理解就如同中医的金针一样。《浪迹丛谈》里面有一则记载讲到了当时的天主教堂中有教友生病时,不用寻常的治疗手法,一定是其教中人来施以针灸,作者特为记了一笔“妇女亦裸体受治”。由此来看,所谓的针灸,指的就是西医的注射治疗。在屁股上扎针,一定会在礼教风化面前遇到阻碍,这可能就是西医行于中国所碰到难题。但此外大多表现出的是中医和西方医术共同相处的局面。
  但从你所说的来看,近代西医入传,其间经历了不少坎坷,这倒是我没有关注过的。

  □ 你说的那段记载我没看过,不过我想其中提及的“针灸”应是用中国人熟悉的医学词汇来表达西医的这一临床治疗方法,西医的注射治疗和中医的针灸显然不是一回事。
  西医入传,坎坷肯定是有的。你提到教堂,使我想到近代传教医学的种种故事,这其中涉及的清末教案便可为一例。当时,社会谣言四起,包括采生折割、诬传教士刨挖坟茔、教堂紧闭疑云等,都或多或少与传教医学的陌生治疗方式有关。其中,关于“采生折割”的谣言最为盛行,它的原意大约是指“捕杀生人,折割其肢体,取五官脏腑等用以合药敛财或祭拜鬼魂的罪恶行为”。可想而知,这么个单是听起来就让人毛骨悚然、恶心翻胃的词,一旦与传教医学的教堂治疗空间和西医的解剖治疗方式联系在一起,会产生怎样的社会效应?在这种形势下,还能有多少人放心地将自己的亲人送进那紧闭的教堂,接受基督教的身体治疗呢? 
  《再造“病人”》一书曾对这段历史做过专门研究,认为“采生折割”谣言的传布是中国士绅、官府及民众有意无意合谋的结果。我很同意这一观点,但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一谣言背后的“话语”建构机制及其与中医传统的潜在关系。毕竟,这直接关乎身体的健康与完整,涉及身体治疗的环境与方式,更触及到对身体的传统定义与伦理规训。

  ■紫河车、指甲、人中黄等等都是清人司空见惯的取自于人体的中药材料,将生物体合药或者作为献祭的牺牲也是清人生活中的内容,以这样熟稔的内容来解释解剖学或者说西医的手术治疗,对于受体,一定是恐怖之极的。士绅、官府及民众有意无意的合谋,也许主要的原因是出于恐惧,对陌生人的恐惧,对陌生文化的恐惧,以及出于恐惧的想像。
  “采生折割”倒让我想到了奠定人体解剖学基础的维萨留斯,当初是偷偷从绞刑架下搞来解剖用的尸体,制作人体标本。19世纪的时候,还有通过谋杀获得新鲜的尸体出卖给解剖学家的案件,这似乎才比较接近“采生折割”。从中世纪基督教认为解剖人体是对上帝的亵渎到19世纪定立解剖学法规的过程,足以说明人体解剖学的产生本身是冲击伦理教化、回环曲折的。至于西医,比如教堂手术如何才能克服文化传播带给它的附加内容,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反观历史上曾经入传的那些西方医术,比如印度的金针拔障、揩齿、咒禁,汉文化对它们的感情色彩大多是正面的,唐代还在太医署里面设立了咒禁科,不过它们并没有占据医疗的主导地位,这是与近代西医传有区别的。当然今天我们仍旧可以选择看中医或者西医,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看西医时,我们通常以医院的好坏为最先选择,选择中医时,则指名道姓地找某位医生。

  □ 你说现代人看西医往往以医院的好坏作为选择标准,我觉得这恰恰说明了现代人对西医治疗空间的熟悉和接受。在古代,中国人往往习惯于在家庭空间内接受医生看病开方,并且有亲人始终陪护左右。教会医学要消除中国人“采生折割”的恐惧想象,必须采取一定的策略,这其中就包括治疗行为的公开化,以缓释中国人对陌生空间的恐惧。话说回来,这些是西医试图进入中国传统医疗文化的具体策略;宏观一点来看,西方教会医学对自己的定位在于给中国人“治病”,治疗“身体”上的病和“灵魂”上的病。如果说,中国民众利用“采生折割”这一特殊“话语”的建构和传播是对传统中国身体观念的捍卫;教会医学“治病”话语则隐含了对中国人身体和灵魂处于“疾病”状态的建构和塑造。你知道,再晚一些时候,“东亚病夫”的说法便公开在各种话语空间中频频出现,它同样是西医和西方文化采取的一种隐喻策略,暗示着中国人的疾病和软弱。这个时候,身体就是政治。霍元甲民族英雄的身份,恰恰源自于他用身体和武术证明了中国人是强大而不可欺辱的。这种“强大而不可欺辱”既是指身体,更是指整个民族。
  然而,如同我在上一次对谈中提到的,20世纪初西方先进的军事武器与科学技术所展示的高度优越性,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军事与政治失败,导致了民族心理的巨大变化。民族救亡而不再是自信的心态占据了思想界的主流,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决心引入德赛二位先生。而被认为是以赛先生为靠山的西医,此时已不用再如早期那般费心费力地去采取种种麻烦的策略了。就连鲁迅先生都说过:“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身体”、“疾病”、“医学”和“政治”、“民族”、“国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话语空间下,就这么关联在了一起,西医进入中国医疗文化的道路也逐渐宽阔了起来。

  ■ 由此看来所隐含的问题是,突如其来的西医治疗方法怎样才能被另一种医疗体系接受,两种医学根基不同并且后面的那种医学理论早已深入人心。在这些案例中反映出来的是,对加在医学之上的文化附加值的态度,往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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