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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8年2月28日《科学时报》
南来北往(2)


当中医遇上西医


□章梅芳 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

吴 慧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

 

  □ “当中医遇上西医”借用自一本书的名字。这本书谈及的内容,与沸沸扬扬的中医存废大讨论有着莫大的关联。中医存废,当然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它不仅涉及到传统文化与知识的留存和发扬光大,更关乎现实中成千上万人的生存饭碗。为此,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围绕中医与西医的争论,就既是个学术问题,更是个大众话题与政治问题;更为此,争论之中常常夹杂着诸多非学术因素,双方言辞激烈,甚至互相谩骂。然而,究竟是什么使得中医存废成为这样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当中医遇上西医”,如何就注定中医会如履薄冰,要反躬自省呢?

  ■ 这里中西医的相遇,特指的是基于五行经络学说的中医学说同基于人体解剖学的西方近代医学的相遇。中西医之争,由来已久,发生在中国境内的可以上溯到清末民初的20世纪20年代,在近代思潮的影响下,政治、文化、艺术、科学各领域都做出了相应回应。医学上,比如留日学医的余岩在《灵素商兑》中即对中医展开全面攻击,他确信阴阳五行和脏腑经络学说作为中医学的基础是虚妄的。1926年,在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议的提案中,他即力促政府废止中医。余的欧化思想是激进的,除他之外,还有力主汇通、参合以及并存中西的思潮。这些思潮,自觉或不自觉地承认了西医之长和中医之短。从“改良中医”的口号以及30年代医学界呼喊出的“中国医学科学化”,可以知道中医的“不科学化”和“不现代化”即是当时危机的由来。

  □ 你说得对。其实,在余岩之前,西医早已进入中国,但那时西医并未引起中医界的恐慌。正如《当中医遇上西医》一书所言,中医真正面临危机应是1894年甲午海战之后。其时,中国被日本击败,知识界大为震动,迫切希望挽救民族于危难之中。而这恐怕正是引发中医危机意识的深层根源——民族危机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先进的军事武器与科学技术所展示的高度优越性,进一步促发了知识界对自身传统文化与知识的反思和批判,继而甚至在一部分人中产生了一切以西方近代科学为标尺来衡量中国古代科学的做法。而这也正是时至今日仍然出现“废止中医”思潮之重要根源所在。在当下的争论中,主张废止中医者,或称中医不科学,或称中医伪科学,或称中医连伪科学都算不上;但无论哪种观点,都隐含了同样一种逻辑:那就是西方医学是“科学医学”,按照西医的科学规范,中医理论有许多不符合之处,因此中医不是“科学医学”,因此必须被废止。
  就学理而言,这个逻辑中的很多环节显然是有问题的。例如,为什么必须按照西医的规范来审视中医?“科学医学”中的“科学”一词是意指“正确”、“真理”和“唯一”还是意指“近代西方科学”?若是后者,“近代西方科学”又是否是唯一的真理性知识并因此具有了普适性?即便如此,基于真理性与普适性科学的医学,是否就必然因此而延伸具备了真理性与普适性?再即便如此,有了真理性与普适性的医学,就一定意味着可以剥夺其他非此类医学形式的存在权力吗?为什么不是“科学医学”,就必须被废止?

  ■ 以西医为标尺来衡量中医,如果要是这样看,那这场相遇就有趣了。建立在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上的医学,它们真的互相了解吗,还是根本就是互相陌生的。中医科学化的口号透着一丝无奈,中医的理论是否必须在西医中找到对应的解释,能够找到,那么它就是“科学的”,它就能够得生存。从逻辑上讲,“西医”和“科学”必须要是同一个集合,或者就如你说的,医学是一个一元的东西,这样的关系才能达成。
  在看中国历史上的废止中医问题时,可以比较一下日本的废止中医案。6世纪中医传入日本,替代韩医,成为主流医学;18世纪介译自荷兰的医书使西医在日本有了立足之地,1868年日皇昭示明治维新,三年后,政府即下令以15年为期,全面取缔汉方医。19世纪日本的社会思潮就是向学于欧美的,大到典章制度,小到居食起坐,无不例外。日本历史上的这两次医学变革,是以文化上的优越性决定医学取向的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中医废止案,我倒觉得是有些乐观的。
  20世纪初的中医没有象它在日本的境遇一样,虽然被动,但还是有机会表现它希望汇通中西的开放性。将中医之脏腑理论区分于解剖学意义上的实体五脏,恽铁樵在《群经见智录》中的相关阐述,既护卫了中医理论,又不囿守传统,表现出的平等对话的心态无疑是积极的。

  □ “中医科学化”伴随中医存废的争论而生,它是中医界遭遇危机、反躬自省之后的举措。问题是,抛开存废问题不谈,面对西医的入侵,中医要走的道路是否就一定是科学化?不科学化会怎样?科学化了又会怎样?中西医结合的可能途径何在?这涉及到中医的未来定位问题。或许,恽铁樵用西医概念注释《伤寒论》,的确并不是借西医来“证明”《伤寒论》和《内经》的“科学性”,而是希望借新注《伤寒论》来引介现代医学知识,从而与西医做正面周旋;但这种自信平等的心态却并不多见,多数医者在强调引进西医学理与方法的同时,再次不慎落入了以西医为标准来衡量和判断中医中药科学性与有效性的窠臼。说到底,自信平等心态的树立,还有待于从根本上消解西方近代科学的唯一性与普适性,认识到现代自然科学也有其局限性,也只是根植于西方社会的一种地方性知识,不能以其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
  然而,肯定了科学与医学的多元化与地方性特征,具备了平等自信的心态,就一定能保证中西医的平等对话吗?的确,现代西医学在西方也未曾淘汰另类医学;相反,过渡科技化的现代医疗似乎正在促发另类医学的勃兴。但是,中医学又是否甘于沦为众多另类医学中的一员呢?或许,如同女性主义者对性别与科学问题的探讨,围绕中西医及其与科学的关系问题的争论,似乎不应再停留在讨论如何通过西医化来获得平等话语权的阶段,而是应该通过实践来积极寻求基于差异性的平等发展机会和途径!

■ 我觉得你比我更乐观了。反观历史,设身处地地想,当时中西医之争的思潮有它的必然性。任何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相遇之时,都会发生各种情况,排列组合的规则就能说明对立的势态并不是唯一的情形。中西医的相遇如此,科学与宗教的相遇亦是如此。对唯一解的诉求,甚至在中西医问题上,换一个角度,以西医遇到中医的视角出发,得到的分析都可能是有差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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