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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文景》2005年第2期
学术品味(5)

 

萨顿的宏愿:一个人与一个学科

□ 江晓原  ■ 刘 兵

 

  □ 刘兵兄:前几次我们老对“坏”的品味表示我们个人的不满,现在我们能不能试图看看某种优秀品味的个案?这回的个案就是乔治·萨顿(George A. L. Sarton)其人。
  萨顿1884年生于比利时一个富裕家庭中。上大学最初学的是哲学,但是很快就对这门学科感到厌倦,于是改学化学、数学和结晶学,27岁那年(1911年)以题为《牛顿力学原理》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他青年时代就对科学史有浓厚兴趣,立志要为此献身──因为“物理科学和数学科学活生生的历史、热情洋溢的历史正有待写出”。
20世纪上半叶,是一个我称之为“大发宏愿”的年代,在我的阅读生活中,至少接触过那个时代的四部巨著,下面是它们的一览表:

书名

作者

写作年代

出版年代

结局

《历史研究》

汤因比

192061

193372

(包括简编本)

生前完成

《世界文明史》

杜兰

19271967

19351968

生前完成

1900年前的科学通史

萨顿

1940

19521959

计划8卷,仅完成头两卷。

《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李约瑟

1947

1954

(包括简编本)

规模不断扩大,虽有众多协助者,仍远未完成。

  号称“科学史之父”的萨顿,大约与写《历史研究》的汤因比(Arnold Toynbee)和写《世界文明史》的杜兰(Will Durant)同时,也在20世纪20年代大发宏愿,写《科学史导论》,从荷马时代的科学开始论述,第一卷出版于1927年。然而这部书他只写了3卷(第3卷1947出版),论述到到14世纪。后来萨顿的宏愿又进一步扩大──他决定写“1900年之前的全部科学史”,全书计划中共有8卷,可惜到他1956年去世时,仅完成头两卷:《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1952年出版)、《希腊化时期的科学和文化》(1959年出版)。他去世后,此书的写作计划似乎就无疾而终。
但是,萨顿虽然未能完成他的著述宏愿,他却使得科学史这门学问成为一个得到世人承认的学科。
  1912年萨顿创办了一份科学史杂志──ISIS,次年正式出版。该杂志持续出版直至今日,每年4期,外加一期索引,成为国际上最权威的科学史杂志。1915年,萨顿来到美国(ISIS也随之带到美国出版),此后他主要在哈佛大学讲授科学史。1924年美国历史协会为了支持萨顿在科学史方面的努力,成立了科学史学会,1926年ISIS成为该学会的机关刊物。从1936年起,萨顿又主持出版了ISIS的姊妹刊物──专门刊登长篇研究论文的不定期专刊Osiris。
  萨顿于1955年去世。终其一生,总共完成专著15部,论文及札记300余篇。为了广泛阅读科学史料,他掌握了14种语言──包括汉语和阿拉伯语!在萨顿身后,科学史已经成为一个得到公认的学科。萨顿则被公认为科学史这一学科的奠基人,也经常被称为“科学史之父”。国际科学史界的最高荣誉“萨顿奖章”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一个人真的能确立一个学科吗?二、宏大的个人著述计划在今天还有没有意义?

  ■ 对于你提出的两个问题,我是这样想的。说一个人确立了一门学科,这在特定的情形下是有可能的,当然,这也还需要有若干前提条件,例如,此学科在此前并不成熟,或是处于刚起步阶段,甚至根本还没有一点影子,而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又有着对此学科的需求。最后,而且几乎也是最重要的,是这个人不同凡响,有着特殊的能力,有时还要加上相当的献身精神。从萨顿确立科学史学科的情形来看,这几个前提都是满足的。在他之前,科学史这门学科不是不存在,但绝对说不上是成熟。因此,就确立学科来说,他更主要的贡献在于将此学科规范化、建制化,如创办刊物、创立学会、培养最初的博士生、确立教学标准和研究规范(就如他人的评价:“他创造了一门学科的工具、标准以及批判的自觉性”)等等。
  不过,除了人们经常会注意到的这些创立学科所必需的事情,我个人更愿意强调的一个与科学史的建制化不那么直接相关,却又实实在在地间接相关的方面,即萨顿本人的学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作为一个博学的人文学者身上那种人文精神、人文意识。如果不考虑到像中国这样的特殊情况,将科学史归入理科,常规地讲,科学史是属于人文学科的,其最本质的研究也是对科学的一种人文研究。
  萨顿确立科学史这门学科的工作主要是在美国进行的,其最重大的影响也还是在美国。而美国科学史发展过程中,科学史的职业化是具有标志性的转折。如今,如果进行某种比较的话,我宁愿认为,我们这里的科学史研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最重要的差别或者说差距,恰恰就是在这种人文内涵或者说人文品味上。
  有了这样的过渡性分析,再说萨顿著作在今天的意义就容易一些了。从现实来看,像你所列举的那几个大家的宏大个人著述计划,在今天确实是很难见到了,即使有人想这样做,也或是力不从心,或是做出来的东西也不伦不类,没有多少人会去理睬。这与学科的发展阶段有关——在如今由于专业方向的更加细分和知识的加速积累,确实很难有真正通晓整个学科的大家。另一方面,这也与学术风格,甚至于与我们在第一次的谈话中的内容有关,即人文研究越来越避免宏大叙事的发展倾向。
  但尽管如此,具体到萨顿本人,似乎大致可以这样说,他所写作的宏大巨著《科学史导论》,已经很少有人会去通读了,就连专业的科学史家也大多只是将其作为工具书来查阅了。但他的那些其他著作,那些更为专题性的,有着更多的思想内容,有着更鲜明的人文特色的那些著作,却在今天仍然有着让人直接阅读的价值。

  □ 鸿篇巨制和宏大叙事并不是一回事。我觉得如今人们不爱读巨著,应该另有原因。
  今天的人们,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裕,窗外有百丈红尘,其诱惑越来越剧烈,许多人被名缰利锁越牵越紧,每日的步履越来越匆忙,在物欲深渊中越陷越深,离精神家园越来越远。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流逝,宏大主题的鸿篇巨制是越来越少了。作者懒得写,读者也懒得读了。
  汤因比也好,李约瑟也好,他们在晚年都已经看到了这种局面,所以他们不约而同地为自己的巨著编简编本,以便提供给“一般公众”阅读。汤因比自编的简编本仍有近百万字,这样的一册,在今天看来也已经是“巨著”了!能有几个人从头到尾通读的?
  以我自己而论,虽然对于那类堪称经典的鸿篇巨制,能够收集的还是尽量收集(即使只有简编本,也聊胜于无),但是我近年也已经很少静下心来通读、精读这样的鸿篇巨制了。当年阅读这类巨著时的那种沉静、忘我的心境,似乎已经离开我很久了。每次想到这一点,总是自怨自艾,却又无可奈何。
  至于萨顿,若他生于今日,如果还是那样写“1900年之前的全部科学史”,怕是会被认为很不合时宜的吧?但是,在我看来,恰恰是在今天,我们更需要有人逆流而上,大发宏愿来撰写萨顿那样的鸿篇巨制,以抵制那些庸俗化的、急功近利的潮流。有眼光的出版人和其他掌握着有关资源的人,应该为这种鸿篇巨制——如果真的还能有的话——提供写作和出版的条件。

  ■ 你当然可以持这样的观点。不过我还是认为,在目前的阶段,至少由于知识的爆炸性增长,以及专业方向的细化,仅由个人的力量来完成这样的鸿篇巨制是不太可能、不太现实了。当然,当一个极有学问的学者在晚年的时候,写出贯通性的巨著,那也许可以另当别论,不过,这样的著作,恐怕更是以观念来取性,而在那种严格专业要求下的某些东西,则必是有所损失的。别的不说,在这样的情形下,以一人之力,要想读遍相关的文献,在时间精力上经常就已是不可能的事了。其实,这也是在当代学术发展背景下,对于鸿篇巨制之水平要求的相应发展。因此,我们才会看到,为什么像《剑桥……史》之类多卷通史性的巨著,通常一个学者只能写出在其专业范围内的一两章。不过,对于这种巨著,对主编者的水平和视野当然要求极高,不过这种要求,与具体撰写具体章节的要求又在层次和技术性上是有所不同的。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会认为,像萨顿和你所提到的那几位大学者过去的那些“宏愿”,在今天,恐怕至多也只能是一种“愿”而已了,因为在当时他们的目标中,确实是要写成符合严格的学术规范的巨著的。你举的另一位学者——李约瑟——的例子,恰恰证明了这种说法。被归入他名下的至今仍未最后完成的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由于越来越多从事具体研究方向的人的参与,已经与萨顿写他的《科学史导论》(那可是真正的一人独著)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李约瑟在生前,也主要是在起一个主编的作用,而在身后,则更多地是一种像征性的符号而已。

  □ 我不认为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例子有普遍意义。直到今天,我仍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也许是偏见,即认为多人合作的书是很难成为优秀之作的,我宁可读那些以一人之力撰写的著作,哪怕它不全面,哪怕它有偏见。
  其实《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具体到每一卷,也还是个人撰写的。而《剑桥……史》那种每人一章的分工,我也还可以容忍,毕竟那里的每一章篇幅甚大,基本上就是一本小书了。我最不愿意的是搞一大堆人来“参编”一本书,这种现象在教材的编写中最为显著。所以我经常对研究生们说,如今教材是最差劲的读物,你们拿教材应付应付考试也就罢了,但千万不可将教材当作学习和模仿的对象!
  一大堆人“参编”一本书,往往是一种严重平庸化的玩意,因为它大大降低了对撰写者的要求。如果你单独写一本书,你无论如何总要有足够的知识背景,总要对全书的结构了然于胸才行;你也很容易让全书保持你独特的风格。但是作为一大堆“参编”者之一,你就可以不必如此,至于保持个人的风格,那就更别想了。这样低水准的东西,你一篇我一篇,拼凑在一起就成了一本书——这种书有时看看外表还挺像回事。
  我觉得萨顿当年的宏愿,是非常值得尊敬的——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所以我对于那些一个人独立撰写成的书,总是更容易有好感。我自己虽然也偶尔身不由己当过所谓的“主编”,但我总是尽可能避免这么做。

  ■ 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像我们这里经常会看到的一大堆人参编一本教材这样的做法,往往会编出一本非常平庸的东西。当然这种做法也是很有中国特色的,因为在这里有着这样的需求。比如在学校里许多撰写文章和发表有困难的一些“学者”,也有像评定职称之类的需要,自然也要有出版物,于是参编教材便成了最为简单可操作的一种解决办法(其实类似的办法也还有,如各校自己出版的那些低水平校刊,甚至连这样的校刊还不足以满足发表需求因而还要出增刊等,这里姑且不论,等以后有时间可以专门谈谈)。
  另外,有时为了赶时间,多人参编一本教材也比较容易操作。甚至于,有时来自若干学校的人参编一本教材,参加者的分布,是体现了学校间在此领域的教材使用上或者学校名誉上的分配(或者说是瓜分),变成了一种学术政治的需求。如此等等,还可以有许多的原因。但作为最终的结果,我们看到,是那些质量低劣的教材的出笼和学生不得不使用它们,这后者是最为令人悲哀的。
  除了教材,还有一些“专著”,也是以这样的方式编写出来的,在一些情况下,背后也有着类似的原因、动力和需求。在此也就不多说了。
  不过,我们前面讲的,像萨顿或李约瑟那样以个人之力撰写宏篇巨制的愿望、计划和实践,与这里说的多人参编教材之类的事完全不是一类的事情。我只是说,在目前的学术发展阶段下,这样的情形从操作上已经不太可能了——至于像你说的心向往之的期盼,那是另一回事。我们可以在实际可见的著作中找一找,你还找得到——比如说近30年来——有没有学者曾成功地完成过那样的在篇幅上和质量上都令我们叹为观止的巨著呢?这也可以算是一种“证明”吧。
  当然这样的证明,也更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像萨顿这样的学者的了不起。这也正如有人评论萨顿时所说的,他可能是当时学识最渊博的学者。要知道,他可是一位科学史家啊!在最可能的情况下,人们会想到当时最渊博的学者,居然是在一个当时还非常边缘的学科中吗?所以他一个人确立了科学史这个学科,真可以说是奇迹啊。

 

 

 

2005年1月16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