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学精神的随想

田松

(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


 

据说今天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但是在友谊宾馆友谊宫二楼会议室里,“科学精神高 级研讨会”上从未冷场,一天下来,直到最后会议结束,还有人欲说不休。何谓科学精神,科学 精神包括哪些部分,大家各呈高见,很符合科学精神。   

樊洪业先生的发言给我很多启发。樊先生一开始就引用了外国一位学者的话说:“在一个人 民普遍爱国的国家里,是很少发生爱国运动的。”中国现在倡导科学精神,弘扬科学精神,似乎 可以表明,现在中国是没有科学精神,至少是缺乏科学精神的。联想到几年前,学术界曾经广泛 地讨论中国的人文精神的失落问题,就发现我们既没有人文精神,也没有科学精神。照刘华杰的 说法,一点儿也精神不起来。   

樊洪业历数了中国二十世纪以来“科学精神”一词出现的情况,最后,他归纳到:“每次提 倡科学精神,都和当时社会状况有些关系。”这一点又暗示了一个秘密,我们提倡科学精神,是 为了满足某种社会需要,或者说,为了达成某种社会目的。用刘华杰擅长的术语来说,科学精神 这个词具有某种建构的因素。

既然是建构,就有人的目的在内,怎样建构,为什么建构等问题就出现了。这几天和刘华杰 通e-mail时恰好谈到了科学精神。我新散布了一篇旧文《绝对正确》,其中有大致这样的句子: 某些教师以绝对正确的口吻在传授具体的科学知识的同时,却损害了科学的精神,那种宽容的怀 疑的理性的精神。在文章结尾的时候,我自问:“凭什么说科学具有宽容的怀疑的理性的精神?” 刘华杰指出:科学主要讲逻辑自洽和经验实证。理性是必然在包括在科学精神之内的,宽容不必。 怀疑更不是科学特有的。我在回信中说:每个人都有一种心态,希望自己喜欢的东西具有所有自 己喜欢的性质。比如体育迷就把什么公正、拼搏等好词都说成是奥林匹克精神,决不会说野蛮也 是奥林匹克精神的一部分,但是体育中的野蛮是显而易见的。同样,科学主义者也愿意把好东西 附会到科学上。我虽然不是科学主义者,但总的来说,我还是认为科学是好东西。而我认为宽容 和怀疑也是好东西,所以就觉得科学精神“应当”具有这些品性,也愿意或者希望科学精神确实 如此。在这种观念下,我自然能够论证出科学精神具有宽容和怀疑。但是,科学精神是否真的如 此?“是”怎样和“应该”怎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作为学者,应该努力区分它们。因而我 们现在讨论的实际上是两个问题: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应该是什么?这次会议材料印发了我 前年写的关于科学精神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中仍然包含许多“应当”。现在我想探讨一些“是”。   

正如与会专家反复提到的,科学精神这个词根本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没有定义,谈“应该” 反而方便一些,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理解的“应该”赋予它定义。而谈“是”则有些危险。 作为一个受过物理学训练的人,在遇到抽象概念时常常努力把它转化成可观测量。我想可以有两 种转换的思路,一是把整个科学知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归纳,看里面有什么共同的东西。二是 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或者社会建制,看它有哪些行为规范、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从科学知 识这个线索出发,可以发现,科学知识共同的东西至少有两个:一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所有的知 识都坚持用物质世界自身来解释物质世界,没有超自然力的地位,这大概就是理性精神;二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所有的理论都经得起观测的检验,这应该是实证精神吧。   

就我而言,从科学建制考察科学精神受到马克斯·韦伯的启发。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 义精神》中也遇到了类似的精神问题,即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我觉得韦伯具有物理学精神,按 照我的理解,他把资本主义精神转化为资本主义多少的量度。凡是资本主义精神多的地方,资本 主义就发达,按照这个标准衡量,他从新教徒的多少与当地资本主义程度中发现了统计相关性, 从而认定新教伦理具有最多的资本主义精神。那么,按照韦伯的做法,是否也可以把科学精神视 为科学多少的量度,认定科学最发达的地方具有最多的科学精神呢?   

这个定义至少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具体的可观测对象。据此,我们可以大致认为,美国比中国 具有更多的科学精神,因为美国比中国的科学发达。在中国,按照同样的逻辑,大城市比边缘山 区有更多的科学精神。想必大家都看得出来,这样推下去很快就要出问题,所以打住。我换一种 问法,科学精神掌握在谁的手里,或者谁最具有科学精神。一个直觉就是科学家最具有科学精神, 但是这个答案已经被郭正谊先生否定了,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具有科学精神。而按照吴国盛的 说法,对于科学精神的阐发主要是由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以及科学社会学家做出的。那么是否 他们更具有科学精神?这个问题也是个问题,不过至少他们是科学精神的主要阐发者和传播者。 下面要问的是,他们是根据什么做出的阐发?他们阐发的对象是什么?所以问题又绕了回来,他 们所阐发的当然是科学活动本身。所以我想,这也许是一个答案:科学精神存在于科学共同体之 中。这时可以这样定义科学精神:科学共同体的行为规范、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但是这个定义 依然很难排除“应当”。我们从科学共同体中归纳出来的规范、取向和准则,可能并不是实际具 有的,而是我们认为应当具有的。   

现在以西方世界的科学共同体为例。不过我没有亲身体验过西方的科学共同体,所以我所说 的只能是我间接了解的,其中难免又有“应当”的成分。西方的科学共同体也是在漫长的历史中 形成的,其行为规范、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是在不断发展的。我们现在可以说,科学精神中有一 种平等精神,权威和晚生有同样的学术权利。但是,在西方科学的历史上,权威压制后辈的例子 也俯拾皆是。当然现在,后辈指出前辈权威错误的文章有更多机会得到发表。现在我们说科学承 认首创,但也不乏反例,1967发现的脉冲星在1974获得了诺贝尔奖,获奖的并不是发现者贝尔, 而是贝尔的导师休伊什。不过到现在,导师在研究生的论文上署名尽管仍被认为当然,但像贝尔 这样被迫奉献的案例越来越少。历史上,地质学中火成派和水成派之间曾水火不容,双方也动用 了各种手段,包括政治的宗教的力量压制对方,很不得在肉体上消灭对方。但是现在的学术争论 则完全是两回事,爱因斯坦和玻尔之间的争论长达几十年,一直是在学术层面上进行,这种争论 也具有完全的透明度,我们可以同时从学术刊物上体会这种争论的全过程。我们可以说这是理性 一种科学精神。爱因斯坦与泰戈尔之间也有过争论,在《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中记录了他 们二位的对话。泰戈尔是唯心论者,他不相信存在脱离人之外的物质世界和客观真理,而爱因斯 坦相信,但是他当然无法说服泰戈尔。爱因斯坦说:“我不能证明我说的是正确的,这是我的信 仰。”这种回答可能让许多人感到软弱无力,爱因斯坦并不认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而是清醒 地认识到自己在信仰着。既然同时信仰,而且都是不能证明的信仰,自然就不会有高低正误之分。 这种对其它信仰的宽容是否也可以看作是科学精神的体现呢?我们说,造假是科学的死敌。但是, 科学史研究表明,获得了诺贝尔奖的密立根实验,其数据就经过了筛选。但是现在,造假事件一 旦被揭露,造假者的学术生命就会终止。   

根据西方科学共同体的现状,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一些行为规范、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那 么,我们是否认为这些就是科学精神?也许我们可以说,这些还不够理想,还“应当”怎么怎么 样。那么我们不妨看,这些规范、价值和准则的发展方向是否符合我们认为“应当”的科学精神。 于是,问题发生了转换:在科学共同体内部,是否存在一个使其规范、取向和准则朝向科学精神 方向发展的机制?   

以这种方式考察中国的科学共同体,发现大不相同。比如,某大部一个研究所,生产火箭上 的某一个零件,这个零件很贵,比如说五百万一个吧,因为设计寿命只有五年。所以如果五年过 后火箭没有发射,这个零件就应该报废。但是,该所的领导却命令总工程师重新论证,把设计寿 命论证为十年。在学术机构工作过的人都知道这样的事情有多大程度的普遍性。我们经常说中国 民众的科学素质不高,科学精神缺乏,这种判断应当是成立的,但是一味地谴责民众愚昧并没有 抓住问题的要害。正如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下降不能一味地谴责民众堕落一样。所谓楚王好细腰, 宫中皆饿死,当乡政府的官员可以公然欺压百姓而长期不受到任何惩罚,当中国电信的官员可以 毫不脸红地宣讲多收电话费的理由,我们不能指望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能够提高。同样,当我们 的博士生导师一而再,再而三地抄袭而能够继续招博士生且有人报考,当我们的研究生靠编造的 数据拼凑的论文而能顺利毕业,我们不能指望民众会具有多少科学精神。事实上,造假、剽窃已 经成为中国学术界心照不宣的秘密,造假者的学术生命丝毫不会遭到损害,反而揭露者会一再遭 到各种刁难、打击。再如评职称,有多少领导利用职权把自己评成教授、研究员?如果我们把西 方科学共同体的科学精神打80分,中国的科学共同体能打多少分?分数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 没有一个有利于提高分数的机制,现在实际运行的机制恐怕只能使分数进一步降低。   

但是,那么,这种机制我们能否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建立起来?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因为科学 共同体并不是孤立的,它必然是在一个社会之中的。西方科学共同体的发展与西方社会的发展进 程显然是有关系的,事实上,我们从西方科学共同体中总结出来的规范、取向和准则也是其全社 会共同的准则。就如蔡德诚先生强调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民主精神是一致的。   

这时我们看到,科学精神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社会问题。所以回到了樊洪业先生所暗示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大力提倡科学精神?答,是希望能解决某种社会问题。对于社会现实的 不满意,使得我们希望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于是我们倡导一种东西,在几年前,我们倡导的东西 叫人文精神,因为当时我们发现的社会问题是人文精神的失落。现在我们倡导的东西叫做科学精 神,因为我们发现科学不精神。可是在我们倡导的时候,科学精神是什么还没有弄清楚。那么, 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倡导“科学”的精神?   

这又是与中国长期的唯科学语境密切相关的。在中国的大众语境中,科学是一个大词,意味 着正确、高明、有效,具有很大的正的意义。在这种语境中,科学实际上具有神的意味。不妨对 两种说法进行一下语义分析。一是“科学的殿堂”,这种说法其实很明确了,科学是我们供在殿 堂里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需要仰视。科学可以成为我们崇拜的对象,学习的对象,但是不能 成为质疑的对象,贬低的对象。另一种叫“规律的惩罚”。比如一个人炼了什么功,相信自己可 以飞,于是从八楼窗口飞出去,于是摔成了肉饼。这是我们会说,因为他“不相信”科学,所以 遭到了科学规律——在这里是落体定律——的惩罚。但是,科学靠什么实施这种惩罚?如果跳下 去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玻璃杯,这只玻璃杯摔成了碎渣是否也是遭到了落体定律的惩罚呢? 另外,科学为什么要对人实行惩罚,从这个说法里我们可以看到,是因为“不相信”。如果以“不 信”为理由实行惩罚,又与宗教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在这个拟人法中,规律(科学)实际上被 拟成了具有人格力量的神。这就是唯科学语境中科学的形象。所以在我看来,我们许多人是以迷 信的态度对待科学的。樊洪业戏称不妨把“科学精神高级研讨会”改称“高级精神科学研讨会”, 其实暗有深意。因为我们需要一种高级的精神,而这种高级的精神就是科学。而科学为什么高级, 因为它是神。仿照樊先生的做法,把科学精神的精去掉,就是一个科学神。而科学精神就是科学 神的精华,可以简称科学神经。倡导科学精神,就是要给我们的科学神开一次光,给我们的社会 按上一根科学神经。当然,后面这几句话是文字游戏,我只是开玩笑。但是一定有很多人不喜欢 我这样开玩笑,他们会认为我亵渎科学,这有证明了科学的所具有的神性。   

事实上,科学的神性早就遭到了亵渎,亵渎它的是那些打着科学招牌的人。几乎所有想要证 明自己正确、高明、有效的东西都曾打过科学的招牌。比如某某神功、比如某某营养液体,我甚 至还吃过一个科学烤鸡,号称用传统工艺和现代科学结合而成,包装纸上赫然印着含各种氨基酸 成分多少多少。这时,回想我以前谈的科学精神,就有了某种警惕。我是否在假科学之名宣扬某 种我喜欢的东西?就像我前面说的,我觉得宽容是好东西,所以我就证明科学具有宽容精神。这 样,别人是否也可以把他喜欢的东西在科学中论证出来呢?比如方舟子就强调科学精神一点儿都 不宽容,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对的决不宽容错的。为什么我不可以直接倡导宽容呢?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反对我们倡导科学精神,而且,在科学依然保持着语境中的地位,我 也不反对通过科学来倡导宽容、民主,提倡说真话,求实证。我只不过是想到了这些潜在的问题, 忍不住不说而已。   

把问题重新审视一遍,竟发现一个奇怪的循环。我们的社会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感到是因 为缺少科学精神,于是我们倡导科学精神,却发现,单单提出科学精神并不能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如果不能解决社会问题,能够解决精神问题呢?王一方最近说,科学的殿堂也有旁门。给科 学的殿堂开一个旁门,是对科学神性的一种消解。只不过他的消解办法比较温和。换上我,开什 么旁门,直接把殿堂全拆了才对。

我想这是弘扬科学精神的第一步。

2001年1月12日

北京 稻香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