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束光辉照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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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文化人漫谈科学与文化

(原载2001-10-11光明日报)


 

●“科学家总是被描绘成只有奉献,没有享受的‘受难者’。如此,欲广大公众尊敬、热爱科 学家,岂可得乎?”   

●“科学文化人并非盲目地肯定科学上的一切,而是在理解的基础上审视科学,甚至可以批评 科学,参与科技政策的制定。”   

●“做科普出版需要多种储备,而现在只有那么一点点‘料’,急不得;但也不能真的不着 急,认准了这条路,还是只争朝夕好。”   

从本期起,我们将邀请专家学者、出版人到我们新开设的“作客聊天”栏目,以漫谈的形式谈 书、谈人、谈社会。开篇我们请来几位被称为“科学文化人”的学者和出版人一道,谈谈“科学与 文化”这个题目。 作客聊天嘉宾: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    

清华大学教授刘兵,    

北京大学副教授刘华杰,    

河北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韩建民 

主持人:本报记者邢宇皓  

  

置于公众视野 

  

主持人:我注意到,河北大学出版社最近推出了《鸭嘴兽三思访真丛书》,它将读者的目光引 向国内科学文化人,为国内科学文化人立传,好像这还是第一次。   

韩建民:是的,人们常说,科普的目的在于“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普及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都属于主体属性。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将科学 “主体”,即科学研究与传播的发起者、参与者放回公众的视野,从另一个角度审视科学文化。 《鸭嘴兽三思访真丛书》就是我们在这方面最新的努力成果,通过几位科学文化人叙述自己曲折的人生经历和“奇妙”的学术生涯,拉近读者同科学的距离。   

主持人:对于这一点,书里是这样说的——“像读小说一样读科普,像看自己一样看人生”。 我是一口气读完这套《鸭嘴兽丛书》的,在我这里,出版者的目的达到了。我想,其中3位传主本身功不可没,要知道,作为成功的科学文化人,引领读者阅读一直是他们所擅长的。 

 

行走在边缘    

主持人:我想知道,几位嘉宾是怎样看“科学文化人”这一称呼的?   

刘兵:对于这样的称呼,我是很乐意接受的。在我看来,“科学文化人”是指那些具有一定的科学背景——最好是受过专业训练——同时,正在从事着对科学的人文研究的人。并且,他们自觉 地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辐射到学术界之外。

江晓原:作为科学文化人,首先要愿意在科学与文化的“交界处”行走。而在原有的体制中,这样的行走可能在各个学科中都得不到承认,因此很多人回避这样做。第二,有主动走向公众的意识,能够意识到自己所立身的学问如果不走向公众,就会失去活力、失去市场。   

刘华杰: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科学文化人,我个人觉得,科学为我们提供了相对说来更可靠的东西,从个人经历中我能体验到科学的美。我愿意与朋友分享,因此在做一点力所能及的科学传播工作。   

我觉得,“科学文化人”可以有两种定义。第一种指对科学和人文都有一定了解并在一定程度 上从事科学传播活动的社会群体。第二种定义要更严一些,指除了上述条件外,还要对科学哲学、 科学思想史和科学社会学这三门学科有相当的了解,有所钻研,有一定成果。按此定义,第一类科 学文化人较多,而第二类科学文化人较少。我们现在谈的主要指狭义的第二类科学文化人。   

值得说明的是,科学文化人并非盲目地肯定科学上的一切,而是在理解的基础上审视科学,甚 至可以批评科学,参与科技政策的制定。科学文化人的使命是打通文理,使人类理性全面发展,使 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   

主持人:看来,科学文化人同科学家、传统意义上的科普作家有很大的差别。

刘兵:我想是的。有人说,科学家里也有很多有文化的人,他们也应该在科学文化人之列。但是,按照我的理解,科学家和科学文化人是有区别的:科学家所从事的工作,主要还是科学研究。 对科学的人文研究和将这种研究成果辐射到学术界之外,毕竟不是科学家的主要工作。而科学文化 人拥有双重的研究视角,所关注的是科学,但使用的是人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同样,传统科 普作家的工作范围基本在科学领域内,因为,我们原来所说的科普,主要是指以通俗的形式让公众 了解科学,对公众进行科学的教育和训练,而有关科学研究历史的、哲学的、社会伦理学的视角, 并不是传统科普所关注的。但随着科普观念的转变,很多科普工作者已经成为了我们所说的科学文化人。   

按照C.P.斯诺的说法,当今世界还存在着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这两种文化的分野,而今天的科 学文化人,正起着沟通两种文化的作用。   

主持人:在书中,记录了江晓原同刘兵在若干年前的一次彻夜长谈:“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学术生涯是一种我们所选择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正面临着难以持续下去的危机。我们决定, 要咬紧牙关坚持下去,我们击掌相约:为保卫我们的生活方式而战。”这击掌相约,令人感动。今天,科学文化人的境遇已经大为改善,甚至成为我们这个社会中一种“稀缺的资源”。除了科学文 化人坚守自己的“生活方式”,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获得了公众和学术界的认可以外,是否也说 明我们的社会有了巨大的变化?   

江晓原:这是肯定的。我觉得可以从两方面谈这样的变化。首先,我们的科学研究正在走向公众。我们以前做学术是同公众隔绝的,甚至有时谁写了篇科普文章,都会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实际上,任何学问沉溺于象牙之塔,对其繁荣都是有害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象牙之塔中的学问其生 存也会出现问题:今天,一种学问生存环境的好坏,同公众是否对它感兴趣有很大关系。学术的发展需要借助社会的力量,首先要让公众感兴趣,科学是这样,很多文科研究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随着物质生活逐渐好起来,更多人重拾起对精神家园的追求。重建精神家园的过 程,也就是对文化追求的过程。作为广义的文化之一种,科学自然吸引了更多人的注意。当今人类文明的大厦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因此,人们不可能不对科学有着持久永恒的兴趣。因此,科学文化的受众也在不断增加。

 

制造科学明星   

江晓原:在“科学普及”的大概念中,对科学家的介绍和宣传本身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我 们主流媒体在对科学家的宣传中有时会有偏颇:比如,科学家常常被描绘成只有奉献,没有享受的 受难者。不是英年早逝,就是抱病工作,住在简陋的小房子里,拿很低的工资。仿佛科学家不受 难,不受穷,他们的道德形象就不能“高大”起来。   

韩建民:我们并不否认科学研究的艰辛,但对科学家生活困难的渲染,在公众的心目中也造成 了负面的影响。我觉得,在物质生活有了极大改善的今天,我们应当更加客观、全面地介绍科学 家,推出我们自己的科学或学术“明星”,告诉公众,科学家们的身边也发生着种种令人感兴趣的 事情,他们的生活是幸福的,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充实的、富有创造性的,因而也是令人羡慕的。   

主持人: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指出的是,我们所谈的“科学明星”只是借用“明星”这个词 以形容科学家在公众心目中应有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从其他方面来看,“科学明星”同通俗意义上 的“明星”是有本质不同的。   

刘兵:所谓“明星”,不仅名字为人所知,还应该为人所喜爱、崇拜,甚至是追逐。这个意义 上,最典型的“科学明星”莫过于美国科学家费曼了:他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顶级科学家,绝顶 聪明、没有架子、风格与众不同,而且关注社会,参与了诸如航天飞机事故调查等重大事件。他个 人的魅力,使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明星”。反观我们的身边,就很少有这样的“科学明星”。这 有多方面的因素。比如,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把做学问看得非常神圣,不屑于将其普及化;我们 在宣传中也总是将科学家罩上一层光环,没有把它当作是一种普通的人的工作,有时甚至忽略了科 学家的人格魅力。   

科学家可以成为“明星”,这意味着他被普通人推崇。而随着“科学明星”的思想、观点的表 达,科学的精神、科学文化也就由此传播了。他的影响甚至可以成为一种时尚。   

江晓原:在西方,是有制造“科学明星”的传统的。我觉得,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制造科学 明星更多地是公众的需求,媒体只是满足这种需求而已。除了费曼,我们还能举出霍金的例子。他 就是英国媒体全力包装出来的科学明星。当然,他拥有很高的科学成就,同时,他得的奇怪的病以及在病魔的打击下坚持科学研究的精神,对媒体和公众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我想,如果有一个健全的人和霍金有着同样的科学成就,媒体肯定会选择霍金作为“科学明星”。同样,爱因斯坦也是一个例子。如果说,霍金是励志的典型的话,那么爱因斯坦的故事,就算得上是科学家个人奋斗的最成功的史诗了。   

刘华杰:“科学明星制造”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些复杂。任何宣传都要与时代背景合拍才行,不能为了宣传而宣传。有人喜欢拿霍金做文章、搞科普,我不以为然。我认为霍金值得钦佩,但并不值得效仿。实话说,通过霍金搞科普,只能进一步把读者吓跑,试问有多少人愿意成为霍金的样子,有多少人看懂了他的《时间简史》以及《时空本性》?再说一次实话,我反正看不懂,甚至连 “时间简史”这一标题都看不懂,什么叫时间的历史?今天要宣传科学和科学家,甚至科学文化 人,都要掌握火候。一方面要把科学解说得有趣,把科学家描绘得有血有肉、感情丰富,一方面也要直接告诉公众科学界不断发生的丑恶现象(如抄袭、做假),告诉公众实际运作中的科学是什么 样子,把判断的权利留给读者自己。我相信,科学本身具有无穷的魅力,总是能够吸引足够多的优 秀人才为之奋斗,科学的明天会更好。 

科学是可以娱乐的   

主持人:刚才华杰谈到,要将科学解说得有趣。这让我想起了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则报道:近来 十分火爆的“discovery”节目在北京做宣传,当被介绍说“discovery”是“著名的科普节目”时,“discovery”的代表马上纠正:“discovery是大众娱乐节目”。我想,这种“说法”上的差异,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对科学在认识上的差异,在我们传统的意识里,科学和大众娱乐 似乎是无法联系在一起的。   

江晓原:科学实际上是有娱乐功能的:我给你讲一个科学的故事,你觉得有趣,通过这个故 事,并不是要让你以后选择当科学家,也不是要解答你的具体的什么科学问题。“discovery”就 是在开发科学的娱乐功能。在我们上学的时候,《物理世界奇遇记》风靡一时,我想,就是因为它通过物理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故事,把物理学的娱乐功能开发出来了。当然,不排除在娱乐的同时 还起到了教育的作用。   

发掘科学的娱乐功能,可以唤起和满足公众对科学的热情和兴趣。

刘华杰:不说科学,就说科学史和科学文化吧,它肯定有娱乐价值。退一万步,谈谈古今中外 科学界的逸事,也是很有趣的。科学界有大量的失败案例(完整记录下来的不多)和少数成功案 例,讲讲不是很有意思吗,就当嘲笑一回科学家!   

顺便一提,我本人就经常读“科学笑话”,也收集了一些,经济学、力学、数学、哲学的都 有。我本人关心植物,所到之处必自然而然地细心观察,拍拍照片,乐在其中。一点博物学爱好, 至少对我个人有娱乐价值。   

韩建民:目前的科普出版,的确对科学的娱乐性开掘得不够。我们大部分的科普作品还是在直 接“教育”读者。其实,读者日常对读物的选择,绝大部分还是从兴趣出发的,而不是首先考虑这 部书有什么教育意义。 

科学不应是功利的   

江晓原: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习惯将科学同“有用”联系在一起。在一些观念中,鄙 视无用的东西,是一种美德。相传元顺帝时有人制造了一件非常华丽精致的大型计时仪器,元朝灭 亡之后,明太祖认为,这东西虽好,但对国计民生却没有什么帮助,如果接受了这件东西,就是鼓 励奇技淫巧,于是下令击毁。明太祖的这一态度在中国古代是“有道”的典型。直到今天,“是否 有用”这样的观念仍然在困扰着我们对科学的研究和评价。   

对待一项科学研究的评价,科学共同体和市场可能是不同的。比如,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刚 出来的时候,放诸市场,肯定是没用的。但是科学共同体却应该有一个学术的评价标准。它不问其 “有用”还是“没用”,它只要达到了一定的学术水平,就应该得到承认。而那种一定要用“有用 没用”来衡量科学成果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用市场的标准替代了学术的评价标准,对科学是有 害的。我们可以设想,假使当年没有人对“没用的”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欣赏,也许就不会有与 之相关的大量科学成果的诞生,今天人类的历史也许会是另一种模样。

我想,那些增长了我们的知识,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的科学成果,哪怕一万年以后也没有“ 用”,我们仍然要加以欣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说,有些东西就是“没用的”, 而社会应该欣赏这些“没用的”东西。   

刘兵:其实,满足精神上的愉悦本身也是一种“有用”。只是这种“用处”往往被我们忽视 了。   

刘华杰:我以前说过:“科学当然是有用的,所以我们强调科学的无用方面。”我并非故意犯逻辑错误。我只是想说,对于一件人人都知道有用的东西,天天大会小会强调它有用,一定让人觉 得出了问题,这一定是过分功利主义在做怪。科学之用表现在各种层次上,有的很快会展现出来,有的需要慢慢显示出来。强调科学的实用性,常常让人们关注科学的表面效用和短期效用。   

另外,科学除了有用外,还可欣赏。研究科学的过程本身也颇有趣,科学的成就也还有审美价 值。我希望人们能对在大科学时代的复杂的科学活动、科学成果和科学文化有全面的认识,能够更 好地欣赏科学,体验到科学之美、自然之美。

科学研究能够提示大自然的壮丽,从事过科学工作的人大都有过类似的体验,只是程度有所不 同。杨振宁、狄拉克、爱因斯坦、李政道等,对科学之美都有经典论述,被经常引用。曾有人将科学之美、自然之美归于造化、上帝,无非是说其高妙超乎想像,达到极至。我不相信上帝,却相信 世上存在妙不可言的美,优美是一种,壮美是另一种,对于后者,在科学中更容易找到。最近几十 年,随着分形几何学的发展,人们在科学和数学中找到了优美与壮美相结合的典型实例,如M集合等。   

对于公众,要理解科学之美有一定的困难,首先要接受训练。科学美有不同的层次,必须修养 达到一定的境界,才能“看见”那种美。当然,科学美并非高不可攀,我曾记得在高中做数学题的 时候,我与班上的一个同学有意识地利用对称性,竟然使许多难题迎刃而解,而且解题步骤十分简 明,当时感到非常兴奋。公众可以更多地从博物学实践中获得科学美和自然美,要求并不高,只要 坚持,只要认真观察。不信的话,读者们可以去仔细观察鹅掌楸的叶子,卧佛寺植物园有许多,另 外国家图书馆也有两棵,10月初正好是鹅掌楸叶子颜色急剧变化的季节。

科普出版急不得   

主持人:最后,让我们回到大家都很关心的科普出版的话题。目前,科普出版较之过去有了长 足的发展,比以往也热闹了许多,但也有人持比较悲观的看法。理由是,从经济上看,长期以来 “赔本赚吆喝”的情况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从出版内容上看,科普出版在最近几年中基本处于原 地踏步的状态,创新能力的钝化,使出版选题大量“撞车”。科普出版难有突破,部分出版人感觉 很难走下去,甚至萌生了去意。而更多人担心,在经济的巨大压力下,现有的科普出版人还能坚持 多久?   

韩建民:的确,科普出版虽热,但很少有发行量很大的书。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发行体制上存 在着问题。由于没有专门针对科学文化圈读者的发行机构,科普图书一直缺乏有效市场。支持科普 出版的应该有四角——学者、出版人、媒体、读者。我认为,要让科普出版真正繁荣起来,必须改 变现有的发行体制,同时让更多有同样理念的图书发行人介入进来。此外,从大的方面说,恢复和 构建理工科大学生的人文传统,拓展文科学生的科学素养,建立成熟的阅读群体,将是科普出版进 一步繁荣的基石。   

江晓原:我想,前面的三角已经合作多年了,发行人的介入,还需要有一个过程。此外,在一 些科普图书的出版营销策略上还有值得总结的地方。比如,有的长线丛书推出得过快,一下子很多 本,缺少让读者消化的过程,这种消化,一方面是财力方面的消化,另一方面是内容上的消化。铺 天盖地而来,读者应接不暇。相反,如果隔一段时间出几本,喜爱它的读者可能会把每一本都买回 来仔细品味,读者从心理上和财力上都能接受。   

主持人:我也感觉,很多科普图书在营销策略上是粗放式的,比如很多科普图书只是在一开始 推出时很热闹,而不像一些其他类的图书自身不断能创造出亮点,高潮不断,始终吸引读者的目 光。   

刘兵:想要让科普出版物赚钱,必须要付出非常艰辛的努力。毕竟我们目前还没有一个现成的 科普出版物市场,科普出版物的读者群也还在不断的拓展中。我们的出版人并非无事可做,国外有 大量好的科普出版物还没有引进到国内来;除了出版发行体制的改革以外,我们出版技巧还有待进 一步的提高。在科普出版领域,我们的确需要原创和创新,我们还必须要更耐心一些。应该承认, 我们从事科学文化方面学术积累的人群,同国外相比还很薄弱。不是建立在学术积累基础上的所谓 “创新”,必定是拙劣的。我们目前对科普读物的大量的引进,正是在为未来做储备。   

刘华杰:我倒并不完全同意主持人刚才对科普出版现状的描述。要说出版业不景气,绝不只限于科普出版一个领域,其他题材也一样,而且有的还不如科普。在印象中,科普出版连背景市场都没有形成,谈不上竞争,选题重复与撞车现象被大大夸大了。科普出版也不必总是创新,只需扎扎实实地做。对中国科普出版不必太悲观。   

关于科普出版,我可以作如下预测:死不了,但短期内也好不到哪里去。但长远看,科普出版无疑是有前途的也有“钱图的”。作如此判断的根据在于,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做科普出版需要多种储备,而现在只有那么一点点“料”。也就是说,急不得;但也不能不着急,认准了这条路, 还是只争朝夕好。建民曾夸下“海口”:“将科普出版进行到底。”我想这表达的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心声。至于前景的美好,只需看看目前国外科普出版业就行了。   

主持人:科学与文化,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通过今天这样的谈话,我们希望更多的读者关注 科学、关注文化,有更多的学者投身到科学文化的传播中来。 

鸭嘴兽与科学文化人   

原产于塔斯马尼亚岛和澳大利亚南部及东部的鸭嘴兽,因它的嘴巴长得如鸭嘴而得名。在动物 界,鸭嘴兽是最为奇异的一种,它虽然是哺乳动物,但却又具有某些类似爬行动物的特征。通常哺 乳动物都是胎生幼子,而鸭嘴兽却是卵生幼子。《鸭嘴兽丛书》以“鸭嘴兽”来比喻那些游走于科 学与人文之间,兼具科学背景和人文素养,为沟通两种文化而努力的科学文化人。

 

2001年10月21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