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坦荡荡说“无用”

江晓原


 

在中国人心目中,普遍将“无用”看成一个非常糟糕、甚至非常可耻的事情,父母骂考试成绩不好 的孩子、老婆骂挣不来大钱的丈夫,常用的句型之一就是:“你这没用的东西!”推而广之,学者通常 也最怕别人说他弄的学问是“无用”的。特别是那些弄没有“经济效益”的学问的学者,你甚至不能问 他“你这成果有什么用”之类的问题——当心他和你急!他会怀疑你问这样的问题心怀恶意。我有不少 朋友,在填表(申请课题、评职称、报奖之类)时遇到表中“经济效益:×××万元”这样的栏目时, 就感到自己矮了一截,甚至好像受了某种侮辱。他们问我怎么填,我说我从来就是填“无”或“0”。我记得我评审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社会科学基金申请项目中,不时遇见申请者将自己的课题生拉硬扯到 “经济效益”上去,比如说自己的历史学课题会“有助于旅游业的发展”之类,想想真是可悲。凡此种 种,都是不能坦坦荡荡承认自己所作学问“无用”之故。   

我有一次应邀到第二军医大学演讲,讲关于如何确定武王伐纣的年代及日程问题。讲完请同学提问,有一位女生起立敬礼——大约是军队院校的规矩——学生们听讲时都穿着“領章肩章金光闪闪”的军官制服——问曰:江教授,请允许我提一个也许是不太礼貌的问题:你和你的课题组劳神费力,确定了武王伐纣决战获胜是在公元前1044年1月9日清晨,这究竟有什么用呢?主持人看了我一眼,眼神中似乎不无歉意,因为同学提了一个“不太礼貌的问题”。   

但这种问题,是我早就面临过、思考过的老问题,回答起来没有任何困难。我对同学们说:考证武 王伐纣在哪一天,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来说,确实毫无用处,管他是哪一天呢?你该干什么照样干什么。 这只不过是文化——对于一个人也好,一个家庭也好,一个城市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困于衣食时顾不上讲文化,等到经济上富裕了,就必然要讲求文化。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讲求文化就会买画挂在墙上欣赏,或是收藏艺术品、买钢琴给女儿弹等等;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讲求文化当然包括赞助学术研究。现在你们看到国家已经能够组织、资助我们这些学者来研究象武王伐纣这样“无用”的课题,说明我们的国家已经开始走上富裕繁荣之路,你们应该为此感到高兴才是。对于我的上述回答,同学们用热烈的掌声回应。

搞科学史的人、搞历史学的人,倘若以此谋生,多半不肯承认所搞之学为无用;但是在下一个层面上,却又拒斥科学哲学、科学编史学等理论思考为无用。这只是小小一例而已,放眼看去,崇“有用”、 斥“无用”的思维定势,多年来一直紧紧缠着许多中国人的头脑。在我们追逐“有用”、拒斥“无用” 的漫天氛围中,已有多少创造的生机被无声无息地扼杀于萌芽之中了。遥想当年,古希腊人的几何学有什么用? 后来的非欧几何、相对论,刚问世时谁能看到它们有什么用? 大爆炸宇宙理论又有什么用? 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出一长串。但是人家那里有容忍、欣赏无用之物的传统,研究无用的学说和理论,照样有 机会得到资助和鼓励。到后来如何? 希腊人的几何学哺育了后世的哲学、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相对论帮助人类打开了核能的大门;无穷大用,源源而来,全人类至今受其厚赐。 

不少科学史研究者早就问过:科学哲学,或是科学编史学,对科学史研究有什么用? 确实,这个问题 很难回答。西方科学史家在他们的著作里虽然提供了一些答案,但是没有任何一个答案能够象“笔有什么用? 可以写字”那样简洁明了、令人满意。然而我们为何不可以反过来问∶科学史对我们有什么用? 历史学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呢? 很多人会说:其实没用。确实,没有历史学,地球照样转动,社会照样运作, 生活照样进行。同样的,没有科学哲学或科学编史学,科学史的论文也照样一篇篇写成,科学史的书籍也照样一本本出版。不过,人类是有文明的,人类需要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历史学就是其中的一种。 至少,历史会使我们变得更聪明些。同样的道理,科学哲学,或是科学编史学,也会使得科学史研究者 变得更聪明些。那些形形色色的哲学思考和理论探索,对于急功近利、“立竿见影”之举(比如急于发 表若干篇论文以便评上职称)当然无用,但是对于真正的史学研究,却是有益的滋养。中国古代史学家 讲培养“史识”,或许也隐约有这方面的意思。 

过去这些年中,我和刘兵教授曾多次在一起讨论与科学编史学有关的理论问题,有时竟深夜不眠。在 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从不同的出发点走到一起的。刘兵的本行是科学哲学,科学哲学与科学编史学本来 就有密切联系;我的本行是科学史,按理说这也与科学编史学有密切联系,应该不难想象。这几年,当刘兵致力于编史学理论研究时,我正好一直在思考着我自己的天文学史研究能否有新的突破——尽管这 种突破迄今为止仍然只是梦想,却使我一再将目光投向科学编史学。

然而,多年来国内科学史界的普遍风气,似乎一直是对科学哲学完全不加理睬,甚至视之为虚空无用 之说,“不是真学问”。在此风气之下,科学编史学的理论问题当然更加不可能进入视野之内——在许 多科学史研究者心目中,也许根本就不存在“科学编史学”这样一种“学”和这一方面的问题。这种情 况在国外也同样存在,正如美国科学哲学家 H.Laudan 所说,尽管一些科学哲学家开始倾向于和科学史 “联姻”,但是大多数科学史家却宁愿“尽快将这些求婚者打发走”。   

回忆我们都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念书时(这已经是将近二十年前的往事了),古代科学史 专业的导师们照例都不要求学生修习科学哲学的课程。但是我不知怎么搞的,鬼使神差,居然选修了科 学哲学课程,从此就有一个念头在我脑子中“常驻内存”:科学史研究不应与科学哲学理论分离。后来 我自己带研究生,就总是在第一年为他们开“科学哲学导论”这门课;而在这门课中,我总要向他们强 调科学编史学的理论问题。 

几年前的一个秋天,一位颇有名声的美籍华人教授来上海讲学,座谈时他放言曰∶在今天的美国大学中,谁要是还宣称他能知道“真正真实的历史”,那他就将失去在大学中教书的资格了。有趣的是,座中一位同样颇有名声的前辈学者,接下去在抨击国内史学界现状之后,却语重心长地敦请那位美国教授 为我们提供“真实的历史”。后来每当我又想到科学编史学问题时,上面那一幕情景经常会浮现在眼前。 史学研究,并不是只靠勤奋治学和功力深厚就能取得成就的。如果“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不思考最根本的理论问题,对别人思考所得的成果也不屑一顾,那恐怕就永无进入国际先进水准之日(推而 广之,其它一切研究也是如此)。上面那一幕情景,正表明了我们在理论方面的欠缺。就科学史这一研 究领域而言,情况也不例外。   

“真实的历史”这个以往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主题,经过二十世纪科学哲学和科学编史学的“蹂躏”, 早已成为一个难圆之梦。科学史研究者已经无法采取鸵鸟政策,用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的办法将科学哲 学拒于门外,因为他们将经不起来自门外的理论诘难。梦想可以保留在心中,但是“梦想成真”却无法 成为现实。“真实的历史”当然仍然可以追求,但是采用不同的理论工具或模式(比如社会学的、计量 学的、心理学的,等等),就会构建出各不相同的科学史;这些各不相同的科学史之间的优劣异同当然 可以比较品评,然而再也没有哪一个可以居于独尊的地位了。正是在这样一幅多元互动的图景之中,科 学史研究将得到发展和深入。而我们如果只知道埋头苦干“有用”的具体事情,却拒绝思考“无用”的 理论问题,那最后恐怕真的要“没用”了。   

其实,科学哲学之于科学史也好,科学史之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好,都只是无数“无用”例证之小 焉者耳。现在经常有人讲中国古代的传统是功利的、讲求实用的,似乎现今多少弊端无穷的急功近利之 举,责任都可以推给老祖宗去负了。古代中国人的学术传统确实偏重于实用,但也并不是没有先知先觉 者。明末徐光启与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徐光启就已经认识到基础 理论的重要性,他有一段稍带夸张的议论:“昔人云: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吾辈言几何 之学,政与此异。因反其语曰:金针度去从君用,未把鸳鸯绣与人。若此书者,又非止金针度与而已, 直是教人……,有能此者,其绣出鸳鸯,直是等闲细事。”《几何原本》当然是最典型的基础理论,在 当时的绝大部分中国人看来,是毫无用处的理论。可惜几百年过去,仍有许多人连徐光启的认识水准都 未达到。   

我们主张承认自己的学问之无用,并不是以“千万别把我当人”的低姿态避免攻击的权宜之计,而 是为了传播一种理念,强调一种价值标准。在这种价值标准中,“无用”可以不是坏的东西,可以是好 的、珍贵的东西。老婆骂丈夫“没用的东西”,丈夫可以为此感到光荣。现在有些人连施耐庵的认识水 准都未达到(更别说徐光启了)——在《水浒》中,那个相当于《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角色就叫“吴 用”,“吴用”者,“无用”也。一个村学究,也没什么武功,确实无用得很。只有当他的那些知识和 好汉们的武力有机结合起来以后,才真的出现了“无用之用,将为大用”的局面。   而我一贯主张要“坦坦荡荡说无用”——坦然承认自己所搞的学问是无用的。我甚至连“无用之用, 将为大用”这类古圣先贤的遗训也不大愿意提起(尽管我是赞同这一遗训的),我觉得提起这些遗训就 使自己的立场变得暧昧,变得不鲜明了。我们要坦坦荡荡、理直气壮地承认学术之“无用”。我们必须明白:     

文化通常是奢侈的,学术可以是无用的。  

可以庆幸的是,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开始有一部分人有思想准备和客观条件,来接受并实践上面这副不 太工稳的对联了。 让我们欢迎无用的理论吧,让我们思考基本的问题吧。

 

2001年8月13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