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人文

吴国盛(北京大学)


一、 人文:自由的理想 

二、 技术:人的本质构成 

三、 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一):语言 

四、 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二):时间 

五、 技艺与人文:匠心 

六、 现代技术与人文:异化 

一、人文:自由的理想

人文学科(Humanities)字面上自然首先是一种学术分科,以别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人文学 科又不只是一种学术分科――如果那样的话,它就可以简单地归入社会科学的行列,就像中国目前的 学术管理体制所做的那样――而且首先不是一种学术分科。人文学科首先着眼的是对于“人”的“培 养”,是对于“理想的人”、“完全的人”、“最具人性的人”,一句话,“自由的人”的“培养”,这样的 人(性)被称为Humanitas,对这样的人的培养希腊时代称为Paedeia(英文教育学Pedagogics和Pedagogy 一词来源于此)。从Paedeia到Humanitas再到Humanities,其间贯穿的是理想人性的观念,即人的理念。 所以,人文学科的精神实质是树立和培育人的理念,至于通过什么途径,学习什么知识内容,还在其 次。或者说,学习什么知识内容、通过什么方式来学习,都取决于有什么样的“人的理念”。 

如果说“人文学科”的内容取决于“人的理念”,那么“人的理念”又如何规定和选取?一般来说, 应该做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是理想的人,看法很多,似乎具有某种相对性和多样性。是否基于不 同的人文理念可以造成不同的人文学科呢?如果我们准备把人培养成听话合用的工具,培养成大工业 流水线上的螺丝钉或者有专长和技艺的专家,那么也存在一个相应的人文学科吗?事实当然不是这样。 

人文学科具有某种历史的延续性,关于理想人性的概念也存在着历史的继承性。在这里,多样性 总是服务于统一性。教养和文化、智慧和德性、理解力和批判力这些一般认同的理想人性,总是与语 言的理解和运用、古老文化传统的认同、以及审美能力和理性反思能力的培养联系在一起,语言、文 学、艺术、逻辑、历史、哲学总是被看成是人文学科的基本学科。今天,人文学科总是能够相对的与 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区分开来。

这同时也意味着,关于人的理念有着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在这种连续性和统一性中,希腊人 的“自由人”概念贯穿始终。理想的人是自由的人,或者说,“自由”是人之所以为人所最后持守的东 西。一切人的价值、尊严、理想、美德,都建立在人的自由之上。 

自由不是人特有的一种能力,而就是人的存在方式本身。自由的存在方式是“为自己”的存在方 式。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哲学时说,“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 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形而上学》982b26)什么 是自己呢?如何达到自己?人身上的许多“东西”,也许一切“东西”都不是自己的,其物质组成属于 这个古老的宇宙,其社会行为受制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若是把人当作一件物进行分析,那就确实 找不到什么独特的“自己”。要达到自己首先要具有一种悬搁的能力。自由正就是这样一种悬搁。人作 为人的存在方式就是对一切外在事物的悬搁,向着“无”(它)回归。

向着“无”回归,便同时是向着无限的可能性展开――向着无限的可能性展开与向着无回归是一 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一回事。这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对无的持守是人的本质,也是人的“无” 本质,因为人确实没有本质。对无的持守也就是永远保持一种超越的姿态,不限定在任何既有的格局 之中,向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开放。 向着无穷的可能性展开、向着过去和未来伸展,这正是时间性的根源。自由就是时间性。正像只 有人才是自由的,只有人才拥有时间,只有自由的人才会有历史。反之,人在也只有在他的历史性中 持守着自己的自由。这就是为什么一切人文学科本质上都是历史学科的根本原因。 

二、技术:人的本质构成

人没有自己的本质。并不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人性,这是人的基本的悖论:人的本性就在于它没 有本性。人文学科的目的就在于唤醒人们身上的这个最原始的本性,即回归“无”的本性。人的无本 质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它没有固定的本质――人是一种未完成的存在,一直处在流动变化之中; 第二,它的本质的构成是一种向着“无”的,受着“无”的规定的构成,这里的“无”是“无它”,即 它是自己创造自己。

一方面是无固定的本质,另一方面是自己创造自己,这种关于人的起源的思想早在希腊神话中就 已经出现:这就是艾比米修斯(Epimetheus)神话和普罗米修斯(Promethus)神话。柏拉图在《普罗塔哥 拉篇》中讲述了这个神话故事。大意是说,从前有一个时候只有神没有生物,神们用土和火这两种元 素的混合物来塑造各种各样的生物,并赋与每一种生物种种特有的品质。艾比米修斯和普罗米修斯两 位神界兄弟负责分配事务,前者管分配,后者管检查。结果爱比米修斯给有些生物配上了强大的体力 但没有给予敏捷,有些柔弱的生物则配给了敏捷。身体小的配上翅膀,身体庞大的则配上各种保护装 置。总之都是采用取长补短的办法,以防止每一种类陷入灭亡的境地。“艾比米修斯如此一一作了安排, 可是由于他不够聪明,竟忘记自己已经把应当分配的性质全都给了野兽之类了――他走到人的面前, 人还一点装备都没有呢,于是他就大感窘困了。正当他无法可施之际,普罗米修斯前来检查分配的情 况,他见到别的动物全都配备适当,唯有人还是赤脚裸体,既没有窝巢,也没有防身的武器。轮到人 从地下出世的规定时刻即将来到了;普罗米修斯不知道怎样施行援救才好,就偷了赫斐斯特(司火和 冶炼技术的神)和雅典娜(司智慧、战争、农业和各种生产技术的女神)的制造技术,同时又偷了火 (没有火是不能取得和使用这些技术的),送给了人。……这一来人就具备了维持生命的手段了。可是 普罗米修斯据说就由于艾比米修斯的过失后来被控犯了盗窃罪。”(《普罗塔哥拉篇》320D-322A)[1] 

艾比米修斯的过失使得人一无所长,这象征了人的“无”本质――人不是那种靠先天禀承的“本 质”特性而能够稳定生存下去的生物;普罗米修斯的盗火义举则把人的本质构成与“技术”紧密的联 系在一起了。人之所是、人的存在,是由人自己通过技术造就的。技术是人之本质构成的基本要素。 当代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在他的《技术与时间》一书中充分揭示了人与技 术的这种关系。这样的思路对一切简单的反技术主义者是当头一棒:卢梭所谓的技术对于原始人性的 背离只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神话,这样的原始人性只是一个抽象。理性也好,主体也好,时间也好,都 只能从技术中找到根据。

如果人的本质是人通过技术自己构成的,如果说技术就是人的(无)本质,那么,技术必然存在 着两面性。一方面,是它把自由由潜能带向现实,自由只有依靠技术才可能表达出来,因为正是技术 展开了人的可能性空间:有什么样的技术,就有什么样的可能性空间,因而也就有什么样的自由。另 一方面,技术所展开的每一种可能性空间,都必然会遮蔽和遗忘了更多的可能性,使丰富的可能性扁 平化、单一化。当代技术为着合用和效率所展开的工业世界,确实更多的表现了技术的后一方面。技 术既是去蔽,又是遮蔽,既成就时间,又遗忘时间,既使记忆成为可能,又导致记忆的丧失。对整个 人类而言,技术既是主体彰显自我的力量的象征,也是自我毁灭的力量。这是技术根深蒂固的二元性。

三、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一):语言 

在技术为人挣得自己本质过程中,第一步是为人建立了一个“家”,一个天然的“处所”。从人类 学的角度看,这个“处所”、“居所”是城市、村庄、墓地、房舍。但从哲学上讲,这个“处所”首先 是语言。海德格尔因而有言:“语言是存在的家”。 

语言是否是人通过技术挣得的?如何挣得的?这里所要求的并不是人类学的证据。因为这里所谓 的技术并不能归结为考古中发掘出来的工具。各式各样的工具、器皿可以看成是技术的某种形式,人 类的集体劳动,有预见性的有规模的生产,都可以看作是技术的某种形式,但技术不能归结为它们。 事实上正好相反,它们被称为技术的东西,是因为技术已经以某种方式先行驻留。这种方式就是语言。 在类人猿的集体捕食成为人类的劳动生产之前,在动物的代具成为人的工具之前,语言已经先行在发 生作用。正是语言使劳动成为人的劳动,使工具成为人的工具。因此,语言应该正确的看成是技术的 原初形态。

语言的基本功能是“汇聚”。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最基本的名词都指的不只是一个特定的东西, “桌子”一词指的并不是某一个桌子,而是所有的桌子。在“桌子”这个词里,汇聚了所有的桌子。 命名并不能简单地解释成给出一个与物相对应的符号,因为是否对应,用什么符号来对应,都是问题。 相反,命名应该恰当的理解成为某一类物的聚合提供了一个“公开场”,因为有了这个公开场,所有这 类物突现出来成其所是,并共同分有这个名字。所以,语言的功能不是给出一个与物相对应、相符合 的符号,而是展开一个物以类聚、物成其是的“场所”,从而物分有这个名字。因此,命名的过程不是 一个被动的反映过程,而是一个创造世界的惊天动地的壮举。命名即是开辟一片天地,让那些被命名 的物显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是存在的家,因为一切存在者都必定“住”(驻留)在语言之屋 里。

被今人理解成“理性”的希腊词logos本作“说话”解,所谓人是理性的动物原本应该理解成“人 是说话的动物”,但什么又是“说话”呢?其实,logos更原始的含义是“采聚”、收集、汇聚。把事物 收拢来,使其结成一体,这是使物成其所是的过程。古希腊人阿那里西米尼论世界的本原是“气”的 时候,曾经留下了这样的残篇:“我们的灵魂是气,将我们结合起来并支配着我们”,这种结合的力量 是灵魂的本质。Logos也是这种意义上的“灵魂”。这里,词源上的关联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说话本来 就是一个汇聚过程。真正意义上的说话首先是一种召唤,把被召唤者聚拢前来。

技术思想家芒福德正确的意识到,人首先不是工具的制造者,而是意义的创造者;语言的进化比 武器和工具的进化更原始更具先导作用,一切工具的进化都以特定的语言进化为前提。工具并不是人 类特有的,许多昆虫、鸟类和猩猩都在人类出现之前做出了大量的工具意义上的技术发明。看看它们 复杂的巢窝:海狸做的坝、蜜蜂几何状的蜂窝、城市般的蚁丘和白蚁窝,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发明。 但是人类首先是说话的动物,或者说是“听”得懂话从而能够说话的动物。听得懂话意味着进入了一 个相互展开又相互连结的领域,从而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双手的活动就不只是“单纯”为了达成某种目 的的工具,它意味着更多的东西,并且把这些东西相互联结起来:它产生有意义的手势,它在舞蹈中 表达强烈的感情,它抚摸爱人的身体,等等。从发生学角度看,手语以及身体语言可能是最原始的语 言,而最原始的技术都是身体方面的技术。最原始的语言与最原始的技术同一。

把语言只是理解成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与现代人对技术的工具性理解偏差直接相关。为着实现 外在目的而起作用的工具,只是技术的一种堕落形态。工具性的语言也是本真语言的一种堕落,它是 语言之召唤和汇聚能力的一种遗忘和丧失。 

四、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二):时间 

时间作为存在自身开显的领域,应该看成是技术的一个必然结果。时间性的出现要求未来对于现 在的先行和过去向现在的驻留,也就是说,在现在中聚集着现在、过去与未来三种形态。差异是它们 的先决条件,因此,德里达恰当的把时间性称之为相关差异(différance)。但是,在人的“无”本质中 并不存在差异,是技术带来了这种相关差异。 

人是有时间意识的动物,意思是说人是有死亡意识的动物。死亡的“先行”或者向死而生是时间 性的基本原则,技术在什么意义上提供了这种“先行”呢?一切技术都含有预测的因素,因而都预示 着未来,是向未来的先行。前面说过,技术是把自由由潜在化成现实,技术也就是现实性本身。因而 也可以说,技术是那种实现了的时间。

普罗米修斯的原则(先行)和爱比米修斯(遗忘)的原则共同构成了技术的原则,而技术的原则 也是时间的原则。普罗米修斯所盗取的火种是一个“先行”的因素,它在一片无差异的“黑暗”之中 引入了差异――在火光之下,“他物”渐次出现;光明带来希望,因为它开启了未来。但是普罗米修斯 所盗得的火种如何保存?如果没有语言,就不会有知识的传播,因而也就没有对火这种最原初的开启 者的维护。勿庸置疑的是,语言作为最原始的技术形态,包含着对过去和未来的揭示,以及对这种揭 示的维持。

爱比米修斯的遗忘原则也是技术的原则,这意味着技术在实现“开启”作用的同时也起遗忘作用。 遗忘是时间性的一个内在因素。从语言到文字的技术进化,就曾被柏拉图敏锐的意识到是一种遗忘过 程。在《斐德罗篇》中,他先讲述了一个关于文字的古代传说。传说埃及的塞乌司发明了文字,以此 可以使埃及人增长记忆、变得聪明,但国王萨玛斯却持相反的看法,他认为文字只会使人们容易依赖 外在的书写符号,而慢慢丢弃其内在的记忆力,所以反而使人们容易忘记。柏拉图发挥说,文字只提 供死的图象,而丧失了活泼泼的生命,既不能对话,也易遭误解。(274C-275E)自从人类有了文字的 历史,鲜活的历史就成了被遗忘的历史。

计算技术也是如此。计算从另一个方面构造了时间,并掌握了人们通常所具有的时间意识。我在 《时间的观念》一书中把这种时间称为测度时间,其要害在于计算。但是计算带来的是遗忘。我们可 以注意到,严格的说,钟表并不指示过去和未来,它永远只指示现在。它在描绘一个线性的数字系列 时,悄悄地褪除了时间性,把时间还原成了一个非时间性的系列。当计时器械沿着计算的路线进一步 前行的时候,所得到的是只是某种“遗忘”的时间。柏拉图在《蒂迈欧篇》里把时间说成是对永恒的 一种摹仿,而且是以数的方式进行的摹仿。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把时间规定成运动的数目。他们都强调 了时间的数的方面,计算的方面,从而把“遗忘”的动机深深的注进了西方思想的血脉之中。 

五、技艺与人文:匠心  

按照上面的分析,从存在论的层面上看,技术与人文(人之本质)根本就是一回事:技术构成了 人文学科的诸核心学科如语言学和历史学的哲学基础。然而,我们也表明,作为人文之哲学基础的技 术是两面的:一面是时间性的实现,一面是对时间的遗忘;一面是人的潜能的自我实现,一面是人性 的自我毁灭。今天我们使用技术一词,更多的指的技术的后一方面,它的计算、预测和控制的方面。 技术(technology)指的是一个片面发展了的计算型的工具系统,因而常常听到人们谈论技术与人文的 对立。事实上,技术的更早的形态是技艺(technics),而技艺又被认为合乎人文法度。技术与人文的这 种双重关系,可以在庄子那里找到很好的表述。 

通常认为庄子是一个反技术主义者,其著名的反技术主义篇章是《庄子·天地篇》:“子贡游于楚, 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滑滑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 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 ‘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跌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 为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 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与这里对“投机取巧”的不屑相反的是,庄 子十分推崇庖丁解牛一类的巧夺天工的精湛技艺,认为它们“游刃有余”、“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道 之会”。他在《天地篇》里还说:“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 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技与道可以相通,这对于今天陷于技术 与人文对立之泥坑的现代技术而言,是一个得救的福音。为了达成技术与人文之间的沟通,我们需要 回溯技术的技艺的层面,打破现代社会所赋与技术的狭义化和低级化局面。

匠人和匠心今天没有获得应有的尊敬,现代技术的恶名也殃及了传统的技艺。高超的技艺出神入 化、炉火纯青,其结果是达到一个高超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真正获得的是自由,所谓随心所欲 不逾矩就是这种自由的境界。在这种有境界追求的技艺里,技术并没有片面化为达成某一单个目的的 工具,而是一种全身心的修炼过程。他们所生产的技术产品勿宁说是附产品,而他们的工艺活动成了 他们的存在方式,在制作过程中,他们领悟到存在的意义和自由的真谛。因此,古代的许多工匠、艺 人,其所操持的手艺并非单单为养家糊口,而乃性命所系、生命的意义之所系。

“文化”一词印证了技艺与人文的同一性。英文的文化(culture)一词来自拉丁文耕作(colore),是 原始的农业技术;而在中文中,“文”来自“纹”,是“装饰”,“文”又通“艺”,艺则本来指农事稼穑 之技。可见,技术在原始意义上是与文化、艺术同一的。它们都起“揭示”作用,一方面把世界带出 来,一方面把人带出来。技术正是一个“人文化成”的过程。

六、现代技术与人文:异化 

下面要进入对现代技术与人文关系的分析。与传统技术(technics, craft)相比,现代技术(tech nology)有两个特征:第一是规模宏大、形成体系和建制,特别体现在工业制造业(manufacture)和商业 运行方面;第二是现代科学高度的渗透,使得现代技术看起来像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应用部门。现代技术 支配着今日人们对“技术”的理解,今天的技术与人文话题,也更多的是从现代技术对人文的背离这个 方面切入的。因此,我们需要讨论现代技术对人文都有哪些背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背离?技术时代 人的自我拯救有哪些可能的路径?

现代技术以其单一化、片面化和系统化特征,而成为人文的一种巨大的异化力量。前面我们已经 提过,人性的核心是自由,技术从根本上是成就和实现自由,使自由成为一种现实的力量。但是,技 术在成就自由的同时又可能构成对自由的威胁,这个两面性是基本的,因而维持这种基本的张力也是 技术本身的题中应有之义,所谓匠心即是对这种基本张力的维持。但是现代技术打破了这种基本的张 力,片面的放大了“成就”的方面,而掩盖了对自由的“威胁”这一方面。

“成就”的片面放大集中体现在,渗透着“权力意志”的“效率”概念成为核心的形而上学概念, 今天,“效率就是生命”。“效率”概念里蕴涵着新的“目的”概念,新的“工具”概念,新的“时间” 概念,理性和计算从此上升为占支配地位的存在论构成原则。 

目的因在希腊哲学中一直是一个内在的东西,对于处处充满着生命的希腊人的世界而言,目的因 也是变化的动因,因为目的以一种榜样的力量,唤发事物内部的动力。事物朝着目的的运动和变化, 是一种自然的事情。种子总要长成植物,一棵树的种子目的是长成参天的大树,但不可“拔苗助长”, 因为其生长的速度都有着内在的根据。但是,在渗透着“权力意志”的“效率”概念里所蕴涵的“目 的”不是内在的目的因,而是外在的目标。内在的目的肯定可以达到,而且应该达到,但必定是在自 身规定的时间内以自身特有的方式达到。外在的目的可能达到,也可能达不到,而且达到目的的方式 并无一定之规,因此才会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样的说法。目的成了目标, 外在性的目标只是人类“权力意志”的一种外在指向,因而是不确定的。重要的是目标的“实现”,也 即权力意志的实现,而非目标本身。而“实现”要求一种单纯的手段,于是出现了对纯粹手段的偏好。

对手段和工具的重视古已有之,类似的格言比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磨刀不误砍柴工” 等我们耳熟能详。但是,我们今天对这些关于“器”的格言做了过分的强调,而有意无意的忘记了那 些关于“道”的格言。对器的重视甚至片面强调,来源于目的的外在化和意志化。随着目的本身的淡 化和退隐,“手段”成了“效率”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因素,因此我们到处都能听到对“方法”的崇拜和 颂扬[2]。技术时代的人们特别渴望的是一种普遍的方法,一种到处适用的点石成金术,掌握了这种方法, 就保证了“效率”。现代技术自觉地在充当这种意义上的“方法”,流水线生产、标准化作业都是这种 意义上的“方法”。但是能够发挥作用的每一种“器”都必得在“道”的指引下,受制于道,才可能发 挥它的“带出”和“去蔽”作用。今天“器”脱离“道”的单纯的、独立的片面发展,事实上使得“技 术”那种原初的创造的能力和活力逐步丧失。传统上,每一项技术都是在它的特定目的和方案被制定 出来之后发展出来的,这种发展本身是受制于方案和目的的。今天,由于找到了一般方法,人们便不 再有提出新鲜目标的能力。所以,现代技术造就了工人以及全体消费者的“傻瓜化”,在流水线上、在 标准化作业中以及在日用品的使用中,大家全都千篇一律的傻瓜化操作。

对普遍方法论的追求、技术的工具化,与自然的数学化、科学的数学化相辅相成,计算成为对世 界进行筹划的主要方式。数学化的基本原则是把质的特异性、多样性还原成量的普遍性和纯一性,一 切经过数学化的事物都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已知的,而未经数学化的东西则被排除在认识的可能性范围 之外。数学化的世界是一个单纯而片面的世界,但有利于实现那种普遍的“控制”和“预测”。现代技 术作为现代科学的一种应用,整体上坠落为普遍合用的工具,丧失了“技以载道”的功能,传统技术 所包含着的独特而又丰富的人性内容被扁平化、虚化。技术被广泛的认同为“中性的”工具,据说可 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就看什么人使用,如何使用。技术成了人类实现其“权力意志”的驯服的工具。 与技术的工具化相适应的是,语言也被理解为一种工具,即交流的工具。现代人将语言与它的思 想内容剥离开来,把语言降格为一种单纯的传递思想内容的工具,而思想据说也可以最终还原成信息, 因此,语言不过是信息传递、转换、加工的工具。今天热火朝天的人工智能研究,就是以语言的工具 化为前提的。专家们想把语言的内容与其形式剥离开来,发展一种形式化的语言,并最终把一切语言 还原为这种最基本的形式化语言。这里最大的失误在于放弃了语言与人性的最根本的关联之处:语言 不是用来传递什么的单纯的工具,它本身就是创造的力量,是构造实在的能力,是意义的来源。如果 说语言是传递信息的工具,那么“为什么要传递信息、为什么要使用这种工具”的问题也得由语言本 身来说明和解释。语言和语言的意义是交织在一起的。任何形式化都不可能把语言框定,语言总是能 够逃脱形式化的限定,相反,形式化的结构本身不是自主的。语言的计算机化之所以停滞不前,问题 就在这里。 

语言的工具化是技术与人文相分裂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另一个同样突出的表现是时间的钟表 化。效率的规定性首先来自时间的可计量化:一切效率均可以定义成单位时间的最大利用,而“时间 单位”必须事先被规定出来。计时是技术,而且是最原始的技术,但这种最原始的技术是内在于生活 世界的。日出月落、斗转星移是时间的计量尺度,沧海桑田是时间的尺度,花开花落、万物的生长盛 衰,也是时间的尺度,对于农民而言,母猪下崽,稻子结穗,也都是时间的尺度。前现代时期,正像 文化保持多样性一样,时间的尺度也保持其多样性。然而,时间的钟表化使得时间被独立出来成为一 个纯粹的计量体系,时间开始从生活世界中剥离出来。“能够持续不断工作的机械钟的出现,改变了白 天黑夜分别计时的传统,使一昼夜均等24小时的计时制得以推行。这一计时体制的出现,是时间观念 史上的一件大事。一种终年不变的、各地统一的普适的时间体系,开始取代从前当下的、临时性、局 域性的计时体系。时间正在脱离人们日常的、具体的生活的象征和制约,成为一个独立的我行我素的 客体。”[3]时间的钟表化是现代技术的核心因素,曼福德一语道破天机:“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械(key-machine)不是蒸汽引擎,而是钟表。”[4]钟表是一切机器之母,而借助钟表,现代技术得以全方位 的占据着统治地位。在钟表的指挥下,现代人疲于奔命,受制于技术的律令。技术的异化通过时间的 暴政表现出来。

现代技术所代表的一方面是人类“权力意志”的无限膨胀,另一方面是技术理性的无所不在。权 力意志表面看来是人的自由的一种实现,其实是“自由”的一种堕落。自由意志(free will)变成了权 力意志(will to power),自由就得屈从于权力了,这正是技术时代技术理性一统天下的真相。今天的权 力不是由恐惧和威胁来维持,而是由理性和逻辑来支撑着。理性和逻辑是一张无缝之网,把一切都纳 入自己的瓮中。海德格尔称这样的瓮为“座架”(Gestell, enframing)。作为座架的现代技术把一切都归 入了一个无“差异”之中,从而使现代技术彻底成为一种“非技术”的东西,原始技术那种保持“差 异”于“缝隙”之中的微妙精神全然丧失。  

技术、语言和时间在现代遭遇着同一命运。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技术与人文(自由)处在一种 原始的矛盾之中:既成就它又毁灭它。任何一个已经实现了的自由,或者成为实现新的自由的条件, 或者成为扼制新的自由的条件。今天,现代技术开始对人的自由构成全面的威胁,通过发展和改进现 代技术本身,并不能使人类从这种困境中解脱出来。相反,反对一切技术也是一种幻想,因为的人的 (无)本质正是由技术建构起来的。

得救的希望在于重温原始技术,回忆我们作为人的所是(存在)。这里不仅包括对工匠手艺、艺术 家的作品的重温,也包括对语言和时间的重温。20世纪的哲学相继把思想的焦点会聚在“时间”和“语 言”问题上,实际上是在为技术时代的救赎准备条件。也许通过语言的运用,通过对“天时地利”的 领悟,通过生活技术的恢复,人们可以从现代技术的魔力下解放出来。 [1] 译文引自戴子钦译《柏拉图对话七篇》,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9-80页。 [2] 我在《现代化之忧思》(三联书店1999年版)中把方法称为“技术时代的旗帜”,参见该书第116页。 [3] 《现代化之忧思》第128页。 [4] Lewis Mumford,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1934, p.14.

 

2001年6月4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