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学外史》   

第四章  官营天学∶传统与例外


《周礼》及后代之天学职官/ 天学职官之品级/ 皇家天学机构之规模及沿革/ 明清时代的皇家天学机构/ 地方之阴阳学制度/ 皇家天学机构人员之考试录用/ 元代的试题/ 张子信的民间天学活动——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例外?/ 张子信的天文学发现/ 张子信是中国天文学史上的大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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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几千年来,皇家天学机构 一直是中央政府的一个重要部门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甚至更早。从《尚书·尧典》 所载帝尧分命天学官员前往四方观天之事,推断那时已有天学机构,且负责领导此机构的天学家是重要的朝廷命官,应该不算牵强附会。到了周代,皇家天学机构 及其职官,都已颇具规模,并且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这可以从《周礼 》中见之。

《周礼 》的成书年代,历来众说纷纭,“疑古”盛行之时,甚至斥之为伪书。但是根据近年学者的研究,将西周金文中所见官制与《周礼》所言相参证,可以断定《周礼》中记载的官制有相当成分为西周官制之实录,[1]  当然其中也不是没有后人理想化的成分。

《周礼 ·春官宗伯》所载各种官职中,至少有六种,其执掌中有明显与天学事务有关者∶

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以实柴祀日月星辰。……

占梦。掌其岁时,观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

掌十  之法以观妖祥、辨吉凶。……

大史(太史)。……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闰月,诏王居门;终月,大祭祀,与执事卜日;……

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时之叙。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以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  象。以十有二风察天地之和,命乖别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诏救政,访序事。

以上各职官的级别和属吏人数也规定甚明∶

    大宗伯,卿一人。

    占梦,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眂祲,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

    冯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大宗伯职掌甚多,天学事务仅为其中一个方面。在他之下,太史的级别也相当高,也有不少旁的职掌。再以下四种职官则为具体事务的负责人。

《周礼 》所记官职,曾对观止后世中国政府机构的构成产生过重大而持久的影响,是无可怀疑之事。《周礼》六官之制,后来大体演变为中央政府的六部。其中春官宗伯所辖各官,即为后世之礼部;两千多年来,皇家天学机构 也一直是在礼部的领导之下。

皇家天学机构 的名称及其负首脑的官职名称,历代屡有变动,兹列出一览简表如下∶[2]

机构名称            首脑官名             时代

                       太史令               

                       太史公                汉武帝时

                       太史令                汉宣帝时起,直至南北朝结束

  太史曹               太史令                隋文帝

  太史监               太史令                隋炀帝

  太史局               太史令                唐初

  秘书阁                郎中                 唐高宗龙朔二年

  太史局               太史令                唐高宗咸亨初年

  浑天监               浑天监                武则天久视元年

  浑仪监               浑仪监                武则天久视元年

  太史局              太史局令               武则天长安二年

  太史监              太史局令               唐中宗景龙二年

  太史监               太史监                唐玄宗开元二年

  太史局               太史令                唐玄宗开元十四年

  太史监                大监                 唐玄宗天宝元年

  司天台                大监                 唐肃宗乾元元年

  司天监               司天监                北宋初至宋神宗

  太史局               太史令                宋神宗至南宋末

  司天监               太史令               

  司天监                提点                

  太史院                院使                 

  司天台              司天监 [3]            

  钦天监                监正                

  钦天监                监正                

 

名称虽然屡变,但皇家天学机构 的地位和性质,确实是自《周礼 》以下一脉相承,垂数千年而不变。

 

2

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天学卷,中曾引用了十九世纪 F. 屈纳特(Kuhnert)谈论中国古代历法时的一段夸张论述∶[4]

许多欧洲人把中国人看作是野蛮人的另一个原因,大概是在于中国人竟敢把他们的天文学家----这在我们有高度教养的西方人眼中是最没有用的小人----放在部长和国务卿一级的职位。这该是多么可怕的野蛮人啊!

屈氏的意思,是强调古代中国社会中天学家的地位之高。不过他对于中国社会实际情形的理解毕竟隔了一层。古代中国的皇家天学机构 一直是在礼部的管辖之下,而礼部(以及其它各部)的首脑才是部长一级的官员。至于天学家担任更高的职务,则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那时往往太史令另有其人。

皇家天学机构 负责人的官阶,历朝颇有沉浮波动,这从下面资料尚不完整的表中可以略见一斑∶

 

    首脑官名          首脑官品            时代

    太史局令            从五品下            唐高祖武德四年

    大监                正三品              唐玄宗天宝元年

    大监                从三品              唐肃宗乾元元年

    司天监              正三品              北宋初

    司天台提点          正五品              

    太史院院使          正二品              

    司天台              从五品              

    钦天监 监正         正五品              

    钦天监 监正         正五品               [5]

 

如果以现代的官职级别去对应,则明清时代正五品的钦天监 监正,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正局级与副部级之间----因为钦天监虽然归属礼部领导,但它明显带有相当今日“国务院直属机构”的味道。比照今日中国的五个天文台,各台皆属中国科学院领导,台长为正局级,而科学院为部级。然而当年的钦天监只有一个,且为皇家禁脔,其首脑级别较今日之天文台台长略高,应在情理之中。

现在回过头再看前引屈纳特之说,可见他对古代中国皇家天学机构 首脑的行政级别显然是估计过高了。至于天学家有时大受宠信,俨如帝师,那时其地位与作用又比“国务卿”更大得多,这一点又非屈氏所容易理解者也。

 

3

皇家天学机构 的规模, 历朝也不尽相同。

早期的情况,目前只能就前引《周礼 》所记大致推测,总人数约为四十余人。但这未必能视为周代的实际情况。

宋人徐天麟撰《西汉会要》,关于西汉的皇家天学机构 ,仅能从《汉书》之《律历志》、《郊祀志》、《李广传》等处收集零星材料,知西汉有“大典星”、“治历”、“望气”、“望气佐”等天学官职。[6] 东汉情况稍详,亦仅知太史令一人,秩六百石(此与唐初太史局令仅为从五品下颇相似)。其属吏有丞一人,又明堂丞及灵台丞各一人,秩皆仅二百石。[7]  然而据刘昭《后汉书志注》引《汉官仪》,则太史令有直接领导的属员三十七人;由太史令领导的灵台丞又有属员四十二人。[8]  在太史令的三十七属员中有如下分工∶

    治历,六人,

    龟卜,三人,

    庐宅,三人,

    日时,四人,

    易筮,三人,

    典禳,二人,

    籍氏,三人,

    许氏,三人,

    典昌氏,三人,

    嘉法,二人,

    请雨,二人,

    解事,二人,

    医,一人。

灵台丞四十二名属员的分工则是∶

    候星,十四人,

    候日,二人,

    候风,三人,

    候气,十二人,

    候晷景,三人,

    候钟律,七人,

    舍人,一人。

由此可以推测两汉时期皇家天学机构 的大致规模。

三国两晋、南北朝直至隋代的情形,资料稍感缺乏。清代纪昀等撰《历代职官表》卷三十五引《唐六典》云∶“魏太史令吏员,有望候郎二十人,候部郎十五人”、“()太史吏员,有典历四人,望候郎二十人,候部吏十五人”。又据《隋书·百官志》,隋文帝时太史令的属吏曾有“司辰师”四人,而“漏刻生”则多达一百一十人之众。

从唐代以下,史料较为丰富,已有学者对唐、宋及辽、金、元五朝的皇家天学机构作过研究,兹略述如下∶

唐代的皇家天学机构 一直相当庞大。其极致或当数唐肃宗乾元年间,改太史监为司天台,又另建新台,重设官员,其数不同于旧制。兹详列如下,以见昔日大唐帝国之流风遗韵∶

大监,一人,

少监,二人,

五官保章正,五人,

丞,三人,

主簿,三人,

定额值,五人,

五官灵台郎,五人,

五官司历,五人,

五官监候,五人,

五官挈壶正,五人,

五官司辰,十五人,

五官礼生,十五人,

五官楷书手,五人,

令史,五人,

漏刻博士,二十人,

典钟、典鼓,三百五十人,

天文观生,九十人,

天文生,五十人,

历生,五十五人,

漏生,四十人,

视品,十人。

总计694人。[9] 如此庞大的天学机构,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罕有其匹了。几年后虽然稍有精简,仍达671人。当然,其中的“典钟、典鼓”等可能已是仪仗队的性质。

宋、辽、金三朝的皇家天学机构 ,似乎较为精简,据史籍所载其职官及属员,在几十人至百人左右。[10]

及元朝完成一统,接收了宋、金两朝的皇家天学机构 及其人员,又建立起汉、回(伊斯兰)两套天学班子──在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东南)建“回回司天台”,在大都(北京)建司天台作为太史院的办公之所,还在阳城(今河南登封)建立观星台。加之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天学测量,天学机构又趋庞大,而且关系复杂。元初皇家天学机构首脑太史院院使的官阶高达正二品,又有司天台、回回司天监,皆与太史院并列(首脑的品级稍低)。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建成大都司天台,下设推算局、测验局、漏刻局,此三局就有工作人员70人;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的司天监共有官员属吏120人。[11]

 

4

明清两朝,可说是中国封建专制王权发展的极致。王权对于皇家天学机构 的依赖(参见本书绪论)已经大为下降,不过皇家天学机构的传统神圣地位仍然没有动摇。皇家天学机构定名为“钦天监 ”,这一名称使用了五百余年,成为在戏文小说里都能时常见到的流行词汇。

据《明史·职官志》,明代钦天监 机构较为精简,人员如下∶

监正,一人,

监副,二人,

主簿厅主簿,一人,

春官正、夏官正、中官正、秋官正、冬官正,各一人,

五官灵台郎,八人,

五官保章正,二人,

五官挈壶正,二人,

五官监候,三人,

五官司历,二人,

五官司晨,八人,

漏刻博士,六人。

总计仅40人,后来还再进一步精简,仅为22人。地位最高者为监正,为正五品,地位最低的五官司晨和漏刻博士为从九品。钦天监 的人员分为四科∶

天文科,负责天象观测及记录;

漏刻科,负责授时;

历科,负责每年《大统历》的编算;

回回科,前身是元代和明初的回回司天监,从事伊斯兰天学,并以伊斯兰天学方法作为中国传统天学的补充和参考。

与前朝相比,明代钦天监 的这个规模实在是非常小了。这一现象,与天学对于王权的重要性已经下降到仅作为象征和装饰之用,以及明代对于民间“私习天文”的厉禁逐渐开放,应该有着内在的联系。

不过到了明末,又曾在钦天监 之外设立过两个天学机构。

由于《大统历》行用日久,误差日益显著;又适逢耶稣会传教士接踵来华,向中国知识界展示了比中国传统天学更为先进的西方天文学方法,结果朝廷内外要求改历的呼声甚高。但是钦天监 方面却坚持守旧的立场,对于改历之议甚为厌恶。于是在崇祯二年(公元1629)设立由徐光启领导的历局,专门进行编撰《崇祯历书》的工作。因为这项工作主要是译介西方天文学,故徐光启领导的历局被称为“西局”。与此对应的,是以坚决反对西方天文学的布衣魏文魁----当然是在朝中某些高官的支持之下----为首的“东局”。《明史·历志》记当时情形云∶[12]

是时言历者四家----大统、回回外,别立西洋为西局,文魁为东局,言人人殊,纷若聚讼焉。

这种几个官方天学机构相互辩论攻击的情形,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元代“回回司天台”与“汉儿司天台”并立,也只是互补和竞争的关系,并无对立情形。此东局、西局皆为临时设立的机构,随着明朝的灭亡,也就烟消云散了。

入清之后,钦天监 与明代相比,有两个明显的不同之点。一是顺治任命来华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为钦天监负责人,开了清代以来华耶稣会士领导钦天监的传统,而且这一传统持续了二百年之久。二是满清以异族而入主中华,在民族问题上十分敏感,朝廷各部门的领导班子往往要搞满、汉两套。因而钦天监的规模又较明代有所扩大。

清代钦天监 下设时宪科、天文科、漏刻科、主簿厅,《历代职官表》卷三十五载其制度云∶

钦天监

监正,满洲一人、西洋一人,

监副,满洲、汉人各一人,

左、右监副,各西洋一人,

总理监务王大臣,一人(乾隆十五年始置,特别任命,并无定员)

时宪科∶

五官正,满洲二人、蒙古二人,

春、夏、中、秋、冬五官正,汉人各一人,

秋官正,汉军一人,[13]

五官司书,汉人一人,

博士,满洲一人、汉军二人、蒙古二人、汉人十六人。

天文科∶

五官灵台郎,满洲二人、蒙古一人、汉军一人、汉人四人,

五官监候,汉人一人,

博士,满洲三人、汉人一人。

漏刻科∶

五官挈壶正,满洲、蒙古各一人、汉人二人,

五官司晨,汉军一人,

博士,汉人六人。

主簿厅∶

主簿,满洲、汉人各一人。

辅助人员∶

食俸天文生,满洲、蒙古十六人、汉军八人、汉人二十四人,

食粮天文生,汉人五十六人,

食粮阴阳生,汉人十人,

笔帖式,满洲十一人、蒙古四人、汉军二人。

总计达196人。

 

5

在都城的皇家天学机构 ,数千年来一以贯之。然而元、明两朝还在各地设立过一种准天学机构──即所谓阴阳学制度。[14]

我已经在拙作《天学真原》中设法证明∶天学是古代中国各种阴阳术数的灵魂和主干。[15] 因此皇家天学机构 将阴阳术数作为自己掌握和运作的对象之一,在理论上是顺理成章的,在事实上也确实如此。[16] 但是阴阳术数在中国民间有着极为深厚的基础,并非皇家天学机构所能独揽;为使皇家能够间接掌握控制之,遂有阴阳学制度之设。

阴阳学制度创始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元史·选举志一》载其事云∶

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夏六月始置诸路阴阳学。其在腹里、江南,若有通晓阴阳之人,各路司官详加取勘。依儒学、医学之例,每路设教授以训诲之。其有术数精通者,每岁录呈省府,赴都试验,果有异能,则于司天台内许令近侍。(元仁宗)延佑初,令阴阳人依儒医例,于路、府、州设教授员,凡阴阳人皆管辖之,而上属于太史焉。

由上述上述记载可知,地方上的“阴阳人”──即民间的阴阳术士,被纳入官方的管辖之下,并且有可能被选拔为皇家天学机构的候补成员。至明代,阴阳学制度更为完备,各府设阴阳学正术,各州设典术,各县设训术。但品级甚低,地位最高的正术才是从九品----官阶中最低的一档,而且有职无俸,以下典术、训术则是“未入流”,不能列入正式官员的系列之中了。这些地方上的阴阳学官员,系从当地的“阴阳人”中选拔出来,选拔工作则由钦天监负责进行,《大明会典》卷二二三载其运作情形云∶

凡天下府州县举到阴阳人堪任正术等官者,俱从吏部送(钦天监),考中,送回选用;不中者发回原籍为民,原保官吏治罪。

这些地方阴阳官员指导阴阳生的学习,并率领阴阳生管理谯楼(地方上的授时系统)、治理神坛、进行祈雨、“救护”(在日月交蚀发生时所进行的禳祈活动)之类的仪式。而由钦天监负责地方阴阳学官员的考试选拔,正体现了皇家天学机构对阴阳术数的控制。

 

6

一个王朝的首任皇家天学机构负责人,往往是在前朝干犯“私习天文”之禁的不法之徒——当然对于新朝而言他是开国功臣。当这位新朝的首席天学家为皇家建立天学机构之后,机构中后继人员的来源,主要是通过向社会招考初级人员,然后进行培训。钦天监中的这种初级人员称为天文生,主要是从地方上的“阴阳人”中考试选拔。

从地方术士中招考皇家天学机构初级人员,会遇到一个相当麻烦的问题(用如今官式套话来说是“政策性很强的问题”)∶我们前面已经多次说过,天学是禁止民间私习的,因此从理论上说,在守法良民中应该不可能有人能通过这种考试。但是另一方面,天学又是阴阳术数的灵魂和主干,因此阴阳学官员和生员以及民间术士必然会接触到一部分天学知识,考试正是要考他们这方面的知识。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所幸有元代《秘书监志》保存了有关的历史文件,其书卷七“司天监”下载有当时的考试办法,开首云∶

旧例草泽人三年一次,差官考试,于所习经书内出题六道,试中者收作司天生,官给养直,入(司天)台习学五科经书。……若令草泽人许直试长行人员,缘五科经书已行拘禁了当,其草泽人不得习学。所据草泽许习经书,即非五科切用正书,难便许试长行。

这段话对现代读者来说可能有些费解。“草泽人”指民间术士,他们每三年有一次考试机会,通过这种初级考试者可被收为司天监中官费的“司天生”──这只是一种学员身份;他们在此期间可以学习禁止民间私习的“五科经书”,再通过进一步的考试,才能成为皇家天学机构中的正式成员,即所谓“长行人员”。

更妙的是,在上面所说三年一次的初级考试中,考什么教材,出什么考题,《秘书监志》卷七中都有详细记载。允许“草泽人”学习的是下列教材∶

      1、《宣明历》

      2、《符天历》

      3、王朴《地理新书》

      4、吕才《婚书》

      5、《周易筮法》

      6、《五星》

又记载考题四类共10题∶

一、历法题

    假令依《宣明历》推步某年月日恒气经朔?

    假令依《符天历》推步某年月日太阳在何宿度?

二、《婚书》题∶

    假令问正月内阴阳不将日有几日?

三、《地理新书》题∶

    假令问安延翰以八卦之位同九星之气,可以知都邑之利害者,何如?

    假令问五姓禽交名得是何穴位?

    假令问商姓祭主丁卯九月生,宜用何年月日晨安葬?

四、占卜题∶

    假令问丁丑人于五月丙辰日占求财,筮得  卦第爻动,依易筮术推之?

    假令问正月甲子日寅时,六壬术发,用三传当得何课?

    假令问大定己丑人五月二十而日卯时生,禄命如何? 依三命术推之。

    假令问七强五弱何如之数? 依五星术以对。

每次考试时,在上述题库中选六题。这些保存下来的试题,既能说明“私习天文”之禁与合法的阴阳术数之学其间界限何在,又能说明民间阴阳术士“为民服务”的常见项目----主要是推排历日和算命择吉。顺便说一说,如果有人要研究古代“考试学史”,这些教材书目和考题也是极有趣味的史料,当然这是题外的话了。

 

7

官营的天学机构在中国古代有几千年的强大传统,但是也有一个可能的例外,必须专门提出来加以讨论,即公元六世纪时张子信的天学活动。从现有的文献记载来看,张子信的天学活动确实纯属私人性质——果真如此的话,那就是明末以前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例外了。

张子信在《北齐书》卷四十九和《北史》卷八十九中皆有传,内容相同,都很简短,其中并无任何一语提及他的天学活动,只记载了他一次利用风角之类占术预知吉凶的故事——属于小说《三国演义》中“诸葛智而近妖”那种类型。[17] 对于此处讨论可能有价值的只是如下内容∶

张子信,河内人也。性清静,颇涉文学,少以医术指明。恒隐于白鹿山,时游京邑。甚为魏收、崔季舒等所礼,……后魏以太中大夫征之,听其时还山,不常在邺。……齐亡,卒。

而记载张子信天学活动的史料是在《隋书·天文志》∶

至后魏末,清河张子信,学艺博通,尤精历数。因避葛荣乱,隐于海岛中,积三十许年,专以浑仪测候日月五星差变之数,以算步之。始悟日月交道有表里迟速,五星伏现有感召向背。……[18]

从这段记载来看,张子信的天学活动没有什么官营色彩。他是为了逃避战乱而去海岛隐居的,这看起来完全象一种个人行动。

葛荣之乱持续三年,时间在公元526528年,张子信在此期间开始他海岛上的天学活动,“积三十许年”,则已到西魏北周易代之际(公元557年)。这期间发生了北魏分裂、北齐代东魏等一系列政治事变,张子信究竟算哪一朝的臣民,本来就殊难断定,况且又去海岛隐居,就更有点“遗世而独立”的味道了。而照上引《北齐书》本传上的记载,他曾任过北魏的官职,又与魏收等交往──魏收后来入北齐,《魏书》就出自他手。若张子信真是至北齐亡国公元577年)后才去世,那他应该是在海岛观天三十年后又活了二十年,这虽然不是不可能,但总使人觉得是一件可能性不太大的事情。

在海岛观天三十年并且作出重大成就,此事件非同小可。

在世界天文学史上,丹麦天文学家第谷Tycho)受到王室资助,在汶岛从事天文观测,一直是科学史家津津乐道的盛事,也不过持续了22年。[19]  张子信与之相比又有过之。

《隋书·天文志》上的记载,张子信在海岛上使用了浑仪。而在中国古代,浑仪通常总是大型天学仪器,而且属于“国之重器”之例,铸造一架浑仪,必须经过皇帝的亲自批准,绝对是一件“重大政治任务”。正因为如此,从汉代开始,历朝历代先后铸造过的浑仪,几乎每一架都在史籍中有案可查。[20] 至于民间私自铸造,那是想也不敢想的大逆之事。[21] 然则张子信所用浑仪,岂非极大的例外? 它究竟是何来历? 这都是饶有趣味的问题。

在海岛上长期从事天学观测和研究,当然不可能是孤身一人。给养需要有人来补充,生活需要有人来照料,仪器的操作、观测的记录、数据的计算都需要助手来协助。因此可以推想,张子信多半在海岛上有一个小型的团体。这样的话,套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就可以认为“张子信在海岛上领导着一个小型天文台,有效运作了三十年之久”。在民间“私习天文”都是大罪的时代,张子信这伙人竟敢如此作为,究竟有什么背景? 仅用“战乱时政治统治松懈”显然是难以解释的。

那么张子信究竟在海岛上作出了什么重大成就呢? 主要是指出了太阳周年视运动和行星运动的不均匀性——对于这种不均匀性,古希腊天文学早已发现和掌握,但是中国人在公元六世纪之前一直不知道。张子信的上述发现,通常被认为对此后隋唐历法的进步有巨大促进作用。[22]

然而,根据我前几年的研究,隋唐历法中这一系列被认为是基于张子信的发现而取得的新进展,却与塞琉古王朝时期的巴比伦数理天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23

这就间接对张子信所得到的发现的来源产生了疑问。李约瑟也认为张子信这一系列新成就又很有可能是受到了印度-希腊天文学的影响。[24] 他的这种猜测并非毫无根据。我们姑且比较两则那个时期的有关史料,就可看出一些蛛丝马迹:

五星行四方列宿,各有所好恶。所居遇其好者则留多、行迟、见早;遇其恶者则留少、行速、见迟。(《隋书·天文志·中》所述张子信的发现之一)

凡二星相近,多为之失行,三星以上失度弥甚。天竺历以九执之情,皆有所好恶。遇其所好歹之星,则趣之行疾,舍之行迟。(《新唐书·历志·三下》)

用性情好恶来解释行星运动中的一些现象,在印度的天文星占学说中确实有之,但这种说法却也被明确归于张子信名下,这至少提示了两者之间有着某种密切关系。

张子信是中国天文学史上最大的几个谜之一。    



[1] 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学林出版社,1986,页214

[2] 据《通典》卷二十六、《续通志》卷一百三十一、《续文献通考》卷五十六整理。又,关于此事还可参考王宝娟∶唐代的天文机构,《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五集, 科学出版社,1989;王宝娟∶宋代的天文机构,《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六集,科学出版社,1994;王宝娟∶辽、金、元时期的天文机构,《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六集,科学出版社,1994

[3] 元代的皇家天学机构 与前后各朝颇有不同。如太史院之院史有五人之多;司天台之司天监有三人之多,且此三员司天监之上又有“提点”一员,但可能属名义上  “分管”之上级。

[4] F.Kuhnert: Das Kalenderwesen bei d. Chinesen, Osterreichische Monatschrift f. d. Orient, Vol.14(1888), 111. 译文引自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科学出版社,1975,页2

[5]  据纪昀等所撰《历代职官表》卷三十五,清初定为四品,康熙六年改为三品,自 康熙九年起确定西洋及满洲监正俱为正五品。

[6] 徐天麟∶《西汉会要》卷三十一“职官一”。

[7]  徐天麟∶《东汉会要》卷十九“职官一”。

[8] 引自历代职官表》卷三十五。

[9]  参见《历代职官表》卷三十五及前引王宝娟第一文。

[10]  参见《历代职官表》卷三十五及前引王宝娟第二、三文。

[11]  参见《历代职官表》卷三十五及前引王宝娟第三文。

[12] 关于明清之际西方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将在后面章节详论。

[13] 此处“汉军”与“汉人”区别甚明∶“汉军”是八旗子弟----清代八旗由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组成,是“汉军”已经加入了征服者行列的先被征服者;“汉人”则是被征服者,是真正意义上的亡国奴。

[14] 参见沈建东∶元明阴阳学制度初探,《大陆杂志》(台湾)796期,1989。本节主要参考沈氏的上述成果。

[15] 《天学真原》,页46-55

[16] 关于这一点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详论。

[17] 在历朝正史之涉及方技术数的人物传记中,这类预知吉凶的故事不胜枚举。

[18] 将上面这两段记载对照起来看,其中的张子信也可能不是同一人——籍贯不同,主要艺业也不同。但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必为二人,只能姑且存疑。

[19]  参见江晓原∶第谷传,《世界著名科学家传记·天文学家·Ⅰ》,科学出版社,1990,页8-34

[20]  关于天学仪器在本书后面的章节还将有进一步的讨论。

[21]  一切与天学有关的器物和图书,皆严禁民间私藏,“匿而不言者论以死”,更不用说浑仪这种大型天学仪器了。参见《天学真原》,页62-65

[22]  参见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中国天文学史》,页29、页156

[23]   可参见如下两篇拙文:1、从太阳运动理论看巴比伦与中国天文学之关系,《天文学报》293期(1988)。2、巴比伦与古代中国的行星运动理论,《天文学报》314期(1990)。

[24]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页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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