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学外史》   

第三章  古代中国什么人从事天学?


官营天学之传统/ 巫觋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天学家/ 皇家天学家之专职与兼职/ 李淳风论历代“传天数者”/ 子产、箕子、蔡邕、刘表和诸葛亮/ 郭璞和开普勒——星占学家信不信自己的预言?/ 因天学而招祸的天学家——吴范、庾季才和刘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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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世界各文明中,有没有民间的、私人的天文学传统,也许是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这种传统很可能和现代天文学的兴起有着内在的联系。在古希腊,以及古希腊精神财富的继承者欧洲,确实有着私人天文学的传统,(尽管这种传统有时候若隐若现,不太明显)。只要看看古希腊的天文学家,如爱奥尼亚的塔利斯(Thales)、撒摩斯的阿利斯塔克(Aristarchus)、尼杜的欧多克斯(Eudoxus)以及后来大名鼎鼎的希巴恰斯(Hipparchus)和托勒密(Ptolemy)等等,都不是官方的天文学家。相传欧多克斯就有自己的私人天文台。

而在古代东方各文明中,要发现这样的传统就不太容易。在封建专制政权中,天学事务总是由皇家直接拥有和经营。古代中国的情形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官营天学的传统在中国持续了至少三千年之久。如果我们相信——现在看来没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尚书·尧典》所述帝尧分命天文官员去四方之事,那就显然可以将这一传统追溯到更早。至于象古希腊那样私人性质的天学活动,我们在上面一章中已经看到,在中国直到明代中叶,一直是非法的(仅在南北朝时期出现过一个可能的例外,我们将在下一章专门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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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学既然是皇家禁脔,那就不难想象,在古代中国,从事天学事务者自非等闲之人。事实大体上也正是如此。不过此事也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上古之时,从事天学者非常神圣(例如,我们已经看到帝舜曾亲自去“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而数千年后,到了明清时代,钦天监里的那些天学官员就只是一些平庸而琐屑的小人物了。这与天学在古代中国最先是王权确立的必要条件,后来演变为王权的象征,再演变至末期而仅成王权的装饰,正好完全对应。重要的事由精英人物来做,不重要的事只需由平庸人物去干,古今中外大多如此。

最先从事天学的是何等样人? 当然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科学家”,恰恰相反,他们竟是现代人通常概念中与科学家相对立的人物——巫觋(女巫曰巫,男巫曰觋)

巫觋的职责,就是沟通天地人神。这在今天,自然被认为是迷信、是骗人的无稽之谈。但是在上古社会中,他们却因此而被认为是非常神圣的人物----甚至可以说是处在介于人神之间的半人半神状态。而巫觋与王权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张光直等人的研究早就表明∶在上古时代,帝王本人往往就是巫师,而且是群巫之首。张光直说∶

(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创立者们)的所有行为都带有巫术和超自然的色彩。如夏禹便有阻挡洪水的神力,所谓“禹步”,成了后代巫师特有的步态。又如商汤能祭天求雨;……据卜辞所记,唯一握有预言权的便是商王。此外,卜辞中还有商王舞蹈求雨和占梦的内容。所有这些,既是商王的活动,也是巫师的活动。它表明∶商王即是巫师。[1]

我们前面已经谈到过古代中国“通天者王”的政治观念,巫能通天,进而为王,自是顺理成章的意料中事。帝尧之任命天文官员,帝舜之“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其行事与商王作为群巫之首而祭天求雨等等,正是同一性质。后世帝王仍要领头进行祭天等多种沟通天地人神的仪式,从中也不难看出上古时代作为群巫之首的流风遗韵。

然而帝王毕竟还有一大堆人间政务要处理,巫觋们的司职,不可能长期去全力从事。因此自然就需要专职进行通天事务的巫觋为之服务。有了为自己服务的通天巫觋,也就是有了自己的通天能力,王权于是得以确立。可知上古之时,通天巫觋的地位是何等神圣而神秘。

对于这些神秘的通天巫觋,我们今天所能得到的最重要的早期历史线索,必须归功于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司马迁给出了一份称之为“昔之传天数之者”的名单∶

        高辛之前∶ 重、黎。

        唐、虞∶     羲、和。

        有夏∶        昆吾。

        殷商∶        巫咸。

        周室∶        史佚、苌弘。

        宋∶           子韦。

        郑∶           裨灶。

        齐∶           甘公。

        楚∶           唐昧。

        赵∶           尹皋。

        魏∶           石申。

对于这份名单,我在《天学真原》中已作过较为详细的研究,[2]  考证的细节这里不再重复,仅概述其结果及意义如下∶

司马迁所提供的上述名单,以巫咸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重、黎、羲、和、昆吾,皆为上古时代专司交通天地人神之巫觋,其人其事,多在传说之间。后半部分,自史佚以下,则皆为春秋战国时代著名的星占学家,其行事在史籍中皆有记载,确切可考。至于巫咸,原是殷帝太戊时的著名巫者,后来被视为上古巫觋之化身,巫咸也就成为巫觋的共名。

司马迁“昔之传天数之者”名单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显示了古代中国天文-星占之学与上古通天巫觋之间的历史渊源。这种渊源、或者说古代中国从事天学之人的身份的演变,可以表示如下∶

通天巫觋 星占学家 天学家

必须注意的是,这三者在本质上其实是相同的,区别仅仅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现出来的表面色彩。

司马迁所开的“传天数者”名单,后人亦有步武者,比如《晋书·天文志·上》有如下的名单∶

        高阳∶       重、黎。

        唐、虞∶    羲、和。

        有夏∶       昆吾。

        殷商∶       巫咸。

        周室∶       史佚。

        鲁∶          梓慎。

        晋∶          卜偃。

        郑∶          裨灶。

        宋∶          子韦。

        齐∶          甘德。

        楚∶          唐昧。

        赵∶          尹皋。

        魏∶          石申夫。

与太史公所述大同小异。增加的鲁之梓慎、晋之卜偃,皆为《左传》、《国语》等古籍中有行事记载之真实人物。

 

3

“传天数者”固然是自巫觋沿革而来,后来历朝太史局、太史院、钦天监中的官员又都是专职,但有时皇家首席天学家反而身兼它职。这一现象渊源久远,在司马迁提供的“昔之传天数者”名单中,史佚、苌弘就是这种情形。史佚是“周文、武时太史尹佚也”,[3]  古时太史地位尊崇,殆类帝师,天学事务当然是他的重要职责之一,但他也还有许多旁的职责,非后世太史令之专一职责可比。[4]  苌弘则是“周大夫”,[5]  但他却是“周室之执数者也”。[6]  汉代以下,这一现象更为明显,比如北魏的崔浩,在朝中被公认为天学第一人,遇有重大天象出现,只有崔浩为众望所归,能出来发言,[7]  但其时太史令却另有其人。又如明末的徐光启,他无疑是当时朝廷天学事务中最重要、也最活跃的人物,但他却不是钦天监的负责人。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这一现象虽不普遍,却应该看作是上古的流风遗韵──通天之学作为“王者之师”必须掌握的最重要的技艺之一,不仅有其程式化的外表(比如皇家天学机构及其负责人),更有其实质内容,担任通天重任的人选,是可以不拘一格的。关于这一方面,可以从李淳风所提供的另一份古代天学家名单中认识更多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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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两种传世星占学著作之一,唐代李淳风的《乙巳占》自序中,李淳风将历代著名的“传天数者”分成十一类,依次如下∶

开基阐业,以济民俗,因河洛而表法,择贤达以授官∶

    轩辕、唐、虞、重、黎、羲、和。

畴人习业,世传常数,不失其所守,妙赜可称∶

    巫咸、石氏、甘公、唐昧、梓慎、裨灶。

博物达理,通于彝训,综核根源,明其大体∶

    箕子、子产。

抽秘思,述轨模、探幽冥,改弦调∶

    张衡、王兴元。

沉思通幽,曲穷情状,缘枝反干,寻源达流∶

    谯周、管辂、吴范、崔浩。

托神设教,因变敦奖,亡身达节,尽理辅谏∶

    谷永、刘向、京房、郎(豈页)之。

短书小记,偏执一途,多说游言,获其半体∶

    王朔、东方朔、焦贡、唐都、陈卓、刘表、郗萌。

委巷常情,人间小惠,意唯财谷,志在米盐∶

    韩杨、钱乐。

参同异,会殊途,触类而长,拾遗补阙∶

    蔡邕、祖、孙僧化、庾季才。

窃人之才,掩蔽胜己,谄谀先意,谗害忠良∶

    袁充。

妙赜幽微,反招嫌忌,忠告善道,致被伤残∶

    郭璞。

其中第一类将黄帝、尧、舜与重、黎、羲、和等并列,似乎不伦,其实正可以理解为上古之时王为群巫之首的遗迹。自巫咸至裨灶,皆为《史记·天官书》名单中人物,此处不必再论。但是后面各类中一个颇为引人注目之点,就是出现了不少在人们通常观念中根本不以天学名世的人物,这显然会使许多现代读者感到奇怪。

 

5

天文星占之学是古代的大学问,军国大事必须依靠它来指导——古人确实是真心诚意相信这一点的。虽然历代多有严禁民间私习的法令,但是作为“与国同休戚”的高官重臣,重任在身,不能不对天学有所掌握;而那些关于私习的禁令,对他们自然也不会“一视同仁”。[8]  因此,一些在现代人心目中是政治家、文学家等等的历史人物,确实曾经是当时的天学大家,甚至担任过太史令之类的官职。我们不妨结合李淳风的名单,来看一些个案。

在李淳风《乙巳占》给出的名单中,有好几人是一向不以天学名世,也不担任天学官职的,例如∶

子产。子产之被列入这一名单,似乎比较勉强。子产作为春秋时代的大政治家和大外交家,郑国多年的执政大臣,推测他可能略通天文星占之学,虽然也不算太离谱,但是史籍中所载子产与天学发生关系之事,却是他对星占预言的拒绝。事见《左传》昭公十七、十八年∶郑国星占家裨灶根据一次彗星的出现,预言宋、卫、陈、郑四国都将遭受火灾,建议用玉器祭神以免祸,但被子产拒绝;既而火灾真的发生,裨灶又预言还将再次发生火灾,再次提出要用玉器祭神,子产还是坚持拒绝,这一次连子产执政最积极、最有力的支持者子大叔都批评子产,但子产仍不为所动,并说出一番名言∶

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灶焉知天道? 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

直斥裨灶“不知天道”,只是多说几次预言,偶尔说中而已。这在古代是对一位星占学家最严厉的攻击(裨灶很可能因此要痛恨子产一辈子)。而“天道远,人道迩”的名言,在笃信天文星占之学的古代中国社会传统中,也是非常少见的。但是李淳风却对两造都给好评∶裨灶是“不失其所守,妙赜可称”,子产不迷信星占预言,也得到“明其大体”的考语。

箕子。因他曾向周武王说过“天乃锡禹鸿范九等,常伦所序。……四曰五纪∶……一月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之类的话(《史记·宋微子世家》),也被李淳风列入“明其大体”之例。

蔡邕。他是东汉时期的著名学者,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曾与包括太史令在内的一些高级官员一起被皇帝召见,“就问灾异及消改变故所宜施行”──看来他精通天文星占之学的名声早已传播朝野,他还作过《汉记》,分为“十意”,其第一和第五分别是《律历意》和《天文意》。[9] 《隋书·律历志》说东汉朝廷曾“命刘洪、蔡邕共修律历,司马彪用之以续班史。”后来蔡邕获罪戍边,犹从朔方上书,追述前事,意欲自荐。其书载于《后汉书·律历志》注中。《旧唐书·历志》说刘洪、蔡邕、何承天、祖冲之等人“皆数术之精粹者,至于宣考历书之际,犹为横议所排。”《隋书·天文志》又说“桓谭、郑玄、蔡邕、陆绩,各陈《周髀》,考验天状,多有违失。”从这些石料来看,他是东汉后期非常活跃的天学家。

刘表。这位东汉末年荆州地区不成气候的割据者,却有一部归入他名下的星占学著作《荆州占》,在后世流传了几百年。至少到唐代,《荆州占》还是李淳风撰《乙巳占》、瞿昙悉达撰《开元占经》时的重要参考书之一,李淳风在《乙巳占》中开列他自述是“幼小所习诵”的星占学参考书共二十五种,其第十八种即“刘表《荆州占》”。此书多半是刘表召集星占学家编撰的,不过由他“领衔”而已,殆如当今的许多“主编”一样。刘表当时的地位在君臣之间。他对星占学想必是极感兴趣的。

关于此类情形,还可以再举一个比较有趣的例子,《晋书·天文志》──也是出于李淳风之手──卷上“州郡躔次”章中介绍分野方案时,先说明是八家共同使用的方案,而八家竟是∶

陈卓、范蠡、鬼谷先生、张良、诸葛亮、谯周、京房、张衡。

如果我们去看现代的中国天文学史著作,当然会在里面看到陈卓和张衡,这两人都曾担任太史令——陈卓曾担任过东吴、西晋和东晋三朝的太史令,又汇总了古代最重要的三派星占学的星图;张衡留下了《灵宪》等天学著作,又造过演示天象和预报地震的仪器。京房就只好到脚注里去碰运气了,至于其余五人,那是根本不可能被提到的。然而根据李淳风的引用,我们可以知道他们也曾有天学著作传世──当然范蠡、鬼谷子和张良等很有托名的可能。

 

6

作为皇家天学家,天机在握,俨如帝师,往往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应该是很能够满足“士”的表现欲和权力欲了。然而当皇家天学家常常并不快活----不仅不快活,而且还非常危险,稍一不慎就会有性命之忧!这里先看几个事例,对于这些事例背后的机制,我们回忆前面的章节就会很容易得到理解。

郭璞。说到郭璞,一般的文史学者首先想到的往往是他的《江赋》、《游仙诗》之类。李淳风则将他列为“妙赜幽微,反招嫌忌,忠告善道,致被伤残”的代表。前面已经说过,中国古代的天学不是为了探索自然,而是为了沟通天地人神,归根到底则是为了仰窥天意,预知未来,好为皇家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因此天学家的知识决不能仅限于天文星占之学,他还要精通许多有关的方术。郭璞正是这样的人物。《晋书》本传说他“洞五行、天文、卜筮之术,攘灾转祸,通致无方,虽京房、管辂不能过也”。他的传记中充满着他预知未来、洞晓方术的神奇故事。比如他早就通过卜筮预见到永嘉之乱∶“投策而叹曰∶嗟乎!黔黎将湮于异类,桑梓其剪为龙荒乎? 于是潜结姻昵及交游数十家,欲避地东南。”

精通天学,参与机要,自然是荣宠,但是一旦卷入政治漩涡,危险也就很大。南渡后,郭璞受到王导的器重,在朝中屡次展示预知未来的能力,致使“帝甚重之”、“帝甚异之”。然而正是因为这样的名声,到王敦作乱时,他的祸患就临头了。准备讨伐王敦的温峤、庾亮请他卜筮,他告诉他们“大吉”,使他们坚定了行动的信心。而王敦起兵时,令郭璞卜筮成败,郭璞却告诉他“无成”,还劝他回到武昌(意即不要在建康问鼎),才能长寿。于是王敦大怒,下令将郭璞处死。所以李淳风说他是“忠告善道,致被伤残”。

这里不妨插入一段一千多年后西方天文学家的故事,作为与郭璞之事的有趣对比。公元1610年,德意志处在内战之中。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是被后来的历史学家斥之为“神经不正常”的鲁道夫二世(Rudolph II),天文学家开普勒(Kepler)他同时也是当时著名的星占学家──是鲁道夫二世御前的“皇家数学家”。皇帝为了巩固自己日益缩小的权力,召来了雇佣军;而反对派则召来了匈牙利国王──尽管从理论上说他是皇帝的臣子。交战双方都要开普勒为他们作星占学预卜。这时候眼看鲁道夫二世末日将要来临,但是开普勒依然恪守臣节,忠于皇帝。因此他故意为国王方面作了不利的预言,想借此削弱他们的信心;同时他警告皇帝的拥护者们,在作出重大决策时切不可相信星占学,他坦率地告诉他们,星占学“不仅应该从议会中清除出去,而且也应该从那些现在想给皇帝进言的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应该把它从皇帝的视野里完全清除出去”!然而开普勒的这番努力终于无济于事,敌军还是攻入布拉格,皇帝被迫退位。

在上面两个故事中,星占学家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也都试图利用自己的星占学预言去影响事态的发展,郭璞和开普勒的做法可谓异曲同工。这里牵涉到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是,星占家对于自己的星占预言是否真的相信? 从开普勒的故事来看,他多半是不相信的。至于郭璞,他的心迹与开普勒相同的可能性也很大──“圣人以神道设教”是中国古代政治运作中的大奥秘之一,政治家和卷入政治的方术之士都必须明白这一点,否则就是不入流了。

吴范。与郭璞丢了性命的结局相比,吴范的遭遇要好一些。吴范字文则,会稽上虞人,“以治历数、知风气(指风角、望气之术)闻于郡中”。孙权崛起之后,吴范“ 委身服事,每有灾祥,辄推数言状,其术多效,遂以显名”,成为孙权御前的首席天学家,以骑都尉领太史令。据说他对刘表之死及荆州的败亡、刘备之占领益州、关羽之败走麦城等等一系列那个时期的重大事件,都曾向孙权作出过非常准确的预言(《三国志·吴书》本传)

然而吴范与孙权之间的关系并不愉快。

当年孙权尚未称王时,吴范曾向他进言说“江南有王气,亥子之间有大福庆”──这类进言是天学家向有意问鼎的政治人物劝进邀宠的典型话头,也是他为自己所服务的政治军事集团制造舆论、进行政治宣传的常用方式。孙权当时对吴范说∶“若终如言,以君为侯”。到了公元219-220年之际孙权受封为吴王,[10] 大宴群臣时,吴范提醒孙权昔日封侯的诺言,孙权却试图只用一条绶带来应付他。接着论功封赏,下面报上来的封侯名单中本来有吴范,颁布之前却被孙权特意划掉。孙权为何如此?原来根子早已种下──孙权自己也对星占学极感兴趣,多次向吴范表示想请他讲授,但是吴范一直“秘惜其术,不以至要语权,权由是恨之”。吴范终于未能封侯。不过他总算得以善终。他病逝以后,孙权追思不已,“募三州有能举知术数如吴范、赵达者,封千户侯,卒无所得”。

庾季才。他可以算在政治漩涡中善于自处、投机得当的例子。他原是萧梁的太史令,北周破江陵,庾季才转事北朝。这种事在当时很常见,似乎没有人以“气节”之类的“大义”去严谴,更未见有人以“汉奸”斥之──别忘记北周是鲜卑人建立的王朝,是真正的异族呢。宇文泰“一见季才,深加优礼,令参掌太史。每有征讨,恒预侍从”( 《隋书·艺术传》)。武成二年,庾季才与同是由梁入北周的大文士庾信、王褒一同成为北周的“麟趾学士”。

北周武帝宇文邕在位的开始十多年中,大权落在宇文护之手,宇文护几乎成了北周王朝实际上的统治者。等到武帝杀死宇文护,自然要对往日趋附宇文护的众臣进行株联和清洗。武帝亲自检查从宇文护那里查抄出来的文书档案,凡有“假托符命,妄造异端者”──这实际上就是曾向宇文护效忠劝进,鼓动他夺取皇位的人,都被诛戮;而在庾季才致宇文护的两纸书信中,却看到通过谈论天象和灾异劝宇文护“反政归权”的内容。武帝大为称赏,认为庾季才“至城谨悫,甚得人臣之礼”,于是升官。

庾季才这件事上虽然自处得当,得到了皇帝的信任,然而伴君如伴虎,稍一不慎就会获罪。入隋以后,天学家之间的相互倾轧颇为剧烈,庾季才说了一句真话,就被免职。

那时隋文帝将太子杨勇废为庶人,改立晋王杨广(即后来的亡国之君隋炀帝)为太子,当时的太史令袁充一贯假托祥瑞以迎合帝意,此时竟奏称“隋兴以来,日景渐长。……伏惟大隋启运,上感乾元,影短日长,振古稀有”。尽管天人感应之说在古代中国深入人心,但说日长竟会因“大隋启运”而增加,毕竟过于离谱。袁充如此谬说,实在不能不令同行和后人齿冷,当时隋文帝却对此觉得有点正中下怀。他倒也曾就此事去征询过庾季才的意见,庾季才就直言袁充之谬,结果却是“上大怒,由是免职,给半禄归第”。不过仍然“所有祥异,常使人就家访焉”,算是还让他发挥一点余热。

庾季才在家寿终正寝,终年八十八岁,运气应属不坏了。

刘基。最后我们举刘基的例子,以见作为皇家天学家这种“帝王之师”的生涯有时候是如何临深履薄。刘基原是元朝的进士,也作过几任元朝的官职,因朝政腐败,遂弃官隐居。后来被朱元璋罗致,成为朱元璋的头号谋士,终于帮助朱元璋成就了帝王之业。与此同时,刘基也是朱元璋政权的首席天学家。朱元璋称帝,他出任太史令,上《戊申大统历》──《大统历》是元代郭守敬《授时历》的改编本,一直行用到明亡之岁。

刘基在履行皇家天学家职责时,本来就极谨慎,《明史·刘基传》说“帝尝手书问天象,基条答甚希而焚其草”。等到朱元璋帝业既成,刘基作为开国元勋,理应大受封赏,享受荣华富贵了,他却深知“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一心想避免朱元璋杀戮功臣的惨祸∶“还隐山中,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然而即便如此,最终还是未能免祸。

刘基的政敌胡惟庸上奏称∶刘基企图占据一块有“王气”的地作为自己的墓地。这一指控非同小可!

“王气”者,帝王之气也,按照中国古代天学中的有关理论,某地有“王气”,则此地将有帝王兴起。大汉、盛唐这样的强大王朝之崛起自然有王气作为先兆;即使是偏安江左的小王朝也有它的王气──隋文帝灭陈之日,才使得“金陵王气黯然收”;就连两宋之际伪楚、伪齐这样短寿促命的汉奸政权也有其王气,姑举岳珂《桯史》卷八“阜城王气”条为例∶

崇宁间,望气者上言景州阜城县有天子气甚明,徽祖(宋徽宗)弗之信。既而方士之幸者颇言之,有诏断支陇以泄其所钟。居一年,犹云气故在,特稍晦,将为偏闰之象,而不克有终。至靖康,伪楚之立,逾月而释位。逆豫既僭,遂改元阜昌,且祈于金酋,调丁缮治其故尝夷铲者,力役弥年,民不堪命,亦不免于废也。二僭(伪楚张邦昌、伪齐刘豫)皆阜城人,卒如所占云。

既然如此,刘基企图染指“王气”,岂非已有不臣之心?

刘基在辅佐朱元璋造反夺天下的过程中,多半也讲论过“凤阳王气”、“金陵王气”之类的话头,刘基的天学既能帮助自己夺得天下,又焉知不能从自己儿孙手中再将天下夺去?许多开国帝王在屠戮功臣时都有这种担忧。胡惟庸正是利用这一点来打击、诬陷刘基。朱元璋虽并不全相信这种指控,但仍不免“颇为所动”,就削夺了刘基的俸禄。刘基非常害怕,入京谢罪(不管实际上有没有罪,天子既然惩罚了你,你就一定有罪----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并且留在京师不敢再回去。

不久刘基忧愤成疾,吃了胡惟庸派来的医生所开之药,病情更加恶化──相传他是被毒死的。临终之时,他又作了一项为子孙免祸的努力∶

疾笃,以《天文书》授子琏曰∶“亟上之,毋令后人习也!”

刘基叫儿子赶快将不许民间私习的《天文书》上交,子孙后代再也不要学这种东西了![11] 这位生前以天学名世的人,却留下了这样的遗言。

   

 



[1] 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页33。

[2] 《天学真原》,页69-98。

[3] 《国语》韦昭注。

[4] 本书第四章还将进一步谈到此事。

[5] 裴氏《史记集解》引郑玄曰∶“苌弘,周大夫”。

[6] 《淮南子·泛论训》。

[7] 《天学真原》,页61-62。

[8] 下面这个故事就透露出此中消息∶明代王鏊《震泽长语》卷上“占岁”中云∶

      仁庙一日语杨士奇等∶见夜来星象否? 士奇等对不知。上曰∶通天地人之谓儒,卿等何以不知天象? 对曰∶国朝私习天文律有禁,故臣等不敢习。上曰∶此自为民间设耳。卿等国家大臣,与国同休戚,安得有禁? 乃以《天官玉历祥异赋》赐群臣。

 虽然中国古代有私习天文之厉禁,直到明代中后期才开始逐渐放松,但明仁宗的

 上述说法,前代帝王大体也是能够同意的。

[9] 参见《后汉书·蔡邕传》。

[10] 公元219年是建安二十四年,己亥年,其明年是理论上的东汉延康元年,同时也是魏文帝曹丕登基的黄初元年,但《三国志》中仍将此年称为建安二十五年;此为庚子年。吴范所谓“亥子之间”,即指此两年之交。

[11] 我们在下一章将要谈到,皇家天学官员通常是世袭的,明代尤甚。刘基既曾担任过太史令,其子应该是可以合法习天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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