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究竟是什么》

 

第十一章、激进工具主义或多元实在论

 


 

前章第二节所述朴素工具主义者知道科学理论不能直接而简单地从观察中推导出来。他解决这个困难的办法是在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之间划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前者假设是为了描述实在世界的,而后者则没有被这样假设,它只是作为将观察语言中的陈述加以整理和联系起来的工具。在第三、四节里描述的波普尔派实在论者反对这条界线。他指出,一旦承认和认识到观察之依赖理论,这条界线就会消失。波普尔派实在论者对界线消失的回答是把对业已消失的界线的“观察”一侧的实在论解释推广到界线的理论一侧。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二者,就它们能被区别而言,都被看作为描述世界实际上是什么的尝试。我将在本章提出和维护的立场,我称之为激进工具主义或多元实在论,这种立场的拥护者,同波普尔派实在论者一道承认,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之间的界线是一种虚构,但是他对这一点的回答则是与波普尔的回答完全对立的。激进工具主义者把对业已消失的界线的“理论”一侧的工具主义解释推广到界线的“观察”一侧。把我们的“观察”语言或我们的“理论”语言理解为对世界实际上是什么的描述,都是不正确的。

激进工具主义者或多元实在论者想强调我们的概念系统(不管它们是科学理论还是日常语言中预先假定的理论,它们是容易变化的人类产物)与实在世界(那些实在的概念系统与之有某种关系)之间的区别。科学理论和外部世界都是实在的,但不应把它们等同起来。然而,我并不想仿柏拉图和波普尔提出理论所寓于的某个“第三世界”或“理念世界”。科学理论是第九章第三节讨论的那种实在的科学实践的实在产物。科学理论作为科学实践的一个结果是经常产生和改变的。我称这种形式的实在论为“多元的”,这个道理现在应该清楚了。外部世界和理论世界都是实在的,但它们又有区别。它们通过第三个实在的科学的实践发生联系。

科学理论在某种意义上通过科学实践同实在世界发生联系,并设法对付或适应实在世界。以实在世界为一方,与以预定来应付实在世界的实在科学理论为另一方之间的区别可被认为是一种截然分明的区别,而实在的理论与实在的科学实践之间的这种区别就不是这样。除了实验以外,科学实践还包含预定阐明某种理论,把这种理论与其他理论作比较、确立它的前后一致性、对称性,预见能力等等的种种论证和批判。这些论证和批判本身要使用概念系统或理论。因此,实在的科学实践和实在的科学理论是不可分割结合在一起,共同演变。

我为之辩护的立场在这个意义上是工具主义的:它否认理论和实在世界之间有直接联系,否认理论试图解释世界实际上是什么。象电子,力等等概念都是实在的理论概念,但是,把电子和力说成是存在于实在世界的东西就是滑向激进工具主义所力图避免的常识性的混同。从激进工具主义的观点看,甚至把“椅子”和“天鹅”这些日常的概念与实在世界中的客体等同也是一种错。激进工具主义者或者多元实在论者将坚持认为象常识或日常实践这种东西是有的,它包含象椅子这样的日常概念。实在的日常概念通过日常实践同实在世界以这样的方式发生联系:如果一个个别的主体或一群主体行动起来好像对应于他们常识概念的客体存在于实在世界中一样,他们就能够有效的从事他们每天的活动。这说明朴素实在论的直接吸引力。

有利于激进工具主义者的论点是,如果常识的理论和实践发生十分剧烈的变化,世界中存在什么的常识概念也发生变化。在中世纪欧洲,女巫实际上居住在常识世界中,而在现代,她们却不然,虽然有各种类型的精神病人居住着,象“椅子”和“天鹅”这些概念则尚未同样地受到常识性知识和日常实践根本变革的威胁,也许它们永远不会受到威胁。

激进的工具主义者与朴素工具主义者的谨慎的后卫行动无关,后者坚持要限制科学的范围以便保护它免遭各种批评。科学实践必须包含各种无情的检验以便评价和改进它应付实在世界的适宜性,通过对一门科学、它的实践和它们历史的详细研究,以及对那种实践各方面功能的分析,就可了解某一特定的科学实践的确切性质。激进工具主义者能利用在例如波普尔、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和拉维茨著作中发现的许多分析,以及甚至库恩著作中的某些分析来帮助他达到目的。他不承认的是有一种在任何时候都可应用于一切科学的单一的科学实践。这个特殊的论点将在下一章稍作进一步的讨论。

我将我所看到的激进工具主义多元实在论的优点作一概括,以此来结束既短又重要的一章。

激进工具主义避免了朴素工具主义者的归纳主义倾向,并强调这样一个事实:科学理论是人造的决非从经验推导出的概念体系。激进工具主义者和精致的实在论者共有的观点是:科学中的一切陈述,甚至它的所谓观察陈述都是依赖理论的。确实,激进工具主义者比精致的证伪主义者在更大程度上强调科学的这个方面,并就他把各自的实在性赋予理论和实在世界而言,他十分乐于被称为一个多元实在论者。从多元实在论观点看,精致的实在论者已经把科学理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弄得浅薄无聊了,并使他的立场容易接受主观主义的解释。通过论证理论和实在世界的分离,通过坚持认为二者之间的联系要通过科学实践,多元实在论者不可避免地导致始终如一的客观科学观。这种观点还有另一个优点。它直接导致这样的问题:“一种特定的科学实践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能够进行?”这类问题似乎要求一种把科学看作一种社会活动的理论,并促进去区分上面提出的那类问题和第二类有关主科学实践一旦存在时就发挥作用的问题。精致的实在论者否认“内部”问题与“外部”问题之间的这种联系。精致的实在论者认为所有的科学是“对真理的探索”,讨论与那一般目的有关的一般科学方法论,并极易接受主观主义的立场,因为他认为“纯”科学的存在是一个具有正确态度(与探索真理有关)的个别科学家问题,而不是由于一种特定种类的自主的社会实践所致。激进工具主义的或多元实在论的立场导致一种比波普尔派的实在论立场所做的更为开放并可能更富有成效的历史编纂学的研究纲领。这将在第十二章作更多的讨论。

波普尔派的实在论者想强调科学的客观性和自主性,避免相对主义立场,并通过维护科学理论是真是假不依赖于个别科学家或科学家集团对问题怎么想这种真理概念做到了这一点。激进工一具主义者也想强调科学的客观性和自主性,但是以迥然不同的方式,并且以澄清相对主义的争论点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某一特定的科学实践是否作为一种自主的实践存在是同社会条件有关。因此可以论证,在科学革命时代以前,物理学作为一种自主的实践并不存在,因为物理学的实践同宗教讲道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等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科学革命时代物理学终于存在这一点可与资本主义和技术的兴起,以及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宗教的相应衰落联系在一起。此外,很有可能,现代物理学的实践在我们的社会中由于资助许多研究的大工业垄断组织的腐败性影响而受到威胁。因此某一特定的科学实践作为一种自主的学科是否存在是一个相对的问题。但是一旦实践作为一种自主的实践而存在,那末它作为一门科学发挥作用就不是相对的、而是绝对的了。一种实践能够有效地作用于它预定要作用的世界那部分到多大程度取决于实践的性质,它所产生的理论的性质以及实在世界的性质。我们甚至可以说,那些通过科学实践同实在世界发生联系而它们的应用总是有成效的理论是真的。这是在某种程度上延伸了“真的”这个词的使用。虽然如此,根据激进工具主义的立场这样做有助于强调科学实践作用的绝对性质。

还有一点有利于激进工具主义或多元实在论的立场。它能使应用于科学的简单性和严谨性概念的重要性具有意义,在那里其他立场就遇到困难。众所周知,在某种意义上是简单的和严谨的科学理论,因此比那些不简单、不严谨的对立理论更可取。哥白尼的假说能够以比较简洁地解释逆行运动,托勒密体系则不然,这是我们已经遇见的一个例子。开普勒使每个行星都有一个椭圆轨道以与托勒密和哥白尼的许多本轮相对立,则是另一个例子。一个普通的实在论者难以证明简单性之可取。按照他的观点看,他会发问:“鉴于我们不知道实在世界是否简单这个事实,为什么简单的理论应该比不那么简单的理论可取?”波普尔,我们的一个精致的实在论者范例,并未回避这个问题。他通过认为简单性与内容是一致的,对隐藏在简单性概念后面的东西的一部分提供了一个客观的解释。1按照这个观点,牛顿的理论就它能够用这么几条一般定律解释范围这么广泛的现象而言是简单的。波普尔的理论抓住了隐藏在直觉的简单性概念后面的某种东西。至于这个概念后面还有什么,波普尔把它说成是一定同某种美学或实用性质的爱好有关,说成仅是对我们直觉的指导或刺激。因此,波普尔对简单性概念在科学中出现时隐藏在它后面的很多东西提供了主观主义的解释,因此,他的理论是不合适的。激进工具主义者面临的不是同样问题,并可更自主地对简单性提出一种客观的解释,因为他在理论为一方与实在世界为另一方之间作了明确的区分。简单性和严谨性是理论的特性,不是实在世界的特性。如果其他方面是同等的,人们会选择简单的和严谨的理论,因为它们更有利于精确的,富有成果的科学实践。更具体地说,简单的和严谨的理论更倾向于提出或规定明确的研究纲领,其方式同拉卡托斯用他的“正面启发法”概念阐明的极为相似。拉卡托斯著作这一有价值的方面可以同激进工具主义或多元实在论的立场完全结合为一体。

 

阅读文献

JR.拉维茨;《科学知识及其社会问题》(牛津1971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第2篇有助于使科学实践概念更可为人理解。并参阅L.阿尔都塞:《拥护马克思》(哈蒙茨沃思1969年,艾伦·莱恩出版社),尤其是第6章,和《读资本论》(伦敦1970年,新左翼出版社);以及J·斯塔契尔:《论科学实践概念》,载RS.科恩、JJ.斯塔契尔和MW.瓦托夫斯基编:《拥护斯特鲁伊克:纪念斯特鲁伊克科学,历史和政治论文集》(多特雷希特1974年,莱德尔出版公司)。

 

1]波普尔关于简单性的论述,参阅他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伦敦1968年。赫青逊出版社),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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