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究竟是什么》

 

第三章、观察依赖于理论

 


我们已经看到,按照我们的朴素归纳主义者看来,细心的和无成见的观察产生一种能够从中推导出如果不是真的、也可能是真的科学知识的可靠基础。在前一章,批判了这个观点,指出了试图证明从观察中推导科学定律和理论的归纳推理的困难。某些例子说明,确有根据怀疑归纳推理的所谓的可靠性。虽然如此,这些论证并没有最后驳倒归纳主义,特别是由于原来与之竞争的许多科学理论都面临着类似的困难。[[i]]在这一章,对归纳主义者的观点展开了更加严厉的批判,不是批判科学知识应借以从观察推导出的归纳法,而是批判归纳主义者关于观察本身的地位和作用的一些假定。

朴素归纳主义者关于观察的观点涉及两个重要的假定。一个是,科学始于观察。另一个是,观察形成知识赖以推导出的可靠基础。在这一章,这两个假定将从各个方面受到批判,将因各种理由而被摈弃。但是首先,我将概述一下我认为可说是现代通常持有的对观察的看法,这种看法使朴素归纳主义者的观点看来似乎是有理的。

 

1.对观察的一般看法

部分由于视觉在科学实践中运用最广泛,部分由于方便,我将把我对观察的讨论限制在视觉的范围内。在大多数情况下,不难看出,所提供的论证可如此这般改变一下,以适用于通过其它感官进行的观察。对视觉的简单的一般的看法如下。人用他们的眼睛看。人的眼睛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晶体和视网膜,后者象一块屏幕,眼睛外面物体的映像就在屏幕上面形成。从被观看的物体来的光线,经过介质传到眼睛的晶体。光线为晶体物质所折射,因而射向视网膜上的焦点,形成被观看物体的映像。到此为止,眼睛的功能很象摄影机。重要的差别在于最终映像记录的方式。视觉神经从视网膜通到脑的中枢皮层。这些神经带来有关落在视网膜各区的光线的信息。正是人脑对这个信息的记录与人类观察者看到的物体彼此一致。当然,对这个简单的描述还可加上许多细节,但是这里提供的叙述抓住了总的概念。

上面关于通过视觉进行观察的概述有力地提示了两点,这两点对归纳主义者是关键性的。第一点是,就客观世界某些性质在观看时为脑所记录而言,人类观察者多少能直接接触这些性质。第二点是,两个正常的观察者在同一地方观看同一物体或景色,将“看到”同一东西。同样的一组光线射在每个观察者的眼睛上,被他们正常的晶体聚焦于他们正常的视网膜上,产生同样的映像。然后,同样的信息将通过他们正常的视神经传到每个观察者的脑,结果是两个观察者“看到”同样的东西。在下一节,将直接抨击这两点。在以后的几节里,将对归纳主义者对观察的态度的适宜性提出进一步的更加重要的怀疑。

 

2.视觉经验不决定于视网膜上的映像

有大量的证据说明,当观看物体时观察者得到的经验恰恰并非仅仅决定于以光线的形式进入观察者眼睛的信息,也不仅仅决定于观察者视网膜上的映像。两个正常的观察者,从同一地方,在同一物理环境下观看同一物体,并不一定有同样的视觉经验,即使在他们各自的视网膜上的映像,实际上是相同的。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这两个观察者毋需“看到”同样的东西。正如N.R.汉森所说:“看见的比眼球接触的更多。”举几个简单的例子说明这一点。

                 

3

我们大多数人,在初看图3时,看到的是一个显露梯级上表面的楼梯素描。但这不是我们能够看它的唯一方式。也不难把它看作是显露梯级下表面的楼梯。而且,如果人们注视这张图一些时候,人们一般就会不由自主地发现,人们所看到的东西在频繁地变换着,从上方看到的楼梯变为从下方看到的楼梯,再变回到前者。然而似乎可合理地假定,由于观察者看的仍然是同一物体,视网膜上的映像并无变化。这张图被看作从上方看到的楼梯,还是从下方看到的楼梯,取决于观察者视网膜上映像以外的东西。我想本书读者中没有人会对我的图3看起来象某种楼梯的断言提出疑问。然而,对一些非洲部落(他们的文化并不包括用二维透视画来描述三维物体的习惯)的成员进行实验的结果表明,那些部落的成员并不把图 3看作是一部楼梯,而是看作一种二维的线条排列。我相信,在观察者视网膜上形成的映像的性质是相对独立于他们的文化。而且,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观察者在看东西时得到的知觉经验并不单单决定于他们视网膜上的映像。汉森曾用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一点。[[ii]]

观察者看到什么,就是说,观察者在观看物体时得到的视觉经验,部分依赖于他过去的经验、他的知识和他的期望。这里有两个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特殊的论点。

在一个众所周知的实验里,给受试者看一会儿纸牌,要求受试者认出它们。当用一副正常的纸牌时,受试者能很成功地完成这项工作。但是当插进一些异常的牌时,例如一张红的黑桃么点牌,那末开始时几乎所有受试者都把这些牌错误地认作正常的牌。他们把红的黑桃么点牌看作正常的方块么点或者正常的黑桃么点。受试者体验的主观印象,受到他们期望的影响。在一个时期的混乱以后,当受试者开始知道或被告知在这副纸牌里有异常的牌时,他们就能毫无困难地正确认出所有给他们看的牌,异常的或者其他的。虽然他们仍然在看同一个物理客体,但他们所看到的东西,随着他们知识和期望的变化而变化。

另一个例子是,小孩看“图谜”:要在一棵树的图画里,发现树叶中间画着的一个人脸。这里,一个看这幅画的人所看到的东西,也就是他们所体验的主观印象,起初是与一棵树及其树干、树叶、树枝一致的。但是,一且发现了人脸,这就改变了。一度曾被看作树叶和树枝的那部分东西,现在被看作一个人脸。情况又是这样:在这个“图谜”得到解决以前和以后,所看的是同一个物理客体,并且大概观察者视网膜上的映像在找到解答和发现人脸的时候并未改变。如果在以后某个时间再来看这幅图,一个一度解答过这个“图谜”的观察者就很容易再一次看到人脸。在这个例子里,一个观察者看到的东西是受他的知识和经验影响的。

有人也许会问:“这些设想的例子和科学有什么相干?”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难从科学的实践中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同样的论点,即观察者在观看物体或景色时看到的东西,他们体验的主观经验,不仅决定于他们视网膜上的映像,而且也依赖于观察者的经验、知识、期望和观察者一般的内心状态。熟练地用望远镜或显微镜进行观察是需要学习的,初学者看到的亮暗斑块的无结构排列不同于训练有素的观察者能够分辨的明细标本或景象。当伽利略首先引进望远镜作为探测天空的工具时,必定已经用过类似的东西。伽利略的对手对于承认伽利略已学会看到的诸如木星、卫星之类的现象所持的保留,部分地必定是由于学会使用毕竟还是很粗陋的望远镜去“看”所遇到的实际困难,而并非由于偏见。在下面的一段引文里,迈克尔·波兰尼描述了当教师教医学学生通过检查X线片来作出诊断时,医学学生知觉经验的变化。

“想一想一个在学习肺病X线诊断课程的医学学生。在一间暗室里,他注视着置于一名病人胸前的荧光屏上的影迹,倾听着一位放射学家用专门术语对他的助手评论这些阴影的有意义的特征。起初;这个学生完全迷惑了。因为他在这张X线胸片中只能看到心脏和肋骨的阴影,在他们之间还有一些蛛状斑。专家们似乎在信口讲述他们想象中的虚构事物;他一点也不能看见他们所谈论的东西。然后,由于他继续倾听了几个星期,细心地查看各种不同病例的新片子,他开始有了尝试性的理解;他逐渐忘掉肋骨,并开始看到了肺。最后,如果他理智地坚持下去,在他面前将会展现一幅富有意义细节的全景:生理的变异和病理的变化,疤痕,慢性感染和急性病的征候。他进入了一个新世界。他仍然只是看到了专家能看到的一部分,但是现在这些片子变得有确定的意义了,对片子的大多数评论也是如此。[[iii]]

我用各种例子支持我对观察所提出的看法,对这种看法一般反应是,观察者从同一地方观看同一个景象看到的是同一个东西,但是对他们所看到的东西所作的解释不同。我想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就知觉而言,观察者直接和立即接触的唯一东西就是他的或她的经验。这些经验并不是独一无二地被给予的和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观察者的期望和知识而变化的。物理状态独一无二地给予的东西是观察者视网膜上的映像,但是观察者同那个映像并没有直接的知觉上的接触。当朴素归纳主义者和许多其他的经验主义者假定经验中有独一无二地给予我们的东西,这种东西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加以解释时,他们就是未加论证、也不顾许多相反证据地在假定,我们视网膜上的映像和我们在看东西时所有的主观经验之间存在某种一对一的对应。他们是在同照相机作太过分的类比。

在讲了这些以后,让我试图说清楚什么是我在这一节中并不打算主张的,以免误认我作了比我想要论证的更多的论证。第一,我当然并不主张:引起我们视网膜上映像的物理原因同我们看到的东西毫无关系。我们不可能看到正好是我们喜欢的东西。然而,我们视网膜上的映像形成我们所看到的东西的原因的一部分,而原因的另一十分重要的部分是由我们的精神或脑的内在状态所构成的,这个内在状态显然是依赖于我们的文化教养、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期望等等,而不仅是决定于我们的眼睛和被视察景象的物理性质。第二,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我们处于各种状态所看到的一东西,仍然是相当稳定的。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对我们的精神或脑的状态的依赖并不是如此敏感以至使得通讯和科学成为不可能。第三,在所有这里所引用的例子中,都含有这样的意思:所有观察者看的是同样的东西。我同意并在全书中预先假定:单一的独一无二的物理世界不依赖于观察者而存在。因此,当一些观察者注视一幅画、一套仪器、一块显微镜下的玻璃片或者不管任何东西时,这里的意思是,他们都面对着、注视着、因此就在某种意义上“看”着同样的东西。但是,并不能因此认为他们具有同一的知觉经验。在—个十分重要的意义上,他们没有看见同样的东西,我对归纳主义者观点的批判,正是根据这后一个意义。

 

3.理论是观察陈述的前提

即使在知觉中,也有某种独一无二的经验给予所有观察者,对归纳主义关于观察的假定仍然有着某些重要的反对理由。在这一书中,我们集中注意力于观察陈述上,这些陈述植根于作出这些陈述的观察者的知觉经验,并据说为这些知觉经验所证明。按照归纳主义的科学观,构成科学的定律和理论赖以建立的可靠基础是由公共的观察陈述而不是由个别观察者的私人的主观经验组成的。很清楚,例如,达尔文在“贝格尔”号航行期间进行的观察,如果依然是达尔文的私人经验,那对科学就是无意义的。只有当它们作为其他科学家能够利用和批判的观察陈述被阐述和交流的时候,它们才变成和科学有关。归纳主义的观点,要求用归纳法从单称陈述中推导出全称陈述。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一样,都包括不同组陈述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方面是陈述、另一方面是知觉经验之间的关系。

我们可以假定,某种知觉经验可为观察者直接获得,但是观察陈述当然不行。观察陈述是公共实体,用公共的语言加以阐述,包含着具有不同程度的普遍性和复杂性的理论。一旦集中注意于作为科学的所谓可靠基础的观察陈述,就可以看出和归纳主义者的观点相反,在所有观察陈述之前预先有某种理论,并且观察陈述是与作为它们前提的理论一样易谬。

观察陈述必须用某种理论的语言构成,不管这理论是多么模糊。考虑一下用常识语言组成的简单句子:“当心,风要把婴孩车刮下悬崖了!”这里以水平很低的理论为前提。这就是说:有着如风这样一种东西,它有着能使得放在它吹过的路上的诸如婴孩车这样的物体运动起来的性质。“当心”传达了紧迫的意思,表明了这样的预料:载着婴孩的小车将掉下悬崖,也许将砸在下面的岩石上,并且可进一步假定这将伤害婴孩。再举一例,一个早起的人急需喝咖啡,抱怨说:“煤气点不着”,这就假定,在世界上有一些物质可以归类于“气”(在英语里"gas"一字有“气体”和“煤气”两种意思——译者)这一概念下,至少其中有些气是可燃的。“煤气”这个概念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指出这一点也是重要的。直至十八世纪中叶,约瑟夫·布莱克第一次制造出二氧化碳的时候,才有这个概念。在这以前,所有“气体”,都被认为是一些多少有点纯的空气样品[[iv]]。当我们进而谈到科学中的观察陈述时,理论前提就变得不那么平谈无奇和更加明显了。象“电子束被磁铁的北极所斥”这样的断言,或者精神病医生对病人撤药症状的谈论,以重要的理论为前提,是不需要很多论证的。

因此,观察陈述总是用某种理论的语言构成的,观察陈述利用的理论的或概念的框架有多精确,观察陈述也就有多精确。如物理学中使用的“力”的概念是精确的,因为它的意义是从它在一个精确的相对独立的理论、牛顿力学中起的作用中获得的。同一个字在日常语言中的用法(环境的力量,很大的风力,论证的力量等等)是不精确的,正是因为相应的理论是五花八门的和不精确的。精确的、阐述清楚的理论是精确的观察陈述的先决条件。在这个意义上,理论先于观察。

上述关于理论先于观察的主张同归纳主义者认为许多基本概念的意义通过观察获得的论点是相反的。让我们考虑一下简单的概念“红”作为一个例子。归纳主义者的论述大致如下。在观察者从视觉中产生的所有知觉经验中间,某一组知觉经验(对应于从红的物体的视觉中产生的知觉经验)会有一些共同的东西。观察者通过考查这组知觉经验,以某种方法能够辨别在这些知觉中的共同要素,并把这共同的要素理解为“红”。“红”的概念就以这种方法通过观察而达到。这种论述包含一个严重的缺陷。它假定,在观察者经历的所有无限多的知觉经验中,从观看红的物体中产生的一级知觉经验,由于某种原因成为考查的对象。但是,那组知觉经验并不选择它自己。把某些知觉经验包括在这组里而排除其他,根据的标准是什么?当然,这个标准是,只有红的物体的知觉才被包括在这组里。这个论述以概念红本身为前提,而红这个概念的获得正是这个论述所要说明的。指出父母和教师在教小孩理解“红”的概念时选择了一组红的物体,是不足以捍卫归纳主义者的立场的,因为我们对这个概念如何第一次获得它的意义有兴趣。“红”的概念或任何其他概念是从经验而不是从任何其他东西中推导出来的这一观点是错误的。

这一节讨论到这里,朴素归纳主义科学观大部分已经被破坏了,由于论证了理论必须先于观察陈述,因此,主张科学始于观察是错误的。现在我们来讨论归纳主义在其中遭到破坏的第二方面。观察陈述和作为它们前提的理论一样难免有错误,所以并不构成科学定律和理论建立于其上的完全可靠的基础。

我将首先用某些简单设想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论点,然后进而从科学和它的历史中引一些例子来表明这个论点与科学的关联。

考虑一下这个陈述:“这是一支粉笔,”一位教师在黑板前指着他拿着的一根白色圆柱体说。甚至这个最基本的观察陈述也包含着理论,而且是易谬的。假定有某种水平很低的概括,如“在教室的黑板旁找到的白色圆柱体是粉笔”。当然,这种概括不一定是真的。在我们的例子中教师也许是错的。所说的白色圆柱体也许不是一支粉笔,而是一个细心设计的伪造品,是一个顽皮的学生为了开玩笑而放在那里的。教师或者任何其他的在场者可采取步骤来检验“这是一支粉笔”这个陈述的真实性,但有意义的是,检验越严格,要求的理论越多,而且永远达不到绝对的确实无疑性。例如,由于有人有异议。教师可以把那个白色圆柱体在黑板上划一下,指着那产生的白色痕迹说:“你看,这是一支粉笔”。这句话包含一个假定:“粉笔划在黑板上留下白色痕迹。”教师的演示可以遭到反驳:除粉笔之外的其他东西也会在黑板上留下白色痕迹。或许,在教师采取其他行动,例如把粉笔磨碎,又被用类似的方法反驳以后,教师会求助于化学分析。他论证说,粉笔在化学上主要是碳酸钙,因此如果浸入酸中就应该产生二氧化碳。他做了这个试验,并且通过显示它使石灰水变得混浊,证明产生的气体是二氧化碳。在这试图加强“这是一支粉笔”这个观察陈述的正确性的系列中,每一步都包含着不仅诉诸于进一步的观察陈述,而且诉诸于更为理论性的概括。在我们的系列中每一步试验都包含着一定数量的化学理论(酸对碳酸盐的作用.二氧化碳对石灰水的特殊作用)。因此,为了确立观察陈述的正确性,必须诉诸于理论,正确性的确立越牢固,使用的理论知识就越广泛。这与按照归纳主义者的观点我们可以预期的结果形成直接的对照。他们的观点是:为了确立某个成问题的观察陈述的真实性。我们诉诸于更可靠的观察陈述,或许从观察陈述归纳出来的定律,但不诉诸于理论。

在日常的语言里,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当由于作为观察陈述先决条件的某个理论的错误而期望没有实现时,发现一个表面上不成问题的观察陈述原来是错误的。例如某些野餐者在高山顶上,朝营火看了一眼,观察到“水已经滚烫,可以泡茶了”,然而,当他们尝一下泡的茶时,发现他们是完全错了。错误地假定的理论是:沸水滚烫就可以泡茶。这一点对于处在高海拔地区的低压下的沸水就不适用了。

这里是几个并非设计出来的例子,对我们试图理解科学的性质更有帮助。

在哥白尼时代(在望远镜发明以前),对金星的大小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在那些观察的基础上,“从地球上看去,金星在一年的过程中大小没有可看得出的改变”这一陈述为所有的天文学家,哥白尼派的和非哥白尼派的所普遍接受。安特利斯·奥西安德,哥白尼的一个同时代的人,把金星在一年中应该看来改变大小的预见称作是“与各个时代的经验相矛盾的一个结果”。[[v]]这个陈述被接受了,虽然它不合适,因为哥白尼的理论,还有与它对立的某些理论,都预言:金星的大小在一年中应该看起来有可见的改变。然而现在这个陈述已被认为是错误的。它以错误的理论为前提:用肉眼能准确地度量微弱光源的大小。现代理论能提供某种解释:为什么用肉眼估计微弱光源的大小会引人入歧途;为什么望远镜的观察更为可取,这些观察显示金星的外观大小在一年的过程中有很大的不同。这个例子清楚地说明了观察陈述对理论的依赖和由此而来的易谬性。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静电学。在那个领域的早期实验家报告了这样的观察:带电的棒变成粘性的,证据是小纸片粘在它们上面;一个带电物体从另一个带电物体弹回。从现代观点看来,那些观察报告是错误的。促使那些观察的错误概念现在被在一定距离之间起作用的吸力和斥力的概念所代替,导致完全不同的观察报告。

最后,现代科学家不难用比较轻松的语调揭示在正直的开普勒的笔记本中一个记载错误,这个记载在用伽利略的望远镜观察后写道:“火星是正方形的,染上很深的颜色”。[[vi]]

在这一节里,我论证了归纳主义者有两点是错的。科学并非始于观察陈述,因为某种理论先于所有的观察陈述;观察陈述并不构成科学知识能够在其上建立的可靠基础,因为它们是易谬的。然而,我并不想主张从此得出这样的结论:观察陈述在科学中不起任何作用。我并不主张:所有观察陈迹都应该抛弃,因为它们是易谬的,我只是论证,归纳主义者赋予观察陈述在科学中的作用是不正确的。

 

4.理论指导观察和实验

按照最朴素的归纳主义者的看法,科学知识的基础是由没有成见和没有偏见的观察者进行的观察所提供的。[[vii]]如果按字面。这个观点是荒谬的,站不住脚的。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想象:赫兹在一八八八年进行的电学实验,这次实验使他能首次产生和发现无线电波。假如他在进行观察时完全没有偏见,那末,他就应该不仅记录各种仪表上的读数,在电路各关键部位有无火花发生、电路的各种量度等等,而且要记录仪表的颜色、实验室的大小、气候的状态、他鞋子的大小和许多“显然无关的”细节,这里的无关是指与赫兹感兴趣的和正在检验的理论无关。(在这个特定场合,赫兹正在检验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看看他是否能够产生这个理论所预见的无线电波。)作为第二个假设性例子,假设我渴望对人体生理学或解剖学作出贡献,又假设我注意到关于人的耳垂的重量只做了很少的研究工作。假如我根据这一点就对各种各样的人的耳垂的重量进行十分仔细的观察,对许多观察进行记录和分类,我想很清楚,我不会对科学作出任何有意义的贡献。我会浪费时间,除非提出某个理论使得耳垂的重量重要起来,例如一个以某种方式把耳垂的大小和癌症的发病率联系起来的理论。

上述的例子说明了在科学中理论先于观察的重要意义。进行观察和实验是为了检验或阐明某个理论,只有被认为同那个任务有关的那些观察才应该被记录下来。然而,由于构成我们的科学知识的理论是易谬的和不完全的,理论提供的关于哪些观察与研究的现象有关的指导也可能是错误的,也可能造成某些重要的因素被忽略。上面提到的赫兹的实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作为“显然无关的”提到的一个因素事实上是非常有关的。无线电波的速度,应该和光速相等,这正是受检验的那个理论的一个推断。当赫兹测量他的无线电波的速度时,他反复地发现它们的速度和光速有显著不同。他从未能解决这个问题。直到在他死后,这个问题的根源才得到真正的理解。从他的仪器中发出的无线电波又从他的实验室的墙壁反射回到仪器,干扰了他的测量。原来是实验室的大小是十分有关的。因此构成科学知识的易谬的和不完全的理论给予观察者以错误的指导。但是,这个问题将通过改进和扩展我们的理论来解决,而不是通过记录无穷多的无目的观察来解决。

 

5.归纳主义并未被最终驳倒

在这一章讨论的观察对理论的依赖当然是毁坏了归纳主义的科学始于观察的主张。然而,只有最朴素的归纳主义者才想坚持这个观点。现代的更为精致的归纳主义者都不赞成这个原来意义上的观点。他们把理论被开始想到或被发现的方式和它被证明或评价的方式二者加以区别,这样就不需要这个科学必须始于无偏见和无成见的观察的主张。按照这个修改了的观点,坦率承认新理论是用各种方式而且常常通过许多途径被构想出来的。它们可以在灵感的一闪间发生在发现者身上,例如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虚构故事,说他的发现是由他看见一个苹果从树上掉下来而触发的。另一种可能是,新发现可以作为一个偶然事件的结果而发生,例如导致伦琴发现X线的是存放在他的射线管附近的照相底片经常变黑。或者,新发现可以在一长系列的观察和计算之后而被达到,例如开普勒对行星运动规律的发现。理论也许是而且经常是先于那些对检验它们所必需的观察的进行而被构想出来的。而且,按照这个更为精致的归纳主义,创造性的行动是不服从逻辑分析的。因为最新颖和最有意义的创造性行动需要天才,涉及个别科学家的心理学特征。新理论的发现和来源问题被排除在科学哲学之外。

然而,一旦达到了新的定律和理论,不管通过什么途径,仍然存在那些定律和理论的适宜性问题。它们是否符合真正的科学知识?这个问题是精致的归纳主义者所关切的。他们的回答大致是象我在第一章中已经概述过的那样。与理论有关的大量事实必须由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的观察所确定,根据那些事实,借助某种归纳推理,能够表明理论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或可能是真实的。

把发现的方式和证明的方式分开,使归纳主义者能避免这一章中对他们的一部分批判,这批判是针对那认为科学始于观察的观点的。然而,把这两种方式分开的合理性是成问题的。例如,走在前面并导致新现象发现的理论,如克勒克·麦克斯韦的理论导致无线电波的发现那样,与那样设计出来解释已知现象并不导致新现象发现的定律和理论比较起来,是更加值得赞赏,也更加可以证明其正确性,这种意见肯定是合理的。把科学理解为一个历史地演化的知识体是很重要的,并对一个理论只有对它的历史环境加以应有的注意才能给以恰当的评价,这一点我想随着这本书的进展会变得越来越清楚。对理论的评价是和它首次出现的环境密切联系的。

即使我们允许归纳主义者把发现的方式和证明的方式分开,他们的立场仍然受到这一事实的威胁:观察陈述充满着理论,因此是易谬的。归纳主义者想在直接的观察和理论之间加以截然的区分:他希望直接的观察为科学知识形成可靠的基础,理论则要按照它们从那可靠的观察基础那里取得多大程度的归纳性支持而得到证明。那些极端的归纳主义者、逻辑实证主义者走得这样远以致说,理论只有在它们能为直接的观察所证实的限度内才有意义。这个观点为下列事实所破坏:在观察和理论之间作截然区分是不行的。因为观察,或者不如说从观察中产生的陈述,为理论所渗透。

虽然我在这一章和前一章中严厉地批判了归纳主义的科学哲学,我提出的论据并未构成对那个纲领的绝对判决性的反驳。不能认为归纳问题是判决性的反驳,因为,如我在前面已提及的,大多数其它的科学哲学遇到同样的困难。我只指出了归纳主义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避免集中在观察依赖理论问题上的批判的一种方法,我相信他们还能想出更进一步的机智的防卫方法。为什么我认为归纳主义应该摈弃的主要理由是,和其他与之竞争的更为现代的观点比较起来,它越来越不能对科学的本性提出新的和有意义的见解,这一事实使得伊姆雷·拉卡托斯称归纳主义纲领为正在退化的纲领。以后各章展开的越来越适宜、越来越有意义、越来越富有成果的科学观,将构成反对归纳主义的最有力的理由。

 

阅读文献

N.R.汉森的这部著作中讨论了和用例证说明了知觉经验对理论的依赖:《发现的模式》(剑桥1958年,剑桥大学出版社)。波普尔、费耶阿本德和库恩的著作中用丰富的论据和例子支持“观察和观察陈述依赖于理论”这一论题。某些章节相当专门地讨论了这个问题,见K.P.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伦敦1968年,赫青逊出版社)第5章和附录10;波普尔《客观知识》(牛津1972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第341361页,P.K.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伦敦 1975年,新左翼出版社)第 6章和第 7章;以及T.S.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芝加哥1970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策10章。C.R.科尔迪奇的《科学变化的证明》(多德雷希特1971年,莱德尔出版公司)第1章含有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批评了汉森和费耶阿本德。I.谢夫勒的《科学和主观性》(纽约 1967年,鲍勃斯一梅里尔出版社)论述周详但有点枯燥。与哲学问题有关的对知觉的引人入胜的讨论有:R.L.格雷戈里《眼和脑》(伦敦 1972年,韦登费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社)和 E.贡姆勃里希:《艺术和幻觉》(纽约1960年,潘松出版社)。我也愿热诚地推荐一本论述动物知觉的令人激动的书:V.B.德罗歇的《感官的魔术》(纽约1971年,哈珀和罗出版社)。这本书有力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人类知觉的界限和局限性,以及试图把根本的重要性赋予人类通过感宫接受的信息的武断性。

 

注  释


[[i]] 参阅第12章,第4节。

[[ii]]  N.R.汉森:《发现的模式》(剑桥1958年,剑桥大学出版社)第1章。

[[iii]]  M.波兰尼:《个人的知识》(伦敦1973年,卢特尔奇和基根·保尔出版社)第101页。

[[iv]] 参阅T.S.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芝加哥1970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第70页。

[[v]]  E.罗森:《哥白尼的三篇论文》(纽约 1959年,多佛尔出版社)第 25页。

[[vi]] P.K.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伦敦1975年,新左翼出版社)第126页。

[[vii]] 参阅例如第9页的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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