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建构”惹的祸

刘 兵

 

 

随着《知识与社会译丛》的陆续出版,近十几年来在西方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史界影响颇大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以及相关的科学的“社会建构论”学说终于系统地在中国登陆了。
  回顾这一研究领域在中国的发展,几乎每次重要的转折,都与对某些西方学说的系统引进密切相关。例如,“文革”之后,当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科学哲学著作被翻译引进之后,甚至到今天,其科学革命的理论和范式学说等在国内有关领域仍然占据着几乎是支配性的主导地位。不过,与之相比,虽然科学知识社会学在国外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已开始形成其系统的理论,并在此之后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但在中国,对它的了解、介绍和研究却长期以来只有零星的工作。令人欣慰的是,近几年来,这种局面开始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开始有像赵万里博士的《科学的社会建构》那样的专门研究著作出版,在一些高校的研究生中,涉及到科学知识社会学或社会建构论的毕业论文也开始多了起来。而精选了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经典性的代表作的《知识与社会译丛》的出版,则使这种引进与研究的工作更加系统化、规模化。可以想见,若干年后,我们的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史界必将会极大地受到这套丛书的影响。
  在一篇短文中,要全面地谈论科学知识社会学这样一个内容丰富而复杂的学科显然是不可能的,甚至于仅仅提纲携领地讨论《知识与社会译丛》中已经正式推出的五种著作(尚有几种将要出版),也不大可能。因为不久前,在笔者指导的两位科学哲学专业的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中,也英国学者布鲁尔的《知识和社会意象》这本早在1976年就已问世了初版的经典著作作为核心的研究对象,所以,这里不妨先将视线集中于此,但即使如此,恐怕也只能极有选择地与其“强纲领”相关的社会建构问题做些最简单地议论而已。
  说到布鲁尔提的“强纲领”,其实只是支撑其SSK学说的四条“信念”而已,它们分别是:1,应当从因果关系角度涉及那些导致信念和知识状态的条件(因果性);2,应当客观公正地对待真理和谬误、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和失败(无偏见性);3,应当用同一些原因类型既说明真实的信念、也说明虚假的信念(对称性);4,应当可以把一种学说的各种说明模式运用于它自身(自反性)。虽然抽象地看上去,这四条信念并不复杂,不过如果暂时抛开为保证其学说本身免受质疑但又相对复杂和引起诸多争议的“自反性”之外,其它三条“强纲领”恰恰构成了对科学之研究的“社会建构论”的核心主张。
  布鲁尔的《知识和社会意象》一书的开篇第一句话,就以问句的形式点明了其宏大的目标,“科学知识社会学能够研究和说明科学知识特有的内容和本性吗?”显然,布鲁尔相信他的理论能够做到这一点,否则他也就不会如此长篇大论喋喋不休地反复论证了。只是与以往其它学说有所不同,他跳出了传统观念无形地对人们的思维产生的限制,将一种原则更加一贯地贯彻到底。以往,许多人并不否认科学的知识的产生会受社会因素的影响,但却习惯性地潜在假定了某种与社会无关的纯“自然原因”带来了科学的“真理”,而只有出现了与这种科学的“真理”的偏离或“谬误 ”,出现了认识“真理”的失败,才需要去关注认识中的社会因素。布鲁尔则提出,其实上,所有的知识都包含着社会的维度,而且这种社会维度是永远无法消除或者超越的。这种观点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取消了科学知识的特殊的“神圣”地位。他的著作,实际上也正是要为这种看上去颇为激进而且大胆的提法提供论证。近十几年来源于SSK的社会建构论在西方学界的流行并成为主流倾向,表明了布鲁尔的论证和在其后的发展中其他人的论证确实是相当有让人信服的力量的。
  当然,对于布鲁尔等人的论证,人们自然可以有所争议,即使现在在西方学界对之也依然有争议存在,但争议不等于意气用事。一段时间以来,在国内对一些与科学和人文相关的争论中,一些自信作为科学之代表和捍卫者的人以“无知者无畏”气概从根本上贬低人文研究的价值,听到社会建构这样的词汇便暴跳如雷,以为那便是伪科学甚至反科学,殊不知他们自身的观念、信仰以及举止也无法跳脱其社会的建构,恰恰也正好成为社会建构论可以用来说明其意义的典型案例。布鲁尔的《知识和社会意象》就像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等其它一些经典著作一样,因为是创始性的,如果不经他人的再解说(而且这些解说又经常会带来一些误读),其文本并不通俗易懂,要理解其真义,是需要下功夫的研读的。而且,这种人文学说的学习其实并不比对科学知识的学习更为简单容易,有时反而更为困难,但这种研读却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因为它使我们可以对过去习以为常的包括科学观在内的许多观念进行重新思考。无论是科学,人文,还是对科学的人文研究,如果我们只是囿于习见的观念而没有反思与创新,那还要研究干什么?

布鲁尔著,《知识和社会意象》(知识与社会译丛),东方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定价:21.50元。

  2002年8月17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