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丁文江之死及其不信中医

祖述宪(安徽医科大学)

 

 

  1950年代以后,我国20世纪前期涌现的一些著名学者和思想家的名字或其著作,在大陆被湮没了三、四十年,丁文江就是其中的一位。我是在90年代大陆出版胡适著的《丁文江传》,才知道这位“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这一个天生能办事,能领导人,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1-1]。”后来,读到中国中医研究院伊广谦根据台湾学者张起钧对于丁文江之死的评论 [2] 所写的短文[3],(以下简称伊文和张文)促使我进一步去了解他,对有关史实加以核查,发现张、伊二文的一些说法是错误的。

  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人。1902年负笈日本,1904年转赴英国。起初他在英国东部一个叫斯堡尔丁乡镇的中学就读二年[4],1906年考入剑桥大学。由于财力不济,半年后辍学,赴欧洲大陆游历。1908年到格拉斯哥,头一年在一所“专科学校(Technical College)”选课,学年结束时拟入伦敦大学医科,但应试未能遂愿,乃入格拉斯哥大学[5]。他先主修动物学,副科为地质学,最后一年攻读的主科为地质学,副科为地理学,1911年从该校“动物学和地质学双科毕业”,同年4月乘船离开英国,取道西贡回国。[注1]5月10日抵达云南劳开,在云、贵、湘等地旅行历时二个多月,经武汉、上海返回到家乡[1-2,5]。
  1913年,丁文江就任民国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次年,北京大学地质门因招不到学生而停办,他借那里的图书、标本,由工商部举办了一个地质研究班,后称研究所,我国地质界初创时期的领导人物许多均出自此门。二年后这个地质研究所被北京大学收回,成立地质学系[1-3]。1916年他筹备创立了中国地质调查所并担任所长[1-4]。1921年,由于京奉铁路局经营的北票煤矿“没有成绩”,而改为官商合办的公司,他因曾在那一带进行过矿产地质调查,受聘担任总经理。在他任职不到五年期间,北票煤矿变成一个“很有成绩的新式煤矿公司”[1-5]。
  1926年2月,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副主席卫灵敦子爵(Viscount 
Willingdon)率团来华,参加中英双方的庚款会议,丁文江南下上海与会。在此期间,他接受了时任淞沪商埠督办的孙传芳之邀,就任督办公署的全权总办。卫灵敦是著名的政治家,在接受此职之前丁文江曾与他几次长谈,征询意见,卫灵敦“很恳挚的鼓励他勉力担负这一件重要而困难的责任” [1-6]。然而,丁的这个经历被人们认为是有损声名的一个污点。可是,胡适等认为,他在任八个月,一为“建立起一个大上海市的政治、财政、公共卫生的现代式基础”,是后来的“上海特别市”的创立者。二为 国家从外国人手里争回许多重大的权利[1-6,6,7]。1928年,他回到地质事业,在南方进行地质调查。1930年蒋梦麟任北京大学校长,意图教育革新,邀他去北大担任地质学教授,直到1934年受蔡元培等人之请,接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为止。他任职中央研究院一年半,“就把这个全国最大的科学研究机关重新建立在一个合理而持久的基础上[6]。
  丁文江最爱读《徐霞客游记》,十分推崇徐霞客为探奇与求知而远游的精神及其地理发现,并且身体力行多次在国内各地漫游,进行地理、地质和社会考察,对我国现代地质学和勘矿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这个领域的奠基人之一[1-7]。他还根据自己的游历经验和地理新知识,整理出版了《徐霞客游记》,附有他编制的徐霞客年谱和游记地图[1-8]。

  在哲学上,丁文江深受英美经验主义传统和马赫经验批判主义的影响,崇尚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信仰新医学”,“是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6] 。在1923年“科玄论战”中,他是科学派的代表人物[1-9,7]。同时,他在政治和社会学说方面亦有独到的见解。他痛恨腐败的北洋军阀统治,积极主张有知识有道德的知识分子参政,进行政治改革,组织“好政府”[1-10,8]。哲学家罗素曾对英国人说,“丁文江是我所见中国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他自己也以“治世之能臣”自喻,积极从事政治,但他的朋友认为,虽然他有处置政务的天才,是顶好的Bureaucrat,但他绝不是一个Politician,因为他“不是玩勾心斗角的政治把戏的”,“他若做Politician的生涯必焦头烂额而后已[8]。”[注2]
  他逝世后,《独立评论》刊出了《纪念丁文江先生专辑》,撰文者大多是中国现代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先驱和开创者。[注3]他们赞扬这位“真实的爱国者”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坚定的科学理念,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和对国家民族的献身精神,并且称赞他是处理政务的天才,“精于科学而又长于办事如在君先生,实为我国现代稀有的人物”(蔡元培语)。对于他的不幸逝世都十分痛心,认为“不但是地质界的损失,学术界的损失,实是中国各方面的一个大损失[9] 。” 

  然而,在丁文江逝世六十多年以后,伊广谦根据张文作如下评论[3]:

  台湾张起钧在《儒林逸话》讲述了丁文江病死的原委,发人深思。……丁先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科学家,但他对中医一直存有偏见。他终生不看中医,却不幸偏偏因此送命。1936年他在湖南踏勘地质时,突然病倒。病本不严重,但因地处穷乡僻壤,……人们只好给他请中医诊治,他坚决不要,终于‘不治而死’。张起钧评论此事,‘医药本是救命的方法,丁先生‘为了方法,不惜送命,可谓本末倒置’,‘有殉道的,殉国的,殉教的,丁先生这算殉的什么呢?’[3]” [注4]

  为了对比,伊文举了《英使访华录》中,18世纪英国特使马嘎尔尼访问中国的随行约翰·司蒂华“患痢疾”,英国医生治疗无效,后来请一位中国医生帮助,“给了病人一种药,药到病除,恢复了健康”。伊文最后写道:“联想丁文江先生拒医身死的悲剧,不禁使人想起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3]” 
  然而,张、伊二文所说的有关丁文江死前的生病经历,与当年记述的事实不符。一是去湖南和发病的时间不对,伊文说他是1936年病倒的。二是说丁文江逝世前“病本不严重,但他在穷乡僻壤,不仅没有医院,也没有西医,大家只好给他请中医诊治了,不料他抵死不要,因此竟尔送了命。[2]”

  实际情况是[1-11,10,11]:丁文江于1935年12月2日夜自南京抵长沙,视察粤汉铁路沿线的煤矿和学校;5、6日登衡山勘测,7日赴谭家山勘矿,走下斜深170公尺的矿井,“热到衣服全湿了,出到洞口,天气极冷,……那天就伤风了”。8日至 衡阳,当晚住在粤汉路株韶段路局宾馆。“室甚小,装有壁炉,生煤火”;晚9时,“丁先生入室后,即将窗门严闭,服珂达令安眠药一片,即熄灯就寝[11]”。次晨发现他呼吸急促、昏迷不醒,遂请路局的陈医生诊治。诊断为煤气中毒,为他注射“强心及呼吸刺激剂”,并且“医生三人轮流施行人工呼吸,历五小时半,未见清醒”,乃于午后送入衡阳的仁济医院救治。9日夜,长沙湘雅医院内科主任杨济时医师前去衡阳会诊,检查发现病人仍昏迷、面色紫红、呼吸深促、瞳孔反应甚微;口腔置有扩张器,下门牙已去二;并且有“四肢痉挛,尤以右侧为甚,右踝呈阵挛反应”。治疗给予静脉注射葡萄糖液,同时肛门注射大量水分。11日凌晨清醒过来,病情好转。12日杨医师暂时离去,由中央医院戚寿南、粤汉路局陈宜诚和仁济医院包乐第(美国人)等医师诊视。14日,杨济时再次诊察时,发现左前胸乳头外侧肿起,约银元大小,扪之剧痛,因此于15日转往湘雅医院。此后病情曾一度好转,但23日出现高热、胸痛加剧,左胸穿刺出淡红色脓液,诊断为脓胸。是晚乃延请湘雅外科主任顾仁 (P. Greene) 医师诊视,抽出大量脓液。24日右上肢痉挛加剧、失语和大小便失禁;27日“神志不甚清晰”。28日由顾仁施行手术,发现第5肋骨骨折,吸出脓液,放置引流管;涂片和培养发现肺炎双球菌。29、30日热退;此时协和医院外科主任娄克思(H. Loucks)医师飞抵长沙会诊,根据临床表现,认为除煤气中毒、脓胸外,尚有脑血管出血或血栓形成征象。此后病情逐渐恶化,于1936年1月5日下午5时30分逝世。遗体解剖发现脑部血管硬化、脑中枢淤斑出血[11]。 

  因此,丁文江是在1935年12月8日深夜突然病倒的,而不是1936年;发病时并非“地处穷乡僻壤”,同时亦不曾请过中医。娄克思医师的诊断是,“丁的病起于煤气中毒,但主要的病是脑中枢血管损坏[1-12]”。所以病情绝非张文所谓的“本不严重”,而是非常严重,在那个年代很难救治。然而,丁文江确实是“终身不曾请教过中医,正如他终身不肯拿政府干薪,终身不肯因私事旅行用免票坐火车一样的坚决[6]”。他的确有一次病重不肯请中医诊治的记录,但那是“在贵州内地旅行,到了一处地方,他和他的跟人都病倒了。本地没有西医,在君是绝对不信中医的,所以他无论如何不肯请中医诊治,他打电报到贵阳去请西医,必须等贵阳的医生赶到了他才肯吃药。医生还没有赶到,他的跟人已病死了,人都劝在君先服中药,他终不肯破戒[6]。”张起钧却把丁文江不同时间、地点的二次生病就医经过混淆起来,对死者幸灾乐祸、恶意嘲讽,实际上是发泄对于新文化运动张扬民主与科学的不满: 

  “清末以来直到五四,维新的人物,为了发奋图强,推行中国的近代化,流弊所至,对于传统的事务往往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反对。所持的最大理由,就是‘不科学’,当时气焰之盛,不可一世,但自今检讨,说句幽默的话,那些人多半都不真懂什么是科学,顶多懂点十八九世纪之间的浅陋科学常识而已,至于二十世纪真正的颠峰科学,可说是一点也不懂,尤其他们的态度,本身就违反科学的精神,这种情形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对中医的事。[2]”

  这段对前贤近于谩骂的文字,显得他缺乏常识,蛮不讲理,竟然要求清末到五四的维新人物懂得“二十世纪真正的颠峰科学”,实在是荒唐。在张的眼里,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无比优越,因而根本没有必要在中国反对封建专制、蒙昧和迷信,提倡民主与科学;那些主张维新和倡导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和优秀人物,才是不懂科学,违反科学精神的;他们反对一切,气焰嚣张,一无是处,尽是“流弊”。而伊文作者显然持同样的观点,不核对史实随声附和,缺乏严肃的写作态度。

  至于伊文中所说的18世纪英国特使的随行约翰·司蒂华“患痢
疾”,英国医生治疗无效,一位中国医生“给了病人一种药,药到病除”的说法[3],无足为奇。因为在我国的古旧医书和类书中,这类药到病除、“其效如神”的药方郎中故事,可谓俯拾皆是,其实那些大都是出于无知或肆意夸张的无稽之谈。那时的医学很不发达,有效的治疗极少;对于医疗效果的判断更是十分幼稚,只是由于很多疾病常可自发痊愈、缓解以及医生和医术的安慰作用,或者纯粹出于幸运巧合,使得人们把病愈的功劳归于医药的效果和医术的高明,因而很多经验是错误的,人们对香灰、符咒也会产生坚定的信仰即是明显的例子。评价医疗效果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把那些未经考核的轶闻传说信以为真,作为科学的证据,未免过于天真迂腐了。虽然19世纪后期医学已经出现长足的进步,然而直至20世纪30年代,有效的药物治疗仍然极少。在我国那时西医的诊治能力也十分有限,而且江湖庸医很多。所以鲁迅批评说:“新的本国的西医又大抵模模胡胡,一出手便先学了中医一样的江湖诀,和水的龙胆丁几两日份八角;漱口的淡硼酸水每瓶一元。至于诊断学呢,我似的门外汉可不得而知。总之,西方的医学在中国还未萌芽,便已近于腐败。我虽然只相信西医,近来也颇有些望而却步了。”(《马上日记》见:《华盖集续编》) 
  由于衡阳路局的医生在进行人工呼吸时太过粗鲁,造成丁文江肋骨骨折,加重了他的病情。因而胡适说:“衡阳医生的糊涂鲁莽,长沙的医生忽略,都是我们信仰新医学的人应该牢牢记着的教训。这个教训是我们信仰提倡新医学的人应该作更大的努力,不但要注意设备的最新最完善,特别要注意医学校的教育和训练,要更严格的训练医学生,更加深他们的科学态度与习惯,要加强他们的责任心与一丝一毫不可忽略苟且的科学精神。——仅仅信仰西医是不够的![1-13]”这些话对于今天的医疗和医学教育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世界各国或民族大都有与其文化为背景相应的传统医学,欧洲的传统医学源于古希腊,在文艺复兴以后才不断进步,20世纪发展成为现代医学。中国历史悠久,长期闭关锁国,因而传统文化积淀沉重,与之相关联的医书庞杂繁多,然而医术始终未能进入科学范畴。20世纪初,由于门户开放、西学东渐,我国涌现出一批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思想解放、目光敏锐、学识渊博的学者和思想家。他们极富智慧、博通古今、学贯中西,对中国旧的传统持批判态度。在我有限的阅读中,就发现严复、梁启超、陈独秀、鲁迅、周作人、傅斯年、郭沫若和梁漱溟等人的著作里,都有很多批判传统中医的精辟文字。至于说坚决不看中医的,绝非丁文江一人。例如郭沫若就说过,“中医和我没缘,我敢说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中医科学化”的拟议,见:《沸羹集》)傅斯年也说:“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12]。”孙中山先生患肝癌,协和医院宣告束手无策时,仍然不愿服中药[13]。鲁迅对此十分感动,写道:“那时新闻上有一条琐载,不下于他一生革命事业地感动过我,据说当西医已经束手的时候,有人主张服中国药了;但中山先生不赞成,以为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诊断的知识却缺如。不能诊断,如何用药?毋须服。人当濒危之际,大抵是什么也肯尝试的,而他对于自已的生命,也仍有这样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见:《集外集拾遗》)早在清咸丰十年,曾国藩对其子纪泽患病身体虚弱十分焦虑,但叮嘱千万不要服乡医所开之方药。因为“凡目所见者,皆庸医也。余深恐其害人,故近三年来,决计不服医生所开之方药,亦不令尔服乡医所开之方药。[14]”同治进士、桐城派文人吴汝纶也“于中医之一笔抹杀”,临终前身患重病,仍然拒绝中医[15]。20世纪元年,严复写信告诫其甥女:“听中医之言,十有九误,切记切记[16]。” 

  伊文以为丁文江不信中医是因为他是“留学生出身”,“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同时赞扬“西方也有李约瑟先生那样不怀偏见,具有真知灼见的学者”。其实不然,梁漱溟从未出国留学,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人称“最后的儒家”,而且他早年志在“学佛又学医”,“拟以医术服务人民取得衣食一切所需”,曾对中西医学各科书籍“闭户研究”。尽管“初以为中西医既同以人身疾病为研究对象,当不难沟通,后乃知其不然”,最终发现“中西两方思路根本不同,在某些末节上虽可互有所取,终不能融化为一[17-1]。”因此,对传统中医的批评非常犀利精准[17-2] 。

  李约瑟早年原是生物化学家,在化学胚胎学方面颇有成就。然而,由于特殊的机缘使他的学术方向发生极大的转变,后来毕生不懈地发掘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文明,使我们中国人非常感动。这个机缘如他自己说的,“爱恋”(“fall in love”)中国文化并一往情深,是因为在剑桥与晚年与他终成眷属的鲁桂珍的“一种因缘”,“真好像命运的安排,或是‘道’的觉悟”。他不懂中文,竟觉得“中国文化中会有科学与技术的金矿,则“与桂珍的父亲鲁茂庭先生的启发”有关。他对中医看法的转变,也是受到鲁父的影响 [18]。然而,在评判科学的是非上,搀杂个人的感情,最容易产生主观偏见。鲁迅就批评过这种态度:“我们‘皇汉’人实在有些怪脾气的:外国人论及我们缺点的不欲闻,说好处就相信,讲科学者不大提,有几个说神见鬼的便绍介。这也正是同例,金泽医学专门学校卒业者何止数千人,做西洋医学的也有十几位了,然而我们偏偏刮目于可入《无双谱》的汤本先生的《皇汉医学》。”(“皇汉医学”,见:《三闲集》)不过,尽管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把我国的古代技术文明搜罗无遗汇成巨著,使我们的民族感情得到满足,可惜的是,近代以来我们的科学技术都是学习西方的。
  文化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L. Levy-Bruhl 1857-1939)批评说:尽管在多少个世纪里中国人付出了大量的辛劳和才智,有关天文、物理、化学、病理和治疗的著作浩如烟海,然而成果却等于零,科学的发展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这是因为这些所谓的科学都建立在“僵化的概念”上,“而这些概念从来没有受到过经验的检验,它们差不多只是包含着一些带上神秘的前关联的模糊的未经实际证实的概念。这些概念所具有的抽象的和一般的形式可以容许一种表面是合逻辑的分析与综合的双重过程,而这个永远是空洞的自足的过程,可以没完没了地继续下去[19-1]。” 在今天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仍然根深蒂固枝繁叶茂,这类切中要害的苦口良药很多人听不进去,连此书的汉译者也说,他“抹煞我国人民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否定全部中国科学[19-2]。但愿这是违心之言。其实早在列维―布留尔之前,我国启蒙思想家严复就说:“中国九流之学,如堪舆、如医药、如星卜,若从其绪而观之,莫不顺序;第若穷其最初之所据,若五行支干之所分配,若九星吉凶之各有主,则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无他,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20]。”再看下面这段文字,也许读者很难想象竟是出自积极倡导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儒梁漱溟先生的笔下:

  “中国人虽然于医药上很用过一番心,讲医药的书比讲别的书都多。而其间可认为确实知识的依旧很少很少。用心用差了路,即是方法不对。……中国人无论讲什么总喜欢拿阴阳消长五行生克去说。……拿金、木、水、火、土来与五脏相配属,……譬如这个人面色白润就说他肺经没病,因为肺属金,金应当是白色,现在肺现他的本色就无病。又姜若泡黑了用,就说可以入肾,因为肾属水其色黑。诸如此类,很多很多。这种奇绝的推理,异样的逻辑,西方绝对不能容,中国偏行之千多年!西方人讲学说理全都要步步踏实,于论理一毫不敢苟。中国人讲学说理必要讲到神乎其神,诡秘不可以理论,才算能事。若与西方比看,实在不只是论理的缺乏,竟是“非论理的精神”太发达了。非论理的精神是玄学的精神,而论理者便是科学所由成就。从论理来的是确实的知识,科学的知识;从非论理来的全不是知识,且尊称他是玄学的玄谈。但是他们的根本差异,且莫单看在东拉西扯联想比附与论理乖违,要晓得他所说话里的名辞(term)、思想中的观念、概念,本来同西方是全然两个样子的。……他所说的心肝脾肺,你若当他是循环器的心,呼吸器的肺……那就大错了,他都别有所指。所指的非复具体的东西,乃是某种意义的现象,而且不能给界说的。……他是以阴阳消长五行生克为他根本的道理,而“阴”、“阳”、“金”、“木”、“水”、“火”、“土”都是玄学的流动抽象的表号,所以把一切别的观念也都跟着变化了。……中国人既然无论讲什么,都喜欢拿阴阳等等来讲,其结果一切成了玄学化,有玄学而无科学。[17-2](着重号是原文所有的)
我国这二位智者的话与列维—布留尔的批评何其相似!如果我们稍微认真地想一想,许多的“国粹”难道不是无视客观实际,在缺乏证据、虚玄而不加界定的抽象概念下,在牵强附会自圆其说的框架内,进行似是而非的推理的产物吗?上海中医药大学二教授指出:现代中医依然“受着巫韵的操纵”,在组方用药上保持其巫术特征。所以,象“‘仙方’巫技”之类的“太极汤”,被“作为医学成果,堂而皇之地登在医学院的学报上[21]。”

  今天世界上一方面科学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另一方面各种旁道医术、风水、占卜、占星也都披上科学的外衣,空前繁荣起来。最近,京城的一批学者提出,“加强(包括中国科技史、中国科技哲学和中国科学思维方法等在内的)‘自然国学’这一全新交叉学科的研究,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精华,有利于我国科学理念及科技体系创新,我国科学理念及科技体系创新,为我国科技发展提供新的契机。”([北京专电] “自然国学”应助科技一臂之力,《文汇报》2001年7月30日第1版)我倒觉得相反,“自然国学”的建立有可能进一步促进伪科学的泛滥。
  学术自由讨论与批评是科学发展和防止科学界腐败的必要条件,真正的科学是不惧怕批评的,只会在批评中不断前进和完善。现代医学或西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虽然发源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时代,但自文艺复兴以后,摆脱了中世纪传统的束缚,经过不断的实践、创新和积累,以至脱胎换骨,发展成为今天这种面目全新的医学,成为全人类共享的文明。科学具有普遍性的品质,它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任何时侯都应当是相通的。但是,现代医学又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在观念和方法上与西方的科学、哲学、宗教和文化传统紧密相联,建构出系统的科学理论框架,而决不是一套机械的医疗技术。由于文化的原因,我们买设备学技术易,而掌握其精髓则难,以致许多医学处理到了中国就可能走样。例如,在美国医学院进修的一位中国“访问学者”,因流感发热美国医生不给他注射退烧针和输液就大为不满,而美国的医学教授参观中国的医院,对病人普遍进行不必要的输液,也大惑不解[22]。这是文化冲突的一个例子。哲学家张东荪说过:“中国自晚清以来,输入西洋文化,虽已有数十年之久,然实在对于西洋文化有真正认识的人从来就不多。最奇怪的是愈到后来(即民国十五、六年以迄现在)对于西洋文化之了解,反而不及清末民初的那些人了[23]。”(引文中的括注是原有的)与此种说法相比,前面张起钧讲的话更是一种谬论了。

  既然传统中医是“医学的一个分支”,其医疗效果应当接受临床试验的考验,求得公认。现在除了极少数人坚持固守传统之外,大多数都同意中医要科学化的,然而怎样科学化则大多不得要领。(这个问题非本文的要旨,故不展开。)当前一个流行的说法,似乎只要中药制剂的标准和国际接轨,生产设备符合国际标准中医药就科学化了,这实在是莫大的误解和歪曲。虽然这些都是药物生产的必要条件,但是首先而且最根本的是确定药物或治疗是否有效,这必须通过公认合格的临床试验,并且经得起重复检验。张起钧说:“当时有识之士,就觉得这些歧视中医的言论有点过分,例如冯友兰就曾公开为文说:‘中医中药须待改进自是当然,但也不可一口抹杀其医疗的事实,不信你就吃一两大黄,试一试’。[2]”由于张文没有列出引文来源,无法核对冯友兰的原文。谁也不会否认,作为药用的植物、动物或矿物类物质,在一定的剂量下都具有或大或小的药理作用或毒性,但是否对疾病有真正的治疗效果,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需要随机对照的临床试验加以考察。所以,上述似是而非的说法,决不能成为有意义的论据。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在近半个多世纪里,缺乏对传统中医进行自由讨论和研究的氛围,助长了对它的迷信和本身的异化。当今多少庸医骗子把它当成保护伞,“形形色色的伪科学装扮科学的面目,打着发扬中医药学的幌子,在中医药学领域内干着沽名钓誉、弄虚作假、欺瞒民众、攫取金钱的勾当”,中医界有识之士对此“极为担忧”[24]。纵观社会或科学的历史,正确与谬误、精华与糟粕的鉴别有时是何等的不易,甚至在一定时期内黑白颠倒。现在从科学上对传统中医作出判断并不困难,但是社会政治文化的因素则是极其复杂而坚韧的。所以,卡尔·波普说:“错误的信念可能有令人惊奇的生命力,它无视经验,也无须任何阴谋的帮助而能延续千万年。科学史,尤其是医学史,提供我们许多范例[25]。”

注释:
[注1]《辞海》误称丁文江“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地质系学习, 
获博士学位。1913年回国。”(1989年第1版,第26页)
[注2]bureaucrat——官僚或官员,politician——政客或政治家。
[注3]1936年《独立评论》第188期,撰文悼念的学者有蔡元培、胡
适、翁文灏、傅斯年、杨锺健、黄汲清、李济、汪敬熙、陶孟和、凌鸿勋、周诒春、朱经农、高振西和美国著名古生物学家葛利普(A.W.Grabau )等。
[注4]张起钧著《儒林逸话》中《丁文江拒医丧命》一文说:
“丁先生终身不看中医,…… 好象要看中医,就失去了科学家的品格一样,不料这一点,后来竟成了送命的原因,原来他在二十四(五?)年到湖南去踏勘地质,突然病倒,病本不严重,但他在穷乡僻壤,不仅没有医院,也没有西医,大家只好给他请中医诊治了,不料他抵死不要,因此竟尔送了命。医药本是救命的方法,而他竟为了方法,不惜送命,可谓本末倒置,人家有殉道的、殉国的、殉教的,丁先生这算殉的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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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4月12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