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统动物药及其疗效问题


安徽医科大学 祖述宪

 

 

提要:古代人由于对疾病及其原因无知,只能凭着直觉和表象经验使用动植物和矿物等天然材料为药,世界各国的医药都经历过这样的历史。动物入药起源于原始人的动物崇拜,用吞食或外抹动物脏器或其象征物来增强自身的力量或驱除魔鬼治疗疾病,世界上许多原始部落和远隔地区的初民现在仍然保持这种文化。滥觞于古希腊,在欧洲发展起来的西方医学,早已摈弃了这种蛮遗。我国的传统医疗仍然使用各种动物药材,包括珍稀动物,其中不少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和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保护的濒危物种。动物入药只是根据古代医药书籍的记载,以及传统的信仰吃什么补什么、药效形象和神秘性。但是,迄今没有任何科学理由和临床试验证据,支持犀角、虎骨、麝香、熊胆和象皮等动物药的治疗价值。本文讨论中国人信仰动物药的理由以及常人把无效的治疗误认为有效的原因。结论是,不论从治疗效果和病人利益,还是从动物保护来说,都不应当或没有必要使用这些动物产品为药。

主题词:动物药/疗效评价;异类医疗/临床试验;传统医药/医学史;医药/文化; 生物资源/野生动物保护

  人类的医药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远古年代,但在近代科学建立以前,医学长期停滞在幼稚阶段,人们只能使用天然的植物、动物和矿物为药治疗病痛,效果极其有限。20世纪开始才出现真正有效的医疗,化学药物逐渐取代了天然药物。传统医疗至今仍然使用天然药物,其中有些来源于濒危物种。当代人口的急剧增长和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使地球上的物种及其生境不断减少,国际社会正在作出各种努力以避免生物资源的枯竭,《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简称CITES)禁止野生濒危动物的国际贸易是一项重要措施,濒危动物入药属在禁之列,犀角、虎骨、豹骨、麝香、熊胆和象皮等被列为该公约的附录I类。我国是CITES的缔约国,并且颁布了《野生动物保护法》,采取各种措施履约[1]。  
  本文讨论动物入药的起源及其文化关联,并且评论动物药究竟是否存在有效的证据。

古代人使用的动物药


  我国最早的《神农本草经》记载了公元二世纪前使用的天然药物,其中动物药67种。在唐代,“整个植物界、动物界以及矿物界的资源,都是药剂师利用的对象。几乎没有一样东西对治疗疾病是无用的,那怕是非活性的、有毒的,或者那些只能令人作呕的东西也对治疗疾病有用[2]。”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收录动物药461种,虫鱼鸟兽乃至人兽的指(趾)甲、皮毛、粪、尿,悉皆入药。“马屎曰通(白马通),牛屎曰洞,猪屎曰零,皆讳其名也 [3①]”;另些名称更为优雅,如蚕沙(蚕屎)、夜明砂(蝙蝠粪)、五灵脂(鼯鼠粪)和望月砂(兔粪)。人屎则称黄龙汤、人中黄,人尿称轮回酒、还元汤,主治大热狂走、骨蒸劳复,或止劳渴、润心肺,治癥积满腹、去咳嗽肺痿和难产胎衣不下 [3②]。  
  其实,文明古国的历史上都曾使用过动物药材,动物种类因地而异。在古埃及的几种古写本莎草纸医书中,埃伯斯(Ebers)发现的公元前1550年的医书记载着大约700种药物和800种药方,其中动物药有蜂蜜、胎盘、脂肪、肉、脑、肝、肺和血液以及粪尿、乳汁和胆汁[4,5、6]。动物和人的粪便、脑浆常涂抹在体表驱魔,蜥蜴、鳄、鹈鹕和婴儿的粪月合肥召开的“中医药与濒危野生生物保护”座谈会后写成的。便治疗眼疾,鸟粪和蝇屎也作口服。各种动物的血液都是药物,在拔除倒睫后涂上动物血预防再长。尿用来与其它药物混合灌肠或外敷,人尿可以洗眼。牛和山羊的胆汁广泛作为药用;鱼胆用于明目,猪胆则用来祛除眼睛里的邪气。未交配过的驴子的睾丸治疗眼疾。动物的脂肪用于制备油膏。治疗秃头的方子有狮子、河马、鳄、猫、蛇和野山羊的脂肪混合物,加上黑驴的睾丸泡酒,以及加入黑蜥蜴的雌驴外阴和阴茎浸液搽头[4,5]。还有用油炸老鼠外搽,防止头发变白;(注1)老鼠烧烤成灰和以乳汁治疗儿童咳嗽 [5]。动物的鲜肉用于外敷伤口,吃肉作为药膳。草纸古医书上记有食动物肝脏治疗“看不见”和失明(sharu-blindness)的病例,医学史家对后一例是否为夜盲症意见分歧[4,5]。(注2)  
  美索不达米亚的药物与古埃及的十分相似,动物的脂肪、血液、肝脏、肉、尿粪和碾碎的骨渣,以及人的头发都是常用的药物[6]。  
  印度古代吠陀医学常用的动物药材有蜂蜜、胆汁、脂肪、骨髓、血液、肉、粪尿、精液、骨和肌腱、角、蹄甲、头发和毛鬃等[6]。《医理精华》是七世纪中期吠陀医学的代表著作,其中动物药有牛、羊奶和酥油,以及各种家畜、家禽、鱼类和野生动物的
肉。动物的尿用于去痰、驱风、杀虫、解毒,治疗黄疸、水肿、皮肤病、痔疮、肿胀和尿道病[7]。  
  英国的《1618年伦敦药典》也包含许多动物药,如胆汁、血、爪子、鸡冠、羽毛、毛皮、毛发、汗液、唾液、蝎子、蛇皮、蛛网和地鳖[8]。欧洲人认为饮动物血可以恢复体力,19世纪末,巴黎的女士们身体不适会去屠宰场喝一杯鲜血[9]。我国不仅用兽血治病[3③],而且“刺(人)血热饮”[3④]。20世纪中期,还出现过鲁迅小说《药》中的的情景。  
  日本在6世纪传入中医,其后建立起汉方医,也称皇汉医学。明治维新首先对医疗系统进行改革,采用先进的德国医疗制度和医学教育,摈弃传统医药。虽然20世纪以来,西方医学在亚洲各国逐渐成为主流,但医疗与文化密切相连,更容易受传统文化的束缚。汉方医和韩医的医疗法则与实践和中医大致相同,但其地位和规模远不能与我国的中医相提并论。韩国人迷信狗肉“滋补壮阳”,猫肉与草药同煎不仅滋补,还可以治疗关节炎等疾病,甚至认为残酷屠宰的动物效果更好。日本民间有用熊胆“治胃病、镇痛、退热和止惊”,现在受广告的影响需求扩大,导致滥猎和大量的走私或合法熊胆进口,其中我国产品的份额不小 [10]。这些国家的医药陋习遭到国内外动物保护组织的强烈批评。

动物入药的文化根源


  实证主义哲学创始人孔德提出人类“认识演变的重大规律”,即无论是个人的或族群的各种思辨或知识门类的发展,都先后经历三个不同阶段:神学或虚构阶段、形而上学或抽象阶段和科学或实证阶段。在神学阶段,各种现象被看成一些超自然主体活动的结果,这些超自然主体的任意干涉,被用来说明宇宙间一切貌似反常的现象。其最直接、最明显的形式就是拜物教和巫术。形而上学阶段只是把神学阶段的超自然主体换成了一些抽象的力量,一些人格化的抽象物。神学精神明显地代表想象力的自由空灵的思辨,神秘地将生命转移至通常肉眼见不到的各种虚构的存在物上[11,12]。实验科学的兴起打破了思辨哲学的统治,医学逐渐发展成为科学。然而,传统医学始终停滞在超自然和玄想思辨阶段,所以,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差异实质上是古今医学的区别。   
  原始人的原逻辑思维专注神秘的因素,感到处处有神秘原因在起作用,而且无视经验事实,也不关心表象的关联是否存在矛盾 [13①]。早期医学起源于巫术,动物入药则源于对动物的崇拜。用动物的名字或形状作为图腾,象征人与动物同源,吞食或涂抹动物或敌人的脏器或其象征物用来替代有病的脏器或增强其力量,治疗疾患[14]。用人和动物的尿粪等令人厌恶的东西治病,目的在于驱除致病的魔鬼 [15],是人类早期的感应巫术。  
  巫术和原始宗教是从野蛮人对世界怀有朦胧的敬畏和神秘感中产生出来的,是一种冒牌的自然法则体系,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巫术的“灵验”纯属巧合 [16]。在希腊化时代,巫术迷信发展起来了,古代的科学也就衰落了。欧洲文艺复兴以后医药逐步摆脱巫术的影响,走上了科学发展的道路。  
  在我国,“由巫进为术数,由术数进为阴阳,后而又进为五行,由五行而进为黄老道家”,因此有“医道通仙道”和“十道九医”之说。用桃枝画虎形治鬼是古代的一种巫术,桃是生命的象征、有杀鬼的能力,虎形是传说中食鬼的虎。道士用桃剑、南方人家的门楣贴虎形来躯鬼[17]。所以,虎骨可以除邪恶气,杀鬼疰毒;杂朱画符,疗邪;头骨作枕,辟恶梦魇;置户上,辟鬼。初生小儿煎汤浴之,辟恶气,去疮疥、惊痫鬼疰,长大无病。就连“屎中骨”,碾碎或烧灰也可以治大病[3⑤]。犀牛形象怪异,因而犀角被认为能“通神、破水”。(注3)由于对鹿的迷信,崇拜鹿有千岁长寿,频繁交配,因而鹿茸滋补、延年壮阳,治疗“阳痿滑精、宫冷不孕[3⑥]”。(注4)“象肉臃肿,人以斧刃刺之,半日即合”, “金疮不合者,用其皮灰”治之[3⑦]。这些就是古人使用动物药材治病的逻辑。鲁迅说“月经精液可以延年,毛发爪甲可以补血,大小便可以医许多病”,是“道学先生之所谓‘万物皆备于我’”的主观妄想 [18①]。现在,中医界人士承认,中医至今仍然保持巫术的特征 [19]。  
  我国的传统医疗和大众文化中,还普遍相信“吃什么补什么”,如吃血补血、吃肺补肺、吃脑补脑。其实并不正确,因为吃进任何食物都要经过消化,分解成基本的化学成分才被吸收。吃虎骨酒和牦牛骨髓不能“强筋壮骨”,牛鞭、鹿鞭和狗鞭等动物的阴茎(有时包括睾丸)和海狗肾(海豹的睾丸),都不能“补肾壮阳”治疗阳痿。阳痿的原因很多,雄甾酮无济于事,更不用说主要是结缔组织的阴茎。尽管对动物药材进行过大量研究,但是没有发现其中所含的成分足以支持其入药的信仰。只有甲状腺(甲状腺素)和肝脏(维生素B12)等曾被用作药品,不过这些成分已由工业化生产,制剂精纯,应用安全方便,疗效更好。龙骨(哺乳动物的骨骼化石)和牡蛎壳虽然都含有钙,但吸收极差,远不如钙盐制剂,“龙骨、牡蛎壮骨”没有证据。动物血液所含的铁虽然可以利用,但无法与硫酸亚铁等的治疗效率相比。  
  古人相信形状拟人或其内脏的植物,具有治疗相似器官疾患或滋补的用途,这种观念称为药效形象(signature),例如人参。过去“上海的报纸充斥着‘肺形草’的广告,被鼓吹为治肺结核的良药[20]”。动物药中也有类似的信念。鲁迅的父亲生病,“水肿逐日厉害”,用过“一种特别的丸药:败鼓皮丸”,因为“水肿一名鼓胀,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他[18②]。”(注5)“有些中国药物完全来自文字游戏或怪诞的联想:蟾蜍皮肤有皱折,所以用来治疗皮肤病;一种生长在山涧里的青蛙,由于涧深水寒,就被认为对身体具有‘清凉’作用。”“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有蛮荒初民思维特性的残遗。由于不受科学方法的检验,‘直觉’有任意的空间,常近于幼稚的幻想[20]。”现今这种怪诞联想仍不减当年,如珍珠粉可以美容使女人的皮肤白嫩;蛇皮光净,因而蛇和蛇蜕用来治疗各种难治性皮肤病。蜈蚣、蝎子等虫子善钻爬穿越,因此具有“攻毒散结,活血通络止痛”的作用,用来治疗心脑血管疾病。露蜂房(即黄蜂窝)可以“驱风攻毒”、“祛风止痛、祛风止痉”,治“风惊颤掉”,甚至“煎水浴身,治小儿癫痫” [21],似在“蜂”与“风”音同。  
  道家思想充满神秘和幻想,因而用药也稀奇古怪。“凡有灵药,一定是很不容易得到的”,如“经霜三年的甘蔗”, 还有“‘蟋蟀一对’,‘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神妙就在这地方” [18②]。动物体内的结石、病变,因其少见而视为珍药。所以李时珍说:“牛之黄,狗之宝,马之墨,鹿之玉,犀之通天,兽之鲊答,皆物之病,而人以为宝 [3⑧] 。”灵芝和冬虫夏草过去不能培植,稀罕难得,因此成为珍贵药材,并赋予神秘的名称,如今又因其名称的神秘而信仰不衰。  
  人中黄的制作,本是冬月将盛甘草末的竹筒浸粪坑中,立春取出,悬风处阴干[ 3②]。当代《中华本草》的制备方法则赋予神秘色彩:浸于人粪坑中四十九天,漂洗四十九天,日晒夜露四十九天,再从竹筒中取出日晒夜露七天成药[ 21]。这里的处理天数的约数为七,显然是与信仰轮回转世和丧俗中超度亡灵的做法一致。(注6)  
  在60多年以前,周作人对冬虫夏草无知妄说大发感慨:“今者中国药学者乃不信菌学书,而独取百余年前的小说家言,此无他,亦因其神奇可喜耳。……近二十年普通教育发达,而常识与趣味似无增进,盖旧染之污深矣。”(注7)今天的社会发展与医学水平远非往昔所能比拟,但大众的思维方式似乎没有多大的长进。

对动物药医疗价值的质疑

  人类医药的历史虽然久远,但医学作为一门科学却很年轻,巴斯德发现细菌病因至今不过才100多年,特效药物发明则始于20世纪。在19世纪中叶以前,“医生实际上还不可能明白自己为了行医所必须了解的基本生理学和化学现象,……所用药物的一小部分偶尔也可能有些好处。……假如我们把希波克拉底医典等极少数有见地的著作除外的话,这些(医学)理论就都是一些比神学和哲学还可悲的胡思乱想[22]”。因此,在整理研究古代的医药遗产时,必须持批判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决不是虚无主义,而是对历史的科学态度。即使在“文革”期间,文化专制主义嚣张,那时出版的《本草纲目》(校点本第一册,1975),也还加上了毛泽东语录:“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 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  
  近年编辑出版的《中华本草》共十大卷,古今本草达8 980种,其中动物药1 050种,囊括所能得到的各种野生和家养的大小动物,组织脏器乃至排泄物和耳垢都是主治疑难杂症的宝贵药材。如将一种动物的入药材料分别计算则品种可翻几番,如猪从毛、皮、牙齿、内脏、蹄和蹄甲连同火腿共计26种中药材,牛的达38种。此书不仅未用科学的标准对古人记述的药物加以甄别考察,去伪存真,反而还增添了许多新的不实材料。如人的尿、粪也能“清热降火”,治疗许多疾病;童尿更是宝贵,不仅含在嘴里治咽痛、齿缝衄血即止,而且“治肺结核、跌打损伤、月经不调 [19] ”。《本草纲目》上只是说(蚂)蚁外用主治疔肿疽毒[3⑨],此书则声称还有益力气、美容和催乳,治疗男性不育、阳痿、类风湿性和风湿性关节炎、周围神经炎、小儿疳积和和蛇咬伤,并使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转阴等重大用途[19] 。蚂蚁治病不但缺乏证据,而且可以引起过敏和中毒。(昆虫学家忠告——不要轻率服用蚂蚁制剂.《文汇报》1999年2月10日)  
  《中华本草》还收录了许多属于CITES禁止贸易的我国一类保护动物的药材,甚至包括豹、野马、亚洲象、白暨(鳍)豚和金丝猴等濒危动物[19]。《中国药典》2000年版从附录中剔除了豹骨,但仍保存黑熊、棕熊、穿山甲、玳瑁和麝等国家保护动物的产品,这是值得讨论的。劳动保障部发布的《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几乎将大部分动物药如狗宝、海马、猴枣、鹿茸、马宝、牛黄、麝香各种动物脏器和鞭、尾、筋、骨,撤出中药报销名录,(新华社北京2001年7月2日)说明这类药材非治病所必需。唐代名医孙思邈被尊为药王,他却不用动物入药。他说:“自古名贤治病,多用生命以济危急,虽曰贱畜贵人,至于爱命人畜一也。损彼益己,物情同患,况于人呼!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良由此也。”(《备急千金要方》)这说明那时就可以完全不用动物药的。今天的医学已经有了大量真正有效的药物和治疗,传统动物药的代用品也不再是问题,牛黄已完全由合成品替代。因此,从临床上来说,实现“不用生命为药”是毫无问题的,其最大障碍是商业牟利。熊去氧胆酸(Ursodeoxycholic acid)是熊胆汁的活性成分[23①],效果更好,并能大量人工生产,已被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用于临床治疗胆汁淤积症。实际上熊胆汁毫无临床应用价值,但为了牟利仍在不断发展“养熊取胆”;广告所称的熊胆主治各种疾病,如乙型肝炎、肝硬化、高血脂、动脉硬化、冠心病和痔疮,乃至癌症,以及从黑熊胆中提炼出所谓的“晶体增明活络素”,使人“心动眼亮”,都是毫无根据的。由于养熊取胆十分残酷,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批评。  
  天然药物的疗效在于所含的化学成分,因此,有效成分的分离提取是利用天然药物的基础。科学家相信高等植物是未来潜在的新药来源[24,25]。北京中医药大学联合中药界,把常用的419种中药研究成果辑成六卷大著,其中绝大多数是植物药。(郑虎占等主编.中药现代研究与应用.北京:学苑出版社,1997)哺乳动物的脏器除含有与人类相似的生理活性物质之外,迄今未发现有效的药物。宋代《证类本草》记有用兔脑制备的“催生丹”,称“神仙方,绝验[26]”。今人据此作出牵强附会的猜测:中国最早使用催产素催产 [27]。(注8)兔脑究竟含有多少催产素,经过处理能否保持活性,而且催产素口服极易分解,只能注射给药等,作者都没有考虑。  
  动物入药是人类医药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例如熊胆在古埃及和古印度医书中早有记载,而且我国的有些动物药还是从域外传入的[2,28]。在三、四百年前,加拿大的欧洲医生也应用黄蜂窝或苍蝇煎汤治疗妇女的不孕症,理由是这些昆虫能大量繁殖 [13②]。不过随着医学的发达这些东西早被抛弃,现在不仅主流医学已不再使用,即使另类(或旁道)医疗(alternative medicine)也极少用动物药。

为什么无效的药物治疗被认为“有效”呢?

 
  古代医生不仅对疾病无知,对治疗效果评价也缺乏自知之明。17世纪欧洲的药物和疗法也种类繁多,但大都是无效的,而且“很少有人区别某种治疗之后的康复,由于治疗而康复和无关于治疗而康复这三种情形[8]”,(着重号是引文原有的)即对疾病痊愈与治疗的关系不能作正确的判断。在20世纪中叶之前,治疗效果主要由专家权威根据疾病的发病机制和药物的药理作用来推定的,实践证明这种“想当然”不很可靠,只有对照的临床试验才是评价疗效的可靠方法[23③,29,30①]。那么,为什么现在还会把无效的药物当成有效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由于实验设计和观察的方法粗糙、主观随意以及对照不合理或缺乏对照。
  1.缺乏诊断和疗效标准
  临床试验评价疗效,病例必须有确实的诊断,效果须有严格的定义,这是不言自明的。疾病的诊断标准不同,疗效当然大不一样。现在声称治疗难治之症的药物和疗法多如牛毛,但公认的却如凤毛麟角,原因大都是未经认真的临床试验,有些甚至是蓄意造假。  
  中医没有疾病实体的概念,“诊断主要是凭宏观的观察作出粗略的估计,……导致中医诊断带有明显的意向性、随意性和不确定性[31]”,这怎么能据以判断治疗效果呢?《本草纲目》上称犀角、羚羊角、虎鼻、虎睛、麝香、牛黄和牡鼠可以治疗小儿惊痫,而“惊痫”是一综合征,泛指各种惊厥或抽动以及癫痫发作,其病因不同,严重性悬殊。癫痫发作虽然表现严重,但能迅速恢复,任何药物都易于立时“见效”。疾病症状的改善一般不能作为判断效果的根据,而且病人有取悦医生、“报喜不报忧”的倾向,所以现代临床试验要求有明确的客观指标,并用双盲法克服主观因素的影响。
2.疾病的自限性与自发缓解
  疾病有其固有的自然史或病程,不治自愈者称为自限性(self-limited),常见的上呼吸道感染、感染性腹泻和甲型肝炎都是典型的例子。乙型肝炎虽有慢性倾向,但初发感染至少70%在短期内自愈,部分出现一过性表面抗原(HBsAg)血症,任何无效的“转阴药”对这种情况都能“奏效”。在抗生素问世前,传染病缺乏有效的治疗,但其病死率总是维持在一定的水平,多数病人靠自身的免疫力得以康复。某些慢性疾病出现的治疗上“奇迹”,也可能是自发缓解的巧合。在免疫抑制剂问世前,系统性红斑狼疮几乎是不治之症,但也有病人在经历10年的严重疾病以后长期自发缓解,说明疾病的病程有时很难预料[30①]。  
  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就说:“许多疾病还是本能地自愈”,“患者自身同疾病斗争即是一种治疗,病因会因此清除。”又说:“由于富人的病痛自动缓解了,庸医以双倍的好运气赢得声誉[32]。”我国的民间说法“倒霉的医生治病头,走运的医生治病尾”,与此不谋而合。17世纪著名医学家托马斯·西登纳姆(T. Sydenham 1624-1689)被誉为是英国的希波克拉底,他对当时医生大量滥用草药和传统药方持批判态度。他说“医生所能做的最好事情是,……给人体以每一个能够发挥其自愈力的机会[8]。”实际上,我国古代学者也懂得病人可以不治自愈。《周礼》记载考核医生的办法是:“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 十失四为下。”郑玄注曰:“以失四为下者,五则半矣,或不治自愈[33]。”  
  疾病的自愈倾向其实是医学常识,过去很多学识丰富的医生说,临床上真正由他们治好的病人比例并不很大。(注9)这并不是否定医生的作用,因为病人的处理除了适当的治疗,还包括正确的诊断、预后估计以及安慰和护理。 
3.安慰效应
  安慰效应是指由于药物、手术或其他医疗措施所产生的一种非特异性的良性反应,主要由心理因造成的。医生的语言和态度以及医院环境,都可有这种效应。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生理盐水和乳糖可能产生明显的镇痛、安眠等作用,其模式与有效药物相似。  
  安慰剂的用途主要作为临床试验的对照,亦可用作暗示治疗。大约35%的躯体疾患和40%以上的精神疾患对安慰剂产生效果,可误导医生的疗效判断。但其效果不稳定,可能随时间情境的不同而异,而且最终会出现失效。安慰效应存在个体差异,性格外向、爱交际、无主见、少自信和容易受暗示者,对安慰剂易于显现效果。少数人对安慰剂产生不良反应 [23④] 。  
  市售的保健品、补药或强壮剂(tonics)其实都是安慰剂。我国的传统补药以及新造的和外来的保健品特多,其中动物鹿茸、阿胶、虎骨等是家喻户晓的。当前“珍贵药材”赝品泛滥,很多名不副实,但信者依然感觉良好,显然是安慰作用。1952年“五反运动”期间,中药店里查出的假药很多,牛、羊角冒充羚羊角犀角,蚌壳粉冒充珍珠粉普遍存在。周作人认为,一方面说明奸商欺诈贪图暴利,另一方面应在学术上重新估价这些药是否真的灵验,动物的角本是差不多的东西,病人和医生无须再看重那些昂贵的罕物了。(注10)
4.向均数回归(regression to the mean)  
  一个人的血压、血糖和血胆固醇等测量值的真值,是一个阶段长期测量值的均数。由于随机误差,一次的量值可以高于或低于真值。在对一个人口进行筛检时,总会发现一些人的量值异常,但再次测量时又趋于正常,即向均数回归 [30②,34]。例如:在一个冠心病多危险因素干预试验项目中进行血压筛检,第1次发现的高血压组的舒张压是99.2±7.7 mmHg(均数±标准差),在干预前每隔12个月随访血压一次,二次的舒张压逐步接近正常,分别是91.2±9.6 和90.7±9.8mmHg[35],这说明“高血压”不治疗亦会下降。由于随机变异,二次测量的相关系数r总是<1,所以,高血压组第二次的血压均数与受检人口的血压均数的差值,大致等于r乘以高血压组第一次的血压均数与受检人口的血压均数的差值。如果初次检出高血压即给予治疗,人们会把血压下降归功于治疗效果,因此向均数回归常使疗效夸大[30①,36]。  
  由此可见,评价疗效并非易事,有许多陷阱可能导致错误判断。随机对照临床试验是医药效果的基本方法,对医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23④,30,33③]。我国有许多药物疗效不被承认和采用,原因是未进行临床试验或者实验设计和执行不好,经不起重复。有人认为,中医和西医分属不同的医疗体系,治病原则大不相同,中医药只能根据个人的经验辨证论治,不适合进行临床试验。试问如果不用公认的科学方法进行检验,怎么证明经验真实有效呢?许多人困惑的中医药难出国门,症结正在这里。现在人们讨论中医药现代化,说的多是生产现代化,如中药做成什么制剂,生产条件达到什么标准,这当然是必要的,但还缺少基本的前提。用科学界接受的规则证明疗效,并把有效的成分提取出来并得到验证和公认,才是关键的必备条件,否则永远是自说自话。


注1:文学家周作人写过许多评论中医药的文章,收集于《周作人文类编》第四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本文摘取3篇中的有关文字作为注释。 “十世纪中爱尔兰的药方却更是出奇,其一云:乌鸦烧灰,入绵羊油脂中煮,涂秃头即愈。其二云:瓦罐中满装鼷鼠,泥土封口,埋火旁,勿太使火力接近,满一年后取出用之,但取时必须戴手套,以免指端长出毛来。记得看见过杂志上生发药的广告,画着一个人的手指像是牙刷的样子,这技巧大概是从这里偷来的。一千年以前的事情本来是不足奇的,但不知道这一类的医方现在还有人相信不。”(《古药方》578-580页)
注2:《本草纲目》谓羊肝主治“目赤暗痛、热病后失明”、“小儿赤眼、翳膜羞明、目病失明和青盲内障。”(2735页)过去儿童患传染病民间有“忌嘴”习俗,加上食欲减退,常导致营养不良和维生素A缺乏。笔者认为“热病后失明”和“翳膜羞明”可能包括维生素A缺乏引起的角膜软化症,果如此,则我国明代李时珍(1518-1593)时代已有羊肝治疗“维生素A缺乏症”的经验。
注3:《本草纲目》:犀角入药是因为“通天犀角,夜露不濡,入药至神验”,“通天者脑髓上之角,经千岁,长且锐,白星彻端,能出气通天,则能通神、破水”等神话。(2829页)“鹿取茸,犀取尖,其精锐之力尽在是也”。“犀角,犀之精灵所聚,足阳明药也。”于是主治百毒蛊疰,邪鬼瘴气,杀毒除邪,不迷惑魇寐。”(2831-2832页)羚羊角主治“明目,去恶血注下,辟恶鬼不祥,常不魇寐。除邪气惊梦,狂越僻谬,……久服强筋骨轻身,起阴益气,利丈夫。治中风痉挛,附骨疼痛。”在于“神羊角甚长,内有天生木胎。此角有神力,可抵千牛。”(2842-2843页)
注4:《本草纲目》:鹿茸能“益气强志,生齿不老。……杀鬼精物,久服耐老。补男子腰肾虚冷,脚膝无力,夜梦鬼交,精液自出”,是因为“鹿性淫,一牡常交数牝”,“鹿千岁为苍,又五百岁为白,又五百岁为玄。玄鹿骨亦黑,为脯食之可长生也。鹿乃仙兽,自能乐性。”(2846-2848页)
注5:《本草纲目》:“败鼓之皮,不论马、驴、牛皮皆可。烧作屑,水和服之。病人即唤蛊主姓名,呼本主取蛊即瘥。”(2806页)
注6:我国的丧俗中,在人死后每隔七天为忌日祭奠一次,超度亡灵寻求生缘,如不得生缘再续七天,至七七四十九天必生一处。
注7:“……谈奇说怪亦是人情,中国又往往因此而至破弃真实,此诚可谓之嗜痂不惜流血矣。见人谈冬虫夏草引近出《中国药学大辞典》,举植物学上学名,而仍云西人说误,根据乾隆辛亥徐后山著《柳崖外编》卷二所记云:‘交冬草渐萎黄,虫乃出地蠕蠕而动,其尾犹簌簌然带草而行’,以为这的确是冬虫而夏草。若说事实不但草系寄生已经查明,即用情理推测,头入地尾生草之虫不知如何再钻出来,冬天草枯而蛴螬似的虫乃能蠕蠕爬行,均有讲不通之处。”(《说过癞》557-564页)
注8:《证类本草》方为“兔头二个,腊月内取头中髓涂于净纸上,令风吹干。通明乳香二两,碎入前干兔脑髓同研。来日是腊,今日先研,(俟夜星宿下安棹子上,时果、香、茶同一处排定,须是洁净斋戒或焚香,望北帝拜告云:大道弟子某,修合救世上难生妇人药,愿降威灵,佑助此药,速令生产。祷告再拜,用纸贴同露之,更烧香至来日,日未出时,)以猪肉和,丸如鸡头大,用纸袋盛贮透风悬。每服一丸,醋汤下,良久未产,更用冷酒下一丸,即产。此神仙方,绝验。”《医俗史》引文将括号内文字略去。此方的制备具有巫术特征,“兔头二个”和“丸如鸡头大”,似是取“头”和“成双”的符号意义。
注9:著名的医学家钱惪(1904-),“对病人从不说‘包治’之类的话”;如果病人恢复,他认为“多半靠病人自己,我们不应贪功”。(一级教授传记:内科学家钱惪.见:《上海医科大学七十年》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97:379)郭沫若说:他的父亲懂中医,“凡是找他的人大概都是药到病除”,“因此,乡里人差不多把他当成救世主一样”。“这种事实在科学上是可以说明的。本来人的本身具有自然疗养的力量,一切的病患都是自己在疗养,医生不过是帮助这种机构的运行罢了。所以大概的病只要能够静养,都可以不药而痊。一般医生虽然平庸到万分,也能够糊口的原故就在这个地方了。父亲用的药大概是一些温和的药,这对于人的身体是不会有害的,又加以别人对他的信仰,这第一着便使患者安心,这是医病的第一种妙剂(郭沫若:《少年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20-121)
注10:“牛羊角还是实有的东西,牛黄到底是怎么呢?各个牛黄的性质效力都是一样的么?真可以‘清心’治病么?我想药学专家都应当分析试验,根据结果发表出来,可以医病的继续使用,否则一律取消。……其实别的好些贵重药品也当这样办理的。珍珠粉与蚌壳粉有什么不同,…… 想起来大概总是差不多的吧。听说这是美容的药料,是从前贵妇人爱用的东西,在现今还有销路么?若是有的,那么便请她们改用普通制的蚌壳粉,平价售卖,不必再上奸商们的当。至于丸药里加珍珠粉的,大抵也不妨以蚌壳粉代用,反正没有效力这一点原是一样的。”(《羊角和蚌壳》607-608页)

参考文献  
1.孟宪林、吕晓平.传统中医药与履约.见:张恩迪、郑汉臣主编.中国濒危野生药用动植物资源的保护.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2000:13-15  
2.E Shaffer(谢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387-414  
3.李时珍.本草纲目,校点本第四册.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①2776;②2938-2939;③2804;④2955;⑤ 2817-2818页;⑥2846-2859;⑦2828;⑧ 2802;⑨ 2288-2289   
4.JF Nunn. Ancient Egyptian Medicin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6:148-151  
5.R Porter. The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 London: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7:48 
6.P Kutumbian. Ancient Indian Medicine. New Delhi: Orient Longmans Ltd, 1962: 110-112 
7.RE Emmerick(editor). The Siddhasàra of Ravigupta, vol.1: The Sanskrit Text. Wiesban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Gmbh, 1980: 28-34. 转引自: 陈明.印度梵文医典《医理精华》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6月 
8.A Wolf(沃尔夫).周昌忠等译.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490;503 
9.J Boudet(布德).李扬等译.人与兽:一部视觉的历史.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272-273 
10.D Dainobu, K Togawa, M Sakamoto. Japan's Illegal Trade in Bear Products. Japan 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 Tokyo, 2002:10-15, 28-41 
11.A Comte(孔德).王太庆译.《实证哲学教程》摘译.见: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20-27 
12.A Comte(孔德).黄建华译.论实证精神.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3 
13.Lévy-Bruhl(列维–布留尔).丁由译.原始思维.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① 69-71;②266 
14.A Castiglioni(卡斯蒂格略尼).北京医科大学主译.世界医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7- 28 
15.G Venzmer(文兹梅尔).马伯英等译.世界医学五千年史.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13-15 
16.WC Dampier(丹皮尔).李珩译.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28 
17.许地山.道教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169-179 18.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①285;②182 
19.何裕民、张晔.走出巫术丛林的中医.上海:文汇出版社,1994:387-388 
20.林语堂.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国与吾民).New York:Reynal & Hitchcock, 1937: 92-93 
21.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本草》编委会.中华本草,第9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227-231;231-233;533-536 
22.JD Bernal(贝尔纳).陈体芳译.科学的社会功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53 
23.R Laurence, PN Bennett, MJ Brown. Clinical Pharmacology. 8th edition. Churchill Livingstone, 1997: ①665; ②593-594; ③47-63; ④23-25 
24.Balandrin MF, Klocke JA, Wurtele ES et al. Natural plant chemicals: sources of industrial and medicinal materials. Science 1985; 228 (4704):1155-1160 
25.Editorial. Pharmaceuticals from plants: great potential, few funds. Lancet 1994; 343 (8912):1513 
26.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459-460 
27.陈乐平.医俗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199-200 
28.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91-115 (1998影印版) 
29.AB Hill. A Short Textbook of Medical Statistics. London:Nodder & Stoughton, 1977:220-264
30.RH Fletcher, SW Fletcher, EH Wagner. Clinical Epidemiology. Baltimore: Williams & Wilkins, 1982: ①127-152; ②37-39 
31.杜建.中医学研究的突破口之我见.见:陈可冀主编.中国传统医学的理性思考.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22 
32.赵洪钧、武鹏译.希波克拉底文集.合肥:安徽科技出版社,1990:75,142,223 
33.汉·郑玄注.周礼注疏.册二,《四部备要》经部,阮刻本校刊,上海:中华书局,第1页 
34.Bland JM, Altman DG. Some examples of regression towards the mean. Brit Med J 1994; 309 (6957):780 
35.Kuller L, Neaton J, Caggiula A et al. Primary prevention of heart attacks: The multiple risk factor intervention trial. Am J Epidemiol 1980; 112(2): 185-199 
36.Yudkin PL, Stratton IM. How to deal with regression to the mean in intervention studies. Lancet 1996; 347 (8996): 241-243

2002年6月23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