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是最年轻的科学
推荐《最年轻的科学——观察医学的札记》

祖述宪(安徽医科大学) 

 

 

  刘易斯·托马斯博士(Lewis Thomas 1913~1993)是美国杰出的医学家和教育家。他出身于纽约的一个医生家庭,毕业于哈佛医学院,曾经在许多著名的大学医院行医,主持研究和领导教学工作。他亲身经历了本世纪医学的重要发展时期,做出过许多创造性业绩。他的阅历丰富,学识渊博,思想深邃。和许多优秀的科学家一样,托马斯的兴趣广泛,关心社会和人类的命运,并且爱好音乐,长于诗文。1970 年代初,他应美国最负盛名的医学刊物《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主编之约,为该刊撰写专栏文章,笔触所及纵情宇宙万物,讴歌生命、大自然和人类的科学事业;对医疗技术和保健体制的论述鞭辟入里,富有远见。这些寓意深刻、情理交融、文笔清新的科学随笔,后来集成《细胞生命的礼赞》和《水母与蜗牛》;中文译本近年由湖南科技出版社纳入“第一推动丛书”出版。  《最年轻的科学——观察医学的札记》(The Youngest Science: Notes of a Medicine Watcher)是刘易斯·托马斯继上述随笔之后所写的回忆录。此书记述了从本世纪早期至70年代作者亲历的美国医疗职业的变化、科学研究活动和医学的进步,内容丰富多彩,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哲理浓厚,启迪思考。在科学研究和临床思维、医学伦理和人文关怀、公共卫生和大学管理诸方面都有很多真知灼见。此书不仅可以增加我们对现代医学发展以及医疗职业、医学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实际了解,而且使人增长智慧,加深对时下我国医学和医疗现实的认识。意大利医学史家卡斯蒂格略尼说:“医学思想始终保持着明显的历史统一,只有具备了对过去历史的知识和了解,才能明白和判断今天的医学。”(《世界医学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第5页)因此,这本书特别值得我们的医务工作者细读体味,青年医生、教师和医学生可以从中获得很大的教益。  
  人类试图认识和解释疾病现象、创造疗病的医术,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古代,由此形成了各个地域的传统医学或民族医学。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医学,可以说是欧美的传统医学;它历经漫长的蒙昧幼稚阶段,在近代自然科学技术的肩上逐渐成长发展,最后成为全世界普遍接受的科学的医学,即现代医学,有时称为西方医学或西医。虽然建筑在现代医学基础上的医疗实践仍然存在相当的技艺成分,即除了运用系统的科学原理和技术之外,还需要从实践经验获得的、难以言传的知识、技巧和能力。然而,医学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医疗主要还是一种技艺。当时医生能够做的只是诊断、向病人解释预后和安慰作用,以及不要把极少数有有效治疗的疾病漏诊了。 
  1933年托马斯还是一个医学生,他回忆说:“在这些医院(指哈佛大学的几所著名的医院)的病房里我们逐渐明白了:我们对真正有用的东西了解甚少;我们虽然繁忙地对疾病进行分析,但却无法改变它们的大多数的进程。表面上看来很有学问的医疗专业,实际上却是个十分无知的行当。”(见该书第24页)1937年磺胺药临床应用产生的奇迹才是医学革命的开始,其后青霉素和抗结核病药物相继问世,才真正改变了医疗的面貌。由于其他科学技术发展对医学的推动,托马斯认为本世纪50年代初期才是“医学开始成为一门科学的时期”,因而医学是“最年轻的科学”。  
  现代医学作为生物科学的一个分支,具有科学的基本特征,即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实践上的可检验性,能够自我验证和自我改正,不断弃旧创新,向前发展。这里指称的实验包括疾病的认定、病因的确立和治疗方法效果的评价等,其中对照的临床试验是评定疗效的试金石,它的应用大大地推动了治疗方法的革新和进步。一切声称有效的医术都必须接受它的检验。此书中提到的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威廉·奥斯勒教授(W. Osler 1849—1920),是曾经产生过很大影响的美国医学家和教育家,他对那个时代常规应用的各种疗法,如放血、导泻、发疱、拔火罐、药草煎剂和大量的药物方剂等,勇敢地提出了挑战,抨击这类治疗不但无益反而有害,扬起了治疗虚无主义学派的旗帜。这是医学观念上的一次革命。历史已经证明奥斯勒的创新是完全正确的,然而这些庸医陋术现今仍在流行。半个世纪之前,北京的协和医院的外科学家们曾经写道:“以往在外科学界里,我们作了很多不必需或无意义的工作,我们曾信靠和应用许多的方法或药物,并不是因为它们是依据真理,而仅仅是因为它们是新兴的东西,或是传统遗留下来的习惯,我们若用真理作标准,重新衡量这些东西时,就可以发现很多错误。”(《现代外科基本问题》序言;人民卫生出版社,1950:第1页)这种宝贵的自省精神,不仅出于医学家的学识和智慧,而且发自责任感,因而它是创造力的一种源泉。然而,现今许多庸医陋术又以各种形式沉渣泛起,蔓延流行,而我们的许多医学家由于懦怯失去了鉴别力和批判力,媚俗趋同,社会责任感消失;甚至由于利益的诱惑,良知泯灭,以致各种医疗骗术大行其道。面对前贤们我们应当感到汗颜。
  科学是一元的,不分国界,全球认同。医学也毫不例外,现代医疗在设定的条件下具有充分的重复性与可检验性;好医生虽然需要智慧与经验,但绝无玄机与秘术。所以,真正的科学的东西,在现代不可能由于“歧视与偏见”长期被科学界所拒斥,只有伪科学才囿于狭窄的范围里要求“权威”承认和政策支持。如今再把医学分成西方医学和东方医学是不适当的;一切地域的传统医学,如果其中存在积极的因素,最终必将汇入现代医学,在此之前不能称为科学。把一个民族的人口繁衍不衰归功于传统医学,是出于缺乏生物学常识的一种主观臆断。对于传统应当实事求是、去伪存真,批判地加以继承;不崇古恋祖,不敝帚自珍,才是科学的态度。虽然希波克拉底以他的睿智和敏锐的观察,合乎逻辑的推理,在前科学时代就提出过至今犹不失其意义的一些医学理念,记述了当时难能可贵的临床观察,创造过医学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并且成为现代医学传统的源头,因而被尊为医学之父或医圣,然而现代的医生决不会从《希波克拉底文集》中去寻找灵丹妙药或灵感的。  
  当今医学处于鼎盛时期,人类正在从分子水平上认识自己和生命,许多昔日束手无策的疾病,如今有了治愈、缓解和预防的良术。然而,无论医学怎样发达,人的疾病、衰老和死亡都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不治之症永远都会存在。尽管现代医学对于改善人类的健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决不否认存在的不足和无知方面。这种坦诚的科学态度,给庸医和江湖骗子留下广阔的空间,于是他们声称无所不能,针对医学的缺陷与不能设计医疗骗术。因此,如今许多江湖医术在欧美等国也有抬头的趋势,更不用说在有着古老文化传统的东方国家里猖獗蔓延了。一些未经科学评价的和无效的医术或疗法,被冠上委婉的术语鱼目混珠。在“替代或备择医学”(alternative medicine 应译作旁道医疗或异类医疗) 或“互补医学” (complementary medicine)这类含混不清的词语掩饰下,为各种江湖骗术鸣锣开道,推波助澜。实际上这些医术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大都是托马斯在书中所说的陈腐医术的衍生物。实际上这些名称名不副实,这些医术至多起点安慰剂的作用,甚或无益有害,根本不能成为现代医学的替代或补充,无助于人们的健康和治疗疾病。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说:“错误的信念可能有令人惊奇的生命力,它无视经验,也无须任何阴谋的帮助而能延续千万年。科学史,尤其是医学史,提供我们许多范例。”(《猜想与反驳》第10页。)温故可以知新。相信读者在读了本书之后,一定会对医学的发展有更加深刻的认识,提高科学的鉴别能力。  
  庸医和江湖医术泛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以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利益驱动。医疗保健是一种最容易被利用作为营生牟利的行业,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生命愈加重视,对健康的期望愈高,追求保健术愈加迫切,因而容易失去理智,滋长轻信和盲从。利益集团根据人性的这个特点,积极利用广告宣传制造舆论。高效率的现代传媒使庸医和骗术无孔不入,使谎言更加动人,媚俗更易产生诱惑效果。其次是由于医疗高技术的发展,医疗费用不断升高,工业化国家当局迫于压力或者为了寻求降低费用的替代途径,因而逐渐容忍和接受一些非正规的旁道疗法。同理,在发展中国家普及现代医疗保障显然存在经济上的巨大障碍,因而提倡就地取材,发挥当地传统医疗的作用,成为无可指责的理由,这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政策也有很大的影响。其实这除了维护官僚政府的无能之外,于大众健康实际无补。最后然而却是根本的原因是文化土壤,在中国特别泛滥应归于传统的文化,和近半个世纪对中医无批判的保护和发展政策。现在国内报刊上常声称世界流行“中医(药)热”,这有点吵作的味道。中医药的影响主要在海外华人,20世纪后期亚洲人特别是东南亚和华人大量向西方移民和商业推动,无疑也增加了这些国家对东方传统医药的需求和进口。  
  此外,还有西方的哲学上相对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影响。原先由西方人类学家提出的文化相对主义是为了消除对外部文化的偏见,现在则成为否认科学上存在共同的、合理的客观标准的基础。相对主义否定认识上和道德上存在绝对的标准;评价科学上的是非不是根据观察、实验、逻辑和理性作出判断,而是取决于各个团体的宣传策略和论辩技巧。因而,有些人认为传统医学是一种文化,有其天然的合理性,效果无须客观检验。解构主义是一种极端的相对主义,反对科学词语或文本有固定准确的意义,消解真与假、正确与错误、事实与假说、客观与主观等词意的对立和界限,因而无需事实、逻辑和理性作出判断。同时在大众中出现一股反科学的潮流泛滥,有些人对科学的医药,甚至化学产品、精密仪器产生逆反心理,刻意追求“天然”医药。  
  但是,衡量一种医疗的价值必须有科学的标准,即它的可检验性。而许多传统医药基于人类发展早期的巫术和玄学的思维模式,其基本的观察陈述是个人的、主观的知觉经验,主体间无法重复和检验,因而自身不能积累客观的知识,建立公认的理论体系,它永远是独立于现代科学之外的。  
  《最年轻的科学》由青岛医学院刘惠民与石荣珍二位教授翻译,于1986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初次出版,迅即售罄;最近由译者修订并补上附录,由青岛出版社再版。中文译本准确流畅,读起来颇为轻松,然而其中深刻的内涵则是需要仔细体会的。“好书不厌百回读”,我从读这本书中加深了对这一诗句的理解。我与译者原不相识,由于这本书的媒介作用,现在与周惠民教授成了笔友,可见这本书的魅力。我不揣浅陋写下一点感想,向爱读书、爱思考的同志们推荐这本好书。

  (此文原是应译者周惠民教授之约,为中译本所写的“译序”,后来略加修改,刊登在《医学与哲学》1997年第1期。此次发表又有些修改。)
注:旁道医疗或异类医疗(alternative medicine) 又称作补充疗法(complementary medicine)、非正规疗法或传统疗法,系指声称有治疗效果,但未经现代医学的科学方法加以评价或证明,医学界未予公认的各种医术或医疗方法。这类医疗在理论上与现代医学是不相容的。例如:手法整脊疗法、顺势疗法、天然疗法、全息疗法、平衡疗法、草药、针灸等。国内有人将旁道医疗译作替代医学或替代疗法,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  
  尽管现代医学有很大的进步,医疗技术不断提高,但由于癌症等许多慢性难治性疾病的存在,治疗方法大都有不遂人愿之处,或者需要长期用药,或者需要动大手术,有些药物的毒副作用和手术创伤常令人生畏,因此各种旁道医疗便乘虚而入,声称采用 “天然”药物,无须手术又毫无副作用,正中病人下怀。在这方面,医生的态度可能起正面的或负面的影响。  
  近年旁道医疗热在全世界广泛兴起,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与当今的反科学思想——宣传、文化相对主义和解构主义密不可分。三者结合一起逐渐渗透到医学中来,使人们转变信仰,相信原本无效的、甚至有害的医术或疗法。传播媒介的宣传和文化相对主义使庸医和江湖骗子大行其道。

2002年4月22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