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2002年8月27日《文汇报》

科学史的“无用之用”
──访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地方组委会主席江晓原教授

/记者 姜澎 实习生 李莹

 

 

  第十届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10th ICHSEA)于82023日在上海隆重举行,这是这一领域内最重要的国际会议。会议由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办,这是国内高校首次举办该系列的会议。看到来自世界各国和地区的150位学者齐集一堂,6场大会报告和24个小组中的80余篇小组报告次第宣读,记者忍不住又向担任会议的地方组织委员会主席的江晓原教授,提出了“科学史到底有什么用”这个老问题。
  江晓原教授故作惊人之语,表示应该“理直气壮地说科学史是无用的”──当然他所谓的“无用”,意思是说不要指望科学史能够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现在很多人心目中,不是只有能赚钱才是有用的吗?但是,科学史能为人类的文化需求提供越来越多的内容,为素质教育、科学传播等方面提供越来越多的文化资源。

  江晓原教授指出,谈到科学史研究,总是有些学者喜欢说,科学史研究是为了发现科学发展的规律,可以指引未来的道路。但是实际上,科学发展到底有没有规律可循,除了所有事后诸葛亮式的“归纳”之外,其实是很成问题的。811日霍金在杭州接受记者采访时,被要求预测“下一个世纪最伟大的发明是什么”,他的回答是发人深省的,霍金说:“如果我知道什么是下个世纪最伟大的发现,我就已经把它做出来了。它将是某种不可预料的东西,将非常奇异地到来。科学就是这样进展的,它是由想象力的跳跃组成。”  
  因为科学是充满未知的世界,也是充满偶然性的世界,科学的发展也许根本没有什么“规律”可言。所以也不能要求科学史研究能发现科学的发展规律来指点古今,更不能像预言家那样预知科学的未来。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研究科学史可以对当今的科学发展有所帮助。江教授表示,这确实是可能的,也有过成功的事例,比如研究中国古代的星占学资料,对天体物理学中的超新星爆发、天狼星颜色等现代课题提供了直接的帮助。但是,江晓原教授直言不讳地说,这样的事例少之又少,而且是可遇不可求的,因此这也不足以构成科学史研究的主要价值。
 
 江晓原教授强调说,科学史就是研究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实用性,应该将科学史研究看成一种文化的积累。他举了个例子。有一次他应邀到第二军医大学演讲,讲关于如何确定武王伐纣的年代及日程问题。讲完请同学提问,有一位女生起立敬礼后问道:您和您的课题组劳神费力,确定了武王伐纣牧野之战是在公元前104419日清晨,这究竟有什么用呢?他对同学们说:考证武王伐纣在哪一天,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来说,确实毫无用处,管他是哪一天呢?你该干什么照样干什么。这只不过是文化──对于一个人也好,一个家庭也好,一个城市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困于衣食时顾不上讲文化,等到经济上富裕了,就必然要讲求文化。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讲求文化就会买画挂在墙上欣赏,或是收藏艺术品、买钢琴给女儿弹等等;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讲求文化当然首先就是赞助学术研究。现在你们看到国家已经能够组织、资助我们这些学者来研究象武王伐纣这样“无用”的课题,说明我们的国家已经开始走上富裕繁荣之路,你们应该为此感到高兴才是。对于他的回答,同学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在此次第十届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上,几个主题都是与当下社会生活密切有关的。主题之一就是科学史研究与教育的关系。不少学者提出,科学史可以为素质教育提供更丰富的资源。科学史是一门跨越很多学科的综合学科,不论是深奥的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等等,都可以通过科学史来唤起学生学习的兴趣。而且科学史可以提高课程的文化含量,通过科学史的学习培养学生的人文关怀。仅仅掌握科学技术而没有人文关怀的人才,也就是江晓原教授前些时候曾经指出过的“有知识,没文化”的人才,是很可怕的。
  此次会议的另一个主题,是科学史研究与大众传媒的关系。科学传播,或者传统的“科普”,其实很久以来一直在从科学史那里获取资源,但是通常双方都没有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近年国内一些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界的中青年学者,开始与大众传媒中的各种方面,比如出版、电视、报刊、杂志等,进行各种形式的合作。他们提出了“科学文化”、“科学传播”等新的概念,作为他们这方面工作的初步理论框架,以致出现了“科学文化人”这样一种提法,为此还引起了若干争议。而一些“先知先觉”的媒体从业人士,也开始主动寻求和促进这种合作。江晓原教授有一个玩笑式的比喻,认为这有点象一对本来有着工作联系的同事,现在开始谈起恋爱来了──“对于这场恋爱,我们当然乐观其成”。

  2002年8月31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