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2002年第6期,pp.56-57.

 

传播科学文化的先驱者
——读《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

 

 

《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以下简称《文存》),一本厚重的书,在其著者去世40年后,终于由科学史的研究者选编出版了。
  显然,与一些著者生前仓促选就的集子不同,经过时间的沉淀和研究者的筛选,这些文章在今天能够被人们重新审视,自然有着特殊的意义。《文存》既是可供研究者使用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也向广大公众展示了当年将西方近代科学引进中国的风雨历程。尤其是,能够把这些近100年前就开始问世的珍贵文字搜罗整理出来,并以其原来的面目印出,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般来说,科学总是求新的,总是将目光放在前沿领域,而这本《文存》的价值明显地是在其历史意义上。读着这份史料,一幅幅生动的历史场景会鲜活地呈现在面前,带给我们颇富启示性的思考。
  首先,是作者的身份。任鸿隽,按照此书简要的著者介绍,他是“著名的爱国科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倡导者、组织者,‘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主要创建者之一……”在这一串头衔中,恐怕可以略为讨论的身份,倒是第一个“科学家”的称呼——尽管加上了“爱国”这一修饰词——似乎有人会存有疑义。
  从任鸿隽的简历年表中可以看到,他本人的教育背景一开始确实是向着科学家的方向发展的:先留学日本,在东京高等工业学校读应用化学预科,后又赴美留学,先是在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学习,后又分别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化学工程系就读,获化学硕士学位。虽然后来又曾在北大教书并成为化学系教授,曾先后出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长、东南大学副校长、四川大学校长甚至中央研究院化学所所长等职务,但除了在北大做化学系的教授之外,其他那些位置都是属于教育和科研管理方面的领导职务。
  笔者没有对任鸿隽做过专门研究,不知他在学业完成后是否还曾从事具体的科学研究并发表研究成果,但无论在此书中所附的其夫人所撰题为《任叔永先生不朽》的小传,还是由此书选编者之一樊洪业所撰写的人物评传《任鸿隽:中国现代拓荒者》中,几乎都看不到对任鸿隽的科学研究工作的描述。这说明,任鸿隽在今天被人们纪念,主要还是因为他创立中国科学社、创办《科学》杂志,以及在中国的科学建制化建设(科教)与科学传播(科普)等方面的重要贡献。虽然上述贡献极其重要,但只有真正从事具体的科学研究,才是使一个人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家”的必要条件。从《文存》中收录的文章来看,更为准确而且简要地讲,与其说任鸿隽是一位科学家,倒不如说他是一位早期的“科学文化人”。
  其次,是其工作和工作的特色。既然作为“科学文化人”,那么他的著作就具有鲜明的科学文化特色。这也正如此书选编者在其“编者前言”中所注意到并予以强调的,任鸿隽的著作中那些货真价实的、应该留下来传下去的“不朽”之作中,包括在20世纪初就有的在现代国家中“科学是立国的根本”的提法,有1916年就发表的倡导科学精神的《科学精神论》,还有要通过科学教育来“普及科学精神、方法与知识”的强调(这提法与今天的口号已经非常接近了!)。甚至于因其论述涉及科学与工业、科学与教育、科学与近世文化、科学与社会、近代科学之发展及其与哲学之关系等诸多内容,而使“他老先生毕竟与STS(科学、技术与社会)有着先问其道的前缘”。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他是早期的科学文化人,也是传播科学文化的先驱者。
  再次,从历史角度来看,作为传播科学文化的先驱者,他的著作中表达出来的一些重要观点,具有特殊的价值并应引起我们足够的关注。例如,在其1914年发表的《建立学界论》中,他提出中国无学界说:“顾吾试问此无数博士硕士翰林进士之中。有能对一特殊问题。就一专门科学。发一论。建一议。令人奉为圭臬。如西方学界所称之Authority(译言宗师)者几何人。”在1915年,发表《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指出“今试与人盱衡而论吾国贫弱之病,则必以无科学为其重要原因之一矣。”“今欲论吾国科学之有无,当先知科学之为何物。”当然,他主要是将中国无科学之原因,归之于科学方法的欠缺。这也顺理成章导致他在《科学》等杂志和书籍中不遗余力地宣传何为科学、何为科学方法。又如,他对科学概念的界定:“科学者,智识而有统系者之大名。就广义言之,凡智识之分别部居,以类相从,井然独绎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学。自狭义言之,则智识之关于某一现象,其推理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而又能分别关联抽举其大例者谓之科学。”在这本洋洋80万字的《文存》中,像这样的精彩论点、深刻洞见,可谓比比皆是(以致于在短篇评论中,简直无法一一列举详述),足以让我们的读者直接有所获益之余,更加感叹他如此之早就已说出许多今天仍在不同程度上的重复其说法的“先见”。
  说到科学文化人,在当今的含义下,也许应是那些既有科学背景,又受过人文训练,并在从事专业的科学人文研究同时,努力将科学文化向公众普及的人士。在任鸿隽的时代,近代西方科学还处在刚刚被引入中国的阶段,对于科学的人文研究,自然要后于科学的引进,因而在当时也难以有理想并且专业化的研究者。但在任鸿隽的教育背景中可看到,他早年曾在家馆中习八股,后来竟赶上了科举考试的最后一班车,考中秀才,由此可见其国学基础,这也体现在他后来宣传科学著作的文采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46年,他就与李珩等人合作翻译了丹皮尔的《科学史》,而且他本人也致力于对科学家传记之类作品的写作,这几乎就已经是以科学史的形态体现出来的科学文化专业工作了。令人遗憾的只是,科学的人文研究的发展在后来并不顺利。由于在科学史方面我们翻译引进和独立研究工作的滞后,以致于在今天,丹皮尔的《科学史》仍作为经典名著常印不衰并保持着特殊的、重要的地位。任鸿隽在这方面表现出的远见,也足令当今国内的科学史专业人士汗颜。
  还必须提到的是,任鸿隽致力于科学和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是抱着“科学救国”的目的,但与今天许多从事科学研究、从事科学传播的学者和管理者们在观念上有所不同的是,他并没有以纯功利的结果作为发展科学的理由和目标。这种倾向在他写于1916年的《吾国学术思想之未来》一文中有明确的表述:“科学以穷理,而晚近物质文明,则科学自然之结果,非科学最初之目的也。至物质发达过甚,使人沉湎于忘道谊,其弊当自他方面救之不当因噎而废食也。若夫吾国今日,但见功利上之物质主义,而未见学问上之物质主义,其结果则功利上之物质主义,亦远哉遥遥而不可几。或人之忧,亦杞人之类耳。”与将近90年前写下这些话时的观念相比,在对科学之功能的认识上,今天的价值取向究竟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也许这确实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同样地,在阅读这本名为《救国者之梦》的书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应该更多地抛开那些更注重功利的习惯呢?如果能够的话,也许阅读的收获就会多一些。

 

 

2002年12月23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