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中国科技史料》221期(2001

 

新中国成立前培养工学硕士最多的机构
——交通大学电信研究所

史贵全(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

 

 

摘要交通大学电信研究所是新中国成立前培养工学硕士最多的机构,在我国高等理工研究生教育史上有重要地位。文章对该所缘起和沿革、培养方案及其实施状况、办学方式与办学成就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对其办学特点、成功原因作了分析。
关键词交通大学;电信研所究所;研究生教育;合作办学
图分类号G643.6

 

    研究生教育发端于19世纪初期的德国。柏林大学开创的以教学与科研相统一为基本原则的研究生教育体制对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和学位制度萌芽于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的潮流中。经过20多年的探索,在20世纪30年代初步定型。1934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对以培养研究生为基本任务的大学研究院、所的设置、招生和管理作出了明确规定。1935年国民政府公布《学位授予法》,规定学位分学士、硕士、博士三级。由于旧中国经济、科技落后及日寇入侵的严重破坏,研究生教育发展缓慢,只授过学士和为数不多的硕士学位,有关博士学位的条款未能实施。交通大学电信研究所是建国前培养工学硕士学位研究生最多的机构。她在课程设置、培养方法和办学方式等方面都有不少值得借鉴的主张和经验,在我国高等理工研究生教育史上有重要地位。然而,她的历史迄今未得到学界认真研究,有些论及该所历史的著述也多有与史实不合之处。本文拟在考察原始档案及有关文献的基础上,廓清电信研究所的历史,并阐述其特点、经验、成就及成功原因。


1 缘起和沿革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高等工程院系的学科设置中,电信学一般是作为电机工程科(后称系)内的一个学门(相当于现在的专业)开办的。交通大学作为我国创办电机工程科(1908年)最早的工科大学,早在20年代初就开办了电信学门。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电信学门已入佳境,无论师资、课程,还是图书、设备在当时都堪称国内一流。上海沦陷后,日寇强占交大校舍,交大师生被迫转入法租界维持上课。至1940年秋,由于抗战和后方建设急需工程技术人才,交通工程界人士尤其是交大校友希望在重庆重建交大。于是先在重庆小龙坎筹建交大分校,后又逐渐扩建,于1942年8月在重庆九龙坡建立国立交通大学本部,共设电机、机械、航空、土木和管理五个学系。其中电机系分电力、电讯两学门,为全校学生最多的一个系,有学生163人,占学生总数的33.3%。然而,电机系与其他系的各学门皆属本科教育层次,研究生教育在当时的交大尚付阙如。其时国际上电讯技术由于吸收了电子学、无线电学等学科的新发现和新发明而有许多新的突破,发展极为迅速。中国抗战军事通讯及后方经济建设都迫切需要大批能吸收消化高新通信技术且有独立研究开发能力的高级电信专门人才。本科教育难胜此任,研究生教育势在必行。其时重庆交大的正、副教授大都是刚从欧美各国留学归来的年轻学者,其中有些人就是专攻电机工程,甚至电信技术的,他们带回了当时世界电讯科技发展的新技术、新知识,是研究生导师的合适人选。有鉴于此,交通大学于1943年即将筹设电讯研究所列入当年的教务工作计划之中。为了得到政府电信管理机关与工厂、企业对学校创办研究生教育的支持,以便改善经费和设备状况,同时也为了探索与社会用人部门合作培养应用型高层次人才的途径,交通大学校长吴保丰(1899-1963)向交通部电信总局、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无线电器材厂等单位提出合作培养电信专业研究生的意向,很快得到这些单位的赞同,随即呈请教育部成立电讯研究所。于1943年7月20日得教育部"高36325号"指令准予备案,研究所遂宣告成立,由交通大学电机系教授张钟俊(1915-1995)任研究所主任。[1]关于研究所的名称,根据1934年颁布的《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其中第三条规定:"各研究所依其本科所设各系分若干部,称某研究所某部"),教育部核准为工科研究所电信学部,但在交通大学内部及社会上当时都习惯称其为电信研究所。到了1946年12月,教育部对1934年的"规程"作了修订,根据新"规程",大学研究机构一般"依学系名称为某某研究所",并取消所下设部的建制。这样,交通大学的这个研究所则名正言顺地称为电信研究所了(以下简称交大电信所)。
  原定研究所成立当年即开始招收研究生,但因时间仓促,筹备尚不完善,故1943年下半年仍作为筹备期,没有招生。正式招生始于1944年夏季。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交通大学由重庆迁返上海,电信所亦随同学校返沪,所址设在徐家汇交通大学校园内哲生馆(以交大前校长孙科之字命名的教学科研楼)三楼之东半部。返沪后电信所的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有所扩充,但中心工作仍然是培养研究生。每学年之始招考新生一次,从1944年至1949年共招收研究生36人。50年代初,为了适应新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对全国高校逐步进行了院系调整。按照1952年的调整方案,交大电信所连同电机系电讯组一起停办,另成立电讯工程系。至此,这个研究所在新旧教育体制的转换中结束了她的历史,从始到终为期刚好10年。


2 培养方案及其实施状况

  培养方案是研究生教育的基本依据,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研究生的知识结构、研究能力及业务发展方向。交大电信所在筹备期间就参照国外大学研究院课程,结合国内电工界之需要,拟订了一个培养方案,全部"学程"分二年四学期完成,如表1所示。[1]

表1 电信研究所筹备期间拟定的培养方案

   

 

修习学期数

总学分

磁电学(Electricity and Magnetism)

3

1

3

电磁波及天线(Wave Propagation and Antenna)

3

1

3

电声学(Electroacoustics)

3

1

3

电信网络(Communication Network)

3

2

6

工程电子学(Engineering Electronics)

3

2

6

近代物理(Introduction to Modern Physics)

3

2

6

无线电设计(Radio Design)

2

2

4

专题研究(Seminar)

5

4

20

论文(Thesis)

3

3

9

    

                      60

  笔者曾在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系统地查阅过该校解放前研究生教育档案,找到不少珍贵的原始材料。其中有一套记录研究生课程学习、专题讨论、论文等教学科目成绩及个人基本情况的档案资料-"交通大学工学院电信研究所毕业生成绩总册"[2-5],从中发现上述方案与该所正式招生后实际执行的方案有很大出入。有必要指出的是,《交通大学校史》将上述方案视为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案[6],这是不符合史实的,应予纠正。那么,实际上执行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案呢?1947年4月张钟俊写就的《电信研究所复员建设概况》一文对该所研究生课程设置、任课教师、专题讨论及论文等作了简要陈述,称设置必修课7门、选修课5门,并写明了这12门课程的名称,只是未说明各门课程的学分及开课时间。[7]笔者从该所1946-1949年四个年度毕业研究生成绩册等原始档案材料中看到,研究生实际修读的必修课与张钟俊所说的完全一致,而选修课比张开列出的五门多出了实用电子学(2学分),工程电子学(2学分),实验工作法(1学分),电声学(3学分)等4门。同时,毕业研究生的成绩登记表都注明了各门必修课、选修课的学分和开课时间、专题讨论的学分及进行的时间以及论文工作起迄时间[2-5]。显然,这些档案材料印证并补充了张钟俊所说的情况。将它们综合起来即可得到一份完整的实际执行的研究生培养方案,如表 2。

 

2  电信研究所研究生培养实施方案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电信网络

高等电工算学

电视学

高等电信实验

电磁波

超短波

天线与波导

2

6

3

1

6

3

3

1

1,2

2

3

1,2

1

3

张钟俊

张钟俊

朱物华

朱物华

黄席椿

陈季丹

 

 

  近代物理(及实验)

  载波电话

  真空技术(及实验)

  滤波器设计

  电磁测定

4

2

2

3

1

1,2

2

3

2

周同庆

 

沈尚贤

朱物华

裘维裕

 

  专题讨论

  论文

 

  为使人们对电信所研究生培养工作有较为全面深入的了解,下面结合笔者查阅到的档案材料及其他文献对上述培养方案作些说明和分析。

 21 培养目标
  1943年研究所筹备报告提出的培养目标是:"为配合时代之需要,养成有独立研究性之电工专才";[1]在1948年9月介绍研究所复员后工作状况的一篇报告中对培养目标的陈述是:"给大学电机系毕业生以二年电信工程学理上之训练,俾得有独立研究之能力。"[8]不难看出,这两种表述内涵基本相同,即培养有独立研究能力的电信工程专门人才。然而,以上两个报告对培养目标的陈述都有一个明显的缺欠,即只有概括性表述,而没有提出对研究生的培养规格即知识、能力及品德等方面的具体要求。这不利于充分发挥培养目标对教学运作过程的指导作用。不过,在研究生教育草创时期这也是难免的。

 22 课程学习与论文
  硕士研究生修业期限为二年,这是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统一规定,交大电信所也不例外。至于课程学习要求,该校规定研究生所有课程成绩以70分为及格分数;除论文外至少须修足32学分才能毕业,[9]必修课七门共24学分,因此,研究生还要修习8个学分以上的选修课。从"毕业生成绩总册"等资料可知,课程学习主要在第一、第二学期,从第三学期开始多数研究生着手论文工作,同时修读少量课程。前三个学期每学期修读的课程平均10个学分左右。关于学分的计算,交大当时是这样规定的:"凡每学期每周上课一小时并须二小时以上自习者,或实习二小时至三小时者为一学分。" [10]由此推算,研究生在前三个学期每周上课约为10小时略多,平均每天上课时间不到两小时。这比现今硕士生的上课学时要少得多。不过,由于未开设外语、政治理论、体育等课程,虽然学制只有两年,但专业主干课程的门数及学时并不比今天同类专业的少。
  在表2所列的各门课程中,有必要对"高等电工算学"这门必修课作一补充说明,因为从"毕业生成绩总册"等档案材料来看,该课实际上包含三门相对独立的课程:1)并矢代数(1学分);2)方列代数(2学分);3)应用复函数(3学分)或复变函数(2学分)。此外,从"毕业生成绩总册"还可看出,研究生对这几门课是有选择余地的:凡修读应用复函数的都学习了并矢代数和方列代数两门课;而修习复变函数的则无修毕这两门课的成绩记录。[2-5]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研究生来源于不同的大学或系科,本科阶段所学的数学课程不同之故。
  至于论文,一般是从第三学期着手进行,同时仍修读一到两门课程,第四学期则完全用于论文工作。凡通过答辩的论文,其成绩皆登记为"及格"。研究生对学位论文的选题注重学术上的开拓性、探索性,技术应用方面的先进性、实用性。这可以从表3[8] 中反映出来,如陈珽(1919-)陈太一(1921-)、徐大林(1927-)等人的论文选题即属于当时学科前沿课题。

3  1946-1948年历届毕业生论文题目、指导教授及工作机关一览

研究生姓名

                  

指导  教授

工作机关?

严宣哲

电力线载波电话

 

上海电话公司

静磁电子透镜之特性在理论上探讨

张钟俊

国立贵州大学

董春光

辨频器电路分析

张钟俊

台湾电信局

黄福生

介质吸收与不正常分散

陈季丹

空军总队研究室

魏凌云

无线电控制飞机之研究

张钟俊

经济部派赴美

陈太一

电子枪式磁力振荡管之分析

朱物华

广州电信局

凌铁铮

圆锥形号状天线放射之分析

徐璋本

暨南大学

易晓东

增装交通部现有西联公司调幅电传图象机为调频制之商榷

朱物华

上海电讯局

 

M导来式滤波器之瞬流计算法

朱物华

国立西北工学院

钱家治


童世璜


张至敏

萧而健

金寿观


李嗣范


徐大林

射频功率放大器之最佳屏流角度


月球运转对下离子层之影响


载波电波失真之分析

应用阴极射线管传递信号之商榷

顶端加负天线之辐射电阻计算法


隔离环形天线之电流分布及输入点阻抗

静电透镜电位分布计算法

沈尚贤


许宗岳


沈尚贤

陈季丹

蔡金涛


 


徐璋本

交通部二区电信局

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

重庆电信局

武汉电信局

交通部二区电信局

未定


交通部二区电信局


23 专题讨论
  在表1,即电信研究所筹备期间拟订的培养方案中,设有"专题研究"(Seminar)这样一个"学程",它贯穿于研究生的整个修业过程即四个学期中,每学期5学分,共20学分。显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学环节。在正式招生之后"专题研究"改为"专题讨论",1948年9月8日刊于《交大周刊》的《复员后电信研究所概况》一文叙述了该所设置的各门课程后写到:"另有专题讨论一科以训练研究生之了解及著述论文之能力,分别由教授朱物华,……任朗氏担任之。"笔者在该所历届毕业研究生成绩登记表上看到均有"专题讨论"一项,多数研究生此项成绩记录出现在第三和第四学期,也有个别人在第一学期就有此项成绩记录;成绩以百分制计分,多数研究生的分数在70至80分之间;每一学期算一个学分。
  显然,这里的"专题讨论"就是采用了19世纪以来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大学中一直盛行的习明纳尔(Seminar)方法。习明纳尔作为培养高级科研人才的一种重要方法形成于19世纪中叶的德国,随后为美国及欧洲的研究型大学所广泛采用,成为研究生教育的最普遍的教学形式之一,受到高教界的高度重视。19世纪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学者说:"习明纳尔是轮中之轴,是现代大学真正的具有生气的中心,是激动人心的和富有创造性的力量。"他认为习明纳尔是"教师和许多经挑选的优秀学生的集合地。在这里,创造性的研究方法被阐明,有创造能力的人员被训练,科学独立的精神被灌输。"[11]这番话的确是对习明纳尔独特功效的极好概括。交大电信所的教授大多数都有在欧美国家接受研究生教育的经历,受过习明纳尔方法的熏陶,深知其功效和益处。因此,他们将这种先进的教学方法引入电信所是很自然的。
  电信所研究生培养方案及其实施过程,符合现代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趋势及高层次科技人才成长规律,,具有一些值得今人借鉴的特点。

  1.教学和科研紧密结合,课程内容新而深,能及时反映当时世界上本学科领域的前沿知识和最新研究成果。电信所的教授大多是在发达国家获得博士、硕士学位后回国的年轻学者,他们熟悉国际上本学科领域发展状况,并且在教学的同时坚持不懈地开展科学研究,注重将国际上的前沿知识和自己的研究成果及时引进教学之中。如张钟俊讲授的《电信网络》和朱物华(1902-1998)开设的《电视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网络综合"是1940年代电路理论领域刚刚兴起并迅速发展的一门学科,张钟俊主持电信所期间不仅自己从事这一新兴学科的研究,而且还指导学生一同探索。40年代末他在网络综合领域已有不少建树,据有关专家说他在这一时期完成的《电讯网络》一书是国际上第一本阐述网络综合理论的专著[12]。应该说,这本书是他将电信网络课程教学和网络综合理论研究密切结合的产物。此外,张钟俊在电信所后期还研究并讲授过当时的另一门新兴学科--自动控制理论,由此开创了我国自动控制理论教学和研究的历史。[12]朱物华在电信所讲授电视学而确立了在我国传播该学科的先驱者的地位。尽管早在19世纪末欧洲就有人开始研究电视原理和技术,但实用电视机在1930年代末才开始出现于英、法、德、美诸工业先进国。在40年代,电视仍是处于发展、完善过程中的一门新技术,对无线电工业十分落后的旧中国来说电视工业是一片空白。朱物华于1946年开始在电信所讲授电视学[13],不仅使青年学子掌握了电视机的原理,更重要的是使他们看到了无线电技术的广阔发展前景,激发和坚定了他们对电讯科学技术的兴趣及献身于此项事业的信念。
  值得在此指出的是,有的著述认为:交大电信所"所用的教材都是外国原版, 大多是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6]这种说法欠准确,交大电信所的确选取过上述两所美国名校研究院电信专业的部分教科书作为一些课程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但并非全用外国原版教材。事实上,有些教材是教师广泛搜集国外科技期刊和书报中的有关论文、资料,经过精心整理、加工而编写出来的。如上述朱物华讲授的电视学课程的教材就是如此。[14,15]有些教材则是教师总结、整理自己对某一学科多年研究的成果并借鉴吸收了国外书刊中的一些内容编著而成的。如张钟俊的《电讯网络》就是这样。此外,张钟俊讲授的高等电工算学和朱物华讲授的滤波器设计等课程也不可能完全采用外国原版教材。因为:张钟俊就是世界上探索以复变函数为工具研究网络综合理论的先驱者之一([15],838页),而复变函数正是后来形成的高等电工算学这一新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张钟俊实际上也是这一新学科的奠基者之一;朱物华则从20年代中期在哈佛大学做博士论文时就开始了对滤波器问题的研究,回国后30年代在北大及四十年代后期在交大执教期间一直将其作为研究方向之一,取得了不少属于填补该项研究国际空白的成果,并积累了滤波器设计的丰富经验。[16,13] 
  2.注重基础理论课程。在表2所示的培养方案中有高等电工算学、近代物理、电磁波等三门基础理论课,它们均开设两个学期,合计为16个学分,占规定总学分数的50%。近代物理虽为选修课,但笔者在毕业生成绩登记表上看到,几乎无人不选该门课。基础理论课所占比重大,而研究生又肯于为之投入时间和精力;对基础理论如此重视,反映出电信所的主持人及研究生对高层次科技人才知识结构的认识是符合现代科技发展趋势的。因为基础科学较之于应用科学和工程技术是相对稳定且富有滋生力的。只有具备宽厚的基础理论知识才能适应现代科技知识加速度增长对科技人才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要求。1930年代以后,电讯技术的发展异常迅猛,其知识更新周期不断缩短。然而,它对数学和物理学等基础学科却有着很强的依赖性。因此,宽厚的数理基础对于造就具有适应技术更新能力和独立研究能力的高级电讯人才至关重要。电信所主任张钟俊的学术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张钟俊认为工程科学应该与数学结合才能有严谨的基础。他早年在交大电机系学习时就很重视数学。他本科毕业后提出的将数学方法用于电讯网络设计的方案,即因其构思新颖而获得中美文化教育基金的留美奖学金资助。他在博士学位论文中解决了电机学上一个多年悬而未决的难题,就得益于他对微分方程和傅立叶级数的透彻理解与灵活运用;他在网络综合理论研究中所取得的开拓性成就受惠于他在复变函数方面的精深造诣。由此不难看出,电信所对基础理论课程的高度重视与张钟俊本人的学术经历与学术思想密不可分。
  3.课程学习与科学研究相结合,注重培养研究生自我获取知识的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由前述可知,电信所研究生上课学时少,前三个学期平均每天不到两小时,这就给他们留有充分的自学时间,有助于培养其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此外,还安排了实验工作法和专题讨论等课程或学术活动,而且论文工作占全部修业时间近一半。这既给研究生开展科研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也从时间上给予了保证。显然,这种安排对于培养其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是有利的。

 3 办学方式
  
交大电信所举办研究生教育有一个显著特色,就是采取合作办学的方式。电信所主任张钟俊在该所成立报告中称:交通大学采取与政府机关、企业合作方式培养研究生,"动机在求工程机关与学术界打成一片,充分发挥合作精神"[1]。具体来说,合作办学的动因可归结为以下两点。
  其一,在于解决当时办学所面临的经费和设备问题。在重庆时期,交通大学特别是其电机系拥有堪称国内一流的教师队伍,但因创办于战时环境,经费与物质设备均告奇缺。所以,创办研究所的首要条件是确定经费来源。故交通大学校长与各合作机关负责人商洽草拟的五条合作办法几乎均与经费有关:[1]

" (1)每一合作机关认定或保送研究生四名(视需要时再行增加但不超过八名)担任其薪津(比照助教待遇)及来研究所单程旅费。
 (2)研究生之专题研究及论文得由各合作机关指定,但须经研究部之同意。研究应用之材料及制特器材须由合作机关供给或担负其费用。
 (3)研究生于第一学年之暑假期中由合作机关派遣至所属各部实习,其旅费由各机关担负之。
 (4)研究生于学程修毕后由校方送回各机关服务,并保送成绩优异者由合作机关遣送出国深造。
 (5)各合作机关补助研究部经常费(除资送研究生所需费用外),每月每机关各一万元(视需要时再增加但不超过二万元)。"

  其二,受国外校企合作办学成功范例的启发与影响,试图打破大学封闭办学模式,以求高层次人才培养与社会的生产和科研紧密结合并促进大学以研究成果服务社会之功能的充分发挥。张钟俊在研究所成立报告中颇为感慨地说:"查电工机关与学术界之密切合作,在国内尚属创举。返观美国之麻省理工学院在电工方面与奇异西屋、培耳诸电器公司设立合作学程(Cooperative Course)垂三十年。今日该公司与麻工均得弛誉全球,其得助于合作学程良非浅鲜"。故在论及"学程"时提出这样的打算:"各学程由校方聘请专任及兼任教授担任讲授。为求与合作机关保持密切连系起见,专题研究及论文范围以与各合作机关有直接关系者为限。研究部得接受合作机关委托之专题分配研究工作,并聘定专家担任各别研究生之学业导师。研究所得结果除专利法所规定者外,合作机关得优先尽量利用之"。[1]

  上述合作办法和打算,在实施过程中虽未能完全按原定方式实现,但是,合作办学的主要目标还是达到了,即合作单位及社会有关机构给予电信所经费和设备上的资助,而电信所向它们输送了当时稀缺的人力资源-电信工程专业硕士。
  电信所开办之后,除领得教育部指定设备补助费外,未曾向交通大学校方领得设备费,一切设备及图书几乎全赖合作机关及社会有关单位资助,其中电信总局资助最多。该局还在电信研究所设立了奖学金。凡经入学考试被录取的研究生,可按照考试成绩,递补该项奖学金名额。由于研究生人数较少,几乎人人均可享受到奖学金。以1948年为例,当时在学研究生12名,除其中兼任交通大学讲师及助教各一人外,其余10人均获电信总局奖学金。该项奖学金再加上教育部提供的生活补助费,这样,研究生的待遇即与大学助教相当。[8]这在当时其他大学的研究所中是少有的。它对于吸引优秀生源并保障其完成学业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电信所对合作单位及社会有关机构的贡献主要是输送毕业硕士生为其服务。至于建所前提出的可使合作单位受益的其他办法如:研究生论文选题要结合合作机关之实际需要,研究成果由合作机关优先利用;研究生暑期赴合作单位实习等,虽未能完全按原计划实施,但是,蕴含在这些办法中的一些主张如:工科研究生教育要紧密结合工程及生产实际;论文选题应有应用背景和实用价值;注重培养研究生的工程意识和工程实践能力等,对研究生的论文工作还是产生了一定影响。这可以从部分研究生的论文题目上反映出来,比如《增装交通部现有西联公司调幅电传图像机为调频制之商榷》(1947届硕士毕业生易晓东论文)、《电力线载波电话》(1946届毕业生严宣哲论文)、《顶端加负天线之辐射电阻计算法》(1948届毕业生金寿观论文)等论文就有明显的工程实际背景和实用价值。[8]
  值得强调的是,电信所与社会用人部门合作培养研究生的举措,并非完全是出于解决战时环境下办学经费和设备问题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尽管解决办学面临的物质条件方面的困难是当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合作办学所追求的教育理想有着比此一层面更深刻的内涵。合作办学在人才培养上的价值,在于通过"合作"所提供的工程环境使研究生形成作为工程人才所必须具备的诸如工程价值观、工程设计、开发、实践能力等工程基本素养。这正是现代高层次工程人才培养所追求的目标之一。1984年,我国工科研究生教育中出现了一种称为"工程硕士"的新的培养类型。国家教育部设置这种培养类型的目的在于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应用型高层次人才的需求,直接为厂矿企业及应用科研单位培养具有综合运用现代科技知识解决工程实际问题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培养方式突破了以往"象牙塔"式封闭模式,采取校企合作的办法。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采用这种方式培养应用型高层次人才已成为一种国际趋势。由此返观40年代交大电信所研究生教育的设想和实践,其教育价值和现实意义就更清楚了。

4 办学成就及原因探析
  
民国时期按政府教育部规程设立的研究所,其主要职能是培养研究生。交大电信所也是如此,因此它的办学成就主要表现为研究生的培养。从1944-1949年,电信所共招考录取硕士研究生36人。然而对历年招生人数及毕业生人数,有关文献语焉不详。为此,笔者在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调研时对其历年的毕业研究生成绩册及名册[ 2-5 ,17]、在校生名册[18-20]、研究生生活补助费请领清册[21]等原始档案材料作了一番普查,终于查清了其历年确切的招生人数(见表4)。

4  电信研究所历年入学研究生简况表

入学时

 

入学时年龄

 

 

        陈太一

        董春光

   

严宣哲

魏凌云

黄福生

24

23

25

21

4

30

江苏宜兴

福建闽侯

贵州修文

江苏海门

湖北汉阳

江苏松江

 

 

 

 

 

 

    易晓东()

凌铁铮

萧而健

钱家治

张至敏

童世璜

    夏培肃()

李嗣范

徐大林

金寿观

卞祖芬

谢纯德

吴正万

聂怀燕

舒贤颂

24

25

26

25

26

24

25

22

24

28

28

23

25

27

28

27

陕西府谷

湖南长沙

湖南湘乡

江西萍乡

浙江杭州

四川成都

湖北武昌

四川江津

浙江鄞县

浙江镇海

江苏吴江

江苏江都

湖北枣阳

安徽桐城

河北定县

江苏吴县

民国三十五年九月

范铁生

 

26

25

北平市

江苏淮安

 

民国三

十六年

九月

陈键恒

楼海日

龙文澄

张安铭

蒋大宗

22

23

25

28

25

广东新会

浙江杭州

四川三台

河北获鹿

江苏镇江

民国三

十七年

九月

熊继衮

何永瑞

陈敬熊

 

25

28

24

25

湖南石门

江苏江阴

浙江鄞县

江苏海门

民国三

十八年

九月

万百五

李人增

郑守淇

21

不详

不详

江苏南京

不详

不详

  对于毕业生人数也获得了一个可信的估计数:在36名被录取的研究生中有7人的名字只在新生名册中出现过,而在包括毕业生名册在内的其他档案材料中未见记载,估计是中途退学或出国留学或就业了(这在当时其他大学的工科研究生中也是常见的)。因此,可以认为,完成两年学业而毕业的研究生应为29人。至于获得硕士学位的人数,截止1948年有明确记载的为16人(见表3);对于1949年毕业的研究生,当时的有关材料未见是否获得学位的记述,笔者翻检过迄今出版的多种人名词典,查找到1949年毕业的交大电信所研究生龙文澄(1922-)[22]、范铁生(1920-)[23]、楼海日(1924-)([23],2073页)等三人的简历,其中有在当年获得了硕士学位的文字;最后两届即1950年和1951年的毕业生则因解放后废止实行国民党执政时期制定的学位授予法,而新的学位法尚未颁行,故而未获学位。由此可以认定,交大电信所毕业研究生获硕士学位者至少为19人。
  民国时期政府对硕士学位授予制定了一套较严格的程序,规定在学二年中,如所学课程全部及格,而提出之论文,经所在学校研究生成绩审查委员会口试及格,复经教育部学术评议会聘请专家复查及格后,方可授予硕士学位。电信所历年毕业研究生,凡经交通大学校方口试及格的论文,均能在教育部学术评议会通过,获得硕士学位。从1935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学位授予法》到1949年的14年间,全国授予硕士学位共232名[24],其中授予工学硕士学位者有39名[25]。为了说明这一时期工科研究生培养效率,我们考察一下40年代高校工科研究所设置状况。据载,从1939年始,全国高校工科研究所(1946年前称部)达到了10个,此后到1945年一直维持在10-13个之间,至1947年达到了17个。[26]即以 10 个研究所计,每所平均培养的工学硕士学位获得者还不到4名。而交大电信所从1944年至1949年的六年中所培养的硕士学位获得者,仅目前有案可查的就有19名。可以说,交大电信所培养工学硕士在数量和效率方面堪称全国第一。而且,其质量亦属上乘。故交通部电信总局或其他机关,对于该所毕业生均乐于任用,其叙级与国外研究院毕业生者相同"。[8]
夏培肃(1923-):计算机科学家、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院士;中国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奠基人之一。50年代,完成了中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运算器和控制器的设计;编写了中国第一本电子计算机原理讲义,设计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台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107计算机。([15],888页)

  陈 珽(1919-) :系统工程专家、华中理工大学教授、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副理事长。([22],23页)
  陈太一(1921-):通信系统专家、曾任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教授、南京通信工程学院副院长、中国通信学会常务理事。[27]
  龙文澄:(1922-)通信系统专家、曾任中国科大研究生院教授,主持并负责研制的"伪随机码控制系统"获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22],356页)
  童世璜(1921-):自动控制专家、曾任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研究员,在领导兰州炼油厂等单位进行的工业计算机综合试点工作中作出了重要贡献。[28]
  万百五(1928-):系统工程专家、西安交通大学教授,有多项成果分别获国家教委、电子机械工业部科技进步一、二等奖。([22],518页)
  李嗣范:(1922-)微波技术专家,东南大学教授([22],28页)。
  杨渊(1921-):无线电工程专家、北京邮电大学教授([22],677页)。
  交大电信所与其他同类研究所在办学过程中所处的社会大环境是相同的,但是,她却取得了其他机构所难以比拟的成就。其原因何在?笔者认  为其成功的主要因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电信所培养的研究生在解放后大多成为电信部门、计算机、自动化和系统工程等新兴技术部门及高教界知名的专家、学者。他们当中影响较大者有:
  首先,合作办学为其提供了必要的经费保障,尤其是合作单位出资设立的奖学金使研究生得以摆脱衣食之忧而安心于学业。要知道,在40年代后期那种战祸频仍、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恶劣条件下,不少大学工科研究所就是因为生源缺乏或在校生因生活困难中辍而难以为继,甚至形同虚设。清华大学的"不少研究生就是因为经济困难,无法继续学业而中途辍学就职,"工科研究所也主要因此而"有始无终"[29]。 
  其次,积极争取合作单位及社会有关机构的支持,解决了图书及设备奇缺的困难,为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较好条件。图书方面,研究所开办之初,由交通部拨借电工书籍及杂志一千余册;复员上海后与中国工程师学会上海分会合作设立了电工图书室,该室订有电信杂志20余种。此外,1947年初向美国订购了最新出版的电信书籍200余种。这些文献基本上能满足研究之需。设备方面,最初主要利用交通大学电机系及物理系之各种仪器,电信实验常用的仪器有阴极管、电波显示器、无线电报话两用机、精密波长表、成音震荡器、100瓦短波实验台、小型磁石式及共电式交换机、50门自动电话交换机、西门子电传图影机、无线电话对讲机、扩音机等。[30]1947年初开始筹建可资高深研究之用的专门实验室。1948年上半年建成超短波及电子工程两个试验室,分别由朱物华及沈尚贤(1907-)两教授负责。超短波实验室,除一般实验外,以雷达技术为研究重点,"大部设备系向各方捐借而来,如雷达研究须完成之天线系由新安电机制造厂代为制造。电子工程试验室,注重研究真空状态下电子之性质及应用。该室附有煤气设备,俾便练习吹玻璃之技术及真空管之试制"。[8]据1948年9月8日《交大周刊》上一篇介绍电信所概况的文字称,当时该所正与华德灯泡厂洽商捐助真空设备事宜。可见,这两个试验室研究的课题是先进的,因为雷达和电子管属当时高新技术范畴,但实验所用设备亦靠有关厂家捐助。
  第三,拥有一支学历高、知识新、才智出众、年轻有为、勇于探索创新、堪称一流水平的指导教师队伍。电信所的教授大多在发达国家接受过研究生教育,不仅获得了博士、硕士学位,而且在学位论文研究中多有出色表现。张钟俊1937年底(时年22岁)在美国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解决了确定单相电机短路的暂态过程之响应特性这个电机学上多年悬而未决的难题,受到同行高度评价,认为其中提出的求解周期变化系数的微分方程的傅立叶级数法,不仅对电机学,而且对数学研究也是个创新。朱物华1926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研究"滤波器瞬流",这是20年代的新课题。周同庆(1907-1989)于1933年(时年26岁)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并因成绩优异获得金钥匙奖;徐璋本(1911-)于1940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蔡金涛(1908-)于1936年获哈佛大学电讯工程硕士学位;任朗(1916-)1945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黄席椿(1912-)于1940年在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获特许工程师学位。他们不仅拥有高级学位和最新的专业知识,而且都满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毅然放弃在国外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怀着为国育才、科学救国的理想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的。尽管战时环境恶劣,但他们在教学的同时,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开展研究。其中一些人的研究工作不仅能跟踪国际上学科前沿的发展,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科研成果。如张钟俊在网络综合、自动控制方面的开拓性成就,朱物华在电子显微镜和电视学方面的研究论文,周同庆研制成功的多种超声仪器,蔡金涛在无线电子学方面的工作。这四位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学者在这一时期就显示出了他们非凡的学术发展潜力和卓越的研究能力。这样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当时都集中在交大电信所,无疑会使该所对有志青年产生非同一般的吸引力。而他们那种融科研与教学为一体的教学风格更为青年学子成才营造了一种理想的学术环境。

致谢:本文初稿承蒙笔者导师中国科技大学张秉伦教授审阅,并提出宝贵意见,特致谢忱。

参考文献:
[1] 张钟俊.工科研究所电信学部成立报告.1943年.见:交通大学校史撰写组.交通大学校史 资料选编(第二卷).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389-393
[2] 交通大学工学院电信研究所毕业生成绩总册,1946.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历史档案,目录 号7,案卷号150
[3] 交通大学工学院电信研究所毕业生成绩总册,1947.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历史档案,目录 号7,案卷号160
[4] 交通大学工学院电信研究所毕业生成绩总册,1948.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历史档案,目录号7,案卷号173
[5] 交通大学工学院电信研究所毕业生成绩总册,1949.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历史档案,目录号7,案卷号183
[6]交通大学校史编写组:交通大学校史.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6 .405
[7] 张钟俊.电信研究所复员建设概况.交大电机.1947年4月8日出版
[8] 复员后电信研究所概况.交大周刊.1948年9月8日出版
[9] 电信研究所研究生成绩及修学期限暂行办法.见:交通大学校史撰写组.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二卷).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 678
[10] 国立交通大学学籍规则草案.见:交通大学校史编写组.交通大学校史(附录).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 510-511
[11] Laurence R.Veysey, The Emergence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P.154. 转引自贺国庆.徳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163
[12] 施颂椒,韩正之.张钟俊.见:科学家传记大辞典编辑组.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五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 836-841
[13] 蒋竹荪.朱物华.见:科学家传记大辞典编辑组.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三集).北京: 科学出版社,1992.758- 759
[14]中国现代教育家传编委会. 中国现代教育家传(第三卷).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6. 186
[15] 中国科学院学部联合办公室.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768
[16]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教授工作报告(第二次),1934. 6.见胡升华.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物理学史(中国科技大学博士论文). 74
[17] 交通大学37学年度第二学期毕业生名册,1948.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历史档案,目录号2, 案卷号490
[18] 交通大学37学年度第一学期新生名册,1948.10.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历史档案,目录号2, 案卷号462
[19] 交通大学37学年度第一学期公费免费学生名册,1948.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历史档案,目录号2, 案卷号222
[20] 交通大学38学年度第一学期学生名册,1949.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历史档案,目录号2, 案卷号463
[21] 交通大学35年度研究生名单,1946;国立交通大学研究生生活补助费请领清册,1946.6,1947.1.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历史档案,目录号4, 案卷号109
[22] 中国普通高校教授人名录编写组.中国普通高校教授人名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356
[23] 廖盖隆等主编.中国人名大辞典·当代人物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 1278
[24]潘懋元主编. 新编高等教育学.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532
[25]上海交大校志编纂委员会.上海交通大学志(1896-1996).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1996. 330
[26] 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第5编574页,第14编1407页
[27] 张予一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人物辞典.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 450
[28] 中国科学院干部局.中国科学院科学家人名录.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 573
[29]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1. 375- 376
[30]电机工程系概况. 1948年. 见交大民三十七级纪念刊委员会编. 交通大学级民三七级纪念刊 上海:编者刊. 1948






 


? “工作机关”指研究生毕业后的就业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