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45期(2002

 

抗日战争前的交通大学研究所

史贵全

(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

 

 

关键词交通大学研究所  科研体制化  教学、 科研 、生产三结合
摘要交通大学研究所是我国最早的大学科研机构,其组织和管理制度严格规范而又不乏民主精神,对我国高校科学研究的体制化起到了率先垂范的作用。它以促进经济发展,提高教师学术水平,培养学生的研究、创新能力为其科研活动所追求的目标,在致力于发展应用科学及解决社会生产实际问题的同时,注重将科研融合于教学过程中,成为我国高校中最早探索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这一现代高等教育办学模式并取得显著成效的机构之一。
[中图分类号]  G322.9

一、创办与发展概况

    交通大学研究所成立于1926年6月,初名南洋大学(1922-1927年间交通大学校名)工业研究所,[1]由当时校长、著名铁路工程专家凌鸿勋发起创办,初分物理、化学、机械、材料四部,翌年材料与机械两部合并,另设电机部。因经费难筹,经凌鸿勋吁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决定给予补助11万元,分三年拨付。初期的研究工作主要是承接社会各界委托的化学、电气及材料等方面的分析试验项目。1928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接管了原直辖于交通部的交通大学,将设在上海、唐山、北平三处的交通大学各学院统一规划,统称铁道部交通大学,分上海本部、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和唐山土木工程学院,由铁道部长孙科兼任校长。由于受1927-1928年间南京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过程中政局动荡及学校隶属关系变更的影响,工业研究所原定的计划不能依照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核准的办法如期实现,以致该会拨款停顿(仅领到37000元),所务也因此一度中辍,但分析试验工作由有关系科承担,分别进行,未曾中断。  
  1928年以后,南京国民政府启动了一系列经济建设计划,全国工矿交通业特别是铁路建设事业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同时,上海同全国多数地区一样局势趋于稳定,各项建设事业渐趋活跃。在此形势下,社会有关各界希望交大工业研究所尽快发展壮大,研究所同人亦"深感发展扩张不特为当然之事,抑且急不容缓矣"[2]。校长孙科认为物质建设应工程与经济并重,副校长黎照寰(1930年始任校长)据孙科之意于1929年春将工业研究所改组扩充,定名为交通大学研究所,设工业研究与经济研究两大部各六组,[3]前者有设计组、材料组、机械组、电气组、物理组、化学组,后者为社会经济组、实业经济组、会计组、交通组、管理组、统计组。([2],pp.227-228)黎照寰兼任所长,全所工作人员共有52人,其中除所长外、秘书、会计、编辑各1人,各组主任及研究员(绝大多数拥有教授或副教授学衔)计30人,助理研究员(拥有讲师或工程师学衔)11人,研究生(有助教学衔或学士学位)7人。此外,还有顾问5人,其中两人是当时任铁道部顾问的外籍专家J.E. Baker和Kenneth Cantlie,另三人是:国民政府统计局局长刘大钧、陇海铁路管理局副局长凌鸿勋、实业部技监徐善祥。研究所的学术骨干及著名学者主要有:化工专家徐名材、物理学者裘维裕、我国最早自行设计组装无线电台的张廷金、领导设计并参与制造了我国第一台交流发电机和电动机及办成了我国第一家初具规模的电机制造厂的电工学家钟兆琳、经济学家马寅初等。[4]在进行组织设计与人事安排的同时,还拟订了经费预算及设备购置计划,并在不久之后就得到铁道部的核准,国有各铁路对经费来源也"协力担保"。[2]为了加大经费投入,由孙科出面,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提出补助申请,该会允诺分三年拨款9万元,后全部到位。此外,先后于1931年2月和1933年9月在唐山土木工程学院、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设立了分所。[1,5]
  经过改组扩充,交通大学研究所组织制度更加完备,经费来源稳定,研究实力增强,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在继续承接社会各界委托的分析试验项目的同时,工作重心开始转向专题研究,旨在发展应用科学及解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技术问题;并注重科研与教学的结合,以提高教师的学术水平,培养学生的研究、创新能力。进入30年代中期,交通大学以研究所为枢纽,在探索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这一现代高等教育办学模式的道路上取得可喜的进展,学校各项工作呈现出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然而,1937年日寇点燃的侵华战火使交通大学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上海沦陷后被迫转入租界勉强维持上课,研究所的工作因经费设备奇缺而不得不中止。交通大学研究所(以下简称交大研究所)作为一个机构,虽然仅存在了十余年,但是,它在发展应用科学及为社会提供技术服务,建立高校科研体制,探索科研与生产、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等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和成功经验,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逝,而且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日益显示出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中国最早的大学科学研究机构

  近十几年来,随着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研究的深入,交大研究所也越来越受到史家的青睐。一些权威论著往往将其视为中国最早成立的大学科学研究所;[6]有的学者十分肯定地说:"称之为中国大学中第一个科研机构,是名副其实的。"[7]然而,也有人认为,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于1917年底创办的北大文、理、法科研究所是国内高等学校中最早成立的研究所。[8]显然,从成立时间来看,北大研究所先于交大研究所,不过,考察比较两者的工作性质,却可以看出后者作为一个科学研究机构才是"名副其实"的。
  准确地说,北大文、理、法科研究所是一种研究生教育机构。考察蔡元培对研究所在大学教育层次结构上的定位、有关章程对研究所功能的规定及其活动方式都能说明这一点。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时主张,大学教育应分预科、本科和研究科三级。1917年创办的文科(哲学、国文、英文)、理科(数学、物理、化学)、法科(法律、政治、经济)三个研究所就是实施本科之上的第三级教育--研究科教育的机构。同年11月16日刊发于《北京大学日刊》上的《研究所通则》就是当时关于研究生教育的规章制度,对北京大学早期历史作过深入研究的一位外国学者称之为"旨在培养中国第一流研究生的计划"。[9]1920年北大校评议会正式通过的《研究所简章》规定:"研究所仿德美两国大学之Seminar方法,为专攻一种专门知识之所"。[10]Seminar(研讨班)是19世纪中叶由德国首创,后被欧美许多国家所广泛采用的一种研究生教育方式。在北大研究所早期的教学活动中普遍采用此种方式。1922年北大研究所改组,拟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和外国文学四门,但限于经费和师资,当时只开办了一个国学门,直到进入30年代正式成立研究院时才重设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部门。[11]而改组后的研究所国学门成为一个更加规范化的研究生教育机构,且其研究对象不是近现代自然科学。([8],P.62)此外,先于交大研究所而成立的大学研究机构还有两个:建于1920年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教育研究科;创于1925年的清华研究院(1929年前只开办了国学门)。这两个研究机构所涉学术领域亦非自然科学,且都致力于研究生教育。北大、北高师和清华所办的这些学术机构虽然开展了研究工作(主要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但其工作重心在"造人"而不在"出品",亦即其"主要目的在指导研究生,而不在自作研究。这是和独立的研究所如中研院各研究所之专为自作研究,而不招收研究生者性质上有根本差别的。"[12]40年代后期任武汉大学校长的著名学者周鲠生的这番话虽然是针对三、四十年代我国大学研究所的工作性质而说的,但对二十年代的大学研究所同样适用。周鲠生认为:把"造人"与"出品"分开是不妥当的,"大学的研究所如要名副其实,必须表现有研究的成绩,必须有有价值的'出品'"。[12]以此为标准来衡量,交大研究所确实是名副其实的:其工作重心在于研究和技术开发服务,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同时,它也没有把"造人"与"出品"截然分开,因为它注重科研和教学的结合,注重通过科研活动培养大学生和年轻科技人员的研究能力,且有当研究所达到相当的规模和水准后即扩充为研究院并招收研究生的计划。([2],P.81)
  总之,通过比较上述几个大学学术机构的工作,并注意到现代科学研究机构应具有的主要功能和基本特征,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可以认定,交大研究所是中国大学中最早的科学研究机构,而北大研究所则是中国最早的研究生教育机构。此外,如果单从中国工程科学技术事业发展史的视角来看,我们还可以下这样一个论断:不论就官办的还是大学办的科研机构,交大研究所都无可置疑地是中国第一个工学研究机构。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创办的第一个工学研究机构即中央研究院工学研究所是1928年成立的;中国近代第一所高等学校--北洋大学(当时称国立北洋工学院)的工科研究所是1934年成立的。

三、健全而完善的组织制度及其对中国大学科学研究体制化的影响

  交大研究所在中国近现代科技史和高等教育史上之所以占有独特的地位,不仅仅因为它创办最早,开风气之先;还因为它的组织和制度健全而完善,对中国大学科学研究的体制化具有示范和促进之功。
  科学研究体制化指的是科学研究的社会职能被确立及实施、保障这种职能的机构与制度的建立和逐步完善的过程。它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到较高级阶段的必然要求,而它的实现对近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和保障作用。因为只有建立机构与制度,才能有效地组织、协调人力、物力和财力,开展规模较大的复杂的实验研究,以满足人类社会自近代以来产生的广泛而深入地应用科学和技术的需要。英、法、德、美等国的科学研究,从17世纪中叶之前非职业科学家的分散、独立的业余活动过渡到19世纪末集体合作研究的社会化事业,经历了两个多世纪。其间的重大转折出现于19世纪40年代,其时德国的一些大学首创了研究实验室,而德国科学的体制化最终以在大学里普遍建立起现代科学实验室制度而告完成。美国学习德国的成功经验而又有所创新,建立了融研究与教学为一体的研究生院、系及与系相对独立的研究所。19世纪下半叶之后世界科学中心之所以先后转移到了德国和美国,显然与它们拥有完善的科研体制密不可分。而"在这两个国家里研究和高等教育的结合程度是最高的。"[13]这就表明,作为高等教育载体的大学是国家科研体制化的关键因素,只有大学建立起完善的科研组织并将科研确立为与人才培养相辅相成的社会职能,才能保证国家形成富有创造活力的科研体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才认为极有必要探讨交通大学对作为大学的社会职能之一的科研活动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及其研究所的组织和制度建设。
  大学科学研究体制化的前提及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首先从办学思想上把发展科学技术确立为自己的社会职能。在20世纪20年代初,交通大学的主持人及不少教师,受西方发达国家大力开展科学研究的影响与启示,目睹本国交通工矿业的发展急需科学技术而科研十分落后的现状,认识到发展科学技术是具有智力优势和科学资源优势的高等学府义不容辞的职责(详见本文第四部分)。研究所就是作为承担这一职责的主要机构而创设的。交通大学作为中国最早创办管理学科的高校,对各类机构的组织与制度建设向来很重视,对研究所自然也不例外。经过短短几年的建设,到30年代初,交大研究所就发展成为一个章程明确、制度完备、分工具体、组织结构合理、活动记录完整的科研机构。
  1930年6月公布施行的《国立交通大学研究所暂行组织规程》是该所成立之后最为完备、详明的一个章程。应该说,它是在总结研究所成立后近四年的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并吸收了各方专家的意见而制定出来的一个指导研究所全面工作的文件。该"规程"分定名、宗旨、组织、职员及职务、经费及设备、附则共六章20条。关于研究所的领导管理模式、人员编制及分工方面的主要规定有:研究所设所长一人,综理所务并规划指导研究事宜,可由校长兼任;设秘书1人,会计1人,编辑若干人,事务员及书记若干人,由所长荐请校长分别聘任之;设专任研究员(常年住所)、兼任研究员(于特定时间内到所工作)及特约研究员(遇有特殊调查或研究事项时到所或在外工作)若干人,由校长、所长聘任之;设所务会议,由所长、秘书、各组主任及专任研究员组成。其职权是:审查本所预算及决算,议决研究计划及本所与部辖机关及其他学术机关之联络事项,审查本所各组之研究成绩,讨论各组之提议事项,所务会议以所长为主席。不难看出,所务会议是一个融学术审议与行政决策为一体的组织,对全所工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值得指出的是,所务会议表现出较浓重的民主管理色彩,因为全所重要事项的审议与决策并不完全取决于所、组负责人,各组专家即专任研究员也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对于科研机构而言,这一点显而易见是极重要的。应该说,在我国大学科学研究体制化的起步阶段,交大研究所就实行了这种先进的管理制度,的确难能可贵。
  交大研究所实行所-组两级建制。各组的领导管理模式与所的模式相似,即:每组设主任一人,主持本组研究事宜;设组务会议,作为组内审议与决策机构,议决本组重要事项。各组依据研究所"规程"均订有本组章程或工作大纲及办事细则。这些章程或大纲在实际工作中确实起到了它们所具有的规范和指南作用。如成立较晚的材料组的第一次"组务会议举行于民国19年11月7日,通过本组之工作大纲及办事细则",至1936年,"六年之中,曾开组务会议凡18次,所有通过议案,均系依据该大纲细则,并斟酌各种研究题目对于国家社会需要缓急,而分配各研究人员之工作。"[14]
  为了使研究所的各项工作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各个工作岗位都分工明确,职责清晰,除了所、组章程外,交大研究所还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则和条例,([4],pp.16-43)如研究所办事规则、研究所所员服务条例、研究所代办各路局委托事项简章、研究所代办外界委托事项简章,等等。这样就形成了一整套相当完备细密的规章制度。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以下两点:其一,对于科研过程的管理,要求各位研究员对所承担的工作都拟订详细计划及程序,各研究员每月月初都"将上月工作报告遵章送核",并在每项工作结束时"编制详细报告提请所务会议审查"。([4],p.36)其目的显然是为了保证各项研究任务有序、高效地进行,调控研究进度,按期实现预定目标,并对研究成果作定期的和最终的检查与评价。其二,对研究成果的保密与交流的规定,要求"各员对于研究试验及调查所得结果不得自行发表或泄漏"。([4],p.38)由于交大研究所科研重点是应用研究与发展研究,其科研成果大多表现为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及新设备,因而具有直接的经济效益,且对铁道系统以外的单位委托的研究项目均"核实酌收工料费",某些"特殊之研究调查及试验还订有合同。([4],p.41)因此,制定适当的保密措施,对于维护委托单位及研究所自身的权益都是必要的。这反映出该所具有较清晰的知识产权观念。然而,这并没有导致其对外界搞技术封锁。事实上,交大研究所对科研成果的交流与传播是高度重视的,因为该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广播有益新知识以期早获工业及经济革命之良果",([2],p.233)对于所得研究成果注意通过恰当的途径与方式"随时发表"。为此,该所作出多项规定:"各路局托办事项之结果得由本所酌量公布之";对研究所承担的铁道系统以外的单位"委托事项的结果如得委托人之同意得由本所公布之";"本所各组之研究报告经所务会议审查呈请所长核阅后由编辑员印行";"本所各项出版品由编辑员编竣后呈请所长审定出版之";"本所得向国内外学术机关征集出版品或交换之", 等等。([4],pp.21-42)交大研究所在其存在期间印行出版了大量的试验与研究报告及研究丛刊,该所的许多研究成果正是借助于这些出版物得以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且有不少成果被应用在铁道建设和工业生产中。[19]显然,前述关于研究成果的公布与出版的规定是起了制度保证作用的。
  由上可知,交大研究所采用的是典型的科层制管理方式。科层制这种以完备的规章制度为提高机构工作效率关键因素的管理方式,在协调组织活动、实现组织目标方面具有相当大的积极作用。所以,这种管理方式为现代社会的大多数组织所采用。然而,科层制也有其不足之处。从科学研究的视角来看,其主要缺陷是:在采用这种管理方式的组织中工作的人员,长期受规则限制,其主动性和创新性不易得到充分发挥。如此,则人们可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交大研究所作为一个科研机构采用科层制适宜吗?我们说,答案是肯定的,原因有二:其一,交大研究所的业务范围以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为主,与从事基础研究的机构相比较,其科研的目的、性质不同,管理方式有自身的特点。作为应用科学研究机构,一般来说,其科研计划比较确定,研究时间有较明确的限定,且多有具体的科研合同。这些就决定了它在管理上具有组织严密、规章完备、强调集体协作、定期检查科研进度、有计划有组织地评价科研成果等特点。科学史表明,应用科学研究机构采用科层制管理方式是可行的。如世界近代史上最早的大学研究机构--19世纪40年代德国大学首创的研究所采用的就是科层制管理方式。科学社会学家本·戴维说:德国大学的"研究所是永久性的科层组织",它把科学研究工作"变成一种有组织的科层性质的活动"。([13],pp.211-212)而这些活动所取得的大量开创性成果是举世公认的。其二,交大研究所在组织管理上具有专家治所、学术民主的特色。无论是所务会议还是组务会议,都通过讨论和民主协商的方式决定重要事项,这就能有效地调动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并激发其创造性,从而克服科层制容易产生的诸如规则过多、控制过严、不利于组织成员发挥创造力等消极因素。事实上,交大研究所完成的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研究工作就是对此的最好说明。
  总之,交大研究所将科层制注重规章制度建设的特性与"五·四"之后兴起的科学民主精神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了一种严格而富有活力的组织管理体制。作为中国最早的工学研究机构,其管理模式对我国高校科研机构的组织制度建设起到了示范作用。比如我国第二个大学工学研究机构--成立于1934年的国立北洋工学院工科研究所的组织管理制度就与交大研究所的极为相似。[15]事实上,当时任北洋工学院院长兼工科研究所所长的李书田,在30年代的头两年为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院长兼研究所分所所长,将交大研究所行之有效的制度引入北洋工学院是很自然的。此外,1931年编辑印行的《国立交通大学研究所一览》在当时流传很广,载于其中的交大研究所组织规程、各组章程及研究工作概况等文献,对后来创办的研究机构的组织制度建设是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的。总之,交大研究所严格、规范而又不乏民主精神的组织管理制度在中国大学科学研究体制化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率先垂范的作用。

四、科研与生产相结合,面向社会,为经济建设服务


  发展科学技术和直接为社会服务是现代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之外的两项重要社会职能。20世纪早期,国内的一些有识之士已主张改变当时大学只从事教学,不开展科研的状况。但那时提倡科研者大多着眼于提高教师学术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明确提出将科学研究作为大学的一种社会职能的主张尚不多见。然而,在交通大学,不仅视发展科学技术为大学社会职能的主张已成为学校主持人与许多教师的共识,而且科研与生产相结合,为社会直接提供科技服务,以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观念也开始成为一种办学指导思想。20年代初,以北洋政府交通总长身份兼交通大学校长的叶恭绰就明确指出:"大学之目的,不仅在培养人才,其机能功用,实足以辅助社会发达。"他认为:"我国实业之不发达,由于处境使然者半,由于自身缺乏能力者亦半。而实业学校不能尽学术上之贡献,为充分之援助,亦不无多少之关系。如以工业言,则关于国产材料之试验,制造方法之改良,管理学术之研究,以及其他方面之科学应用,均赖大规模之研究所,为寻求真理、发展学术之地。欧美各国实业之振兴,多由国立及私立之研究局、试验所及各学会之协助,故能新理层出,利用日宏。其重视研究之精神,几引为工业学府之天职。环顾我国,膛乎其后。则比较完善之大学,讵能放弃责任,自封故步。"[16]创办研究所就是为了使交通大学这一高等工业学府更好地承担起以科研服务社会之"天职"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故交大研究所在组织章程中明确规定以"研究各项工业及经济问题为宗旨",以"遵照孙总理发展中国经济能力之遗教及计划以促进民生国计而启发实业财源"为"主要目的"。([2],pp.227-232)研究所成立以还的科研工作忠实而成功地践履了其宗旨和目的。
  作为一度隶属于国民政府交通部、铁道部的高等学府所设的科研机构,交大研究所科研选题侧重于"铁路本身之建设、管理、职能与其范围内之国民经济"发展中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3]工业研究部化学组对油漆问题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二、三十年代,国内许多行业特别是铁路部门"需用油漆甚多",但我国油漆工业落后,产量低,质量差,因而"油漆之进口,日见增多,每年漏卮之钜,总在数百万元以上",加之外商在华设厂倾销,致使洋货充斥市场,我国许多油漆企业面临破产、倒闭的危局。[17]为了扭转此种局面,提高我国油漆工业的技术水平及国际竞争力,化学组将油漆问题作为研究重点,于1931年建成油漆试验室四间,到1936年完成了蓖麻子油制成干性油之研究、群青之试制、乌桕子油之研究、油溶性人造树脂之研究、豆酪素之研究等近20个项目。([3],p.7)这些项目不仅解决了油漆工业中的大量技术难题,还对一些国产油漆原料进行深度技术开发,填补了国内空白,有些项目在技术方法上还有所创新。如乌桕子油为中国特产,经化学组多方试验,制成性能颇佳之油漆;"群青为重要蓝色颜料",当时"国内尚未能制造",他们"历加试验,结果颇佳";"人造树脂之制造"为当时国外刚出现的"一新工业",化学组经过大量试验探索,"制成油溶树脂数种,性质甚佳";而用二氧化碳气加压炼煮蓖麻油使成干性油(作为当时"需用甚广求过于供"的桐油的代用品)的方法,及气相高压裂馏棉子油之方法,在技术上均有独创性。[18]上述项目中的成果有不少当时在铁路及有关行业得到了应用。[19]而且,为了使这些新技术、新工艺得到广泛传播,使国内更多的油漆企业及有关机构受益,化学组主任徐名材等人将其编著成《油漆试验报告》三辑正式出版,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
  工业研究部其他组所开展的不少项目也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和显著的先进性。如电气组对超短波通信距离之研究、高周波电波分析,材料组承担的X射线材料试验、钢骨混凝土轨枕之设计与研究等。其中关于混凝土轨枕的研究颇有代表性,值得一说。我国自清末始建铁路以还,铁道轨枕主要采用橡木枕、松木枕及少量钢枕,到30年代个别路段开始采用混凝土轨枕,但这几种轨枕都是从日、美等国进口的。材料组鉴于混凝土轨枕具有寿命长、可减少日常维修和大修的费用及节省木材等诸多优点,且"除钢骨外,可用国货",因而将其作为重点课题加以研究,于30年代中期形成设计方案并"送津浦路局照制轨枕实行试验"。[14]然而,由于日寇入侵,这项极有推广价值的试验被迫中断。就目前所知,这是中国最早的关于混凝土轨枕的研究和试验工作(我国混凝土轨枕的研究与生产是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中期在铁道部的组织领导下正式启动运作的。[20])
  工业研究部的科研工作最初定位于铁路建设材料及工程问题,但实际上并不局限于铁路系统,凡事关国计民生而该部又力所能及的科学技术问题无不加以研究。从1926年到1936年,工业研究部共完成38个研究项目。([3],p.7)这些项目,有的属于铁路建设特有的问题,如混凝土轨枕的研究;有的是对铁路行业与其他行业通用的材料和相关工程技术问题的开发与研究,如水泥、木材、沙石、油漆、燃料、通讯等方面的课题;有的则与铁路无直接关系但在当时有重要应用价值,如"固体燃料代替自动车汽油之研究"和"国产植物油代替自动车柴油之研究"等项目即为这方面的代表。30年代,随着公路建设的兴起,我国当时动力燃油匮乏与公路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之间的矛盾日趋突出。因而,寻找汽油、柴油等动力燃油的代用品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徐名材领导的化学组在抗战之前开展了这方面的探索,并取得了初步成果。上海沦陷后这项研究与整个研究所的工作一样被迫中断,然而,它为40年代初徐名材在重庆领导资源委员会动力油料厂裂炼植物油,生产汽油、柴油,奠定了基础。该厂不仅成功地掌握了用植物油提炼轻油的技术,为缓解抗战期间动力燃油十分紧张的状况作出了贡献,而且由战前参加过交大研究所化学组科研工作的交大毕业生郭钟福任主任的该厂燃料研究室还在《中国化学会会志》上先后发表有关该项研究的学术论文六、七篇,并取得了植物油裂解的专利。([19],p.701)可以说,这些研究及成果是战前交大研究所汽油、柴油代用品研究、开发工作的延续。
  经济研究部的工作也堪称成果丰硕。该部从1930年成立到1936年完成16个项目.([3],p.8)这些项目,既有对铁道事业所特有的经济问题的研究,如机车及车辆使用效率之计算、中国铁路运价及其应取之对策、铁路统计之分析与研究等;又有对某些地区、部门、行业的实际经济问题的调查分析,如皖中稻米产销之调查、平汉沿线农村经济调查、银行及汇率对于国际贸易之影响、棉花及纺织业、煤之产运销等;也不乏宏观的兼具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的研究,如中国经济改造之研究、中国之新金融政策、中国国民经济在条约上所受之束缚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前两个项目是由时任交大研究所经济研究部实业经济组主任的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完成的,其成果后分别以《中国经济攻造》、《中国之新金融政策》为书名,作为交通大学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中国有名的经济学典籍。
  交大研究所在从事专题研究的同时,还发挥其智力优势与技术设备优势,通过编著、翻译科技、经济文献资料和承担各界委托的工程材料的分析、鉴定工作,为社会提供多方面的服务。该所著译的技术与经济专著主要有:《解决中国运输问题之途径》、《铁路零担货运安全办法》、《美国铁道会计实务(第一编)》、《铁路辞典》等,其中《铁路辞典》最具实用价值。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全国各地的大部分铁路分别为英、法、德、日、俄、美等帝国主义国家所控制,各铁路局沿用的铁路机务和材料名称"因译国别之不同,迻译先后之互异,淆然纷乱",极不规范,给铁路的营运管理造成很大不便。([3],p.10)为此,交大研究所将统一铁路名词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经过多方搜集、仔细审订,编成一部拥有17000余条名词的《铁路辞典》,为全国铁路名词的规范化作出了贡献。至于工程材料和机电产品的测试鉴定,早在20年代初交大研究所成立之前,一些工程学试验室就在教学之余接受外界委托开展了这项工作。研究所成立之后,国内各公、私立机关委托测试鉴定的项目更是源源不断,研究所都能"尽责承办",并获各方信任和赞许。至1936年共完成各界委托的钢铁、砖瓦、水泥、合金、木材、矿石、油漆、燃料、颜料、水、电机、电料、引擎等1500余项。"内由中央省市各机关及铁路局交办者占百分之四十强,托自中外厂商及工程师者占百分之五十,其余则为教育学术机关及其他各界所送验者"。([3],p.9)由此可见,交大研究所分析测试内容之丰富、服务面之广泛。可以说,该所在抗战前事实上已成为全国铁路系统和华东地区应用科学与工程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服务中心。
  交大研究所北平分所和唐山分所虽然成立较晚,但也做了不少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北平分所的工作侧重于铁道管理和铁路经济问题研究,从1933年至1936年共完成九个项目,其研究成果汇编为《铁道问题研究集》(第一册)刊行,该文集的主要作者之一为曾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时任北平分所研究员兼国民政府财政部顾问的麦健曾。唐山分所作为设在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的科研机构,则充分利用该学院的仪器设备,面向社会,承接铁路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委托的"调查研究或试验事项",完成了不少工程材料的性能测试及技术鉴定工作。与此同时,该所也开展了一些专题研究,从1931年至1936年完成电工学和工程力学方面的课题各两项。其中电工学方面的两个课题主要是由20年代末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归国、1930-1933年间在交大唐山工程学院任电工与物理教授兼唐山分所研究员的朱物华完成的。其中一项,由朱物华独立承担,题为"有终端电阻的电子滤波器的瞬流",([3],p.8)这是他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选题--"滤波器的瞬流"的继续。[21]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四项课题的成果都为该分所主办的《交通大学唐山分所丛刊》所编辑印行。
  综上所述,交大研究所通过专题研究、承接各种分析测试任务、编译科技文献资料、出版科技和经济专著等方式为社会提供了多方面的科技服务,产生了可观的社会效益。不过,如果按照现代大学科学研究承担的社会职能的全部内涵来看,交大研究所的工作是有局限性的,即科研工作定位于应用研究、发展研究和技术服务,尽管对"其中有属纯理问题者",也表示了"吾人尤当以科学精神赴之也"的态度,([3],p.10)但对作为现代大学科学研究基本任务之一的基础理论研究并未投入多少力量。然而,在当时,这却不失为一种正确的选择。首先,从交通大学自身的条件来看,在30年代,其学科设置以工科为主,虽有数、理、化等理科,但也偏重应用;相应地,师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等也以工程技术和应用科学领域的占绝对优势.因此,开展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服务不仅能发挥其在人才资源和物质资源上的优势,而且也有利于各系科的教学与科研的结合,提高人才培养的适应性。况且,兼顾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这一现代大学科研选题原则,是就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的整体而言的,对某一所特定的大学,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两大领域,究竟以何种研究为主,要根据其学科设置及资源状况加以确定。即使在今天,以工科为主的大学其应用科学研究与基础科学研究两者的比例,仍是前者远高于后者。其次,从当时的社会需要来看,开展应用研究也是势在必行。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政策措施,进入30年代后,全国的工矿交通业,特别是铁路建设出现了一个高潮,伴随而来的是对实用技术的迫切需求,这就与当时工程科技人才和科研机构严重缺乏的状况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交通大学作为全国为数不多的集中了一批学有专长的工程技术专家和在当时堪称先进的图书设备的工业学府不能不对此作出积极的响应。再者,从国家科技发展的宏观战略来看,30年代的中国只能选择"发展研究 → 应用研究 → 基础研究"的模式,即首先通过大力支持发展研究和应用研究来提高生产技术,增强经济实力,同时配置适量的基础研究,以便为将来生产力水平达到较高程度时使其处于优先发展的地位奠定必要的基础。事实上,尽管在抗战爆发前,中国经济呈上升势头,但科技水平、生产力水平和综合国力在国际上依然明显落后,同时,日本入侵的威胁日甚一日,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学术机构不能不把与经济和国防密切相关的应用研究放在其科研工作的首位。1935年,甚至连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机构、一度以"发宇宙之秘奥,成事物之创造"为"研究目的"的中央研究院,也从初期的偏重学理的自由研究转向"实际急需问题"的研究。[22]这确是贫弱多难、动荡不安的旧中国的国情使然。总之,交大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定位于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是符合其自身条件、当时社会需要及科学发展战略的一种合理选择。

五、科研与教学相结合,致力于提高教师学术水平和学生的创造能力

  交大研究所对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重视突出地表现在其工作方针中。该所曾将其工作方针概括为三点:"(一)有所助于本大学各教员,使得自为高深的研究工作。(二)与国内外各机关或个人协力合作,以解决所遇之工业或经济疑难。(三)对于吾国有志青年,鼓励并浚发其研究学术之精神,以期达其创作之志愿。"([2],p.233)不难看出(一)、(三)两点反映出交大研究所对科研与教学结合的自觉追求。因为科研与教学相结合主要通过教师的工作来实现。大学教师从事科研工作,不但可以提高其学术水平,改善其知识结构,同时,也是最新科技知识向教学过程快速迁移,从而更新和丰富教学内容以及向学生传递科研前沿动态信息与研究方法的最佳途径。时任交通大学校长兼研究所所长的黎照寰对此有很精辟的概括:"学术之必待研究然后能日进,教师之必资研究然后能教学相长"。[3]黎照寰的这一观点正是交大研究所追求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重要思想基础。如果说教师从事科研是实现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重要途径,那么培养大学生"研究学术之精神"及创造能力则是实行这种结合的根本目标。由此看来,上述第(三)点的确表达了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真谛。事实上,交大研究所的工作方针正确地体现了该校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办学宗旨--"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交通建设专才"。这个宗旨是符合高等教育基本规律的,因为研究高深学术与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一方面,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学习已知与探索未知逐步结合的过程,越到这个过程的高级阶段,探索未知的因素所占的比重就越大,亦即科研的因素必然进入教学过程;另一方面,作为高级专门人才必须具备探索精神和创造能力等素质,而科学研究则因其具有创造性、探索性、高风险性等特征而成为培养这种素质的最好手段。
  交大研究所的组织形式、人员配备也是以有利于科研与教学的结合为目的而加以设计和安排的。研究所各组的研究人员,除个别组有少量外聘的特约研究员外,大多来自本校相应的或有关的系科,[4]如化学组的来自于化学系、电机组的来自于电机系,材料组的来自于机械系和土木系,等等。他们既从事教学,又开展科研,融教师与科研人员两种角色于一身。为了使他们充分发挥两种角色各自的职能,并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交通大学于20年代末采取了一系列使教学和科研工作平衡、协调发展的措施。如,对承担经学校审查合格的研究课题的教师,允许自由入藏书室阅览;提供实验场地、材料、仪器和研究助手;补助相当的经费,必要时"得减少授课钟点,仍支原薪",等。[23]1930年,黎照寰就任校长(兼所长)后主张增加学校经费多聘教师,以使在不减少所设课程及授课时数的前提下减少各位教师的"授课钟点","俾研究时间得以增加"。[3]20年代末至1937年抗战爆发,交通大学教学和科研均呈现生机勃勃的局面,被后人称为新中国成立前交大历史上的黄金时期,当与这些措施和主张的实施密不可分。
  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根本目的和价值在于促进学科和专业的发展,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由于交通大学研究所采取了有利于实现这一根本目的的组织形式和政策措施,其科研活动对有关各系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培养方式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中化学组的科研活动及研究成果对化学系的教学的影响最有代表性。当时著名化工专家徐名材教授集化学组主任与化学系主任两个职务于一身。他认为:中国"欲奋发自强,以达安富尊荣之地位,自非利用科学开发富源不为功;而非谋化学工业之发展,无以收地不爱宝物尽其用之效。成败利钝,其枢纽全在人才。教育之是否适当,实人才盛衰所由出,亦即国势强弱所攸分。故化工教育之若何进行,实为今日吾国教育界所急应讨论之问题。"[241933年,在徐名材的主持下化学系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教学改革,对原有的不少课程进行了调整,如将化学分析一课分为定性分析、高等定量分析和工业分析四种;还增设了油漆化学、染料化学等新课。([23],p.246)徐名材"亲授普通化学,编写《工程化学手册》,由校图书馆印行,改变了以往全部照搬国外教材的做法,增强了实用性"。([19],p.698)这就使化学系的课程和教学与化学组的研究方向及特点趋于一致,从而与当时工业建设的需要相适应。这次教学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化学组的科研工作引发的,如新设课程的不少内容来自于徐名材等人对油漆和染料研究的成果;将化学分析一课分解、拓展为四门课是在为社会提供技术服务过程中切实感受到了当时经济建设对化学分析测试的广泛需求而采取的应对措施。为了培养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和探索、创造精神,化学系还设有化学史、化学文献、专家讲演及论文报告、研究技术和研究论文等教学科目,其中有些科目与科研工作有直接的关系。如专家演讲及论文报告"由教员与学生轮流报告研究工作之进行状况及新行刊布之重要论文";化学文献课"注意于科学专刊上收集考证材料之方法,以养成其研究问题之能力";研究论文"注重学生个别研究以养成其对于化学问题独立探讨之技能"。([23],p.251)这些科目的实施,为学生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活动氛围,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机会,不仅有助于养成关注学科发展动态的习惯,培养科学精神、态度和道德,而且也受到了全面系统的科研方法训练。这样,高年级学生对科研大都有浓厚的兴趣和较强的能力。他们不仅在1937年抗战之前交大拥有完备先进的科研设施的条件下积极参加科研工作,而且在上海"八·一三"事变,学校被迫迁入租界,处境极为险恶的情况下仍坚持开展研究工作,毕业班学生"仍能写出多篇较高水平的论文"。([19],p.699)这一时期化学系的毕业生有很多人成为40年代和解放后中国化工界的中坚力量。郭钟福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位在40年代初未及而立之年就担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重庆动力油料厂燃料研究室主任,解放后历任上海化工厂厂长兼总工程师、上海塑料研究所所长、援越河内塑料厂筹建组长等职,并获得过多项国家级科技成果奖的交大化学系毕业生,30年代中期求学期间就与化学组的科研人员(亦为化学系教师)合作,发表了《季戊四醇和桐油醇合成》、《沸石型软水剂》等研究论文,并在徐名材的鼓励下与三名同学合作译出美国化学名著《化学与工业》,由商务印书馆于1937年正式出版。([19],p.701)郭钟福在走出校门步入社会不久就能独立主持一个研究机构的工作并在其后的研究和技术开发生涯中不断取得成功,显然得益于他在大学期间所受到的科研训练及由此形成的探索、创造精神。

六、开我国高校探索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办学模式的先河

  交大研究所面向社会,致力于发展应用科学及解决社会生产中的技术问题,同时注重将科学研究融合于教学过程之中,不仅促进了科研成果向教学过程的转移和教师学术水平的提高,而且也使学生受到了科研精神与方法的熏陶和训练,并为他们了解社会生产实际,培养其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解决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的能力提供了有效途径。由此可见,交大研究所以科学研究为纽带实现了教学和生产的有机结合。
  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是现代高等教育的重要特征,是随着科学以技术为中介日益深入、广泛地作用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以及高等学校的社会职能不断拓宽而出现的一种国际趋势。虽然古代高等学府在培养人才的同时也进行学术研究,但在19世纪前,科学研究还没有成为大学的一种社会职能。西欧文艺复兴运动和产业革命之后,近代自然科学开始加速发展,并越来越成为大学教学的重要内容和学术研究的对象。19世纪初德国著名学者洪堡创办柏林大学时明确规定了教学和科研相统一的办学原则,使德国科技和教育一度领先。其后,欧美各国大学纷纷效仿德国大学的办学模式,使科学研究成为高校在人才培养之外的第二个社会职能。到了19世纪后期,机器大工业生产兴起,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深入,成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与关键。这种状况向大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不仅要培养科学技术和管理人才,还要提供实用技术成果,并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问题。最早对此作出积极响应的是19世纪后期成立的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该校开大学为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直接服务之先河,其后被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不少高校效法,社会服务逐渐成为大学的第三个社会职能,从而促使高校的教学、科研与社会生产的结合日趋紧密。这既是机器大生产和工业化的内在要求,也是高校实现其三大职能的有效途径。因此,世界上工业化先行国家在20世纪初期就在推进教学、科研、生产的结合上取得了进展。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是效法西方大学模式建立起来的,尽管在学习、模仿过程中存在着照搬西方大学的课程及教材,致使某些学科教学内容有脱离中国实际的弊端,但也受到了西方大学注重为社会服务的影响,加之,中国工业化运动起步虽晚,但到了30年代亦有进展。因而30年代的中国高校,特别是工、商、农等实科也较注意教学、科研与生产实际的联系。比如,工科院系都有学生校内实习及寒暑假赴校外工厂参观实习的教学安排,不少教师开展了有实用价值的科研工作等。而最早将发展应用科学、促进国民经济、服务社会确立为学校的社会职能并在教学、科研、生产三者的结合上取得显著成效的高校当属交通大学。其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最早创办了以应用研究为主、组织制度完善的研究所,且采取了以研究所为枢纽,各研究组与各学系相结合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科研活动成为联结学校人才培养与社会生产的中介;科研成果既向教学过程转移,又向生产过程转移。其结果是:对社会而言,解决了生产和建设中的难题,使科研成果较快地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促进了生产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对学校而言,促使师生走出象牙之塔,增进了对社会的了解,增强了人才培养的社会适应性,同时也获得了社会在财力、物力及舆论上的广泛支持,改善了教学和科研条件,从而增强了学校为社会服务的实力,形成了学校服务社会、社会扶持学校的良性循环机制。这种机制对交大研究所及学校自身的发展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1928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对交大研究所的科研补助中断后,交通大学接受外界委托的研究试验工作仍能持续进行,就得益于社会上工商企业、政府产业部门在资金上的支持和部分有偿服务的收入以及所系结合的科研体制;尽管交大研究所在日寇入侵、上海沦陷后被迫停办,但这种机制仍在起作用。抗日战争时期交通大学在重庆建校,利用其人才优势承担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委托的机械、电机技术专题研究任务,获得了经费资助,缓解了当时办学经费、设备严重匮乏的困难,同时也为抗战作出了贡献;([2],p.471)抗战后期交通大学创办电信研究所,致力于培养电信专业研究生,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全国培养工学硕士学位获得者最多的高校,其成功的因素之一是采取了与政府产业部门及有关企业合作办学的方式,学校向合作单位输出的是高级专门人才和电信技术成果,而得到的是对方给予的资金、设备及图书资料等方面的支持。[25]
  总之,交通大学研究所在其存在期间对科研与生产的结合、科研与教学的结合,以及主动服务社会、在服务中寻求支持的探索与实践是富有成效的,其意义也是深远的。它不仅赋予该校"求实学,务实业"的办学传统以更丰富的内涵,对于扩大其社会影响和声誉有不容忽视的作用,而且对于突破我国早期高等教育的封闭性,促使大学敞开大门,走向社会,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服务,也有示范作用。因此,交通大学对高校社会职能的认识及其采取的有利于教学、科研、生产三者结合的组织制度、政策措施及成功经验,在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不但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而且至今仍不乏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与注释

[1] 国立交通大学研究所调查表,1935.3.1.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历史档案,目录号2,案卷号238.
[2] 交通大学编.交通大学研究所史略.国立交通大学研究所一览.
1931.6. 见《交通大学校史》撰写组编.《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二卷)》(此书只选录了《国立交通大学研究所一览》的部分资料,本文引用的该"一览"中的多数资料来源于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一览"原书。)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 232.
[3] 黎照寰.交通大学研究所成立十周年纪念词.上海:交通大学研究所, 1936年出版(国家图书馆有藏). 4.
[4] "所员一览".见交通大学编.国立交通大学研究所一览.上海:编者刊. 1931 .1-5.
[5] 全国学术机关概况调查表,1933,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历史档案,目录号2,案卷号199.
[6] 董光壁主编.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963.
[7] 刘大椿. 中国科技体制的转型之路. 济南:山东科技出版社,1995. 36.
[8] 梁柱.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59.
[9] [美] 魏定熙著.金安平等译. 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0).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160.
[10] 研究所简章. 北京大学日刊. 1920年7月30日出版.
[11] 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规程. 北京大学日刊. 1932年7月26日出版.
[12]武汉大学校史编辑研究室. 武汉大学校史简编(1913-1949).内部发行. 1983. 125.
[13] 约瑟夫·本-戴维著.赵佳苓译. 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336.

 

 2002年11月11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