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学史家──席泽宗院士

江晓原

 

 

  席泽宗院士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天文学家和天文学史专家,已被8种世界名人录列传。在国际天文学界,他的名字总是与超新星联系在一起。他对古代新星和超新星爆发纪录的证认及整理工作,长期受到国际上的高度重视,蜚声于天文学和科学史两界。他长期从事天文学史的研究,涉足于天文学思想、星图星表、宇宙理论、外国天文学史等许多重大方面。数十年来席泽宗还为中国的科技史研究的组织管理工作贡献了自己的精力和才智。
  席泽宗曾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现任该所研究员,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名誉主任、山西大学客座教授、上海交通大学顾问教授;他还是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华大典》编委会副主任。



  席泽宗1927年6月9日出生于山西省垣曲县。他是家里第十个也是最后一个出生的孩子,前面九个竟都夭亡了。席泽宗有幸活了下来,但也从小体弱多病。童年时代,他家在垣曲县颇称富有。席泽宗六岁起在家乡念了5年私塾。
  1938年,抗日战争的烽火结束了他平静的童年生活。这年春,国民党军队败退,日军追至垣曲。垣曲虽小,在军事上却很重要。全县人口只有六、七万,双方聚集的军队却有十几万之多,计有国民党军宋哲元部、卫立煌部,以及八路军一部,与日军形成拉锯战。日军侵占垣曲后,因发现席家经营的粮店曾大量提供粮食给宋哲元部,并保存有中共党员安仁的许多家信,就放火烧毁了粮店。席家不得不举家避往乡间,席泽宗也被迫辍学,从此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少年时代。日军的暴行和战争带来的生活剧变,使幼小的席泽宗深刻意识到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他后来回忆说,他关心国家大事即始于此时。说来奇怪,在困苦的生活中,席泽宗的身体却逐渐强健了。
  由于席泽宗生于富家,又是家中唯一的孩子,加之父亲在1941年初去世,他还要担当家的重任,因此人们一般认为他不会离开家乡。他家本来也没有这个打算。但是1941年5月,有一天日军忽然闯入他家,将他抓去作民夫。他半路上机智地逃走,日军搜寻不获,总算侥幸脱离虎口。此事使母亲下了决心让他离开日军占领区。于是席泽宗南渡黄河,沿陇海线西行,去陕西投奔亲戚。
  1941~1944年间,席泽宗在陕西洋县国立七中二分校上初中。虽然生活极为清苦,但此处施行的是新式教育,席泽宗开始在这里接触到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包括天文学。1941年9月21日发生的日全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1944年他进入兰州西北师范学院附中读高中。西北师院的前身即北京师范大
学,北平沦陷后迁往后方,其附中在北平时即为第一流中学,师资、教学方法等都属上乘,故师生们都颇以自己的学校为自豪。当时学校里学习空气浓厚,席泽宗读了许多课外读物,其中有张钰哲写的《宇宙丛谈》,是一本天文学的科普文集。正是此书使席泽宗对天文学发生了兴趣,进而开始找别的天文书籍来阅读。后来席泽宗从广州中山大学天文系毕业,当时的中大教授、后任北京天文台研究员的邹仪新写信将他推荐给张钰哲,信中写有“一位《宇宙丛谈》的读者,走过千山万水,将要来到您面前”之语。席泽宗回忆说,自己生平在科学道路上有两个转折点,都和张钰哲有关,《宇宙丛谈》是第一个。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师院附中虽然提供食宿,但那时席泽宗已失去一切经济来源,身无分文。他生活发生困难时,附中的许多老师例如后来曾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的曹述敬,都帮助过他。1947年,他从附中毕业,又是这些老师们慷慨解囊,资助他前往上海、南京等地投考。
  席泽宗在上海考取了中山大学天文系。1947年10月,他靠同乡、同学的帮助前往广州入学。尽管当时语言不通,他又囊空如洗,但艰苦的环境并未减弱他求知的热情和生活的勇气。依靠自己的勤奋和智慧,他不久就度过了难关。1948年元旦,他在广州《越华报》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预告今年日月食》。此后他一面学习,一面在广州《建国日报》、《前锋日报》、《大光报》、《南方日报》、香港《大公报》、《文汇报》、《华侨日报》、《工商日报》等报纸上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大部分是关于天文学的,但也有诸如《准备迎接文化建设》、《原子舞台上的角色》、《女性中心说》、《兰州风光》等多种题材。1951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恒星》,那时他还是个学生。他还参加学校的工读活动,在学生公社办的豆浆站工作,每天早餐时为师生们服务。



  席泽宗从中山大学毕业时,中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他在中大时对天体物理感兴趣,因此曾联系好去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工作,但毕业时中央人事部却把他分配到了北京的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即科学出版社的前身。席泽宗在编译局担任《科学通报》的编辑工作。在这里他认识了主管编译局的副院长竺可桢。1952年,根据竺可桢的安排,他被送往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现为黑龙江大学)专修俄语两年。1954年回编译局后,和戴文赛合作翻译了苏联阿米巴楚米扬等人的《理论天体物理学》。此书1956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后,曾长期被作为研究生的教材。
  当时苏联天文学界对利用历史资料研究超新星爆发与射电源的关系很感兴趣。苏方曾致函中国科学院,请求帮助调查有关的历史资料。竺可桢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席泽宗。这是席泽宗涉足天文学史研究之始。此时他面临科学道路上的第二个转折。
  当年席泽宗在中大时,历史系主任阎宗临先生因和他是同乡,平时颇相过从。一次阎曾对他说:你知道竺可桢其人否?他有一篇关于二十八宿起源的文章,写得非常好,很值得一读。因有这点缘份,当1954年3月竺可桢通知席泽宗,要他从事天文学史工作时,席便写信征询阎的意见。不料阎表示天文学史作为副业甚好,作为专业似乎不佳。与此同时,在北京的许多朋友也劝席不能走这条路,再说席泽宗自己也一直对天体物理感兴趣,所以直到他着手研究超新星历史资料时,仍念念不忘天体物理。恰巧此时他又见到了张钰哲。张钰哲表示:人生精力有限,而科学研究的领域无穷,学科的重点也是不断变化的,因此不能赶时髦。只要选定一个专业努力去干,日后终会有成就。天体物理固然重要,但天文学界不可能人人去干天体物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天文学的各个分支都应有人去干,而且要做出成绩。张钰哲的一席话,使席泽宗从此坚定地走上了天文学史研究的道路。于是一年之后,蜚声中外的《古新星新表》问世。
  1954年秋,在竺可桢的大力倡导组织下,成立了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竺自兼主任,叶企孙、侯外庐兼副主任。委员会在历史二所(即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设一研究小组,席泽宗为兼职成员。1956年国务院制定的科学发展十二年远景规划,科学史部分就是在竺可桢主持下,由叶企孙、谭其骧和席泽宗起草的。1957年元旦正式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席泽宗脱离科学出版社,来此专作研究工作。此后很长时期内,他一直担任该室最大的一个组——天文、工艺、化学、物理史组长。1965年李约瑟即致函竺可桢,建议推荐席泽宗为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当时席尚为助理研究员。
  从1958年起,席泽宗协助叶企孙负责《中国天文学史》的编撰和组织工作,然而书稿从1959年起不断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而被修改。到1966年终于交稿,但浩劫已经来临,出版社于下放前又将原稿退回。动乱之中这部珍贵的书稿几乎丢失,幸赖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把它从垃圾堆里拣了回来。此书直到1981年才以“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的名义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最后一稿主要是由薄树人执笔修订的。
  “文革”十年,是中国科学文化的一场浩劫,科学史研究室因属哲学社会科学部,受害更烈。1970年,研究室被全体下放到河南的“五七干校”。但即使在这样的逆境中,席泽宗和所里的其他一些同仁仍坚持不懈,尽可能争取到一点“合法”的地位来进行科学史研究。由席泽宗和严敦杰、薄树人等五人合作的《日心地动说在中国——纪念哥白尼诞生500周年》一文,就可视为一个这样的例证。此文在1973年发表后,受到国内外的好评。
  1975年,在邓小平主持工作期间,在原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从1978年起,席泽宗担任该所的古代史研究室主任,并负责筹建了该所的近现代史研究室。1983年~1988年间,席泽宗担任所长。在为科学史研究事业的组织和发展贡献力量的同时,席泽宗仍然勤奋地进行研究工作,撰写了大量有价值、有影响的论文。1984年,他成为中国天文学史专业的第一个博士生导师。1991年膺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20世纪40年代初期,金牛座蟹状星云被证认出是公元1054年超新星爆发的遗迹。1949年又发现蟹状星云是一个很强的射电源,不久发现著名的1572年超新星和1604年超新星遗迹也是射电源。于是天文学家产生了设想:超新星爆发可能会形成射电源。由于超新星爆发是极为罕见的天象,因此要检验
上述设想,必须借助于古代长期积累的观测资料。证认古代新星和超新星爆发纪录的工作,曾有一些外国学者尝试过,如伦德马克等,但他们的结果无论在准确性还是完备性方面都显得不足。
  从1954年起,席泽宗连续发表了几篇研究中国古代新星及超新星爆发纪录与射电源之间关系的论文。接着在1955年发表《古新星新表》,充分利用中国古代在天象观测资料方面完备、持续和准确的巨大优越性,考订了从殷代到公元1700年间的90次新星和超新星爆发纪录,成为这方面空前完备的权威资料。《古新星新表》发表后很快引起美苏两国的重视,两国都先在报刊杂志上作了报导,随后在专业杂志上全文译载。俄译本和英译本的出现使得这一成果被各国研究者广泛引用。在国内,竺可桢副院长也给以很高的评价,他曾一再介绍,临终前还将它和《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并列为建国以来我国科学史研究的两项重要成果。
  随着射电天文学的迅速发展,《古新星新表》日益显示出其重大意义。于是席泽宗和薄树人合作,于1965年又发表了《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纪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中的意义》。此文是在《古新星新表》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修订,又补充了朝鲜和日本的有关史料,制成一份更为完善的古代新星和超新星爆发编年纪录表。同时确立了七项鉴别新星爆发纪录的根据和两项区分新星和超新星纪录的标准,并讨论了超新星的爆发频率。这篇论文在国际上产生了更大的影响。第二年(1966年)美国《科学》(Science)第154卷第3749期译载了全文,同年美国国家航天和航空局(NASA)又出版了一种单行本。30多年来,世界各国科学家在讨论超新星、射电源、脉冲星、中子星、γ射线源、X射线源等最新天文学研究对象时,经常引用以上两文。
  20世纪60年代以来,天文学乃至高能天体物理方面的一系列新发现,都和超新星爆发及其遗迹有关。例如1967年发现了脉冲星,不久被证认出正是恒星演化理论所预言的中子星。许多天文学家认为中子星是超新星爆发的遗迹。而有一部分恒星在演化为白矮星之前,也会经历新星爆发阶段。即使是黑洞,也有学者认为可以和历史上的超新星爆发纪录联系起来。此外,超新星爆发还会形成X射线源、宇宙线源等。这正是席泽宗对新星和超新星爆发纪录的证认和整理工作在世界上长期受到重视的原因。剑桥英文版《中国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ChineseAstronomyandAstrophysics)杂志主编、爱尔兰丹辛克天文台的江涛,在1977年10月的美国《天空与望远镜》杂志上撰文说:“对西方科学家而言,发表在《天文学报》上的所有论文中,最著名的两篇可能就是席泽宗在1955年和1965年关于中国超新星纪录的文章。”美国著名天文学家O·斯特鲁维(O·Struve)等在《二十世纪天文学》一书中只提到一
项中国天文学家的工作,即席泽宗的《古新星新表》。
  对于利用历史资料来解决天文学课题,席泽宗长期保持着注意力。1981年他去日本讲学时曾指出:“历史上的东方文明决不是只能陈列于博物馆之中,它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正在起着并且继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段话是令人深思的。



  数十年来,席泽宗在天文学史的领域内辛勤探索和研究,在许多方面都有建树。
  从50年代起,他就开始对天文学思想的发展进行探索,但直到十年浩劫结束之后他才发表了一篇比较重要的论文《“气”的思想对中国早期天文学的影响》。此文首次把“气”的思想作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理论基础来研究。从“气”的含义和演变出发,探讨了“气”与四季变化、律历、天地不坠不陷、天地起源等方面的关系。指出:与中医的情形相仿,“气”的思想也贯穿到中国天文学的各个领域,“只有从思想史的角度,把这个问题理清楚了,才能了解古人当时是怎样想的,才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宇宙理论的发展也是席泽宗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他1964年发表《宇宙论的现状》,这是国内第一篇评价西方当代宇宙学的文章,毛泽东曾注意到此文,并在文章结尾部分的论述下划了道道。席泽宗与郑文光合作的《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一书是国内这方面惟一的专著,已被译成意大利文在罗马出版。从60年代起,席泽宗就中国历史的浑天、盖天、宣夜等学说发表过一系列论文。而在1982年的《古代中国和现代西方宇宙学的比较研究》中,他表明,现代西方宇宙学中的有限无界、时空、度规、膨胀宇宙、宇宙早期、物质从虚空中创生、反物质、无限宇宙等思想,都可以在中国古代的宇宙理论中找到萌芽。但他同时强调,先哲们在“吐露了好多天才的设想和猜到了后来好多发现的同时,也有不少废话和胡说。而现代宇宙学中的一些模型,尽管还不完善,甚或是错误的,但都有较多的观测事实和数学论证,二者有本质的不同”。
  敦煌卷子S3326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而且星数最多的星图。李约瑟1959年刊布了该图的四分之一,开始引起世人注意。1966年席泽宗发表了该图的全部,并作了详细考订,证认出全图共有1359颗星,用类似麦卡托(Mercator)投影法画出。《敦煌卷子中的星经和玄象诗》一文则是席泽宗对现存敦煌卷子中天文史料的总结性研究成果。他将敦煌卷子S3326、P2512、P3589和《通占大象历星经》、《晋书·天文志》、《开元占经》、《天文要录》、《天地祥瑞志》等史料系统地加以考察,理清了其来龙去脉及相互间的关系。
  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出土后,席泽宗对帛书中的《五星占》作了考释和研究。不久又发表了对帛书中彗星图的研究。这两项工作至今仍是研究马王堆帛书中天文学史料的必读文献。
  席泽宗又曾发表全面研究中国天文学史的论文多篇,在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的长期研究中提出了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他明确指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致用性,这种致用性是为满足农业生产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需要而产生的。前者表现为重视日月运动,即制定历法;后者表现为在“天人感应”理论基础上持续不断的天象观测纪录。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主要内容就是上述这两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深刻地指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兴衰是与封建王朝同步的,因而它不可能转变为近代天文学。”
  席泽宗并未把自己的眼光囿于中国国内,而是注意到世界天文学史的广阔背景。例如,他发表过《朝鲜朴燕岩〈热河日记〉中的天文思想》这样的专题论文。再如,为了配合宇宙火箭对邻近天体的探测,他发表过《月面学》、《关于金星的几个问题》等几篇现代天文学史的文章。又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卷》中埃及古代天文学、美索不达米亚天文学、希腊古代天文学、阿拉伯天文学、欧洲中世纪天文学等大条目均为席泽宗一人的手笔。



  席泽宗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实事求是,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为己任。1956年他发表《僧一行观测恒星位置的工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清代梅文鼎开始,许多学者认为一行在唐代已经发现了恒星的自行,现代著名学者如竺可桢、陈遵妫等也曾采纳此说,认为比西方领先一千年。但席泽宗在研究中发现,根据当时的条件,上述说法是不可能成立的,于是纠正了前人的误说。20多年后上海天文台潘大及又从另一方面再次研究这个问题,进一步肯定了席泽宗的结论。席泽宗1963年发表的《试论王锡阐的天文工作》,更充分地体现了他的治学态度。此文深入研究了清初著名天文学家王锡阐的天文工作,发表后在国际科技史界引起重视。美国席文(N·Sivin)认为是当时“基于出版的和未出版的资料对王锡阐的生平和工作做了最完整的研究,并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极其良好的开端”。在此文中,席泽宗也纠正了一个相沿甚久的误说。王锡阐曾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预先推算了金星凌日的人,席泽宗用无可辩驳的证据否定了这一说法。也许有的人会认为,一行发现恒星自行,王锡阐预告金星凌日,都是可以使中国人引为自豪的结论,况且又有现代著名学者赞成,应该“为尊者讳”、“为贤者讳”,避而不谈才好。但这显然是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相容的。
  席泽宗常对他的学生说,“处处留心即学问。如欲办成一事,要经常把各种其它事与此联系。所以也要关心旁的事,这样可获得启发”。又说,“有的人看书很多,但掉在书海里出不来,不能融会贯通。这样虽然刻苦,却未必能获得成功”。这都是他长期总结出来的治学之道,不仅体会深刻,而且是针对科学史上这个学科的特殊性的。他对木卫的研究,最生动地体现了他的治学之道。
  1981年,席泽宗以一篇两千多字的简短论文《伽利略前二千年甘德对木卫的发现》再次轰动了天文学界。早在1957年,他就注意到《开元占经》中所引一条战国时期关于木星的史料:“甘氏曰:单阏之岁,摄提格在卯,岁星在子,与媭女、虚、危晨出夕入,其状甚大有光,若有小赤星附于其侧,是谓同盟。”他怀疑甘德可能已经发现了木卫。这条史料许多人都知道,但伽利略用望远镜发现木卫这一事实,使那种认为木卫只能用望远镜才看得到的说法深入人心,成为传统观念,所以人们对这种史料大都轻易放过了。席泽宗却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多年之后,他在弗拉马利翁(C.Flammarion)的著作中发现了木卫可用肉眼看见的主张;后来又在德国地理学家洪堡(B·A·Humboldt)的记述中发现有肉眼看见木卫的实例,这使他联想起甘德的记载,于是着手研究。经过周密的考证和推算,他证明:上述甘德的记载是公元前364年夏天的天象,甘德确实发现了木卫。同时,他又将这一结论交付实测检验——北京天文馆天象厅所做模拟观测、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青少年在河北兴隆所作实地观测、北京天文台在望远镜上加光阑模拟人眼所做观测一致表明:在良好条件下木卫可用肉眼看到,而且甘德的记载非常逼真。这些观测有力地证实了席泽宗的结论。席泽宗的这项工作把人类认识行星卫星的历史提前了2000年,国际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和兴趣,国内外报刊做了大量报导,英、美等国都翻译了全文。以毕生精力研究中国天文学史的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薮内清为此发表了《实验天文学史的尝试》一文,认为这是实验天
文学史的开端。
  席泽宗在学术上一贯主张百家争鸣和宽容精神,认为无论是青年与老年之间还是同龄人之间,都不可相互鄙薄,文人相轻的陋习最要不得。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他的忠厚宽容素为科技史界的同行所称道。1986年,他应邀在全国青年科技史学术讨论会上作了《谈谈青老关系》的讲话,特别指出:老年人应该正视思想差距,承认后来居上,以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为己任;而青年人则应该尊重老年人,不断充实提高自己,并加强自己的修养。他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许多青年人感到心悦诚服。
  席泽宗从在大学读书时开始,就一直很重视科普工作。50年代,他经常到工厂、农村、军营和学校演讲,向群众普及天文知识。他曾长期担任北海“少年之家”的辅导员,还曾主持了全国第一届少年天文夏令营。他认为这些都是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他从发表第一篇科普文章到现在,已有50多年历史。他的许多科普作品扩大了天文学和科技史在群众中的影响,受到广泛的欢迎。例如,他的《人类怎样认识了宇宙》一文发表后,《人民日报》1959年3月15日刊登了一封广东读者来信,认为“这样通俗而有系统地介绍某一方面科学知识的文章,对读者很有帮助”,并表示“很希望席泽宗同志和其他科学研究工作者多写这类文章”。
  席泽宗勤于笔耕,著述甚丰,但他的时间真正用到科研上的还不到一半。除了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外,多年来他还一直从事科研管理和学科建设的工作。1982年夏,他赴青岛休假,看到在中国近代天文事业中曾起过一定作用的青岛观象台,只剩一人在看管,而且归海洋所领导,认为很不合理,回京后即和洪斯溢等联名写信给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请求改变这种状态。科学院接受了这一建议,青岛观象台1983年春起死回生,增加了人员,恢复了观测工作,最近几年在观测哈雷彗星等方面做出了成绩。80年代以来,他有十余次出国访问和讲学,足迹遍及美国、前苏联、日本、澳大利亚、比利时、印度、罗马尼亚等地。他参加过多次国际学术会议,是第十六届国际科学史大会远东组主席,又是第三届国际中国科学史讨论会的副主席兼秘书长,他主持的国内和所内的会议更是多得不可计数。这些不懈的努力为推进中国天文学和科学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特别是1988~1990年间,他在美国、澳大利亚和台湾的合作研究与讲学,为促进科学史研究方面的中外交流,作出了很大贡献。作为1949年以后大陆科学史界访问台湾地区的第一人,席泽宗在台湾受到热烈欢迎,前后作过5次公开演讲,听众踊跃,盛况空前。此行为海峡两岸在科学史研究方面的交流合作开创了一个新阶段。他的5次公开演讲连同带去的其它三篇讲稿已被台湾联经出版公司集结为《科学史八讲》,于1994年出版,英国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何丙郁在为此书写的序中说:“从这部书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科学史上的学问广博,不仅限于得以成名的天文学史。”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他虽有多种疾病,但壮心不已,仍坚持工作,除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科学家之一主持了其中的天文课题以外,还写了不少综合性研究的科技史论文,如《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科学方法》(“名家讲演录”之一)、《中国科学的传统与未来》(“百名院士科技系列报告集”之一)和《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等,均能引人入胜。在此进入21世纪之际,我们希望他健康长寿,做出更多的成绩。

 

2001年8月13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