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歌小史话当年

江晓原

 

 

  一提起“吴歌”之名,早年所诵李白诗句就会浮上心头:
  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犹衔半边日。
  郢中白雪且莫吟,子夜吴歌动君心。动君心,冀君赏,愿作天池双鸳鸯,一朝飞去
青云上。
  ……
因此见到这本《吴歌·吴歌小史》,一时心血来潮,就用电脑对全唐诗进行字词检索,将所得结果去其重复(轻而易举就发现了三处重复收诗的情况),共得直接提到“吴歌”者18处,其中:
  孙逖、祖咏、常建、韩愈、杜牧、许浑、李商隐、温庭筠、刘兼各1处,罗隐2处,而李白一人独占7处!
  可见李白对吴歌情有独钟,非其他唐代诗人可比。这一现象如何解释,也许尚待高贤──不知搞唐代文学史的专家是否已经提出过解释。

  使李白如此钟情的吴歌,究竟是何宝贝?
  吴歌者,江南歌谣,吴地之人所咏唱也。《晋书·乐志》说“吴歌杂曲,并出江南”。吴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早──顾颉刚认为其起源“不会比《诗经》更迟”,其内容则主要是“小儿女口中的民间歌曲”。“小儿女”们口中最爱唱什么?首先自然是男欢女爱、郎情姐意,此外当然也经常会旁及家乡风景、人生苦乐之类。当年宋人编《乐府诗集》,就有“吴声歌曲”,其中如《子夜歌》:
    宿昔不梳头,丝发被两肩,婉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
顺便插一句,此歌意境,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春图中常有描绘,特别突出美人之长发。又如《子夜四时歌》:
    朝登凉台上,夕宿兰池里,乘月采芙蓉,夜夜得莲子。
“怜”者,爱也,又常以“莲”字谐音代替,故“莲子”者,即今日之“love you”也(如今网上聊天之种种特殊用语,其实也有相似光景)。当年使李白情有独钟之吴歌,或即此类也。当然,和后来收集到的吴歌相比,上面这些歌谣可能已经经过文人的改写润色。
  到了明代,吴中“山歌”就有更接近口语的文本流传下来了,比如冯梦龙编的《山歌》中:
  吃娘打得哭哀哀,索性教郎夜夜来。汗衫累子鏖糟拼得洗,连底湖胶打不开。
  结识私情像象棋,棋逢对手费心机。……姐道郎呀,你摊出子将军头要捉我做个塞
杀将,小阿奴奴也有个踏车形势两逼车。
后面一首采用了民歌中常见的“素谜荤猜”之法,如将末两句之“谜底”直白说出,那就不成体统了。
  这些歌词要用吴语吟诵,方能传神,经文人笔录下来,如以普通话读之,韵味要损失几成,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二十世纪学者所收集整理的吴歌,依然只能如此,比如王翼之辑《吴歌乙集》中:
  日落西山渐渐黄,画眉笼挂拉(拉,在也)北纱窗,画眉笼里无食难过夜,小奴奴
房中无郎勿进房。
  天上星多月勿明,河里鱼多水勿清,京里兵多要反乱,姐妮房中郎多要乱心。
所谓吴歌,鼎尝一脔,豹窥一斑,大致上的光景也就不难推想了。

  不要小看这些“淫词艳曲”──当年可是劳动了顾颉刚、刘复、鲁迅、周作人这样的人物亲自收集,甚至还劳动了蔡元培这样的人物“登高一呼”,号召学者们从事收集工作!
  鲁迅早在1913年就主张收集民间歌谣,周作人则动手收集越中儿歌,但他们的努力没有多少效果,直到蔡元培和北大介入,此事才有转机。1918年2月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了校长蔡元培的启事,号召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一起帮助收集民间歌谣;还刊登了刘复起草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不到半年,即征集到一千二百余首,并从这年5月20日起,每天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一首。
  北大这番收集民间歌谣的举动,颇使当时一些守旧人士痛心疾首。据顾颉刚回忆,许多守旧的教授和学生们叹息道:
  北大是最高学府,《日刊》是庄严公报,哪能让这种“不入流品”的东西来玷污它!一位前清进士更是义愤填膺:
  可惜蔡孑民也是翰院出身,如今真领着一般年青人胡闹起来了!放着先王的大经大
法不讲,竟把孩子们胡喷出来的……东西,在国立大学中,专门研究起来了!
然而,学者们则对这种“胡闹”乐此不疲。
  顾颉刚1918年爱妻病逝,因悲哀过度而得神经衰弱之症,只得在家修养。他每天收到《北京大学日刊》,看见上面的歌谣,决定尝试“把这种怡情适性的东西来伴我的寂寞”。他是苏州人,就从自己孩子口中开始收集,渐至邻家孩子,再至教孩子唱歌的老妈子……,到后来,连他的祖母,新婚夫人,乃至友人叶圣陶、郭绍虞等等,都加入了帮助他收集吴歌的队伍。顾颉刚收集的这些吴歌不久后在《晨报》──当时学术界都看这张报纸──上连载,使他在这方面又出了名,被目为歌谣研究的专家。本书中所收的《吴歌甲集》,就是顾颉刚收集的这些歌谣。当时竟有胡适、沈兼士、俞平伯、钱玄同、刘复五大名流分别为《吴歌甲集》作了序。
  收集吴歌的另一个干将是刘复(半农),江阴人。他收集整理的《江阴船歌》(收在本书《吴歌戊集》中)比顾颉刚的《吴歌甲集》还早一年。且看一首:
  新打大船出大荡,大荡河里好风光。船要风光双只橹,姐要风光结识两个郎。
刘复还模拟民歌进行创作,他的《瓦釜集》就全是模拟的江阴民歌。后来他又将目光扩大到俗曲──不附乐曲的谓之歌谣,附有乐曲的即为俗曲。他除了自己收藏,又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集,并进行研究,编有《中国俗曲总目稿》。
  周作人当然也是歌谣收集研究中的大干将,他在那篇著名的文章《猥亵的歌谣》中,反复强调收集民歌时不排斥猥亵的歌谣。这也可以说是歌谣研究者们的共同认识。起先在刘复起草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中,尚要求“征夫野老游女怨妇之辞,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者”,而四年后发行《歌谣周刊》,新定章程第四条则说:
  歌谣性质并无限制,即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研究之价值,当一并录寄,不必先由
寄者加以甄择。于是周作人从《诗经》中的“子不我思,岂无他人”,说到南唐李后主的“为奴出来难,教郎恣意怜”,再说到欧阳修的“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直到《圣经》中的《雅歌》一章(几乎全是露骨的情歌),以说明猥亵的成分“在文艺上极是常见,未必值得大惊小怪”,而对于猥亵的歌谣,“在研究者是一样的珍重的,所以我们对于猥亵的歌谣也是很想搜求,而且因为难得似乎又特别欢迎”。真可谓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对于今天读者来说,也许最容易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大人物,都对吴歌之类的民间歌谣如此感兴趣?
  按照刘复的意见,如果要研究一个民族特有的文明,要理解一个民族生活的真相,则民歌俗曲是“最真实最扼要的材料”:
  因为这是蚩蚩者氓自己用来陶情适性的;他们既不比考生们对着考官对策,又不比
戏子们对着听众卖艺,……民歌俗曲中把语言、风土、艺术三件事全都包括了。
  胡适则着眼于文学:“国语的文学从方言的文学里出来,仍须要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而民歌俗曲可以作为方言文学的代表,自然就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抱着这样的观点,来读这本《吴歌·吴歌小史》,来体味八十年前大学者们的工作情景,真可令人别生遐想。
  吴歌小史话当年,往事如烟已杳然,试唱吴声白苎曲,风流千古在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