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

张生

 

月亮不知道她的恬静皎洁,
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月亮。
沙砾不了解自己是沙砾。
  任何事物都不了解它独特的模样。

                         ——豪·路·博尔赫斯《不可知》

一   

  梁思成,男。生于1901年,卒于1972年。中国建筑学家。毕业于清华大学。曾从事 中国古建筑的科学研究工作和建筑教育工作,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并参加了北京人民 英雄纪念碑的建筑设计。著有《梁思成文集》四卷。   

  这段话,是我参照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辞海》缩印本中有关梁思成的辞条 摘录而成的,除极个别词语略有变动外,其它的均是字典上的原话。作为一本百科性质的 综合辞书,《辞海》在我们国家的权威性不用我多说,要解释的是为什么现在都已经2000 年了,我还不用最新修订的版本,据宣传报道,新版的《辞海》和原来的版本相比,不仅 补充了大量最新的辞条,还纠正了许多过去由于观念上的一些问题而作出错误解释的辞条。 但说实话,我这样做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因为我手头只有这个版本的《辞海》,而且这还是 我在去年新版本出来后贪便宜买的,再说,用不用新版对我这篇东西影响也不大,我就偷 了一下懒。   
  其实,我对梁思成这个人的第一印象也就这么简单,这也是我在前面没有从《辞海》 上全文抄录而只是部分摘录梁思成这一辞条的主要原因,唯一需要强调的是,我还知道他 非常热爱中国的传统建筑,对每一个现存的古典建筑物都爱惜不已。我最早知道他的名字 大概是1988年,那时我正在武汉桂子山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一天下午,我从图书馆 四楼的社科期刊阅览室看完杂志出来后,发现离吃晚饭的时间还早,就顺便走进了一楼的 理科借阅室去看了看。在此之前,我还从来没有到过理科的阅览室。我的一个好朋友,当 时在武汉大学读哲学系的任辉献,曾多次建议我学点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他对数学的纯 粹性和自身的美始终赞赏不已,特别向我推荐了线性代数和拓扑学,因此我一进书库,很 自然地就去寻找存放数学书籍的书架。但我从书架上拿了几本数学书翻了翻后,却很快对 学习数学失去了兴趣,这门学科的纯粹性是显然的,可连微积分都没学过的我很难从中找 出任辉献说的某种美来,那一行行公式和数字带给我的除了困惑,没有别的东西可言。我 有点失望,把书放回书架上后,转身准备离开书库,就在这时,我看到了旁边的一个书架 上排放的建筑类书籍。 
  华师不是一个工科大学,没有建筑类的系科,所收藏的书大部分不是很专业的书籍, 如建筑结构和工程方面的书就很少,大部分是建筑学一类的书籍。由于梁思成的文集开本 比较大,一下子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顺手从书架上抽了一本下来。现在,我已经忘了它 是第几卷了,我只记得它的封面是棕红色的硬纸板,8开大小,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的。我打开后翻了几页里面的内容,好像是在讨论设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 设计方案,书页里还插了好几幅形体各异的纪念碑草图,文章也很容易看懂,为了加强自 己的自然科学素养,也为了不白来理科借阅室一趟,我把这本书借了出去。 这时大约是十月份,桂子山上的桂花正在开放,天气也慢慢在变凉。每天晚上,在随 风吹来的一阵阵浓郁的花香中,我一边心不在焉地翻着这本书,看着梁思成在里面讲解中 国传统建筑的特征,调查具体的建筑遗迹,一边在寝室里走来走去,和人聊天,打牌,听 音乐。没过多久,我就把这本书扔到了床头的书堆里。我一直想把这本并不枯燥的书看一 遍,但不知道梁思成谈到的那些东西太抽象,离现实太远,还是我对自然科学缺乏兴趣, 一个月后,当我为了多借一本小说把这本书还回图书馆时,里面起码有一半的内容我还没 看过。

                    二   

  不知不觉,十几年的时间就过去了。一些以前记得很清楚的东西逐渐被人淡忘,而另 一些曾经被遗忘的东西又被重新翻了出来。就像现在,很多人都已经知道梁思成是个著名 的建筑学家,是曾参与晚清戊戌变法的历史名人梁启超的大公子,同时也是二十年代名扬 北京的知识美女林徽因的丈夫。但我当时却并不知道这些,我从他的那本文集里得到的有 关他本人的情况只有那么一点点,实在是少得可怜。不然的话,我也许会多看几页他的文 集。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侯我并没有把梁思成当一回事,更没有把他的书当一回事。   
  梁思成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亡命日本时生下的,其后他随父亲在日本的东京和 神户生活了十一年,于1912年回北京定居。1915年中学毕业后,他考入了以培养公派留美 学生为目的的清华学校,在这所用英语上课,完全效仿西方教育模式进行日常教学活动的 学校里,他一呆就是八年。在这八年里,他出尽了风头。他酷爱音乐,是学校管乐队的队 长,主吹第一小号,还擅长演奏短笛。他常常身穿缀着彩色丝绦浆得笔挺的制服,披挂整 齐,领着一帮人操着西洋乐器在校园里敲锣打鼓。另一些时候,他又拿起画笔,以一个美 术社会员的身份静静地坐在树荫下描摹眼前的风景。他的个头尽管不高大,也不够魁梧, 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名运动健将,他不仅是一个出色的单双杠运动员,还是一名足球健 将。在一次全校的运动会上,他曾获得清华的跳高冠军。可他既没有成为一个音乐家,也 没有成为一个画家,更没有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运动员。他也没能成为他父亲梁启超那样 的集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大师于一身的传奇人物。他成了一名当时还让人感到 陌生的建筑学家。这一点,是他自己也没想到的。   
  对此,他在后来多次向朋友们谈起过,据他自己讲,他那个时候不要说对中国建筑有 什么爱好和研究,就连建筑学是搞什么的都不知道。而当时从清华毕业后,是可以直接公 派到美国去留学的,但学什么专业却要自己定。1921年夏天,梁思成随自己的父亲去看望 刚从英国回来的好友林长民和他的女儿林徽因,这也是梁思成第一次见到林徽因。两个人 在一起没谈多长时间,梁思成便很快被林徽因高雅的举止和过人的识见折服了。当谈到他 们今后的志向时,林徽因说自己想学建筑,建筑这个词在那个时代无疑是个很新鲜的词, 即使像梁思成这样兴趣广泛的人也还是头一次听说,于是他就问,建筑是怎样的一门学问? 林徽因因为在伦敦生活过一段时间,知道国内还很落后,信息也不是很发达,对梁思成不 了解建筑是什么也并不感到奇怪,就侃侃而谈,向他解释了一下这门目前在外国很热门, 也颇受重视,能够把美妙的艺术和高超的工程技术融为一体的学科。梁思成听了以后,心 头茅塞顿开,想到自己既然比较喜欢绘画,那从清华毕业留美后不妨也和林小姐一样,把 研究建筑作为自己的理想。   
  可以说,正是在林徽因的影响下梁思成才决定学习建筑的,由此可见林小姐当年的魅 力。作为北洋政府部长级高官林长民的千金,林徽因除了有才女之誉外,更难得的是兼有 出众的美貌,真正的秀外慧中,光彩照人。用当时时髦的一句话说,慕名拜倒在她石榴裙 下的青年才俊真是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既有实力雄厚的世家大族的公子王孙,也有大 权在握的政界精英和工商巨子,还有手拿司的克(其实就是拐杖,其时又被人称为文明棍), 嘴叼深棕色胶木烟斗,刚从美利坚回国的一身燕尾洋装,留分头,戴小圆框黑边眼镜,穿 皮鞋的新科博士。当然,在她早期的追求者中最有名的还是非多情诗人徐志摩莫属。   
  以诗名响亮传于今日的志摩当年也是一个风流倜傥的小白脸,为人儒雅浪漫,富有萝 蔓蒂克的精神。他1897年生于浙江海宁,父亲是个成功的地主,商业和金融家,在辛亥革 命时,还做过一阵军火商,给杭州的革命军提供过枪支弹药,正是因为有他多年积累起来 的财富作为后盾,志摩才能在日后把他这个江南才子洒脱不羁的性情发挥出来。他先是自 费留学到美国,两年后,也即1920年的10月,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政治学硕士后,又 从美国漂洋过海到英国求学。在伦敦,他一见到既漂亮又有才识的林徽因,就爱上了这位 十六岁的姑娘,而这时他不仅已有家室,还有了一个两岁多的儿子。与他的识见不多的结 发妻子张幼仪相比,才华出众的林徽因显然更加聪颖也更加漂亮,为了追求高层次的情感, 他开始产生了离婚的念头,并向林徽因求婚。但他的妻子张幼仪不久就从国内来到了英国 陪读,可能因此林徽因的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也可能根本就是她父亲林长民的原因, 林长民也很喜欢志摩的才华和浪漫精神,可似乎只愿意志摩当自己的朋友,却不愿意他当自己的女婿。所以,虽然林徽因还是继续和住在异地的志摩保持热烈的通信往来,还是拒绝了他的求婚。   
  1922年3月,徐志摩终于和他的妻子张幼仪在德国柏林离了婚。他这婚离得有些晚了, 这时候,林徽因已经回国快半年了,她父亲的朋友梁启超此时早已把她看成了自己未过门 的儿媳妇,而且,林长民也同意了这桩亲事。不用说,在这件事上,梁思成是多少沾了点他爹的光。1922年秋,徐志摩离开了英国。10月15日,他乘船抵达上海,先去探望了一下他的父母,然后迫不及待地到了北京,再次向林徽因求婚。这可把梁启超急坏了,他连 夜写了一封信给徐志摩,想劝阻他的这种行动,因为事情弄不好会影响到自己儿子的婚事, 他难免有些动感情,啰里啰索,一直写到第二天早上三点钟才写完。     
  徐志摩没听他的话,在给他的回信里写到,“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 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梁启超看了以后一下傻了眼。但马上,没过多长时间,志摩也跟着傻了眼,被他视作唯一灵魂伴侣的林徽因再一次拒绝了他的求婚。1923年5月的一天,梁思成在一场车祸中惨遭不幸,左腿被撞骨折,脊椎也收了伤,原定留学美国的计划也就此暂时泡汤。他只好躺在协和医院的病床上养伤,也许唯一能让他感到因祸得 福的是林徽因就在他的身边,她不仅陪他聊天,有时还给他拧毛巾擦汗。     
  对于志摩来讲,这实在是一件让他感到痛苦的事,好在他会写诗,就把痛苦升华了一 下,转换成了一首名为《偶然》的诗,在这首诗里,他将自己比作一片偶尔投影在亲爱的 姑娘心上的云彩,可转瞬间它却消灭了踪影,出于一点可怜的自尊心,志摩解释说这是因 为各自有各自的方向。为了表现他的超然,他在诗的结尾还鼓足勇气对爱人说,记住他固 然好,但最好还是忘掉他。但他们彼此都没有忘记对方,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应林 徽因的请求,前去为她所作的一场关于中国建筑艺术的讲演捧场,但他从南京上了飞机后, 在途中遇到了大雾,飞机不慎一头栽到了山东济南郊区的一座小山包上,他也因此遇难, 转瞬间真正地消灭了自己的踪影。   
  这些都是后来的事了。1924年6月,林徽因随梁思成一起去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留学。 1928年3月,他们在加拿大渥太华结婚。婚后,两人又去欧洲旅游,直到同年8月中旬才 返回国内。而多情的徐志摩也在1926年的10月3日,与另一个享誉京城的名媛陆小曼结婚。

三   

  在天气好的时候,从桂子山华师的校园里向北望过去,能远远地看见座落在另一个山 头的武汉大学,那些用绿色琉璃瓦盖成的中式大屋顶建筑在阳光的照射下,会清晰地浮现 出它的轮廓。只要去武大,我和任辉献就会在这些建于民国二三十年代的院系办公楼,学 生宿舍,图书馆和教学楼之间散步,聊天。这些建筑多依山而建,气势雄伟,大都是飞檐 耸脊的中国传统风格的房屋,在这里行走,就像是走进了一座规模庞大的庙宇或宫殿之中。   
  一个月后的一天,我和任辉献又一次像过去一样在武大的校园里漫步,当我再次看到 了那些风格古朴的建筑时,我不禁触景生情,向他介绍了梁思成,这个热衷于研究中国古 典建筑并对它的美赞不绝口的人。为了炫耀我从这位学者身上所获得的一点浅薄的知识, 我还指着一幢房子的屋顶,告诉任辉献它的屋顶类型是一种名叫庑殿的顶,还夸夸其谈地 对他解释了什么是歇山,什么是硬山,以及中国古典建筑的基本特征,比如斗拱的作用, 框架式结构的优点,雕梁画栋的美,院落布局的独特等。我想起多少说多少,尽管我的解 释并不准确,有些还是错误的,但任辉献听得着了迷,他虽然对数学有一定研究,对建筑 却比我了解的还少。然后我们一起感慨了一番,很奇怪为什么过去中国的建筑建造得这么 美观大方,现在经济发展了,技术进步了,我们的建筑却越造越难看了,就像武大,解放 以后盖的房子就不仅难看,连样子也差不多,都是五六层的灰白色的楼房,方正平板,明 显比不上几十年前建造的这些形体庄重风格典雅的老房子。   
  太阳正在缓缓地西沉,秋天的黄昏即将到来,在红色的光芒中,我和任辉献站在建在 半山腰的学生宿舍楼顶的平台上,倚着雕有云纹的石栏杆,望着操场对面山坡上的一幢像 过去的城门楼一样的学校行政大楼,沉默了下来。在夕阳余晖的光影中,行政大楼的青绿 色的四面攒尖屋顶和它下面高大泛黄的墙体和谐地统一到了一起,它轻盈而不失厚重,虽 然历经了岁月的沧桑也并不缺乏生气。也许就在这一刻,我才突然意识到梁思成在他的那 本书里谈到的种种中国建筑的美,它并不抽象,也不再那么难以想象,在我眼前,它渐渐 变得具体起来,生动起来。任辉献正在抽烟,我问他要了一支,点燃后用力吸了一口,一 股淡蓝色的烟雾带着烟草特有的芬芳飘散到了空气之中。   
  “以前的建筑师水平真高,你看看,这些房子确实很有味道,”我说,“现在的人的设 计的东西实在是太差了。”   
  “听说,武大的这些建筑都是由李四光当年领导人设计建造的,”任辉献说。   “难怪,李四光是个大科学家,没准他还是个很懂建筑的人。”   
  “是啊,看看现在盖的这些楼,其实都是一堆乱七八糟的建筑垃圾,毫无美学价值,没有一幢值得保留下去。”任辉献说了这句话后,又一次和我一起沉默了下来。   元旦的时候,系里一个平时和我关系不错的老师想照顾我一下,让我到她家去吃一顿 饭。她是一个可爱的老太太,教我们英美文学,上课时她总是带着一副老花眼镜,喜欢从 镜片上面看坐在教室里的学生,她已经是快六十岁的人了,可一讲起雪莱拜伦什么的还会 激动,也不管我们能不能听懂,马上就会把眼镜一摘,放下教案,用一口流利的英语给我 们背诵一段他们的诗。因为她姓韩,我们背后都叫她韩老太。她和学校里的一些老教师一 样,不住在桂子山,而是住在昙华林华师的老校园里。昙华林在武昌的城区,和位于郊区 的桂子山还有一段路程,住在那里的老师一般没有课都不来学校里。韩老太却不是这样, 她经常来学校的图书馆查资料,有时她还会到我们的宿舍里来看看我们,和大家聊聊天。   
  我过去没有去过昙华林,虽然知道华师以前一直在那里,直到五十年代初大学院系调 整时才搬到桂子山新建的校舍中,但我并没有想到要去那里看一看。在这之前,华师并不 是一个师范大学,它原来的名称只有华中大学这四个字,而不是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它是由英美基督教人士联合创办于1903年的一所综合性的教会大学。韩老太告诉我们,她的 英语之所以还过得去,就是因为当年给她们上课的老师大多是外国人,都用英语教学的缘 故。韩老太本来要我上午早点到她家,但我十点多才从床上醒过来,等我匆匆乘公共汽车 赶到昙华林时,已经快12点了。   
  自从华中大学搬走以后,原来在昙华林的校园就让给了湖北中医学院,但由于历史的 原因,韩老太和一些华师的老教师仍然住在它的教工宿舍里。按韩老太事先给我画的一张 地图的指示,我从云架桥路110号进了中医学院的大门就往教工宿舍走去。因为时间的关 系,我已经来不及在校园里多转了,可韩老太用钢笔画的路线图和现实的地形存在一些差 距,我只得边走边问,还是不可避免地在校园里兜了个小圈子。我觉得华中大学的这个老 校园的面积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大,一些西洋风格的建筑散布于其间,图书馆,办公楼, 教室,大小虽然不一样,但都是式样别致的两三层欧美风格的楼房,这一点,倒和我想得 差不多,一所由英美人办的教会大学当然应该有些异国情调才对。可当我拐过一间房子后, 却看到一幢体量较大的有三层楼高的中国传统的大屋顶建筑,它重檐歇山,上面铺着绿色 的琉璃瓦,像是一个大礼堂,从建筑的外观和色彩看起来,它和那些西式的建筑建造的年 代好像相差并不太远,但风格却如此不一样,这使我感到有点奇怪。   
  韩老太的儿子和女儿早在前些年就出国留学了,家里就她和她爱人,他们两个热情地 招待了我。饭后,韩老太的爱人去午休去了。我又坐了一会,和韩老太聊了一下天,接着 就向她告辞。看看时间也不太早了,她也就没再挽留我。送我下楼后,我让她留步,对她 说我认识路,就不麻烦她再出来了,但韩老太说她没事,一定要把我领到学校大门再回去, 我见不好拒绝,就同意了。想想校园也不大,我索性让她带我在校园里转转再走。韩老太 听了很高兴。她先把我带到一座四周都有西式白色廊柱的房子前,告诉我这幢房子以前是 华中大学的教堂,她读书的时候经常在里面做礼拜,过圣诞节,但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一般 性质的礼堂了。接着她又带我到她过去作学生时住过的一幢宿舍楼看了一下。穿过一块草 坪,拐过一个路口后,韩老太让我看路边一个底层开着好几扇巨大的半圆形拱窗的两层楼 房,说这就是文学院的办公楼,中文系就设在这里,她当初还在里面的教室上过课。这时 我忽然望见了那幢有绿色琉璃瓦的大屋顶房子,就向韩老太打听它的来历,她对我讲那是 学校的体育馆,具体什么时候建造的她倒不是很清楚,只知道这也是一座老房子,解放前 她在这里上学时就有了。我说我想去看一下,韩老太不知道我要去看什么,告诉我那里没 什么看头,就是一个体育馆,没别的东西。但她还是陪着我往体育馆走去。   
  在体育馆大门的一侧,我看到了一块砌在墙角的奠基石,上面果然刻有这座房子的建筑年代,它的建成比我猜想得还要早,它竣工于1921年。我问韩老太,知不知道这个体育 馆是谁设计的,韩老太说这个她也不是很清楚,估计很有可能是学校里当时请外国人设计 的,她好像在刚进华中大学读书时听人说起过,学校里的各种建筑都是由外国人设计的。 体育馆分两层,底层是一些小的房间,有一间屋子里有人在音乐声中跳健美操,我们上了 二楼,上面很大,是个球场,空间也很开阔,里面有一些学生正在打排球,周围围了一大 群人,不时响起一片喝彩声。我和韩老太很快就从里面走了出来。我们最后来到了图书馆, 同样,这幢房子也是一幢西式建筑。这让我多少感到有些困惑,我忍不住问韩老太,为什 么在这个基本上都是西式建筑的教会大学里,它的体育馆却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建筑?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韩老太的回答使我有点失望,她说她根本就没在意,她说,“这么多年 了,这些房子看过来看过去也习惯了,倒是真没注意到这一点。”

四   

  1928年8月,梁思成和林徽因从欧洲度完蜜月回国,马上就被东北大学聘为建筑系主 任,并由他着手筹办这个建筑系,这也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建筑系。1931年9月,在创立以 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为宗旨的中国营造学社的社长朱启钤先生的邀请下,他离开东大,回到 北平,进入中国营造学社任职,开始踏上了他研究中国建筑发展史的漫漫长路。为了积累 资料和寻求科学依据,梁思成从此也开始了他的艰苦的,同时也是颇具独创性的建筑调查 活动。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他跋山涉水,历尽困难,陆续实地考察了河北,山西,浙 江,山东,河南,陕西以及西南地区的古建筑遗迹,进行了大量的拍照,测绘,资料整理 和科研工作。   
  1932年6月17日黄昏,梁思成带着一身疲倦从河北宝坻调查完古建筑后回到北平, 当他踏进北总布胡同的家门,正想立刻把他在宝坻发现的广济寺建于辽代的三大士殿的好 消息告诉林徽因时,林徽因早已听见门响,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思成,你终于回来了,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才好?”林徽因一见梁思成,就皱着眉没头没脑地问了他这句话。梁思成大吃一惊,他不知道林徽因遇到了什么麻烦事情,但看 她哭丧着脸的样子,不像是开玩笑,就忙问她出了什么事。   
  “唉,思成,我真是烦死了,你要再不回家,我说不定要愁出病来了。你说我该怎么办才好?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林徽因说完,还叹了一口气,又加了一句,“真烦人。”   
  梁思成听到林徽因这么一说,眼前立刻冒起了金星,难道是徐志摩?他差点喊出声来, 他不是刚在去年从飞机上摔到地上死了吗?他记得很清楚,去年的11月22日,他还亲自 赶到济南参加过志摩的婚礼,难道他复活了?他有些迷惑不解,赶紧问林徽因,“这两个人 到底是谁?”   
  “真是的,你怎么这么傻,还有谁,一个就是你,还有一个是老金,就你们两个人。” 林徽因很苦恼地告诉了他。   
  老金是谁?不是别人,就是住在梁思成家后院的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他们夫妇的好 朋友金岳霖。老金身材高大,讲一口难懂的湖南长沙话,1914年从清华学校毕业后留美,1920 年于哥伦比亚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一手创办了清华大学的哲学系,后主讲逻辑学,有金逻辑之美称。当年他不过38岁,虽然是个光棍,但仪表堂堂,风度翩翩,他吃西餐,喝咖啡,尝冰淇淋,用高雅的英语和人谈哲学与文艺,的确也是一个浑身散发着挡不住的魅力的人。而且,老金也是林徽因的老朋友,早在林徽因在英国和徐志摩谈恋爱时他们就认识了。这是因为老金和徐志摩曾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在徐志摩跑到英国剑桥留学时,他也在伦敦大学听课。1922年3月,志摩为追求林徽因与其原配张幼仪女士在柏林离婚时,他还是一个证人。事情还不仅仅如此,1926年10月3日那天,在徐志摩同陆小曼喜结连理之时,走在志摩身边的伴郎也是他。1931年11月22日那天,他还和梁思成等人 一起去济南参加了徐志摩的遗体告别仪式。这些其实也都没什么,关键是这半年来他们一 道住在北总布胡同的这个院子里,经常见面就不说了,老金还模仿外国的作派,在自己家里搞了个沙龙,每星期六请林徽因和梁思成还有其他一些朋友来家里聚会,互相聊天,吹牛,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才华。有时候,连中饭晚饭也和他们夫妇一起吃,更是密切了他和他们一家人的联系。想到这些,梁思成的呼吸一下子急促了起来,感到自己身上的血液也凝固了。   
  夏夜的凉风在窗户纸外面轻轻吹地着,在夜幕中,暑热渐渐消失了,辛苦了一天的人们都进入了梦乡,可是早已疲惫不堪的梁思成却失眠了。院子里的树木不停地在摇动,树叶碰撞的声音像一台坏了探针的旧留声机放出的音乐一样在沙沙作响,梁思成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一动也不动,似乎也已睡着很久了,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今天他上了床以后连个盹也没打过,而他的心也像风中的树木,始终在发出细碎的,伤感的,和无法平静的声音。   
  一切都和过去不一样了,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已经在1925年12月死去,梁启超也在 29年的1月因病去世,这一次,既没有人会去劝阻林徽因,也不会有人去给老金写信来批评他了。   
  梁思成又一次想起了志摩,自从志摩飞机失事成为遇难者后,他还真没有像今天这样,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接连不断地想到他,他一度还以为他把志摩忘记了,可如今,志摩那张白净的有点女人气的脸又在他眼前晃动了起来。他想,难怪徽因会喜欢他,不说人怎么样,光是志摩的谈吐他就望尘莫及,志摩总是那么高雅和有情调,徽因只要和他谈起文学,就会兴趣盎然,他们一会英语,一会汉语,能一口气从英国古典文学谈到中国的新诗创作,中间既不会冷场也不会停顿,有的除了笑声还是笑声。而他最多只能偷偷爬到树上像小孩子捉迷藏一样猛地叫一声徽因吓她一吓,逗她笑一笑。志摩又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诗人,说到高兴处,他会很自然地朗诵一首他最新写的诗作,他的眼睛在他的小圆眼镜的后面闪着光,额头也发着亮,一副神采奕奕的样子。可那时,他的印堂却在发暗。因为他不会写诗。 但林徽因却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女诗人。   
  他不懂的东西太多了,比如哲学,这门老金的强项也刚好是他的弱项。老金头脑清晰,和林徽因谈起哲学来简单明了头头是道,很有哲学家的派头,这一点让林徽因十分佩服。他对建筑和绘画也有一定的造诣,还经常和他们一起谈论他们正在进行古建筑的调查工作, 有些见解即使是他这个专业出身的人也感到难得。他对文学的理解就更不用说了,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他都能兼收并蓄,虽然自己也有些文学艺术上的修养,但和老金比起来,好像总差了点什么东西。想到这里,梁思成突然焦躁起来,他睁开眼睛,看着黑暗中的屋 顶发起了呆。纸糊的天花板上此刻正砰砰砰响个不停,就像有一个人在胡乱敲一只低音鼓, 家里的老鼠们又开始活跃了起来。   
  第二天,梁思成很早就从床上爬了起来,林徽因一夜也没睡好,她脸色苍白,咳嗽着, 就像刚生了一场大病。尽管他已经平静下来,作出了决定,可一见到林徽因,还是有点百感交集,最后,他鼓足勇气向林徽因说出了自己的选择,他说他思考了一夜,认为自己在各方面确实不如老金,林徽因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老金,他愿意祝他们永远幸福。可话一出口,他就声音嘶哑地流起了眼泪,林徽因也哭了起来。

                  五

  从昙华林回来后,我到图书馆去了一趟,想查一下过去的华中大学的档案,看能不能找到那个体育馆的资料,但图书管理员告诉我,要看这些档案得先到系里开个证明,我嫌麻烦,就没有再坚持。元旦后,韩老太来给我们上课,课间休息的时候,她把我叫到一边,告诉我,有关那个体育馆的事情她又想起了一点,这是为了纪念华中大学的一个创始人,名叫翟雅各,James Jackson的英国牧师修建的,这个体育馆名字就叫翟雅各体育馆,其它的情况她就不清楚了。我谢了谢她。可这个体育馆是谁设计的?它为什么要建成一幢中国风格的建筑?这些疑问,还是没能得到解答。
  星期天,任辉献来华师找我,他带来了一本武汉大学的校史,他翻开里面的一页让我立即看一下,他对我说,你看了肯定会大吃一惊。我接过来看了一眼,果然,才看了一段,我就惊讶起来。书里的这节文章讲的是武汉大学的创建情况,1928年主持建设武大校园的人的确是著名的科学家李四光,但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让人吃惊的是作出这些规划和设计的人不是一个中国人,而是一个外国人,美国建筑师卡尔斯(F.H.Kales)。他是武汉大学校舍的总设计师。因为工作出色,他后来还被聘为武汉大学的名誉建筑师。书上还讲,在当时流行的以模仿西方建筑风格为主的国立大学里,像武大这种以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为特色进行设计和建设的并不多。这句话使我有些迷惑不解,难道当年的国立大学的建筑风格都是西式的?
  我问任辉献,这是什么意思,任辉献也有些弄不清楚。武汉的大学多是多,但解放前武汉的国立大学好像就武大一所,华师是个教会大学,不具有可比性,别的大学又基本上是1949年以后建立的,所以他和我都无法对这句话的真实含义作出相应的解释。因为缺乏更多的资料,我们这天没有就这个问题继续聊下去,包括对卡尔斯为什么要把武大的校舍设计成中式建筑也不了解。后来,这个问题也就渐渐被我淡忘了。

  让人一直牵挂的问题终于有了结果。在梁思成向林徽因袒露心扉后,没几天,林徽因 就告诉梁思成,她把他对她说的话转告给了老金,老金深受感动,对她说,看来梁思成还 是很爱她的,他不想去伤害一个真正爱她的人,因此老金决定退出,并建议林徽因继续保 持她和梁思成的情感。老金的这种绅士作风不仅使林徽因再次回到梁思成身边,也让梁思 成肃然起敬。二十多年过去了,1956年6月10日,老金突然通知他的几个老朋友,说他要 在北京饭店请客。朋友们觉得很奇怪,这个日期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等大家都来 齐后,老金对疑惑的朋友们解释了他请客的理由,原来这一天是林徽因的生日。而林徽因 已于1955年的4月1日在北京同仁医院病逝。老金虽然终身未娶,但他一辈子都是梁思成 和林徽因的好朋友。   
  1937年8月,抗日战争爆发。9月,梁思成和林徽因带着一家老小离开北平,辗转逃 到长沙,1938年1月,他们落脚到了昆明。因旅途艰辛,到了昆明不久,梁思成就染上了 重病,他扁桃体化浓,背部巨痛,引起牙周炎后又把满口牙齿的拔光。但没过几个月,他 就又和流亡到昆明的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事到四川和西康一带进行古建筑的调查工作。1940 年的冬天,中国建筑学社迁到四川南溪县的李庄,直到1945年学社因资金短缺解散,梁思 成始终在这里坚持他的学术研究。1944年,他完成了日后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我国有史以来 第一本《中国建筑史》和英文的《中国建筑史图录》。   
  1945年3月起,梁思成开始为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奔走。从此以后,他一直担任清华 大学建筑系的系主任。1946年10月,梁思成到美国考察建筑教育,1947年2月,他被外 交部推荐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代表,直到47年9月才回到国内。其间为了表彰 他在中国建筑史研究上作出的贡献,还被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这当然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但梁思成更高兴的是在1948年冬天,在共产党将北平包 围起来后,一天夜里,突然有两个解放军在熟人的带领下来到他家,请他把还在国民党控 制的城区里重要的古建筑在地图上标示出来,以免到时候解放军攻城时炮火不慎将这些建 筑炸毁。梁思成和林徽因都很激动,他们连夜干了起来。后来,虽然北平和平解放了,可 这件事他怎么也不能忘记,这也使他对新成立的政府充满了好感。   从1949年春北平解放后到1952年夏,他先后参加和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天 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建筑学家,还在1949年5月,他就被 新政府聘任为北平的一个城市建设方面的委员会的副主任。旧的政府已经垮台,新政府决 定把北平定为首都,改名北京。一场大规模的建设即将展开。梁思成也开始积极地向新政 府献计献策,为了更好地保存北京这个千年古都的风貌,不至于因新的建设破坏它的固有 的完整的美,他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来阐明他自己的观点,尽可能详尽地解释了北京城建筑 和规划的杰出与巨大的艺术价值,赞美它的城墙,街道,牌楼,宫苑,坛庙,塔寺。同时, 他建议新政府不要在旧城区里大兴土木,最好在北京城外的西郊重新建设一个新城区来安 置庞大的行政机构和可能迅速增长的人口,这样,既可以避开对北京这一历史名城的不可 避免的破坏,又可合理地对城市进行规划,建设一个新首都,大北京。但遗憾的是,他的 这一方案没有被新政府接受。大规模的建设很快还是在古老的北京城里铺开了。

  1991年夏天,我从华师毕业后,继续到南京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南大也像很多老大学一样,可以根据校舍建筑的年代把校园分成好几个部分,它最早的那部分校园从建筑的 格局上讲和一个放大的四合院差不多,行政楼,教学楼和图书馆的样式也有点像传统的江 南民居,都是青砖墙黑筒瓦,翘角飞檐的大屋顶房子。但我刚到南大看到这些时,却并没 有往深处想,我觉得对于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来说,这样的建筑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正常 的。   
  可没过多久,当我在一次闲谈中得知南大现在的校园以前曾是著名的教会大学金陵大 学的校园时,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我隐隐约约地感到,这里面可能有什么问题 存在,按理说,一个教会大学是不应该采用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来建设自己的校舍的。 这天晚上,我还是像往常一样到典雅古朴的老图书馆去翻阅解放前的文学杂志。在从 外形和火材盒差不多的新图书馆的一侧走向老图书馆时,一缕桂花的香味忽然从黑暗中飘 了过来。我停住了脚步,在这条曲折的小路上,我深深地呼吸了几次,桂花芬芳的气息使 我想起了刚刚离开的华师,桂子山这时也应该是桂花飘香的季节。我想起了华师在昙华林 的老校园和那个翟雅各体育馆,还想起了武汉大学那一幢幢由绿色琉璃瓦盖成的大屋顶房 子。   
  老图书馆的青砖墙面在夜色中显得朴实无华,它的青筒瓦大屋顶像一只大鸟灰色的翅 膀,在月光下静静地开举着。路灯已经亮了。我顺着老图书馆门前的路向北走去,两边花 木扶苏,不时飘来一阵桂花的清香。在这条路的尽头,高耸着学校的行政楼北大楼。白天, 我曾经注意到它的造型别致的歇山顶,那种上半部分是挑出山墙外的两面坡而下半部分是 四面坡的屋顶,因为在北大楼的歇山屋顶正中还有一个同样是歇山屋顶的塔楼,所以它显 得十分高大。我上了几级台阶,从正对着北大楼的一块宽阔的草坪间走过。礼堂,西大楼, 东大楼,都是一色的清水砖墙和灰筒瓦大屋顶,站在由这些建筑包围而成的草坪中间,给 人的感觉就像是来到了一个明清时期的某个大户人家的院落之中。   
  已经是秋天了,一会就有一阵微风吹过,坐在空旷的草坪上,我再次闻到了那股若有若无的桂花的香气。在花香中,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我立即从草坪上站起来,向新图书馆三楼的开架阅览室走去。果然不出所料,在一排又一排书架中,我很快就找到了一本南京大学的校史,我能这么做还应该感谢几年前在武汉时任辉献无意中对我的提醒,那些我想知道的东西全部清清楚楚地写在上面。   
  就像我预感的那样,设计金陵大学这些建筑的也是个外国人,美国建筑师司迈尔 (A.G.Small),他是芝加哥的一个建筑事务所的职员,1914年他来到南京后,不仅设计了 这些建筑,还参与了施工管理,1919年建成北大楼后,他在金陵大学又工作了七年多,直 到1926年西大楼等主要建筑设计完成后才离去。   
  我看到的还不止这些,书上还提到,南京大学的老校园,也即它的前身国立中央大学 的校址在四牌楼,自从五十年代南大因国家进行大学院系调整与金陵大学的部分系科合并 搬迁到原金陵大学的校园后,它的老校园就一直由另一所新成立的工科学校,后来改名为 东南大学的大学使用。最重要的是,我还知道了解放后曾与金陵大学合到一起的金陵女子 大学的校舍建筑也是由一个名叫墨菲的美国人设计的,而位于南京宁海路的金陵女子大学 同样是一个教会大学。   
  第二天上午,我首先骑着自行车到金陵女子大学去了一趟,当然现在它已经不存在了, 它的原址早已变成了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这一次,我不再感到惊讶了,一切都和我想的 一样,我又一次走进了一个面积广大的由中国传统的大屋顶建筑组成的院落中,我想我已 经用不着再详细描述我所看到的那些古典建筑的形制了。我感到,有些东西好象在我的脑 海里逐渐变得清晰起来,但我还不敢肯定,证明这一切,我不仅需要更多的例子,还需要 一个更重要的例子。   
  我接着立刻去了东南大学,进了校门后,从我第一眼看到大门正后方的大礼堂起,我 就放了心。这是一幢标准的西式古典建筑,青色的圆穹顶,高大的立柱,灰白色的混凝土 墙面,就像一座古罗马时期的神庙,那些一看就知道是过去建造的图书馆,办公楼和其它 的一些建筑,也都是典型的西洋风格。这说明过去任辉献拿给我看的武汉大学的校史上讲 的话并不是空穴来风,那个时候的国立大学的建筑确实是有模仿西式风格的情况存在,而 当年名声赫赫建在首都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就是一例。   
  有了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的这两个实例,我的信心变得更大了。我知道,能否得出一 个结论很快就要见分晓了。下面我要做的事情只剩下一条,那就是到图书馆里去查一查解 放前那些历史悠久的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分别看看它们的校园建筑的风格是什么样的就 行了。

  随着新的建都计划的开始,关于北京城墙是保存还是拆除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像上次 决定在哪里建立中央行政区一样,主张拆除城墙的意见又一次占了上风。因为作为古代防 御工事的城墙在现代已经失去了功用,它不仅阻碍交通,限制了城市的发展,还被认为是 应该铲除的封建帝王的遗迹。   
  北京的城墙,是一串光彩耀目的缨络,说什么也不能把它拆掉!1950年春天,正是抱 着这样的信念,梁思成写了《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一文。他在文章中逐条驳斥 了那些要求拆除的意见,同时他也申明了为什么要把北京的称墙保存下来的理由,这些理 由说来说去其实无非只有一条,那就是北京的城墙是一件气魄雄伟的艺术品和精神壮丽的 杰作,无论如何也应保留。他为此还举了如下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   
  苏联斯摩梭斯克的城墙,周围七公里,被称为“俄罗斯的颈环”,大战中受了损害,苏 联人民百般爱护地把它修复。北京的城墙无疑的也可当“中国的颈环”乃至“世界的颈环” 的尊号而无愧。它是我们的国宝,也是世界人类的文物遗迹。我们既继承了这样可珍贵的 一件历史遗产,我们岂可随便把它毁掉!   
  这篇文章发表后,反对的保留城墙的声音好像一下减弱了许多,在今后的几年里,城 墙也没有立即被拆除。很难说是梁思成的这篇文章起到了什么作用,因为当时尽管没有拆 城墙,但已经开始拆起了城门楼。之所以要这么做,是由于一来雄伟壮观的城门楼刚好都 在城区交通的主干道上,为了拓宽道路不得不把它拆掉,二来新的建设急需木料和砖瓦, 可以从拆毁的城门楼中就地取材,这也是那些要求拆除城墙的意见中的一条,说是可以将 拆下来的城砖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   
  在这些城门楼的拆除过程中,最痛不欲生的当然是梁思成,他忍不住又开始为保护这 些城门奔走起来,经过他的努力,总算保留下了西直门,这个北京城最后的一座有瓮城的 城门。但到了六十年代末,当北京人不分男女老少一起上阵,开始大规模地拆除城墙时, 梁思成却毫无办法了。继1955年他因倡导中国古典建筑受到批判,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 他再次受到了更为严重的批判。此刻他只能坐在家里时而唉声叹气,时而沉默不语。这一 切虽然出乎他的意料,可他也知道,凭自己的能力,什么都已经不可挽回了。   
  他曾经计算过,北京的城墙除了内外各有一米左右的砖皮外,内心的由石灰黄土构成 的混凝土约有一千一百万吨,要把这些经过了三四百年已变得像岩石一样的东西清理掉, 用二十节十八吨的火车每天拉一次,也得花八十三年才能运完。这个计算当然是正确的, 可现实中有很多事情是不能以数学来计算的。没过多长时间,北京的城墙就被拆得差不多 了。城墙没有了,1972年的1月9日,梁思成也终于因肺心病不治而去世。

  现在,我已经不需要再保留我的那个所谓的结论了,在图书馆里翻阅了两天相关的资 料后,我觉得我的看法基本上得到了证实。但是,在我把我的看法说出来之前,我还是想 把我在前文提到的那个墨菲的事迹再简单地讲一讲。   
  墨菲,全名为墨菲。亨利。凯莱姆(Murpy.Henry.Killam),他1899年毕业于耶鲁大学, 1914年起开始来中国从事建筑活动,并在1928年担任了国民政府的建筑顾问。他到中国后 就主持设计了当时尚未改制为大学的清华学校的大礼堂,科学馆,图书馆和体育馆,这些 建筑的风格都属于欧洲古典折衷主义,我在这篇文章里一再提到的西洋建筑中有不少就是 这种风格,比如说,清华的大礼堂就和中央大学的大礼堂差不多,一样的穹顶和大门口一 样的立柱。需要指出的是,清华这时候虽然还不是个大学,但它却是一所著名的国立学校。   
  1920年以后,墨菲的建筑设计活动进入一个高峰期,但他设计的不再是像清华那样的 西式风格的建筑。到1928年左右,他先后应邀主持设计了福州的协和大学,长沙的湘雅医 学院,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北京燕京大学和广州的岭南大学,以及一些其他类型的建筑。 由墨菲设计的这些大学里的校舍,其式样无一不是以曲线柔和的大屋顶为标志的中国古典 建筑,而更为奇特的是,这些大学都是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教会大学,没有一所是我们自 己创办的大学。在墨菲设计的这些大学里,燕京大学是他最成功的作品,当时凡是去过燕 京的人,都对这座以中国传统的宫殿式建筑为主的校园的规划与设计赞不绝口,认为它是 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和其它教会大学的命运一样,在解放初期燕京大学被政府解散并与 别的大学合并后,北京大学搬了进来,留在北京大学原址的校舍除了在建校前就有的中式 旧房外,更多的是民国初年新建的一批西式建筑。其中,梁思成在三十年代还为北大设计 了地质馆和女生宿舍,风格是国际上刚开始流行的现代建筑。谁都知道,北大不仅是国立 大学,它还是近代以来我国建立的第一所高等院校。   
  也就是说,当年我们的国立大学在建设自己的校舍时,大多采用的是西洋风格的建筑, 与此同时,那些由来华的外国人创办的教会大学却选用了中国传统的大屋顶样式的建筑。 金陵女子大学在邀请墨菲来进行设计时,就特地要求他设计出类似中国古代的,优美的宫 殿式建筑,同样,燕京大学的校长也让墨菲在设计时,尽量让学校在建筑方面中国化。我 想,别的教会大学在处理这各问题时,他们的态度也一定是接近的,像由比利时人格里斯 (Dom.Adelbert.Gresnight)设计的辅仁大学,美国一家建筑事务所设计的北京协和医学院, 以及山东的齐鲁大学,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还有上海的圣约翰大学等,它们的校舍也都 是中式的大屋顶建筑,而且它们几乎都建于同一个时期。   
  这是为什么?我想,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肯定有很多种,而我所要给出的解释很可能 是最普通的一种,那些外国人就像我们爱上了他们的建筑风格一样,也爱上了我们的建筑 风格。在那样一个时代,他们不约而同地发现了我们的那种有着一个大屋顶的房子的美, 虽然这种美正被我们以属于他们的那种美所替代。正因为这样,墨菲才会给清华设计了西 式的校舍,给燕京设计了中式的屋宇。也正因为这样,热爱中国古典建筑的梁思成给北大 设计的建筑风格不是中式的,而是西式的。其实,他们本人的喜好在这种时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聘请他们进行设计的人的爱好。有趣的是,在那些教会大学开始大兴土木时,中 国还没有专职的建筑师,直到梁思成等人于二十年代末留学归来,中国才有了自己的专职 建筑师,所以,正像我们到现在为止知道的那样,那些参与这些教会大学校舍设计的建筑 师也大都是外国人。因此,我在昙华林华师的老校园里看到的那个建于1921年的翟雅各体 育馆估计十有八九也是一个外国人设计的,至于为什么同为教会大学,它的校园里的其它 建筑不是中式的问题,我以为已经不用再多作解释了,因为什么都会有个例外。就像武汉 大学,尽管也是一个国立大学,采用的却是美国建筑师开尔斯设计中国古典的建筑风格。 当然,这里面可能还有别的原因,二十年代末,随着学成回国的中国建筑师陆续增多,他 们对发扬中国建筑的固有传统也作出了大量的努力,当时的国民政府也有意提倡,所以, 在1928年以设计中国传统建筑享有盛名的墨菲才会被政府聘为建筑顾问,而武汉大学的设 计工作也刚好是在28年才开始的,也许,这并不是一个巧合。

  在梁思成去世将近三十年后的今天,人们突然开始怀念起他来。他的那些被尘封多年 的著作被出版或重新出版,如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中国建筑史图录》和《中国 建筑史》,还有一本建筑随笔集《凝动的音乐》,他的续弦,曾陪伴他走完最后的人生旅程 的林洙女士撰写的传记《困惑的大匠——梁思成》,也于1997年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尤其是这一本书,不仅使我们得以真正地接近和了解了梁思成,也使我的这篇东西能够完 成,我的这篇文章里有很多细节便直接来自于林洙女士这本书。比如,林洙女士曾经在书 中讲到,五十年代初,梁思成在劝说北京市的有关部门领导人不要把政府的行政中心放在 天安门一带时讲,“我们将来认识越高,就知道文物的宝贵,”还说,“五十年后,有人会后 悔的。”   
  五十年过去了,果然有很多人开始后悔了,不断有人写文章提起梁思成不让拆北京城 墙的往事,为北京城墙的被拆除感到惋惜和痛悔,因为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的认识真的 提高了,北京的城墙在我们眼里确实就像梁思成过去说的那样,是一件伟大的艺术品,是 一串珍贵的缨络。但也有人认为,当时政府把城墙拆掉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国家太穷 了,实在没有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只好穷则思变,打城墙的主意,向城墙要砖,向城门楼 要木料和瓦,这也是为什么政府没有同意再在北京西部建设一个新城区来安置行政中心的 原因。不管这两种意见谁对谁错,有一点却是争执的双方都认可的,那就是梁思成这个人 已经和北京的城墙联系到了一起,只要提起他,大家就会想起北京的城墙,而只要想起已 经消逝的北京的城墙,梁思成这个名字就会出现在人们的脑海里。时间消蚀了一切,也留 下了最值得保留的东西。北京的城墙没有了,但它并没有消失,它依然存在于梁思成这个 名字后面,相对于这一点,有关梁思成的出身,他与林徽因的爱,与徐志摩和老金的关系, 甚至他历尽艰难写出的那本《中国建筑史》,在他的一生中,也都算不上什么了。   
  但我写这篇东西的本意并不在此。去年,我在书店里买了一本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梁思成于1944年写成的《中国建筑史》,在第一章绪论的第一节里,梁思成谈到了中国建 筑的一个重要特征,他说,我们中国建筑由于主要是木结构,所以寿命都不太长,但这只 是表面的原因,更深的原因则是“中国自始即未有如古埃及刻意求永久不灭之工程,欲以 人工与自然物体竟久存之实,且既安于新陈代谢之理,以自然生灭为定律,视建筑如被服 舆马,时得而更换之,未尝患原物之久暂,无使其永不残破之心。”这段话我觉得非常正确, 而1949年后新政府拆除北京的古建筑和城墙的行动,抛开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种种理由不谈, 我以为梁思成提到的这个原因也不无道理。实际上,时至今日,我们对建筑的这种态度也 并没有改变多少。   
  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代拆掉北京的城墙是正常的,也是自然的。和过去相比,当时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有什么改变,他们和二千多年前一把火烧掉阿房宫的项羽在某些方面是 相似的,一样的,即使经过了这么多年,在很多方面我们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在这些 方面却依然没有任何变化,也许这正是我们真正的品质,因为,只有那些不可改变的东西 才是使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东西。   
  发生了变化的是梁思成这样的人。他看到了我们正在毁灭我们自己所创造的高大的城墙,巍峨的城门楼,以及数不清的庄严富丽的庙宇和宫殿,他感到惋惜,悲哀,他告诉我 们这些建筑都是无价之宝,并想劝阻我们放弃这样的行为,让它们得以千秋万代地保存下 去。他天真地以为我们会听从他的劝说,但他忘记了,对我们来说,这些东西只不过是一 件可以随时抛弃和更换的衣服,或者只是一副用旧的车马,我们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永远使 用它。我们抛弃,更换,拆除,毁灭,这一切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们这么做是因为 我们从古到今一直在这么做,而且,我们这么做也在无意中证明了我们还是我们自己,什 么都在改变,但我们自己却没有改变。   
  梁思成可能还忘记了他也是我们中的一员,他在历尽艰辛进行建筑调查时,在苦心研究中国建筑时,还有在进行那些收效甚微,甚至就是无效的劝说和提醒时,就像是以另外 一个和我们完全不同的人的面目在对我们说话,他是谁?是不是只是在他撰写那节论述中 国建筑的寿命长短的文章时才是个中国人?而其它的时间都不是?他是怎么变成一个和我 们不同的人的?   
  他从小在日本长大,在奉行美式教育制度的清华读书,又到美国留学,和同样西化的 林徽因恋爱,结婚,以及与背景接近的徐志摩和老金等人交往,难道是这些让他发生了我 们所说的那种变化?他对自己和林徽因,老金之间的情感纠葛的处理是不是多少也说明了 他本人早已改变?   
  表面看来,这些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也试图在这篇文章中探讨这些问题,我 写了林徽因,写了徐志摩,还写了老金,写了他们的往来,也写了他们的纠纷。我以为我 写了别人没有写的东西,会在最终得到别人以前没有得到的东西。可是现在我发现,我不 仅没有写出别人没有写的东西,也没有得到什么东西,甚至,和写这篇文章前相比,我还 变得更加失望了。在这篇文章中,我好像什么人都写了,却唯独没有写那个我最应该写的 一个人,梁思成,他还是像我在文章刚开始时从《辞海》上摘录的那段话一样,单薄,抽 象,概念化。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人发生了变化,才能发现我们所没有发现的东西。就像我们提到的 那些教会大学的建设者一样,他们来自西方,来自外国,用另外一种和我们不同的眼光来 看待我们的一切,他们在校园里建造我们的宫殿,屋宇,亭台和楼阁,他们惊讶于其中的 美,他们模仿,建造,应用,就像这一切曾经属于他们或就是他们的一部分。还有那些外 籍的建筑师,设计武汉大学的卡尔斯,金陵大学的司迈尔,燕京等校的墨菲,辅仁大学的 格里斯,以及设计华中大学翟雅各体育馆和其它具有类似风格的建筑的那些不知名的人, 他们也都是和我们不一样的人。   
  我写到他们,写到他们设计与建造的作品,就是为了说明他们和我们不一样,或者说, 是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我们也在建造我们的校园,我们造圆穹顶的大礼堂,有高大立柱的 办公楼,教室,体育馆,我们好像天生就熟悉这种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西方建筑形式, 那些由不同类型的立柱和拱券构成的复杂的墙面,也似乎一直是我们建筑物的传统的外观。 卷曲的大屋顶不见了,琉璃瓦变成了预制板,青砖墙也跟着变成了灰白的混凝土。我们和 他们,他们和我们,就像是站在一面透明的镜子的两边,都通过对方看到了自己的形象和 特征。   
  那个已经变得和我们不一样的了的梁思成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他写出了中国第一部 建筑史,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的建筑发展的过程,通过这些,他还使我们发现了我们到 底是什么样的人。   
  这就是我在这篇文章里想要表述的东西。五十年来,时间已经打磨掉了很多东西,它 在将来必然还要消蚀更多的东西。在随之而来的漫长的岁月里,附着在梁思成身上的那些 趣闻轶事,以及那些因为看到中国古典建筑正在消失而产生的悲哀,无力和痛苦,也都会 渐渐消逝,被人淡忘,只有一点,只有他曾经作为一个和我们不同的人而发现了我们建筑 的美这点,我们永远不会忘怀。   
  1994年夏天,我从南京大学硕士毕业后,来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工作。在闲暇的时候, 我常在徐家汇交大的老校园里漫步。这所创办于1896年的国立大学同样是清一色的西式建 筑,过去建造的办公楼,图书馆,教学楼,都是典型的西方风格。前年,校方对一幢即将 坍塌的老教学楼进行了改造,当施工完毕,围在楼房周围的安全网拆掉时,我发现,它甚至比改造之前的那幢老建筑更像一幢西方的房屋了。

2000年3月19日
于上海五角场

2002年2月3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