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2014年4月4日《文汇读书周报》


看欧洲人在徐家汇建立的观象台

关 茜


  上海,中国第一大城市,是中国的经济、交通、科技、工业、金融、贸易、会展和航运中心。曾有观光客在描述他所看到的上海时这样写道:“上海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地方,……而法租界与英租界的散步场所和林荫小路是令人陶醉的。黄浦江沿岸处处只看到与西贡和孟买相似的讲究的建筑;绿色草坪上的公园,依水环绕。”在这样一个大都市中,徐汇区蒲西路166号,有一幢英国风格的三层建筑,这便是徐家汇观象台。
  徐台是中国境内最早的近代气象台、天文台、地磁台、地震台,被国际天文协会确定为标准时计处后,在1926年和1933年两次参加国际经度联测任务,成为重力加速度的基准点,是世界三大基准点之一(其他两处分别在巴黎和旧金山)。
  徐台由来华耶稣会士1873年创建于上海,并主持运作长达77年,直到中国政府于1950年接管。它是1814年耶稣会重建后,耶稣会士们在世界各地建造的多家观象台之一。该台主要的传教士多接受过正规的科学训练,这使他们有能力在当时的中国完成大量的观测活动,研究涉及气象、天文、地磁、重力、地震等多个领域,该台也因此成为西方科学界位于远东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测点。集多重角色于一身,徐台势必成为考察近代欧洲科学的地域扩张、耶稣会士观象台史以及中国近代移植西方近代科学之历程等问题的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个案。而引入“世界实验室”的研究视野,对19世纪后叶至20世纪前叶的徐台做历史考察,在解释欧洲科学地域扩张背景下,徐台的历史脉络也为研究晚清至民国时期中西方科学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思路。
  通过分析早期的发展脉络可以发现,徐台的建立是耶稣会海外传教活动的复兴与欧洲扩张,科学(主要以气象工作为例)是二者共同的兴趣,从而构成了科学——宗教——欧洲扩张三者联动的图景。此三者之需要构成了“世界实验室”延伸于世界各地的驱动力,并且在延伸过程中互相借势。这种情形在以知识信息收集与积累为特征的学科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徐台在20世纪20年代上半叶进入全盛时期,这种全盛的局面一直维持到1937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前后长达10余年之久。在全盛时期徐台所参与的最重要的国际合作活动——1926年与1933年的国际经度联测。众所周知,经度值是大地坐标系的参数之一。通过徐台测量工作的研究可以看出,时隔七年的两度国际经度测量在对于大陆漂移学说之验证方面尽管未能如愿,但两次大规模的全球测量并未因此而失去意义,恰恰相反,它不仅意义重大,而且这种意义已远远超出科学本身。
当然,我们还可以发现,无论是经度联测的组织协调,还是天文经度测量方法与仪器设备在全球的推广,法国都起到了主导作用;同时,以青台为代表的本土科学界也以“合作”参与其过程。以此,“中国在天文经度测量方面的进步”其实正是“天文经度测量方法与仪器设备在全球的推广”的一个缩影。
  历史的时钟拨转到20世纪30年代,这个时期对于中国而言是战乱的、令人不安的,不过至少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前,中国社会的环境虽然给徐台的一些测量活动带来些不变,但对该台的运作并未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如果说以经度联测为代表的测量活动开启了徐台的全盛时代,那么,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一系列大地测量及地球物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以及相关成果的发布,代表了徐台正在尽可能地延续着这种全盛的势头。
  从科学的角度考察,徐台所完成的中国重力测定与《中国地磁图》的绘制有助于认识地球的形状、了解地质结构等;不过,相比于经度联测,这两项研究在实际应用层面的意义更为明显。该研究从科学的内核出发,进而分析一个科学活动背后的主权与利益之争,以及纠结在具体科学活动中的本土科学界与欧洲科学界之间的冲突、妥协与合作。
  正像徐台是随着欧洲在中国战场上的胜利而来到中国一样,它的衰落也来自一场战争。事实上,对于这座建于乱世的观象台来说,即使在其发展的全盛时期,战乱也时时相随。真正令徐台形成一路下坡趋势的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徐台的大部分研究在战时一度停滞,只有少量工作仍在勉力维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改变了原有的世界格局,耶稣会士观象台的全盛时代正在渐渐远离,但观象台并未因此而关闭。
  在关于徐台的研究文本中,与近代欧洲科学诞生与大致相同时期的耶稣会、欧洲的海外殖民扩张、作为实验室而成为欧洲科学大厦一部分的近代中国以及希望以科学救国图存的中国知识界,共同完成了近代欧洲科学在地域上的扩张。但是真正的主角却只有一个:与徐台有关的利益方各自经历了一番兴衰沉浮,只有欧洲科学是永远的赢家。
  这让我想到了默顿在《论科学与民主》一文中阐述的科学活动的规范结构——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有组织的怀疑主义。科学本不应掺杂个人或个别集体的利益和动机,因此是绝对无私利的;但是科学又是无法摆脱经济、政治、军事等社会要素并且服务于这些要素,所以又带有功利性,但这种功利性不是绝对的功利主义,而是一种弱化的功利性,因而称之为相对无功利性。可见科学是绝对无私利与相对无功利的统一。
  但时到今日,科学还是无私利性的吗?这种无私利性对科学的发展是否有益呢?从徐台的历史来看,科学是不是保持着相对的无私利性会更好些呢?


  《科学、利益与欧洲扩张——近代欧洲科学地域扩张背景下的徐家汇观象台(1873-1950)》,吴燕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8月第1版,定价:49元.。


                                       加入日期 20140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