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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科学》杂志2011年第1期
  
  

公共卫生重在“公众”参与和专家“独立”

 方益昉
 

美国科学家文特尔(C. Venter)博士被请去“喝咖啡”了。起因是2010年5月20日,他宣布成功合成人工基因组编码的细胞“辛西娅”(Synthia)。虽然,辛西娅还 不是一个完整的合成生命,但却是人工生命征途上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步。“人工生命”由科学家设计,在天堂和地狱的花名册上未曾登记,上帝未曾相识,完全颠 覆了西方社会的宗教伦理,也威胁着现代科学的生命进化伦理,风险难料。对此,各种利益集团褒贬不一。认同者以为合成细菌是未来新能源的希望,反对者指责文特尔为新一代生物武器和反人类的技术恶魔提供了罪恶通道,更有甚者呼吁将文特尔绳之以法。
  迄今为止,虽然未见法院受理起诉文特尔的案件报道。但是,美国公权机构倒是立即启动了听证程序。2010年7月9日,卫生福利部属辖的总统生命伦理咨询委 员会针对本次生命科学的技术创新和伦理危机,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古特曼(A. Gutmann)教授的主持下,邀请了十几位公共卫生专家和其他各行专家,公开讨论该项目进一步发展可能带来的益处,或者是可能引起的恶果。与所有类似的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一样,听证会的实况通过电视政论频道(C-SPAN)转播,公众可通过网络随时调阅,了解生命科技最新进展对自身生活现状的影响程度,了 解政府未来决策的科学依据,也对号入座地了解各路专家的主观意见和利益倾向,并会在未来民主政治的投票行动中将此作为自身利益表达的依据之一。
  在现代宪政社会框架下,公共卫生事件发生之后,政府反应之快捷,意见收集之广泛,专家讨论之公开,立即在社会公众、新闻媒体和决策机构之间,有效形成信息 公开和操作透明的良性关系。在这里,专家意见和利益取向是被监督的主要方向。这些专家来自生物产业、公共健康、社会伦理等领域,甚至有联邦调查局 (FBI)的生化武器专家,所言所为,均代表各自背后的利益共同体。而处于技术末端和信息盲区的公众人群,依托公开听证过程,全面获得当前信息和跟踪渠 道,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其实,这套机制的合理运作,是建立在美国社会所付出的惨痛历史教训之上。40多年前,海洋生物学家卡森(R. Carson)所著的《寂静的春天》首次披露了环境保护和技术发展之间的利益冲突。当时,政府、国会、资本、学界、媒体的表现,远非如今这般文明和冷静。 阐明农药滴滴涕(DDT)对生态、发展和健康的影响及三者的相互关系的过程,最终演变成一场对人类发展终极目标的哲学争论和政治上的环境保护运动,作者个 人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参照西方文明体系,中国近代医学史上建立了一套公共卫生管理体系和学科体系。1928年,中国现代医学奠基者颜福庆先生在上海新市区的吴淞创建了卫生公 所。它作为国立上海医学院的教学实验区,与协和医学院的河北定县卫生实验区、齐鲁大学的山东邹庄卫生实验区,共同建设成为中国公共卫生的现代化示范点。 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SARS)事件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公共卫生不是一门孤立的知识体系,它更主要的是要突出民主与法治体系下公正独立 的“公众”卫生监督功能。公共卫生可以细分为职业卫生、环境卫生、食品卫生以及卫生监督和卫生法学等领域,涵盖疾病预防、健康促进、提高生命质量等所有与 公众健康相关的内容。它从“以病人为中心的临床医学服务”这一传统模式,转型为“实施以人群为中心的社区管理职能”以后, 严格意义上已不再属于传统的医学范畴。要实现这样一门传统学科的重生,公共卫生官员与学者的基本素养应该发生根本性的调整,不仅需要现代科技知识,更加需 要现代社会的民主和法制意识及其行动的植入。否则,始建于20世纪前叶的公共卫生理念,将很难继续承担政治、经济、技术、资本各方利益博弈下的生命健康话 语代言,很难继续承担社区服务和健康管理的公众责任。
  近年来,生命科技发展迅速,无不攸关百姓的健康和性命,但社区公众对于知识界、实业界、新闻界传递的新兴科技信息常处于无法独立判断其客观意义的尴尬境 地。生命科技精英用一些公众不知其所以然的专业术语解释自己的研究成果,让普通民众无法了解和判断新科技对自己生活的影响。新闻媒体急于报道事件进展,发 表评论意见,却难以确保披露事件细节和事实真相,甚至还有其他各类利益集团的利己言论混迹其中。最要命的是,此时最需要获得公共卫生专家独立公开意见的民 众,却发现以“公共”冠名的学者们集体失声,任由资本利益集团和权力话语集团发表主宰媒体的言论。
  2010年7月26日,卫生部公布了《食品用香料、香精使用原则》、《食用盐碘含量》和《食品添加剂碘酸钾》的征求意见稿,一并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对于食 用盐中碘含量平均水平的规定有所降低。在网络技术配合下,卫生管理部门完成了信息公开的部分承诺,但是深入推敲上述两份意见的背后,疑虑是共同的,主要出 现在科学依据和科技专家两个方面。适用标准的颁布,没有附加任何科学依据,这些有待公开的参考文献和材料方法,是公众得以独立判断、提供有效反馈意见的共 同平台。标准到底经过了哪几位专家的评审、同意和反对的意见比例多少、有何更独特的建议、专家的就职背景等等,应是上述国家标准出台的重要附件,卫生部未 予公布。这些依据的缺失导致程序的错误,公众无法第一时间获取卫生管理机构出台这些攸关民众食品安全的基本数据。即使卫生管理部门公开“征求意见”、欢迎 公众的质疑,但是公众的话语往往被导向无的放矢,最终极易被视作外行而予以彻底否定。我们无法就此认定各类标准的出台过程不尽合理,但是,许多征求意见的 行政文件往往最终轻易地成为即将实施的法规确实是生活中的常例。
  事实上,一名真正的公共卫生工作者不难看到近十年来我国民众的总体食品结构的变化、食盐摄入来源、碘盐与香精的需求状况。碘盐的“被食用”,其实捆绑在我 们悄悄改变的生活模式中,越来越多的成品和半成品食物取代了家庭厨房功能,个人试图逃出盐业集团的碘盐包围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公共卫生专家,往往可比 民众更清晰地看到卫生行政管理背后主导上述大宗商品生产与价格的利益集团的背影和活动。资本和公权的力量,剥夺了健康和科学的权利,同时震慑了不同意见的 发出。上述卫生标准本该在20世纪就出台,公众健康哪里经得起十年的耽搁。
  公共卫生领域的“公众”参与机制转型,是保障公共卫生工作落实的基础;公开的听证机制建立,可以有效地抑制利益同盟的背后运作,有助公共卫生学者发出独立的声音,还公众社会以健康权利。公众需要公共卫生专家的独立意见,公共卫生专家应该敢于发出“公众”的心声。
  

                                   加入日期 2012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