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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11年10月14日《文汇读书周报》

科学主义能通向国家安全吗?

石海明
 


  1957年10月4日,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Sputnik-1”发射成功,次日,《纽约时报》以“时速18000英里绕地球旋转,无线电信号确认,卫星通过合众国上空轨道”为大标题在头版作了通栏报道。记者威廉·乔丹根据塔斯社新闻的要点,在文中说:“苏联昨天发表公告称:‘已成功发射了’人造卫星。这一成就在于强调说明,在将科学装置送入宇宙的竞争中,他们已战胜了对手。”由此,美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国家安全危机旋涡之中。
  面对危机,美国社会内部发生了巨大的争论,执政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在野的民主党、美国军方、大学及科学界等不同利益主体,围绕所谓的美苏“外空差距”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政治博弈。最终肯尼迪于1961年5月21日宣布,美国将开展“阿波罗登月”计划与苏联展开全面竞赛。我们发现,最终的博弈结果是“科学主义”的胜出——氢弹之父泰勒、火箭科学家布劳恩等激烈主张的“用科学战胜科学,以确保国家安全”的思想,最终主导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方向。
  在“Sputnik-1”发射成功后的半个世纪中,对于上述这段历史,无数学者从不同的侧面给予了研究。而专业科学史学者王作跃,在《在卫星的阴影下: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与冷战中的美国》一书中,通过聚焦“Sputnik-1”事件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兴起,从20世纪上半叶美国科学与政府关系的演变开始,以解密史料为基础,探讨了冷战时期的科学政策,尤其是“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作者考察了科学家们如何在二战中获得影响力、如何在1950年代早期的“红色恐慌”中“拯救科学”、如何在利用“Sputnik-1”事件后的良机来增加美国政府对基础研究的资助并控制核军备竞赛,以及如何应对越南战争期间动荡的社会和政治环境。
  特别需要指出的,作者充分肯定了科学家参与政治决策的价值,并指出该项研究最有意义的一个发现是:“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最重要的贡献不是它就技术能做些什么,而是它就技术不能做什么给政府所提供的建议。我相信,在我们所处的全球性技术乐观主义时代,如果我们要避免技术滥用、技术狂热……,我们依然需要这种技术怀疑论的意识。”应该说,上述这一发现对深度剖析“科学与国家安全”问题颇有启发意义。
  就美国20世纪的经历而言,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9·11”恐怖事件,在国家安全维度,美国对科学的认识也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变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开始动员科学家参与战争,如在1915年,海军秘书长约瑟夫斯·丹尼尔就邀请发明家汤姆·爱迪生解决海底探测问题。战争结束后,美国陆海空三军更加重视科学研究,建立了种类繁多的研究机构。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科学家参与战争已为寻常之事,如诺伯特·维纳、冯·诺依曼、万尼瓦尔·布什等著名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到战争中了。其中布什积极倡导成立的科学研究发展局,更是标志着科学家参与战争达到了一个新水平。正是由于这些著名科学家的积极推动,美国战时科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成果为赢得反法西斯战争提供了巨大支持。正所谓“用雷达赢得了战争,用原子弹结束了战争”。
  但是随后的“Sputnik-1”事件犹如一颗重磅炸弹,震动了美国朝野,艾森豪威尔政府迫于舆论压力,最终调整了科学政策,并在肯尼迪继任总统后,全面走上了与苏联军备竞赛的道路,并最终在1969年美国登上月球时向全世界宣告了科学的胜利。而就在“阿波罗计划”执行期间,美国凭借其军力优势卷入了越战的泥潭。走出越战泥潭的美国很快就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1981年是一个新时代的转折点。那一年,预测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做出了最大的预测:“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以创造和分配信息为基础的社会。”而刚刚掌舵美国的里根总统又吹响了“重整军备”的号角。
  1946年计算机问世,1969年阿帕网诞生,就注定了这场军事革命的技术内核是“信息化”。今天,我们知晓,恰恰是充分发育的民间信息化水平,依托良好的军民融合机制,借着越战后美军渴望改革的诉求,美军迅速打造出了一支“全球尖兵”,终于在1991年以“沙漠风暴”震惊世界,科学再次展示了其保障国家安全的强大威力。
  然而,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事件却无情地宣告了这一威力的破产。当天早晨8时40分,4架美国民航飞机几乎同时被劫持,其中两架撞击位于纽约的世贸中心,造成两幢110层的摩天大楼倒塌,另有一架飞机撞击了五角大楼,造成了大楼局部坍塌,还有一架被劫持的飞机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这就是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它是继1947年“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本土遭受的最严重袭击事件。这起事件造成3000人命归黄泉。本·拉登,这一美国培育出来的弗兰肯斯坦怪物,用血的事实告诉美国,科技优势并不能够保障国家安全。对此,王作跃在《在卫星的阴影下: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与冷战中的美国》一书中也评论到:“要赢得恐怖主义战争,要解决美国和世界的无数其他的问题,只启用像‘震慑战’这样的军事和技术力量是不够的。”
  我们可以在20世纪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重新思考1957年“Sputnik-1”事件的意义。对美国而言,“Sputnik-1”成功升空,在恰当的时候引发了美国人的国家安全危机,苏联是否已具备直接攻击美国本土的能力?这一硕大的问号,给各方利益主体提供了登场表演的机会,最终,美国选择了“科学主义”思路来保障国家安全,短期内赢得了科技的竞赛,但最终又使自己因迷恋科技而将国家置于了危险境地。就苏联而言,“Sputnik-1”的辉煌带来的兴奋笼罩着整个国家,在随后与美国进行的军备竞赛道路上,其严重扭曲的国民经济结构、盲目推行的军事扩张战略,积重难返的高度计划体制,最终给自己带来是灾难而非安全。
  科学主义的军备竞赛,并没有给对抗的任何一方带来安全,这或许正是人类历史的吊诡之处。


  《在卫星的阴影下: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与冷战中的美国》,(美)王作跃著,安金辉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定价:78元。

                                                                                                        加入日期 2011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