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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在《科学时报》2011-7-25A3版。

人才队伍建设的两种模式:曼联OR皇马
——读《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之二
李 侠


  任何科技发展规划都要靠人来完成,因此,对于人才队伍的建设也是世界各国发展科技规划中的核心部分。新近出台的《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同样对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一些宏观理念与具体建议,规划的第八章就是专门论述人才队伍建设的内容。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是国家在认识层面上的巨大进步,问题是如何建设人才队伍恰恰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与讨论的问题。在此,笔者不揣冒昧地提出自己的管见,希望借此引发我们对人才队伍建设的关注。
  人才队伍的建设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任何一项相关政策或规划的出台,都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们的选择。抛开具体的宏观理念不谈,暂就具体的建议而言,任何一项成功的人才政策都要充分考虑到社会资源的支撑程度,在资源的硬性约束下,实现效用最大化是一项高质量政策的内在要求,否则人才政策或规划就沦落为水中花、镜中月的局面。这份规划在高端人才队伍建设层面的目标是:“重点培养和引进各类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2.5万人以上。推动科学家工作室建设,凝聚一批世界一流科学家。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我国产业发展需求,重点支持和培养2000名左右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在继续推进“千人计划”等人才计划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才计划终于上升到万人层面,应该说力度还是不小的。把这个指标分解一下就是在未来五年内,平均每年培养与引进5000名高层次人才。同时每年支持和培养400名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至于说科学家工作室的建议与笔者提出的科学家流动站的提法应该类似。
  那么这个目标规划在执行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应该简单评价一下以前的人才政策的得失。中国的人才计划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多的,五花八门,没有人说得清楚到底有多少种人才计划。仅从国家层面来看,有千人计划、长江学者计划、杰青(以基金的获得为标志,比较特殊),百人计划等,再到各地方政府层面那就更多了。它们的运作模式大同小异。所以它们的缺陷也是相同的。这个模式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无限扩容模式,而且没有退出机制,导致各个人才计划在实施几年后迅速贬值,吸引力也随之下降。为了缓解这种困境,只好用新的计划来替代旧的计划,由于老问题仍没有解决,新的计划的命运也预先注定了。基于这种考虑,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从制度设计层面改变这种困境,提高原有计划的信誉和吸引力,否则过多的重复计划也是制度资源的浪费。解决办法也比较简单,那就是采用固定名额制,并在考核期内设置退出机制,空出名额留给新进者,并在每个聘期结束的时候,允许新来者通过竞争挑战计划内的人才,用实力说话,鼓励共同体之间的竞争。毕竟,各类人才计划只是一种支持计划,维持它的活力、高度与尊严也是计划应有之意。
  回到本文话题,对于十二五规划中的人才规划,我们还应该考虑到人才的培养、成本以及产出问题。由此,不禁想到一个笔者喜欢的隐喻,即曼联模式与皇马模式。喜欢足球的人都知道,英国曼联(曼彻斯特足球俱乐部)和西班牙的皇马(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都是世界上著名的足球俱乐部,人才济济,而且战绩非凡。但是,两个球队采取的人才策略是完全不同的。曼联喜欢启用名气还不是很大,但是很有潜力的球队,并且注重培养自己的二线球员,等到这些球员功成名就之时,再通过转会卖出这些球员,结果导致曼联战绩卓著,而且收益非凡,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贝克汉姆就是曼联自己培养的二线球员,并最终成为世界最著名的球星,同样,C罗在功成名就之时被曼联以8000万英镑天价卖出,这是何等大手笔。相反,皇马则采用豪华的明星阵容,大牌云集,同样战绩非凡。不同的战略选择,与球队的经济基础直接相关。由于中国从骨子里来说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并不富裕,因此,笔者一直鼓吹中国人才战略应该选择曼联模式,而不是皇马模式。遗憾的是,我们见到最多的还是皇马模式,看起来很美,冤枉钱也没少花,但是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其实,这个问题涉及两个深层原因,其一,人才的边际产出率问题;其二,人才的学术资本构成问题。前一个问题的实质是,人才创造力的峰值年龄问题。在没有达到峰值年龄前,名气不是很大,人才的价格也很便宜,但是产出率是上升的;一旦达到峰值年龄,名气大了,人才的价格随之上涨,但是产出率却处于下降期。一项好的科技政策能够甄别出有潜力的人才,并以低价买进,然后高价卖出。如美国以低廉的价格从全世界招聘尚未成名的博士后,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相反,一项糟糕的政策无法提供有效的鉴别机制,只好通过别人的承认来替代自己去鉴别,因此,这种人才计划模式成本高而收益却很低。造成今天中国人才市场出现柠檬市场的原因也在于此。目前,我们已经基本上放弃了国内人才市场,已经形成了强烈的挤出效应,只要看看各类国字号人才计划中还有多少是本土的,不难发现这个问题。由于优势的累积效应,慢慢地国内真的就没有了人才,现有的教育系统也就随之崩溃。以后的人才计划也就完全锁定在输血模式中,问题是我们有多少血液可以输?未来谁来支撑中国科技大厦的追问绝不是一个危言耸听的玩笑。
  我们的人才政策还存在一个问题,即只考虑人力资源的开发,却很少考虑人力资源的保护。导致科学场域变成一个完全吃青春饭的竞技场。这种过度开发,是每个人才都无法承受之重。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各种学术不端行为也就随之出现。这里面有很多因素可以解释为个体对于未来不确定性采取的主动预防措施。笔者曾说:学术兼职不是伦理问题,而是经济问题,就是基于这个视角得出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说,爱护人才,恰恰是增加人才长久学术产出的一种有力措施。毕竟,收益是学术资本应该获得的利息,而思想却是智慧对于社会的回报。
  2011-7-20日修改与校对


                                         加入日期 20110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