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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2010年12月30日《南方日报》


江晓原接受《南方日报》关于张竞生的访谈

 

他是中国现代性学研究先驱,他低估了当时的保守力量

  记者:您对张竞生最初的印象是怎么样的,是什么机缘触动您研究他的?
  江晓原:写《张竞生其人其事》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说来也十分有趣,从这篇文章的发表过程上看也足以说明人们对张竞生在认识上的分歧。
  多年来我对张竞生的看法和评价也都是一样的,并没有因为外界的评价或者环境的变化而有所改变。真正触动我认真研究他,源于上海某家杂志社的约稿,我写了《张竞生其人其事》一文,整篇文章对张竞生的生活经历并没有刻意隐晦、夸大,不料这篇文章却以“你对张的评价我们不能接受”为由而被杂志社“枪毙”掉了,但我不愿意因此改变自己对张竞生的看法。这篇文章最终发表在别处。
  后来,意外地接到张竞生次子张超的来信,告诉我台湾大辣出版社要出版张竞生当年《性史》第一集的新版——《性史1926》,而他要求一定要将我的《张竞生其人其事》一文作为序冠诸篇首。在他看来,这篇文章“是改革开放以来数百篇对张竞生的评价文章中最全面、准确和最有学术价值的”。
  记者:和那个时代其他学者和文人相比,您觉得张竞生最独特的形象和价值是什么?
  江晓原:张竞生与那个时代的学人相比并没有太大不同,之所以人们认为他“奇特”,很大程度上缘于他因为一部《性史》而身败名裂,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当时的北京大学自由化气氛浓厚,学术研究禁区很少,张竞生和一批教授联合成立了“北京大学风俗调查委员会”,他是主任委员。他们认为,性以及性有关的风俗当然也应在研究之列。他们收集民间的色情歌谣,并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周作人对此事还非常热心。收集的歌谣还在北大每周一次的校报上刊登,当时的校长蔡元培甚至还为此受到不少人的抨击。
  张竞生编写《性史》的态度是十分严肃的。里面收集的是真正愿意从事性学研究的人(包括他的太太一轲女士)所亲身经历的感受。当时从事性学研究的人并不少,鲁迅也对性问题有过密切地关注,刘半农甚至还仿制当时的“歌谣”。但张竞生的运气的确不好,《性史》第一集畅销后就被不法书商抄袭仿制,他自己可能也没想到小小一册书,竟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他本人也为此付出了身败名裂的惨重代价。
  记者:张竞生一生充满荆棘,这么多年来他的经历和学术都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您认为主要是什么原因?
  江晓原:从张竞生一生的履历可以看出,自《性史》风波后,他逐渐“下降”到了一个地方性人物。他晚年回忆往事时曾提到,他性格直率做事有时欠妥,如果能够控制一下情绪可能结果会好些。他和周作人原是20年代北京大学的同事,在思想及学问方面具有一些共同之处,早年周作人还曾将张引为“同志”,对张的《美的人生观》还撰文称赞为“痛快”之事,但后来引发的笔墨官司则彻底葬送了两人的同道关系。
  《性史》风波之后,张竞生也曾意志消沉、心灰意冷,他后来才明白当时中国改革阻力大、保守势力常常得逞。但家乡人民一直都没有抛弃他,张竞生在广东文史馆供职长达7年,大家对他都报以尊重、宽仁的心态。
  记者:张竞生的性格与他后来的人生境遇是否也有一定关系?
  江晓原:张竞生个性张扬,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他缺乏社会经验,低估了当时社会上的保守力量,《性史》激起了保守势力的强大压制和反扑。他对社会上人心险恶完全没有概念,出版时《性史》根本就没有想到会被不法书商利用。
  如果张在今天的社会可以打官司为自己澄清,但当时的司法系统不健全,加上社会上固有的偏见导致他毫无还手余地。那个时代也有“愤青”,也有“小报”来“起哄”,在那样的社会舆论下,张竞生和他的《性史》变成了众人抨击改革的“反例”,“再敢鼓吹改革,张竞生的下场就是例子!”

他是一个勇闯“地雷阵”的人

  记者:对于张竞生在性学上的研究,应该如何评价他的成就、界定他的地位?
  江晓原:他是中国现代性学研究的“先驱者”,现今很多有关性学的社会调查、现场访谈的内容比当年的《性史》更为详实、细致。张竞生做了一个勇闯“地雷阵”的人,虽然因此而“身败”,但后来的研究者却可以从他开创的路上走过去,他是值得怀念的,虽“身败”但“名存”。
  性学研究与社会很多层面都有“接口”,这就注定了它不会太“学院派”。由于时代的局限,人们认识也有局限,很多人对张竞生的研究鄙夷、不解。他介绍的“第三种水”、避孕理论等虽在当时引来一片骂声,但今天证实都是正确的。
  记者:他发起“爱情问题大讨论”,提出的“爱情四定则”在今天看来也是相当激进的,您对他的观点有何看法?
  江晓原:他提出“爱情四定则”不要用是否“适用”来评价,在爱情、婚姻问题上,并没有统一的答案,而是有N种理念、标准。他的说法既没有违法,在今天也或多或少地在实践着,同意“爱情是可以变迁的”并不意味着就排斥爱情的忠贞,这仅仅是对现实状况的合理描述。可以说,他的思想虽然未必“适用”、却是“合理”的。
  记者:留学回来后的张竞生为何会将视野放在“性”和“美”的研究上,完全不同于早年的“政治”?
  江晓原:实际上,在张竞生的那个年代,文化已经是高度开放了。他早年认识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并被孙中山指派为民国代表团秘书,可算“中华民国开国元勋之一”。不过张竞生对于政治没有什么兴趣,也没有利用这些便利去谋取“官职”,而去法国留学从而接受了大量西方学术和思想,脑子里放满了社会学、性学、优生优育之类的学问。
  而那时候的国人多热衷于“政治”,一是当时政局变迁频繁,二是人们往往将更多视野放在与政治有关的“人”或者“学问”上,其他的则被有意无意“遮蔽”掉。例如,提及现当代文学,人们往往只谈“郭鲁茅,巴老曹”这六个人,好像整个1949年前的文学史只有“左翼文学”,但实际上当时张恨水、张爱玲的书读者要多得多。这种“过滤”的现象,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选择。

他的成就也不可盲目夸大

  记者:那个时代中国的性学传播情况如何?如何看待《性史》在中国性知识传播、性教育普及上的作用?
  江晓原:早在上世纪30年代,电台里就有了专家解答性疑难问题的“午夜节目”,还有相应的书在上海出版。称张竞生为“先驱”包含着为他平反的意味,他的成就无可非议,但也不可把作用盲目夸大。
  永远不要低估开放的作用,改革开放后“禁锢”解开,我们一直都在“补课”,现在人们在观念上比那个时代更开放、更宽容,李银河、潘绥铭等一批性学家都在继续着更深层次的研究,也提出了一些激进的主张。这些都已经远远超过了张在那个时代的性学发展。任何事物,我们都需要放在时代的背景下去审视,不要简单地拔高,也不要过多地赞美。
  记者:纵观张竞生的一生,发现无论是做学问、做事、做人都带有极大的浪漫主义情怀,体现出一种对“美”、对“生命”的追求?
  江晓原:的确如此,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从法国回归了不止一批留学生,但是张竞生大张旗鼓地宣扬西方的婚恋和性爱理念。在张竞生的《情场十年》中,对他曾经历过的自由性爱也有毫不讳言的生活实录,其中可以看出他所秉持着一种想法:对于性爱的宽容、对人性的赞美。《情场十年》写的是他本人的事情,他至始至终以唯美主义的视角宣扬着对美、对生命的张扬。
   记者:从“文妖”到“先知”,为何会出现这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当出现一种新思想、新文化时,我们应该怎样去审视?
  江晓原:无论是张竞生的文章、还是后来的乡村建设,他的经历已经成了某种公共活动的一部分,仅仅给他一个简单的判断、“标签”是远远不够的。对待任何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都不应只是对“当下”的评断,而应以“多元”的视角和心态去面对:一是对发掘以前出于某种原因被“遮蔽”的部分;二是建立多元的价值标准。


                                                                 加入日期 2011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