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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11年7月28日《社会科学报》

 高考1977:一切自己作主

江晓原


  6月7日下午,我打车去学校,我建议司机走的两种路线,司机都告诉我“很难走”,他提醒我,“今天是高考的日子”,所以路线上如果要经过作为考场的学校,就会被许许多多接送考生的车堵住。是这样啊!我女儿高考是7年前,我自己高考是34年前,所以我早就不关心高考了。
  1977年,我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届高考。那时我们根本没有家长接送,都是自己去考场,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再去接着考。高考那三天,家父母都照常上班,外婆做了照常的午饭给我吃……,总之,没有任何“临战体制”。
  我没有念过高中,因为在“文革”中,一且都是混乱的。我念了两年初中之后(另一整年是“学工学农”——半年在工厂当“童工”,半年在农村种地),被分配到一家纺织厂。我运气不错,一进厂就被选拔当了电工,这是一个我喜欢的工作,因为我从小喜欢自己动手鼓捣一些玩意儿,电工的工作颇能满足我的喜好,也能够发挥我的长处。
  当1977年的高考来临时,我已经是一个有五年多工龄的“老工人”了,我带的徒弟也马上就要满师了。一个这样的考生,要是还有家长接送,那非被旁人笑死不可。而事实上,那时几乎所有的考生都没有家长接送——如今这种充满软骨病色彩的溺爱子女风气,那时还没有形成。
  
  高考的机会到来时,考生们只有三个月时间复习了。但问题是,对我来说,不存在“复习”这件事,因为我根本没有学过任何高中课程。所以这三个月里,我的任务是要将高中三年的课程全部自学完成。而更具挑战性的是,这三个月里我还得照常上班!这在今天听起来,简直就是“Mission Impossible”。
  但我那时一方面有“我要上大学”这一强烈愿望的驱动,另一方面也有年轻人的冒险奋斗精神,所以真的借来了高中课本,制定了三个月的时间表,就开始按部就班自学起来。在这过程中,有几位好心的中学教师帮助过我——我有时到他们那里求教某些自己搞不明白的问题。我在工厂带的徒弟是高中毕业的,他也曾帮助过我。
  当时对我帮助最大的,是一套《知识青年数理化自学丛书》,我主要阅读这套丛书,做丛书中的习题,并对照书末所附的答案,自己给自己“批改作业”。前些时候饭局上偶遇已经退休的资深出版人吴智仁先生,他说起当年这套丛书,其中《物理》那一册是他做的责任编辑,我赶紧起身向他敬酒。
  最后的结果是:我以第一志愿考上了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这一年,天文系总共招收了19名学生,其中有两名取自上海地区。
  
  选专业填志愿,现在成为每个高考家庭的“重大决策”课题,但我那时完全是我自己一个人作主。家父母都是机关干部,他们完全不干预我的选择。我自己拿着一张登载上海地区全部招生专业名单的《解放日报》,看着哪个专业顺眼就选哪个,就这样选定了我的三个志愿:第一志愿:南京大学,天体物理;第二志愿:华东师范大学:电工物理;第三志愿:青岛海洋学院(今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物理。
  这样的志愿选择,是浪漫主义和理性思考混合的结果。
  当时,我周围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我会选报文科专业——因为我那时已经有点会舞文弄墨了。但是我自己却抱定主意要念理科。因为我在工厂的这五年,不仅学会了电工手艺,业余时间还读了不少书,基本上可以说没有虚度。我发现我自学文科的知识困难不大,但自学理科相对困难,所以我要“让老师来教我学理科”。至于为什么非要学理科,倒不是因为我喜欢理科(我甚至隐隐知道我最终会以文科为业),我要学理科,是因为我一直幻想要成为一个文理兼通的人。
  我也不愿意选择工科,因为我感到我在工厂这个环境中已经呆得够长了,我不想在大学毕业后再次被分配到一家工厂。
  三个志愿都是与物理相关的专业,这一点是有理性依据的。因为我在自学高中课程时,发现自己学习物理相对比较容易,而且物理中还包括不少与电有关的知识,而这些知识我在当电工时已经学习过。
  在我填报志愿并考试之后,有一天家父遇见一位大学教师,他将我填报的志愿告诉了那位教师,那位教师说:令郎太荒唐了!他连高中都没有念过,竟填报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要知道那是南京大学最顶尖的专业,“文革”前每年只在上海地区录取一到两名学生!家父回来告诉我这一幕,他说,你这次恐怕考不上大学了。我听后倒也不是太沮丧,我说,半年后不是又可以考了吗?我到时再考一回。
  我悄悄将借来的高中课本重新放到了桌上。
  但是,我刚刚开始复习(这回真的可以称为“复习”了),就接到了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居然考上了。
  


                                                          加入日期 2011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