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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11年2月20日《深圳晚报》


李约瑟是一个巨大的存在
——本报记者专访《中华科学文明史》翻译主持人江晓原教授


深圳晚报记者 李福莹


  科学史家往往是无法被公众熟知的,但李约瑟却是个例外。他那部倾注了极大心血、在去世时尚未完成的浩繁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使得西方人、乃至中国人自己,认识了中国曾经辉煌的科学与文明。
  “李约瑟”这个名字,几乎人人都知道,但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却很难找到一个“完整读者”。或许李约瑟自己也觉得树立了一个阅读高度,于是在晚年之时,邀请柯林·罗南将自己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改编缩写。正值李约瑟诞辰110周年之际,这部名为《中华科学文明史》的“简编本”在国内再版,此书共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曾于2001——2003年间推出第一版,今年推出的新版则将五卷合并,分为上、下两册。
  
一次已经迟到的“正名”
  《中华科学文明史》封面对译者的介绍十分特别——“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不难理解,这是一次集体翻译的过程。本次翻译的主持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江晓原教授告诉记者,这次翻译最早可以追溯到11年前。当时,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刚刚成立,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陈昕便提出想引进这套书,希望由科学史系来翻译。到了2000年,江晓原开始组织翻译队伍,逐步翻译,直至2003年将第一版全部出齐。用他的话说,“这是一次有着‘双重麻烦’的翻译过程”,学术翻译本身就比较麻烦,很多人在一起弄的东西就更加麻烦。为了保证翻译水平,除了本系的师生外,江晓原还邀请了优秀的同行参与翻译。
  让江晓原感到遗憾的是,此书第一版的责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原资深编审胡小静先生已经去世。胡小静的父亲胡道静先生,是我国著名名科学史家,与李约瑟是非常好的朋友。胡道静、胡小静父子“文革”期间双双入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李约瑟来华,专程到上海,指名要会见胡道静先生,从而间接改善了道老的处境。机缘巧合,胡小静最后成为该书的责编,也算是与李约瑟一次难得的“重逢”。
   “简编本”约为李约瑟原著1/50的体量,江晓原强调,它并不是简单地“等比例”缩写(否则就仅剩下纲要了),也不是简单地搞“通俗化”,仍保留了丰富的细节,它面对的读者除了大众外,当然也包括学者。
  
我们可能一直在误读李约瑟
  经过多年来媒体的过滤,李约瑟几乎成了“中国科学史”的同义语。但是江晓原认为,关于李约瑟,多年来媒体宣传给公众造成的印象和观念并不正确,至少很不全面。我们希望从李约瑟那里得到的东西,很可能并不是李约瑟打算给我们的。我们甚至有意无意地误读了李约瑟的学术意义。
  比如书名问题。李约瑟的巨著本名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可直译‘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但李约瑟请冀朝鼎题署的中文书名作《中国科学技术史》, 结果国内就通用后一书名。其实后一书名并不能完全反映书中的内容,因为李约瑟在他的研究中,虽以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为主要对象,但他确实能保持对中国古代整个文明的观照,而这一点正是国内科技史研究的薄弱之处。“简编本”出版之时,当然不应该将错就错,再继续沿用先前不确切的书名。所以《中华科学文明史》这个书名,既符合作者原意,顺便也是一次“正名”——尽管是已经迟到的“正名”。?
另外,对于大部分公众而言,多年来媒体反复宣传的结果,给他们造成了这样一个概念:李约瑟是国际科学史界的代表人物。这个概念其实有很大偏差。和现今充斥在大众媒体中的往往片面和过甚其词的描述相比,真正的持平之论出自李约瑟身边最亲近的人。鲁桂珍在《李约瑟小传》中坦言:李约瑟并不是一位职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
  实际上李约瑟根本没有正式听课学过科学史,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顺便涉猎而已。西方“正统”科学史家中的某些人看来,李约瑟不是“科班出身”,而是“半路出家”的,只能算是“票友”,至多只是“名票”而已。所以在西方科学史界,对李约瑟不那么尊敬的大有人在。就连李约瑟自己在香港一次学术会议上还曾抱怨:剑桥东方学院的学者不同他打交道,“一墙之隔”的剑桥大学科学史系也把他拒之门外,他感叹“这一现象何其怪异啊!”      
  江晓原表示,李约瑟“非科班出身”是个事实,但很多时候,“身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任何事都要放到一个背景中来认识。不可否认,李约瑟搞出来的东西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哪怕里面有错误,也不能抹杀他的巨大学术贡献。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伪问题
  李约瑟曾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科学传统曾如此发达的中国会在15世纪以后一蹶不振,没有发展出可与西方分庭抗礼的现代科学?这个问题后来被称为“李约瑟难题”。
  对此,江晓原直言不讳地说,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因为那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里“世界领先”的图景,相当大程度上是中国人自己虚构出来的——事实上西方人走着另一条路。在后面并没有人跟着走的情况下,“领先”又如何定义呢?“领先”既无法定义,“李约瑟难题”的前提也就难以成立了。这就好比一个人向东走,一个人向南走,你不能说向南走的人是落后还是领先于向东走的人——只有两个人在同一条路上,并且向同一个方向走,才会有领先和落后之分。对一个伪问题倾注持久的热情,是不是有点自作多情?当然,伪问题也可以有启发意义,但已在另外一个讨论范畴。
  今日再读李约瑟,江晓原认为,研究历史是为了文明的积累。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不同,今天的埃及与古埃及文明是两回事,伊拉克与古巴比伦文明也是两回事,在同一块土地上文明已经换过很多次,但我们的中华文明从来没有中断过。基于此,我们对中国科学文明史的研究,对今天的中国从而有了特殊的现实意义。
                                                                   加入日期 20110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