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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2011年2月28日《学习时报》

军民融合:弹丸小国以色列生存之道

石海明 曾华锋
(中国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一个仅有710万人口、自然资源极度匮乏的弹丸小国,为何却是世界高科技企业密度最高的国家?一向谨慎行事的投资大师巴菲特,为何于2006年打破不投资外国公司的记录,斥资45亿美元收购了一家以色列企业?仅有8所大学、27所专科学校的以色列高等教育,何以就有4所位居全球前150名顶级大学之列?一群身无分文的难民,何以在60年的时间里创造了50倍的经济增长奇迹,硬是把马克·吐温笔下这片“满目荒凉”的土地,变成了全球最有活力的创业国度?
  这些都是美国学者丹·塞诺和以色列学者索尔·辛格在新书《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中抛出的“问题钩”。为拉直这些问号,作者从地缘环境、创新文化及移民优势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沿着作者的指引,在完成该书阅读之旅后,我们隐隐地发现了弹丸小国以色列生存之道,它就是“军民融合”:正是以色列不容懈怠的安全环境孕育了鼓励创新的军事文化,而良好的军民融合机制又将这种文化传递到了军事围墙之外,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溢出效应。

不容懈怠的安全环境

  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占巴勒斯坦地区总人口不到三分之一的犹太人分得56%的土地,并且是相互连接的富裕地区。而占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阿拉伯人却只分得42%的领土,而且是互不连通的贫瘠地区。本来阿拉伯人就对美苏两国一味偏袒的做法甚为不满,面对此情此景,更是出奇的愤怒,他们开始认定,这个世界上没有可以讲理的地方了,唯一可以“讲理”的地方就是战场。自此,战争成为弥漫在以色列人心头的一片不散的阴影。
  翻开世界地图,在中东这块不毛之地,弹丸小国以色列背靠地中海,周边环绕着埃及、约旦、叙利亚及黎巴嫩,四国总面积约129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以色列国土的48倍。除海岸线外,以色列被这四个阿拉伯国家死死包围着。它北与叙利亚为邻,南与埃及相连,东与约旦相邻,同时国界还与划分给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国土成犬牙交错之势。在北部叙以边界上,戈兰高地巍然耸立,由上可以俯瞰整个以色列。在南部埃以边界上,是一望无垠的内格夫沙漠,不仅不利于隐藏,还无法构筑坚固防御工事。在东部约以边界上,是约旦河与埃拉瓦谷地,也根本不具备军事防御依托价值。西部的海岸线长约240公里,地形皆为平原,这无疑等同于敞开的大门,巴勒斯坦军队完全可以从海上发起突袭。
  建国以来,以色列与周边的巴勒斯坦人、埃及人、约旦人、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都进行过激烈的战斗。在中东这一地区,以色列没有朋友,只有敌人。面对这样的地缘安全环境,以色列人清醒地认识到:其百万人口至少面对的是1个亿的潜在敌人;几十万国防军要对付的是100多万的阿拉伯国家军队;以色列不仅人口和资源处于劣势,而且国土幅员和战略纵深都不如邻国。鉴于此,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就大声疾呼:“以色列除了把国家安全问题置于核心外,没有任何选择余地。”
正是这种严峻的国家地缘安全环境,促使以色列形成了一种打破陈规、鼓励创新的军事文化。

鼓励创新的军事文化

  “一般来说,当人们想起军事文化时,总会和严格的等级、绝对的服从联系在一起,……但是,以色列国防军不在这种军队之列。而且,在以色列,几乎每个人都要在军队服役。在两到三年的服役期间,这种文化已经深深地植入以色列公民的灵魂了。”这是丹·塞诺和索尔·辛格在《创业的国度》一书中的感慨。的确,特殊的安全环境造就了一支特殊的以色列军队,一种鼓励创新的军事文化渗透在兵役制度、军队结构及军事训练等各方面。
  就兵役制度而言,由于人力资源的匮乏,预备役部队是以色列军队的支柱,在这种兵役制度下,自然会出现年轻人、普通人训练社会精英及前辈长者的现象,“当一个出租车司机能指挥百万富翁、23岁的年轻人在训练自己的叔叔时,等级制度自然就消失了。预备役制度从本质上强化了这一点,反权威的理念在以色列社会随处可见,从作战室到教室,再到董事会会议室,它无处不在。”显然,这种由独特国情决定的独特兵役制度,不仅是这个国家创新的一个例证,同时,也是这个国家创新的催化剂。
  就军队结构而言,据《五角大楼与战争的艺术》和《以色列军队》两书的作者爱德华·勒特韦克考证,美军中高级军官占整个作战部队的比例为1:5,而这个比例在以色列国防军中则为1:9。而且,以色列军队中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陆军上校,但副官或助理人员的数量却很多。以色列国防军这种精心设计的结构,特意让高级军官的人数非常少,从而赋予下级军官及士兵更多发挥创造潜力的主动权。
  就军事训练而言,和以色列社会一样,以色列军队秉承一种对所谓“建设性失败”或“聪明的失败”的包容态度。在军事训练中,所有的表现,无论成功与失败,无论实战训练还是模拟训练,有时候甚至是在战斗中,所有行动结果的价值都是中性的,只要所承担的风险是理智的,经过慎重思考的,那么总有可以总结和学习的东西。“我们不会鼓励你过分追求优异的表现,也不会因为一次糟糕的失败就不再看好你。”一位以色列空军教练员曾如是说。
  此外,作者在书中还提到了怀疑和争辩——这一犹太文明的特征——在以色列军队中的体现。在每次战后,以色列国防军都会展开激烈的讨论,争辩的结果对军队改革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如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1982年及2006年的黎巴嫩战争,大部分以色列人都认为这几场战争是彻底的失败。因此,在战后,以色列成立了全方位的调查委员会,对国防军及政府官员进行了严格评估。即使是在胜利之后,以色列也会对军队结构进行详细分解、自我评估,最后,或许还要解雇一些高级将领,以进一步推进军队的改革。
  以色列国防军这种永不满足、鼓励创新的军事文化,借助军民融合机制传递到了广阔的以色列社会,产生了良好的溢出效应。
  
由军及民的溢出效应
  
  在以色列,军队有条件挑选最优秀的人才进入各精英部门。在达到应征年龄的前一年,所有17岁的男孩和女孩都要到以色列国防军的征兵中心去报到,接受各种筛选。那些在高中阶段就表现突出的年轻人,会被国防军各精英部门抢去,并在那里经受高密度的培训以及最具挑战性的工作。如在战斗中,年纪轻轻的军官就会负责十几个人和数百万美元的设备,许多时候还必须在一两秒之内就作出生死攸关的决定。另如在精英科技部门,同样年轻的军官可能会委派负责尖端武器系统的研发任务。知晓上述这些,我们就不难明白,以色列军队——尤其是空军的精英部门、步兵团、情报部门和信息技术部门——何以能成为无以数计的以色列高科技创业公司的孵化器。
  此外,丹·塞诺与索尔·辛格还从国家创新体系的角度,剖析了以色列国防军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扮演的角色。具体而言,作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提出的一个著名经济理论,集群效应在以色列也受到重视。它由高密度的一流大学、大型企业、创业公司以及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生态系统构成。在以色列集群创新模式中,军队投入了大量研发资金用于发展尖端武器装备,培育精英科技部门,在这些实质性投资的催化下,大量科技与人才资源最终溢出到了民用经济领域。
  当然,以色列这种由军及民的溢出效应,有时也是被迫而为的产物。如在1960年,法国承诺在接下来的10年里向以色列供应200辆AMX13坦克和72架“神秘”战斗机。然而,由于国际政治的原因,1967年6月2日,在以色列对埃及和叙利亚发动袭击的前3天,戴高乐突然宣布将中断对以色列的武器供应。戴高乐的继任者乔治·篷皮杜在1969年赢得大选后,继续执行这一政策。以色列被迫自主研发战斗机,最雄心勃勃的工程应该算是“狮”式战斗机项目。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该项目被迫取消了,但其由军及民的溢出效应却十分明显。首先,狮式战斗机研制期间积累的科技经验,帮助以色列在1988年成功发射了人造卫星;其次,该项目取消后,1500名工程师中的大部分流入了私营企业,为以色列社会发展注入了一股巨大的人力资源财富流。

                                                             加入日期 20110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