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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10年11月5日《文汇读书周报》

破碎城市的身体铭刻

章梅芳



  在某个偶然的午后时光,随心踏入路边的万圣书园,就这样翻起了一本名为《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的书,它充满诗意的文字和深刻闪光的句子立即黏住了我的脚步。很长时间以来,我对诸如身体、空间之类的话题,始终有着一种莫名的兴趣,于是,和这本书的相识实际是偶然中的必然。阅读体验一如情窦初开的少女,带着向往和新奇的心思,揭开神秘的面纱,体味那多样、破碎、瞬间的光彩,以及随之而来的深刻而又模糊的领悟。
  曾几何时,在宗教和哲学的舞台上,身体一直是隐藏在阴暗角落里的孤独者。它被遮蔽,被压制,被轻视。自由纯净的心灵是获得知识真理和通达上帝之城的钥匙,身体便是那会拥塞锁孔的灰尘与污垢,只有它被清洁、被扫除,才能实现人和真理、人和上帝的接近与融合。尼采的一声怒吼,宣布了上帝的死亡,身体开始从知识与信仰的理性牢笼中解脱出来,勇猛而生动地展现自己的力与美。它是主动的、积极的,但也是被束缚、被刻写的,它是权力管制与争夺的场域。它是人类历史的承载者,也是人类历史的本身。
  个体的身体在时代的洪流中不断被塑造,被规训。长发、短发、直发、卷发,我们追随着凝视的目光来裁剪生活,或为张扬个性或为寻求主流的安稳与庇护,或迎合或变革着对美和种种俗世观念的理解与诠释。借助胭脂、口红、眼影之类的现代化妆品,甚至冷冰冰的身体切割器具,通过减肥与节食,女性的身体成为内在性与外在性、健康与病态的对决场,成为被观看、被凝视的公共客体。这是一场身体的骗局,是对身体的一种修辞性书写甚或是真实性的改写,它体现的是一种自我的身份需求和社会的期望归属,无论这一身份和归属是主流还是非主流。
  身体亦是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对象,是民族国家自身的隐喻。个体身体的健康与强大,在象征意义上被暗示为民族国家的健康与强大。体育竞技台上的成败与军事战争上的成败一样,直接关乎民族国家的荣辱与地位。于是,对身体的管理、照护和驯服也成为民族国家必须履行的职责。从出生到死亡,我们经受着各种知识与权力的干预和监督。医学时刻进行着对身体的建构,避孕技术甚至变革了性和生育上的性别权力关系;人口数量的控制如同战争,成为缓解人口与空间紧张关系的技术之一,法律亦通过监狱对身体的隔离和禁闭,来实现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反之,失去民族国家归属的身体,则注定沦为可以被肆意屠杀的“赤裸生命”,它们是人道主义的关心对象,却处于生命政治的大门之外。为此,身体既是国家建设的起点,亦是国家统治的终点。
  然而,身体的表演终究是在空间中进行的,它被空间所铭刻。不同的空间能创造出不同的个体,物理性的空间凭借自身的构造,形成一种隐秘的权力机制,从而对身体进行持续不停地监视和规训。这种权力机制常常以分类秩序和规范的形式发挥作用,空间是历史建构的产物,是社会产品,并且它还再生了社会秩序,使得每个人各居其位。无论是个体身体、家庭身体还是民族国家身体,都是持续不断地在空间中被塑造,并为空间本身所生产。
  工业主义催生的现代大都市,切断了人类与血缘、传统和记忆的纽带,满大街充斥的都是瞬间、碎片、冰冷和喧嚣,站在喧闹的十字街头,被人群和车流包裹着的个体,感受到的却是彻骨的冷漠与孤独。标准化和均质化的建筑与街道,构筑了枯燥、单调、刻板的城市空间,身处其中的人们变成了遵循固定路线和作息时间的机器人。街道是城市的血管,它为它的栖居者提供庇护,提供释放身体和张扬个性的开放空间,它激发人们装扮自己和表演自己的热情,亦为身体政治提供了可被观看的舞台。街道两旁的商店、旅馆、银行、邮局、酒吧等空间场所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活世界,它们针对身体感官的不同层面,或帮助或强迫身心从一种状态立即转向另一种状态。现代化的购物商场、大型的购物超市与拥挤混乱的交易市场,经由街道位置的占据,环境空间的设计、商品种类与价格的定位,传递着关于身份和阶层的信息,对不同的身体进行着分类与规训。
  即便是作为文化庙宇的住宅空间,也逐渐在家庭政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内部,它生产着家庭的伦理关系;在外部,它再生产着社会关系。今天,住宅空间已成为家庭身体的动力机器,家庭的宏大叙事在某种意义上,已转变为不断向新的居住空间目标进取的叙事。家庭的隆重戏剧,就是居住空间得失的悲喜剧;家庭空间正不断地生产着忙碌的以空间为目标的主体。居住空间的竞争是社会竞争的表象,是社会阶层差异的最显著的标志。居住空间锻造人们的言谈、姿态、表情、举止、节奏和趣味,身体和习性是空间的产品;这一空间的位置、大小、风格与价位更是身体、身份和等级的象征。
  或清晰或模糊,我从汪民安的文字里读到的便是关于身体和空间的这些零散故事。对于身处于破碎城市的我们,那些关于体育、美容与时尚,关于街道、超市与住宅的经验,正是我们每个人不断言说和实践的日常生活。在后现代的透镜之下,我们的身体既在空间中被规训,被空间所生产;我们的身体又是主体,又是生产一切的基础和源泉。
  然而,这一切都是表象,都是破碎、混乱、矛盾和断裂的叙事。尼采点燃的后现代火苗,经由德里达和福柯而变成熊熊大火,正在不断吞噬着传统哲学与认识论的根基。身体的凸显、身心位置的模糊与颠覆,上帝与作者的死亡,甚至普遍理性主体的退场,本质与表象区分的消解,无一不在摧毁我们关于科学客观性与真理性、关于历史统一性与连续性的古老神话。它告诫我们,没有一条通向客观性和真实性的解释之路,词与物之间,知识与真理之间,象征与秘密之间的连结与等式早已被剪断被冲毁,表象、差异、碎片与细节才是知识和历史的核心。正如汪民安所言,它要破除一切现代构建物,破除各种各样的迷信,包括科学迷信和上帝迷信,从而树立一种后现代认识论和后现代伦理学。让身体回归身体,正是后现代性的使命,是后现代性的历史实践。后现代性正是以反乌托邦式的形式构想了乌托邦,以反希望的形式构想了希望,以反伦理的形式构想了伦理,以反上帝的形式构想了天堂。

  
  《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汪民安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版,定价:22元。



作者通讯地址:
  章梅芳:(100083)北京 海淀区学院路30号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 


 

20101108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