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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2010年8月号

艰难的守护
——读刘鉴强《天珠:藏人传奇》


田 松

  说这话时,我、仁青和扎西多杰晃悠着从海淀桥走向北大西门。仁青身穿咖啡色藏服,眼睛不住地扫着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这是一群没有戒律、没有信仰的人,在此之前的四十年,仁青桑珠对这群人身怀恐惧,用“坏人”形容他们。但来北京几天后,他忽然对我说:“原来这里也有好人,有些比我们那儿的喇嘛还好。”(4页)
  
  翻开刘鉴强的《天珠》,读不多时,就看到了这段文字。从藏人的角度想,在现代化的大都市中熙熙攘攘地行走着的,是一些没有信仰、没有灵魂的人。没有信仰,没有灵魂,其实无异于形似走肉。作为一个生活在大城市中的汉人,忽然从藏人的眼中看到这样的自己,不免有惊悚之感。
  最近些年,西藏旅游之热逐日而高,尤其是在青藏铁路开通之后,越来越多的游客前往西藏,拉萨、纳木错、日喀则、林芝……。这块神奇神秘神圣的土地留给人们太多的谈资,然而,即使去过西藏的人们,对于西藏仍然是陌生的。按照我们自幼接受的教育,西藏是从农奴制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按照我们所习惯的社会进化观,西藏社会是落后的。相信神灵就是落后的标志之一。而我们这些来自内地的人们,受过了现代化的教育,懂得科学,早就破除了迷信,则是先进的。所以很多游人居高临下,指指点点。也许有些人能够自我反省,从藏人那些学习一些谦卑与恭敬;但也有很多人从来没有试图了解,自己在藏人的心中是什么样的形象。
  最近在读马丽华《风化成典》,马丽华娓娓道来,雪域高原之上绵延千年的文明,繁盛而精致,博大而深远,对于这样的文明,我们轻率地使用落后、愚昧这样的词语,实在是无知的狂妄。
  刘鉴强这部《天珠》给我们描写了今天现实中的藏民族,一群勇敢忠诚可敬可爱的人。
  在我们和藏民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隔阂。因为我们早就没有了信仰,对于那些信仰渗透在世俗生活之中的人们难以理解。世界是我们看到的世界,我们看到的世界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世界,我们能够看到的世界,已经天然是受限于我们的文化。虽然面对同样的山林,但是由于我们所属的文化不同,我们看到的世界是不同的。或许我们可以把山林看作是树,或许进一步我们能够看到山林不仅是树的集合,还是一个包含了动植物、微生物乃至于风霜雨雪的生态体系。但是对于藏民来说,山林中则处处都是神灵。与神同在,这是我们所无法理解的。但是对于藏民来说,则是自然而言的。
  
  刘鉴强书中有一个小故事,关于说谎。“根仓多登有一支防狼的小口径步枪,听说私藏枪支违法,他从山上起马进城,将枪缴给公安。这一送却送出了毛病,因‘私藏枪支’被判三年。嘎玛去上访,不料惹恼了当权者,反叛成五年。嘎玛又找律师,事情越闹越大,管事者害怕了,与嘎玛妥协,出主意让根仓多登装病,监外执行,放出来了事。”(123页)
  嘎玛是本书的第一主角,商人、慈善家,“是全世界收藏藏族文物最多的私人收藏家”,他为人豪迈,乐善好施,1990年代,他见天珠低价流向内地及海外,曾以大手笔收购天珠,最后使得天珠回流,被人称为“天珠王”。根仓多登是嘎玛老家的朋友,在这本书中,并不是主角。
  嘎玛把这个妥协的结果告诉了根仓多登,但是根仓多登却说:“我昨天还是好好的,今天怎么就病了呢?”还说:“就是枪毙,我也不撒谎。”嘎玛说:“你要不病,就在里面呆五年。”“五年就五年,反正我不撒谎。”
  不说谎,这是藏人的道德底线。陌生人之间,只凭一句话,不用签约,不用保人,就可以彼此信赖。可以想象,在藏区骗人实在是太容易得手了。也因为如此,藏人痛恨骗子。在藏人社会与外界接触之后,比如在很多旅游开发地区,大量游客、外地小贩不断进入,完全没有不说谎的禁忌。而糟糕的是,他们不惜为很小的事情说谎,说一次谎,只是为了一次交易,一点小利益。他们无法理解藏人对这种被欺骗的恨,而藏人对于这种被骗也无可奈何。于是,从前那种彼此之间坚强的信任逐渐变得脆弱起来了——民风变了。
  反观我们自己在内地大都市的生活,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基本的诚信,我们的交易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后来,嘎玛“强行让根仓多登‘病’了。根仓多登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念经刻玛尼石,以赎撒谎的罪过。”(123页)
  
  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够完全与外界隔绝,尤其是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藏民族不仅面临着周边汉文化的冲击,更与汉民族一起,经受着全球化的现代化和现代化的全球化的冲击。刘鉴强描写的是在这个背景之下的普通藏人。他们大多数都与外界有着频繁的接触和交往,有人经商,有人作画,还有人念过大学,他们自身经受这种文化冲突,也目睹着藏区在这种冲突下的变化。
  有一次嘎玛、扎多还有加拿大人马克遇到一起车祸,一辆油罐车翻了,嘎玛他们救出了一个伤者,但是司机被压在驾驶室里,拉不出来。一小时后,许多藏族人骑着摩托车赶来,嘎玛非常高兴,以为是来帮忙的,没有想到,这些人拎着塑料桶跑向油罐车。
  
  三人目瞪口呆,也许魔鬼来了,也不会让他们如此震惊。这边一个人奄奄一息,那边人们兴奋地抢汽油。嘎玛冲过去大喊:“你们是不是藏族人,你们是不是人?!”四个小时后,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那么司机断了气。
  他们继续赶路,嘎玛郁郁寡欢:如果是他们农村藏族人,全村都会跑来救人;而这些路边小镇上的人,更富裕,更接近“文明”,却成了钱的奴隶。
  “人们还以为藏区是梦想中的和平之地,可如果没有佛教,藏民会变成食肉动物。”扎多愤愤地说。(312-313页)
  
  在全球化的大潮中,藏民族所遭遇到的不仅仅是文化上的冲击,他们的物质世界同时也在遭受着侵犯。藏人眼中的神山、圣湖,在现代人眼中无非是各种资源,是用来赚钱的资源。开矿山、建水电、砍树林,这些以发展的名义从事的活动,必然会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这其中有外人所为,也有被改变了的藏人自己所为。要写当代藏人的生活,必然会涉及这方面的问题。更何况刘鉴强是一位从事环境报道多年的记者。
  刚刚在翻车事件中说到的扎多,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在北京街头的扎西多杰。扎多是青海玉树治多人,就是著名的可可西里就在治多境内。扎多曾追随藏族的环保英雄索南达杰,在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在索南达杰去世后,组织民间环境保护活动。嘎玛从报上知道扎多的事业,主动找到扎多,提供帮助。2002年,扎多、嘎玛和几个朋友成立了“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
  从长时段的历史考虑,如果一个民族在某一个地域生活了一定长度的历史,必然会与本地环境相适应的文化。一方面,这种文化有能力保证自己与本地生态和谐相处,既能从环境中获得基本的食物和其它生存所必须的物质,又不会破坏环境,否则,这个民族将无法在这个环境中生存。另一方面,这种文化还要使这个民族能够在这种物质水平下,获得幸福。藏文化就是这样。青藏高原环境严峻,生态脆弱,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更加微妙,但是藏文化使藏人在这块高原上绵延千年。对此,扎多也有自己的见解。扎多说:
  
  青藏高原的环境保护是以文化为基础的。土著藏族人能世世代代生活在第三极,说明我们的文化与自然是和谐的,否则我们藏族人早就不在了。(263页)
  现在中国的自然保护是从国外学回来的,比如建自然保护区,把居民赶出去,但我们藏族人不是这样,我们有人居住的地方,环境保护得好。没藏人的地方,比如可可西里,藏羚羊就不断被杀。(263页)
  政府的保护方式是建机构,派警察,将老百姓迁出来。但我们想在藏人生活圈中建立保护区,让藏人而不是警察来保护环境。(264页)
  
  然而,传统的文化大多是以神灵的语言来表述的。在我们习惯的观念里,神灵的话语意味着原始、落后,乃至于迷信,被认为是对自然现象不能作出“正确”解释而产生的想象。在这种表述背后,意味着,只有科学的解释才是正确的。讽刺的是,只有在科学和技术武装的头脑和双手之下,人们才敢于肆无忌惮地砍树挖山。
  嘎玛的哥哥仁青是一位学者,曾做过喇嘛,精通藏医,在本文开篇也出现在了北京街头。他认为,藏文化的环境保护因素不是朴素的,“藏民族的环境保护文化,已上升到生命之间平等对待的高度,他们尊重自然,尊重生灵,因此在青藏高原上,他们与自然和谐相处了好多年。”(318页)
  
  文化多样性和生态多样性,这两个多样性是相辅相成的。人与环境之间有着唇齿相依的关系。当人失去了传统的与自然和谐的文化,期望从环境中获得更多,就必然会破坏环境,使得人类自身的生存也无法延续下去。不用说现代化的生活无法延续,想要回到传统的所谓“落后”的生活,都不可能了。
  现在,工业文明已经成为全球性的主流意识形态,在这个强大的意识形态面前,嘎玛、扎多等人的坚守,十分艰难。
  扎多说:“对藏族文化的破坏,商业比文革更严重。文革的摧残,藏人可以用内心抵制,但在钱面前,大家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文化。”(334页)
  嘎玛说:“藏族传统文化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汉族人,而是全球性的商业化。”(342页)
  
  实际上,汉民族也正在遇到同样的问题。工业文明像一个巨大的碾子,所到之处,就把原来的花花草草碾平,世界范围的文化多样性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与这些文化相依存生态多样性,也在迅速消失。
  我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那些人已经很有钱了,为什么还要去赚更多的钱?他们赚了钱都做什么?报上说,一位著名演员请客,两桌花了两万多,龙虾、鱼翅应有尽有,这就是好的生活吗?鱼翅是鲨鱼的翅,并无所谓的营养,只是一个文化符号。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吃得起鱼翅,要多少鲨鱼?大规模的鲨鱼捕捞,已经破坏了深海的生态环境,而吃鱼翅的人又能从中得到什么呢?
  那些无趣的人,他们掌握金钱,掌握权力,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加无趣。
  那些没有灵魂的人,他们掌握金钱,掌握权力,让这个世界失去了灵魂。
  
  刘鉴强书中所写,不是一个完成时,而是进行时。他书中的人物,除了香曲多杰是位历史人物,除了索南达杰已经遇难,都还在继续着现实中的生活,他们轰轰烈烈的爱情,他们平凡而坚韧的生活,都在进行着;他们的困惑,他们的坚守,也在继续着。
  不久前,看到一则报道,今年一月,嘎玛被新疆警方拘捕,重新入狱;到了六月,被新疆焉耆县法院判刑十五年,罪名是「盗掘古墓葬罪」。其实,这是一九九八年的旧案。当时嘎玛在新疆购买古董,涉嫌购买古墓文物,被关了一个多月之后,无罪释放。其中的原委,刘鉴强在此书中讲述得非常详细。嘎玛本次入狱,据说与环保和维权有关。嘎玛的入狱引起了国际环境人士的强烈关注,上诉的情况还不得而知。
  这个消息让我的心情尤为沉重。文化的冲突,环境的冲突,已经直接演变成现实政治的冲突了。
  时间还在流逝,街市将不复太平。
  但守护者还要守护,书写者还要书写。
  
  
  2010年3月12日
  2010年7月23日
  北京 向阳小院
  
  
《天珠——藏人传奇》,刘鉴强著,西藏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定价3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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