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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改中的上海建筑及其都市历史语境
 


常 青
 


  摘要:本文以上海上世纪晚期以来都市巨构化和高层化为背景,以旧区改造为主线,结合里弄、外滩、旧工业区等典型案例,探讨了历史空间的再生问题,分析了旧改中商业价值与历史价值的矛盾与化解途径,并对上海建筑演进中的都市历史语境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旧改(旧区改造);上海建筑;历史空间;都市历史语境
             

一、拥挤与巨构:旧改背景中的上海建筑
  从西方现代城市建设的历程和建筑演进看,大体可以分为三种走向:第一,工业化盛期,城市化加速及城市空间大规模扩张,大量兴建基础设施和新建筑,旧区改造兴起;第二,后工业初期,城市扩张因资源、效率及环境的颓势而减缓,城市部分功能和消费从中心向边缘转移,扩建、新建与保留、改造并举。出现“逆城市化”现象;第三,后工业盛期,资源循环利用和能量转换机制受重视,既有建筑的保留、改造和再生成为主导。“再城市化”理念提出。与此进程和走向相对应,欧美城市旧建筑改造工程量已占建筑工程总量的70-80%。美国世界未来学会上世纪末曾预言,21世纪是再生的世纪。上世纪晚期以来,这三种走向在上海的演进周期和递变速度极快,总的趋势是第一时期高潮正在过去,第二时期和第三时期的叠加过程已经到来。本文将循着这一思路,聚焦中心城区及其关联域,讨论上海建筑在旧区改造背景下的一些演进特征。
  研究上海旧区改造中的建筑变化历程,离不开对其基本事实及其都市背境的认知,首先是规模和密度所决定的城市建筑格局。上海市域总面积6340.5平方公里,外环以内的中心城区面积663.5平方公里,分别是解放初的十倍和八倍以上。现常驻人口约1400万,流动人口约700万,解放初市区仅82.4平方公里,全市630平方公里左右,但人口已逾400万,其中300万人挤在市区。今日上海中心城区内环以内,包括了旧上海市区的大部分,平均人口密度接近解放初市区的人口密度【1】。值得欣慰的是,虽然内环以内人口密度居高不下,但近20年来由于城市空间的扩张速度超过人口的增长速度,经过城市化和旧区改造的强势推进,到2008年,全市人均拥有的居住面积却比解放初翻了四倍多,达16.9平方米,人均绿地达12平米,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以如此高强度的旧区改造为基础所带来的变化,是一个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同时这一成就也付出了难以避免的代价,如总体环境质量还有待成比例提高,城市空间和社会阶层分化带来的“社区壁垒”症结加重,历史空间保护与开发的矛盾显现等问题。
这一变化的政治背景,是计划经济下土地开发建设权国有制的悄然转变,1990年5月《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的出台是一个标志性转折点。上海的真正腾飞从此开始,并受到开发浦东和“南巡讲话”的激励,上海城市建筑的面貌也随之发生巨变。而这一巨变的空间表征,是城市建筑快速的巨构化和高层化。人口的压力、空间的需求、地产的算计、集约化的效应等等,使上海高楼的高度和数量不断膨胀,俨然成了不折不扣的钢铁、水泥和玻璃的茂密森林。
  解放前全上海的高层建筑不足百栋,建于1934年高24层、83.8米的南京西路国际饭店,是当时上海乃至远东的第一高楼,这个第一在上海竟然保持到了48年后的1982年,才被乌鲁木齐路-华山路口高30层、91.5米的上海宾馆超过。如今上海24米以上的高层逾万栋,超过解放初的100倍。百米以上的超高层约占到4%以上,其中绝大部分是90年代以来兴建的。施工中121层、高632米的上海中心,大大超过了高492米的环球金融中心,将是上海超高层的新象征。单从居住高层看也令人瞠目,典型例子如苏州河畔中潭路上160万平方米、超高层、高密度的中远两湾城,容积率最高达3.4;黄浦江畔的世茂滨江花园2号楼高近192米。从高层聚集的分布看,除了浦东1.7平方公里,规划建筑面积达400万平方米,超高层建筑高密度聚集的小陆家嘴中央商务区,上海中心城区具备巨构化和高层化特征的至少还有六大CBD中心,包括淮海中路、徐家汇、人民广场、虹桥、南京西路、江湾五角场等,这些都像是西方大城市中超高层聚集的Downtown,难怪上海在国际上被称为“爆”开来的曼哈顿。
  按照人类学家的近体学(proxemics)观点,城市建筑的密度和格局,也就是人口密度和社会层级聚分关系的空间写照。虽然勒.柯布西埃的光明城带有乌托邦色彩,但上海如此多的商务中心和高层建筑聚集区,却与柯氏的城市构想部分地暗合。雷姆.库哈斯曾以曼哈顿为例,提出高密度(hyper-density)现实与“拥挤文化”(culture of congestion)营造之间关系的模糊范式【2】,也部分说明了大都会中心必然以高层、高密度的巨构空间,来适应人口的高密度、生活的复杂性和文化的多样性。问题是如何对之进行有效控制,以减少高层本身引发的环境与社会弊端。上海几年前提出商业区4,居住区2.5的容积率控制极限,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中心城区在高度和密度上的疯长势头。        
    但关注城市文化特色和底蕴的国内外人士更在意的是,当代上海在城市空间高度膨胀之后,包含其中的,历史上同样辉煌过的摩登时代上海怎么样了?在旧城改造中的命运如何?是否大都会的历史空间将在城市的巨型膨胀中被边缘化、碎片化?这些问题只有在上海旧城改造的脉动中寻求解答。

二、“鱼和熊掌”:旧改中的上海历史空间
  在上海中心城区愈来愈凸显的巨构化和高层化,高架路、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增长,新上海的城市形象已然确立的同时,上海百年来在国际国内的城市形象和身份认同(Identity),却仍以原公共租界、法租界、老城厢等为主要所在的近代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为基本依托。这也是上海城市魅力和多样性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3】。
  1991年上海出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保护管理办法。1999年划定234个历史街坊,440处历史建筑群。2002年颁布《上海市历史风貌区与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成为第一部地方历史保护法规。2003年将外滩、老城厢等中心城区12片地块确定为历史文化风貌区,总面积27平方公里,规模相当于摩登时代旧上海市区的三分之一;保护和保留不低于10%的里弄石库门住宅;先后分四批确定了632处历史建筑保护单位。进行了南京路步行街、淮海路、多伦路等历史街廓的改造和整饬。近年来上海还完成了四个历史文化名镇和郊区32片历史风貌保护区的保护规划编制。这样的保护力度不可谓不大,与旧区改造开发的矛盾也不可谓不尖锐。
  实际上,大多数历史建筑都是以现代的居住和公共使用功能运转着,大范围的“保护”,不幸是个高尚而奢侈的术语,因为保护需要投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牵扯到所有的利益攸关方,与所在街区的社区和社会生活及其演进密不可分,需要使用者、投资者、管理者、专家学者和公众的多方参与,因而保护与改造工程,也是关联到政治、经济和文化战略及其走向的社会工程。上海30年来城市改造中的历史建筑保护与再生,其利弊得失大都与整个地段或地区的改造时机和方式息息相关。特别是,这些历史建筑中相当大的部分属于居住类或居住区(旧里)。先来看看旧里改造的基本情况,和其中历史建筑遗产的保护与再生。
  旧上海的拥挤在建筑上表现为低层高密度,解放时全市4679万平方米的建筑中居住建筑占了一半强,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里弄石库门住宅。经过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对二级以下旧里的大规模改造更新,上海已完成旧区安居工程83万户,2076万平方米,但尚余40万户,564个地块,874万平方米的低质旧改房屋推进困难。客观而言,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限制和规范了政府对社会和个人财产的行政干预权力,削弱并遏制了市场的强势趋利和大拆大建方式,对社会公平和历史遗产保护有积极意义,但也因此延宕了旧区改造的步伐。
里弄石库门
  在这一进程中,上海里弄的改造模式格外引人注目,可以将之概括为四种。
  第一种为“新天地模式”。“新天地”90年代中后期由香港瑞安集团投资开发,深谙旧建筑再生之道的美国建筑师本.伍德(Benjamin. wood)主笔策划,将黄陂南路上中共“一大”会址旁3万平方米的里弄石库门住宅,改造成了餐饮、购物和娱乐总汇,可称为上海版的香港兰桂坊。当时优惠的开发补偿政策,使发展商获得了其旁太平桥地块52公顷的开发权(翠湖天地)。加上里弄石库门的城市标识、只租不卖的经营方式,近旁CBD中外白领和游客消费群,以及文化和商业精到结合引导出的顶尖时尚和观光消费,使其成为了旧里弄商业高档化改造的成功案例(Gentrification),并常常被视作里弄石库门保护的样板。而实际上,“新天地”的创意在开发,而非保护,这片里弄也并未划入保护范围,因而除了大的里弄空间格局和大部分旧建筑的外墙体被保留外,从屋架、地面到内部空间,都经过了改头换面的二次设计。“新天地”在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和场景效应后,也向其他大城市散播,但迄今并未见到类似上海“新天地”的成功翻版。特别在《物权法》出台的今天,这种模式成功的前提其实已不存在。因而“新天地模式”或许只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旧改绝版。
  第二种为“田子坊模式”。泰康路上的田子坊,以一条100多米长,宽仅两米余的小弄相连接,原名“志成坊”,内有始于30年代的艺术工作室和作坊(解放后曾作为里弄工厂使用)。相对于“新天地”的商业“手术式”改造,1998年启动开发的田子坊,尝试了社会“介入式”活化的途径,即由政府出资改善基础设施,知名艺术家入驻复兴艺术作坊,居民以住宅上住下租方式参与开发,十年来在兴旺的弄堂场景中,中外艺术家、商人和游客盈门,名气越来越大,房租越来越高,形成了完整保留里弄石库门生活形态和建筑形态的历史文化风貌街区和里弄创意园区。对田子坊而言,这一模式的优势在于其80年凝聚下来的特有传统和创意弄堂的捷足先登。问题是,“田子坊模式”虽不能说是“绝版”,但还能有几处里弄石库门住宅区可以循此模式进行改造呢?
  第三种为“建业里模式”。位于衡山路历史文化风貌区内的建业里,建于上世纪30年代,是上海典型的里弄石库门住宅区之一,占地约1.79公顷,拥有260栋石库门住宅。改造开发主体为政府和中外发展商,采用部分保留居住功能的原样修缮(40%),部分高档商业化(60%),拆除、改建为公寓式酒店。这种拆、留并举的改造模式是否成功,有待观察研究。而怎样维护和解释保护法规权威性和有效性,又是一道难题。实际上,除了第二种和第三种改造模式之外,大量受到法规保护,但生活质量低下的里弄石库门又该如何在保存的前提下获得新生,是个“鱼和熊掌”难以兼得的二律背反。而要解开这个“死结”,有待于旧改政策的全局性调整和保护与再生模式新的探索。
  第四种为“文保模式”。这是一些受到国家文物保护法保护的里弄石库门,如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渔阳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步高里和尚贤坊等,基本上严格按文物建筑保护的要求进行修缮,并尝试了改善管线和卫生设备的新技术手段。改善所需资金由政府出大头,文保部门出中头,住户出小头。这种居民参与(Participation)的改善性旧改模式,能否推广到大片具地方法规保护和保留身份的里弄石库门住宅区,是需要专题探索的重大课题和未来方向(图1)。
  从以上改造模式中可以清晰看出,里弄石库门未纳入保护的部分,去留全看政策和市场;纳入文物保护的部分基本上可以确保“完存”;由地方法规保护的部分在保护和开发之间进退维谷;而处境最为尴尬的是保护规划确定为“保留”的部分,更被视若“鸡肋”或土地开发的障碍,保护的初衷和结果由此构成怪圈。
外滩风景线
  如果把水平展开的里弄石库门看成是摩登上海的“图底”,则竖向耸立的历史老大楼就是其中最具标识性的“图形”。这一“图形”当首推外滩建筑群。
  外滩的英文名“Bund”其实来自印度方言,即水畔、滩头的意思,后来兼指了外滩历史建筑界面构成的滨江半边街。从1840年代到1930年代的近百年间,外滩滨江建筑界面经过了三次大的“变脸”,即早期低层为主的殖民地外廊式,中期多层为主的新古典府邸式和哥特复兴式,和晚期高层为主的摩登新古典式和装饰艺术风格,今日所见外滩建筑风景线,主要就是以晚期的“摩登时代”(1920-1930年代)形态为主调的【4】。这条风景线从苏州河至十六铺(小东门外丹凤路)全长约4公里,至金陵东路1.5公里。其中至延安东路不足一公里的外滩段,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即从苏州河外白渡桥北侧的上海大厦到延安东路北侧,共计27栋建筑物和构筑物(外白渡桥、气象信号台)组成的历史空间天际线(图2)。
  事实上,历史城市从来就是演进变化着的,每个时期能够留下相对真实、连续和完整的精彩片段,形成拼贴的城市景观,是其恒久魅力的关键所在。如同巴黎塞纳河中心段两侧所表现的历史景观连续性和完整性,上海外滩被国家文物保护法保护的重要片段基本上也体现了这一准则。但发展中的上海承受不起维护历史天际线的昂贵经济代价,故在外滩保护段背后的街区竖起了一栋又一栋争奇斗艳的摩天楼,使临江界面背景的视距和高度控制一再放松。在外滩保护段的北端,原英领馆南侧新建的半岛酒店体型庞大,阻断了外白渡桥两侧历史空间的视线走廊。此外,延安东路以南外滩段建筑的外观,近年来进行了简化的新古典立面“整容”,其中形体高耸呆板的现代建筑-“光明大楼”,在改造中进一步拔升,并在顶部做出既简还繁的新古典造型,与外滩保护段建筑比肩争风。亲水的防汛墙,作为黄浦滩、“恋人墙”等历史见证,是上海城市记忆永难泯灭的部分。由于1981年特大潮汛的警示,90年代初原防汛墙按千年一遇汛情加高到6.9米,形成了箱体结构的观景防汛大堤,并扩向江面,最窄处6米(黄浦公园),最宽处49米(十六铺)。延安东路路口的气象信号台随之向东平移20米。外滩机动车路面拓宽一倍,成为中心城区的一条南北交通大动脉,沿大堤内侧还设置了不少商业铺面,这就使本来向江畔开敞的单边街,成了望不到水波船桅,不方便人流驻足的双边街和交通干道。目前,包括优化防汛墙所在大堤空间,收窄车行路面,加宽人行道,机动车道大部进入地下等改良性市政和修景工程正在紧张进行之中。由此可见外滩地段保护与再生的难度和来之不易的进步。
  近20多年来,外滩滨江历史建筑界面也经历了保护与改造的洗礼。从1986年第一次大规模清洗约10万平方米外墙面开始,以外观定格在旧上海的摩登时代风格为前提,外滩保护段建筑群在90年代中后逐渐启动内外整修及功能调整与置换,至今已大部完成或正在完成。以开工顺序依次为,10-12号原汇丰银行(今浦发银行)、3号原上海联合大楼、9号招商局大楼、18号原麦加利银行(春江大楼)、6号原中国通商银行大楼、23号中国银行大楼,以及正在修缮中的20号原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北楼)、24号原横滨正金银行大楼和27号原怡和洋行大楼等。内部改造的目的,是要变金融、办公为主,为以文化休闲为主,但须以维护具保存价值的历史空间格局和装修特征为前提。如10-12号和20号要求最为严格,前者的大堂、入口八角穹顶的马赛克壁画和后者Art Deco装修的公共空间部分是最精彩的历史遗产;18号结构表层采用的保护技术达到国际一流水准;9号是外滩保护建筑中唯一一座外观复原、内部整饬的建筑,笔者有幸主持了该工程的设计;3号和6号的再生对原有内部空间格局的现状作了较彻底的更新。还有最近外白渡桥整体入厂大修后的复位,成了标志性的城市事件。就整体而言,外滩建筑群的外观维修与复原,内部改造与整饬,是历史空间适应性再生的有益探索。
  在外滩建筑群雍容外观的背后,还有不少境况窘迫的“贫民窟”,深藏在历史老大楼的内部。这种反差巨大的历史空间矛盾,是各种复杂社会因素造成的。由于动迁和功能置换的高难度,要在保存前提下通过改造根治这一积年痼疾,使其获得再生,难度甚至大大超过里弄石库门的保存与改造,只有期待于未来旧改中调控全局的智慧和平衡利益的策略。
  在外滩的北端,位于黄浦江和苏州河交汇处的“外滩源”,也是旧区改造中的一个探索性的“样本”。“外滩源”是新时期的新地名,主要指19世纪中后至20世纪初原英国领事馆所在的外滩33号及周边的联合教堂、牧师宿舍和划船俱乐部等,因具有公共租界的肇始意义,而在本世纪初被命名为“外滩源”。其范围北起苏州河,南至北京路,东临外滩,西界四川中路,总面积17.6公顷。其中包括圆明园路和虎丘路相夹的上世纪30年代重要历史街坊,和邬达克、李锦沛、公和洋行等中外著名建筑师和建筑事务所的杰作。笔者在2001年应邀主持了该地段首轮的概念规划,对其进展不时关注【5】。这里地处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东扼水道咽喉,西窥吴地丰产”,是水运时代上海最显要的战略枢纽。因而“外滩源”在上海近代史上地位特殊,区位优势,地产升值空间巨大,新世纪初以来先后吸引来显赫大牌的国际投资商和设计机构,走马灯般地涉足其中,要把旧时的商业和文化设施改造成高档的当代商务休闲区,并形成两江口的滨水开放空间。
  然而“外滩源”属于重要历史地段,含有14栋有法律身份的保护建筑和整体历史街廓,不能拆除、翻造以显露地产价值,也没有容积率向近旁转移的价值补偿,因而动迁、修旧和建新中的利益矛盾和运作困难交织在一起,使其8年来在加快推进和加强保护的双重压力下举步维艰。确实,“外滩源”在开发成功前已露弊端:历史价值至重的联合教堂被作为拆除重建处理;中国水上运动的发祥地和历史纪念空间-划船俱乐部也因现状不佳,提出保护较晚,险些遭彻底拆除的厄运;而圆明园路-虎丘路街坊一些未纳入保护的历史建筑,即使作为历史街廓有机组成部分而具保留价值,也只有拆除以为新建开发项目让位。因而,在历史价值和开发价值同样巨大的城市特殊地段,这又是一个“鱼和熊掌”如何兼得的问题,也是“外滩源”留给历史空间保护与再生的后续思考和实验课题。
工业建筑遗产
  工业建筑遗产是旧城改造中的另一个聚焦点。近10多年来,以黄浦江和苏州河沿岸的厂房、仓储改造为特征,在南苏州路、莫干山路、八号桥、泰康路、杨树浦路等出现了大量的“创意园”区。从城市文明的历史特征看,近现代的上海是中国工业文明的摇篮,上海的城市遗产无疑应包括工业历史的空间遗产。这些大多破败不堪的公共空间资源,以租赁使用的低廉成本和遗产保护的高尚理由而得到保存和再利用,成为艺术和设计创意产业的时尚场所。在沪已近20年的台湾建筑师登琨艳,1998年从苏州河畔杜月笙的旧粮仓改造起步,以其诡异灵动的构思,使类于斯卡帕的趣味和纽约苏荷街(South Houston Street)的创意翻版于上海滩,并成功地通过媒体运作,使本来话题沉重的“工业遗产保护”,成为了一种轻快惹眼的流行时尚。为了强化概念,他会把保存历史信息做到极端状态,比如在电站辅机场的原工人浴室整饬中,他竟坚持要把带着污渍的面砖“原相封冻”地保留下来。但作为这场时尚运动最早一批的敏感者和发起者们,却大都不是刻板的保护主义者。作为骨子里追求个性表现的艺术家和建筑师,他们真正关心的并非遗产保护,而是处心积虑地不断制造出有意味的城市文化事件,而主题就是工业空间残骸的再生,这搭着了上海在后工业时代延承近代工业建筑遗产的脉搏。正是这样一批精英的执着追求和行动,客观上避免了一些上海工业历史空间“样本”的丢失。而创意产业本身是否改性变质,对城市历史空间存续而言反倒是次要的了(图3)。
    上海“世博会”对江南造船厂等工业历史空间的保护性改造和再利用,将是上海城市文明展示的又一个亮点。

三、都市历史语境:上海建筑的文化身份
    旧改中的上海建筑有着一种独特的都市历史语境,不深入了解这一语境,就无法理解上海建筑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关联。从旧上海的文化人格中可以概括出四个关键词:“洋买办”、“老克拉”、“门槛精”、“掼派头”,其中不乏负面解读的意义。今天上海也提出了由四句话概括出的城市精神:“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其字面意义完全是正面的,看似与前者内涵迥异,却有着无意识的关联。这就是一方面否定或修正旧的城市文化人格,一方面表露出对西方现代都市文化先进性和审美价值取向的包容。表现在昔日建筑上,同样是以西式为上乘,由于现代史上的一段阻隔,这个“西式”,主要就是指的西洋传统建筑,而极端的倾向就是大刮“欧陆风”。虽然其它城市也刮,但原发却在上海。
  回顾半殖民地的历史,即使是上层精英的上海人,虽然像宋美龄那样自喻为黄皮白心的“香蕉人”,西洋化的中国人,但却未曾真正沦为“洋奴”。因为虽一样有过受外强欺凌的屈辱历史,但上海从来不是孟买、香港那样曾经完全殖民化的城市,即便是租界里的国人,也从未丧失过自己的国家认同和主体意识。对此,国外有学者分析了旧上海在摩登时代的城市心态和价值取向,将之归于“中国世界主义”,也即迎合、接受西方现代性和工商主义带来的都市价值观和审美价值取向,所谓“海派文化”的骨髓。确实,旧上海从一块点心的样式、一双皮鞋的款式到一栋房子的形式,莫不如此,这成为定位其都市文化身份的价值尺度。因此,外地人等多被看作“乡下人”,外边物事常被视为“戆兮兮”。尽管通常所说的“世界主义”,作为超越国家、民族差异和竞争的普世价值观,至今还只是一种人类美好理想和情感的悬空乌托邦,但上海的“中国世界主义”却是在地的,就拿移入的西洋建筑来说,旧时的上海人对之从鄙夷、好奇,到欣赏、模仿,再到选择、包容,逐渐把这些外来的东西变成了自己的建筑审美取向所系。这与民国时代官方倡导的,反帝的但也带着封建秩序及其思想残余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背道而驰,所以“中国固有式”的建筑风格在上海从来没能成为主流。即便如此,在某些西方人的眼里,“中国世界主义”其实是“由中国朝外打量,最终不过是朝里看的那些人的乡土化变奏。那是硬币的翻转,一面是世故的脸,一面是求索的脸,带着羞涩的天真”,无力“把西洋剧内化为中国人的需要和经验”【6】。
  改革开放以来,当封闭多年的都市突然间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发达起来时,由于主体文化底气的不足,对弥补价值观缺失和找回身份认同(Identity)的焦虑,使上海包容西洋文化的“集体无意识”一下子浮到了表层,变成了种种浅表包装,且常常分寸不把,捉襟见肘,从而经历了一段“老克拉”旧梦和暴发者新宠的“异国情调”(exoticism)大发作。这种对往昔“中国世界主义”的扭曲复苏,恰好迎合了今日全球化的过激浪潮,并在建筑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上海在都市景观上被喻为“东方巴黎”似无不可,但把在“新天地”场景中喝杯超贵咖啡也喻为“同巴黎的感觉一样”,就显得矫情;某区的欧式一条街意欲模仿巴黎的“左岸”;现已改换名头的“一城九镇”概念,曾以克服“千篇一律”为由吹起旧时欧风【7】,不仅抄搬欧美各国历史式样,而且欲生套其生活方式,如某区分到美式风情“名分”,就曾谋划引进美式橄榄球作为社区活动内容;松江“泰晤士小城”的社区本来一片寂寥,幸亏推出成群西式婚纱影楼方才热闹起来;新世纪之交建成的某区法院的外观,竟然整个抄袭了新古典主义的美国国会山;为了凸显“洛克菲勒”的名号,便在“外滩源”基地内仅仅1.8公顷的开发地块重复命名了一个“洛克外滩源”。就连某著名学府的双子塔楼顶,也特意戴上蓝色的法式方穹隆以显“底蕴”。凡此种种,不胜枚举。特别是近10多年来上海房地产市场对虚渺含混的“欧陆风”追捧有加,以一些媚俗的楼盘名号和洋妆提升“品位”,并成为抢手卖点。“中国世界主义”的旧服饰居然还能加入全球化时代的新盛宴,这种现象当然也与上海城市意象中的历史语境和时空倒错不无关联。
  在闹猛的“异国情调”之外,上海建筑还有别样的追求。80年代初的松江方塔园设计,以“上座部”般的孤高雅逸,从“大众部”式的喧嚣声中隔离开来。第一以北宋遗构的方塔、明朝城隍庙的砖雕影壁和移建的清代天后宫大殿为“三宝”,把地望标示与易地收藏的古迹保存方式相整合;第二将萧散的中国园林意境与崇尚自然的西方风景园趣相融合,使自然式池岸的湖面和内辟石砌嵌道的土丘相得益彰;第三将高技手法与风土意象在建筑造型上一体表达。因而方塔园设计使历史感、时代感和在地感不温不火地契合在了一起,既未食古不化,且避时尚流俗,这主要得益于同济建筑学的求新传统和冯纪忠先生跨文化的个人涵养功夫。
  在昔日摩登时代的中心地段,20多年来由上海主流建筑师设计的众多作品中,位于淮海路上的上海图书馆新馆,对浪漫新古典进行了用心的形态提炼和类型简化(图4);位于人民广场上的上海博物馆,形若石鼎,两方连续的表面几何纹样与摩登建筑图案意味相合。两栋高层具特别比较意义,一栋是人民广场西侧的电信大楼,以简洁、端庄的现代构图和成熟老道的细部划分,呼应历史空间,强调有序的立面(图5);一栋是南京东路上的华东电力大楼,以形体轮廓和历史元素的转折、变形和动感,挑战环境秩序,强调变化的空间(图6)。在一些地望颇高的环境中,这些分别表达了新“海派”建筑对历史空间不同的对话方式和审美关照。
  从都市历史语境及其成因分析可以明了,至少从19世纪末起,上海就历来崇尚西洋的旧貌新颜,却从来不屑东土的祖宗模样(民国政府所倡“大上海计划”中的仿古形式例外)。但老城厢作为古上海的缩影,不言而喻一直就是个刮中国风的地方。80年代中在核心区豫园、城隍庙周边的保护性改造中,豫园商城仿古建筑群最为显赫,以密集的大型仿古商业楼台形成民俗场景,檐牙高啄,勾心斗角,成为中外毕至、雅俗接踵的好去处,其风光完全抢过了包裹其中的那座含有明朝大假山、宋朝“玉玲珑”的古豫园。在豫园商城的边缘,旧改如何继续,风貌如何控制,是困扰了该地区10多年的老难题。笔者数年前曾主持老城厢临豫园商城的老街-方浜中路路段的改造设计,在仿古建筑群的对面,竖起了一片现代钢框架的红色楼台,并将此场景特征概括为“古韵新风、和而不同”【8】(图7)。
  上海建筑界的前辈建筑师汪定曾先生在一篇书序中认为,建筑设计应该“不追求时尚,不标新立异,而是立足于建筑创作的基本因素,即时代精神和地域文化”【9】。将这段话与近年来一些中年实验建筑师提出的“立足本土、关注古今的演变”口号相比照,似乎在建筑基本价值观上并无本质差异,都与“全球在地”(Glocal)的理念多少相合,只是实践这一理念的路径和手段存在“代沟”而已。新世纪初的“青浦实验”,以“新江南水乡”为口号,邀来一批国内外实验建筑师和事务所,将国际当代建筑的流行手法与现象学式的个人环境体验相渗揉,在青浦县城和朱家角镇设计建造了一批标新立异的实验性建筑景观。“时尚”乎?“时代”乎?暂且不论,“青浦实验”总是一种讲水准的建筑形态设计探索。
  由外国建筑师在上海设计的建筑作品中,也有一些因与中国传统搭上边而受到青睐的。如夏邦杰的上海大剧院以中国评委心中的“反宇”联想而中选;波特曼事务所的上海商城因中国元素和对称构图而受到赞赏;SOM设计的高420.5米的金茂大厦,在审美价值上是个几乎没有争议的佳例,不但结构、材料和造型精炼,新摩登风格(Neo-Art Deco)的分段水平划分,及上部酒店33层高的锥状穹隆,还隐喻了两类中国古塔的身影。这些或可说明,外国建筑师也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会中,有意无意地尝试着“全球在地”的建筑价值取向。

结论:
  大都会的巨构化和高层化是不可避免的城市化进程,其引发的大规模旧区改造,使历史空间相对缩小和分散。但是基于其对城市精神和文化身份的支撑作用,历史空间依然是城市活力和多样性的重要基础,因而既应当也可能以相对真实、完整的片段,保存和活化于城市扩张后的巨构轮廓之中。旧改背景下上海历史空间保护与再生的艰辛历程和利弊得失,验证了对这一认知的实践探索。而都市文化特有的历史语境,则直接影响了上海建筑的审美价值取向和主流风尚。本文的意义,就在于以这样的视角,从宏观都市背景到微观建筑现象,把握上海建筑的本质特征和“全球在地”的演进方向。

参考文献:
1、 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上海城市规划管理实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13-14、47、50
2、 Rem Koolhaas, Delirious New York: a Retroactive Manifesto for Manhatt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7、242
3、 郑時龄著:“上海城市空间环境的当代发展”,《建筑学报》,2002-02:15、20
4、 常青著:“从建筑文化看上海城市精神-黄浦江畔的建筑对话”,《建筑学报》,2003-12:23-24
5、 常青编著:《建筑遗产的生存策略》,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社,2003:17
6、 李欧梵著(毛尖译):《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9-16、327
7、 薛求理著:《全球化冲击——海外建筑设计在中国》,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105
8、 常青著:《历史环境的再生之道》,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15、103
9、 张皆正、唐玉恩著:《继承·发展·探索》,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序1

插图:
图1、卢湾区霞飞坊(淮海坊)。图片来源:传承-上海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
图2、外滩历史建筑风景线全图。摄影:汤众;整理:沈黎、刘旻
图3、杨树浦路上的电站辅机厂改造,摄影:左琰
图4、淮海路上的上海图书馆,图片来源:张皆正、唐玉恩著:《继承·发展·探索》,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图5、人民广场上的上海电信大楼,图片来源:《上海360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图6、南京东路上的华东电管局大楼,图片来源:同济大学建筑历史课幻灯片
图7、豫园方浜中路上的金豫大厦,摄影:汤众
 

            On Shanghai Architecture and Its Historic Metropolitan Context in the Development of Old Area
                                   Chang Qing
Abstract:The thesis discusses the mega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old area and its impact on the historic spaces in Shanghai like Linong, Bund and industrial heritage since the end of last century. It also analyzes the historic metropolitan context of Shanghai in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al evolution.
Key words: development of old area, Shanghai architecture, historic space, historic metropolitan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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