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页

载《库艺术》2010年6月号

艺失求诸野

田 松


  端午节那天,去宋庄参加王久良摄影展《垃圾围城》的开幕式与研讨会。宋庄我早有耳闻,却是第一次来。与当年的圆明园画家村相比,宋庄的街道之宽,阵势之大,实不可同日而语。在正事之余,参观了国防艺术区,参观了堡垒一般的上上。在上上,看到了正在展出的现代艺术,其中一个装置让我印象深刻,也不知所云。艺术家组装了一件几米高的衣服,挂在墙上,下面一群小衣服(正常大小)铺在地上。铺在地上的还要艺术家的行为艺术,看来与脚有关。在一幅幅照片里,艺术家偶尔表演貌似严肃,偶尔看不见表情(因为只有一张嘴)地亲吻不同女子的脚。这些作品与王久良的垃圾摄影同在宋庄展出,同样冠以艺术之名,让我惶惑。
  有时候看电视,听到歌唱家用圆润饱满的声音,唱着一些她们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的歌词,我想,这不是歌唱,而是表演歌唱。我大概也能知道她们为什么表演,她们虽然也被冠以艺术家之名,但是离艺术很远。在我面对那些不知所以的装置时,我替作者感到尴尬。我相信作者在试图进行名为“艺术”活动,试图让我有所反应。就好比一个小孩子,想了一个花招在大人面前争宠,只是这个花招过于拙劣,早被一眼看穿,面对这种辛苦的努力,大人便会处于揭穿也不是,不揭穿也不是的尴尬。尽管这种“艺术”活动有时会被某些现代理论、后现代理论烘托起来,也不过是一个硕大的泡沫。在这种作品后面,我看不到作者的心灵,或者,只能看到一颗干瘪的心灵。让我思考常常不是作品本身,而是作者制作作品这个行为。一个干瘪的心灵,无论怎么装饰,也是干瘪的。
  很多现代艺术偏偏就是这样,在摆脱了政治的干预和束缚之后,以貌似叛逆的方式,表现了对资本的谄媚。他们只是按照曾经得到资本宠爱的某些既定的“艺术”框架,进行复制。如同唱卡拉OK,只要模仿得像,就能获得荧屏上下的掌声。甚至,模仿甚至成为很多明目张胆的美学追求,并有“模仿秀”之类的电视栏目为之煽风点火。毛诗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艺术的终极本体,是心中之志,是作者所要表达的生命体验。如果没有这种生命体验,而从形式上玩弄技巧、琢磨资本或者主流评论家的喜好,炮制出各种形态的类似于艺术作品的东西,便只剩下一个空壳。
  
  每次听德德玛都让我心向往之。“轻骑踏月不忍归”,一位牧人在一天的劳作之后,骑着马,踏着月光,走在回家的路上,感到的生活的美好,发自内心地歌唱自己当下的生活,歌唱自己的劳动,这是有灵魂的歌声。而我们在歌厅点唱的时候,只是复制而已,那当然也不是歌唱,而是表演歌唱。
  孔子说,礼失求助野。当主流的艺术失去其灵魂,蜕变成内容贫瘠的繁杂形式时,我们不妨到边缘地带,寻找发自心灵的艺术。
  
  在云南西盟,我听到过佤寨的歌唱。那里的年人均收入只有六百人民币,但是佤寨的孩子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唱歌跳舞是他们的日常生活。
  在拉萨,我看到舞蹈中的劳动,劳动中的舞蹈。一群藏族妇女,手执木夯,一边唱歌,一边和着歌的节奏,整齐地移步进步,夯起夯落,我已分不清是劳动还是在跳舞。
  在昆明西山,我从一位石雕艺人手中买下两尊钥匙链大小的弥勒佛,他认真地告诉我说,雕弥勒,必须心情好,内心安静,愉快,才能雕出弥勒的神情。所以雕得很慢,每天只有清晨刚刚起来的时候,才能雕一小会儿。所以,要贵一些。
  在电视上,我见过虔诚的唐卡艺人,他们不是在作画,而是在礼佛。只不过别人礼佛是用身体;他们礼佛,是用丹青。
  在电视上,我也听过一小段青海的花儿,仅仅“玫瑰花”三个字,花儿竟可以唱几分钟,旋律繁复跌宕,动人心魄。而唱出这种花儿的,从现代性视角来看,是西北极为贫困的农民。——在主流话语体系中,他们被认为是没有文化的。
  在藏区行走,即使在贫困人家,很旧的院子,也能看到建筑上精心的装饰,屋前屋后繁盛的花草。这让我突然有一个感觉,这里的生活,是建立在美学原则之上的。对于美的追求,渗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艺术乃是人类的本能。而艺术家们,则常常丧失了这种本能,只剩了技艺。
  
  传统社会中,艺术都是具体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社会生活,或者宗教生活,都是具体的。一幅画,是具体的属于某一面墙的,而这面墙,是具体地属于某一个大殿,或者居室的。一首歌,也具体的从某一个生活场景中生长出来,或者要具体的奉献于某一位神灵。为美术馆的墙而作画,对于传统艺人来说,必然是是件怪异而荒诞的事。
  现代艺术试图剥离艺术品所属的语境,使之成为抽象的、普适性的艺术,其结果,是艺术品脱离其自身的土壤,最终成为风干的花朵,乃至于塑料的花朵。
  
  还有另外一个故事与宋庄有关。宋庄是个有趣的地方,它是边缘,又像是中心。
  2009年,我突然从报纸上知道于建嵘住在宋庄,并且成了画家。于建嵘被誉为用脚做学问的社会学家,他长期在农村调研,并且一直站在底层民众的立场上,帮助农民维权。当然,不是所有的冤屈都能得到解决。于建嵘采用了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为上访农民画像。最初,他请专业画家根据他拍的访民照片画像,每幅画2000元人民币,作品归画家所有,他只求把访民记录下来。但是,专业画家的产品他全不满意,他“认为它们太匠气”。
  
  去年五六月,他偶然知道画家们是用投影作画,“我就想这样我也可以画”。于是毫无绘画基础,连三原色的概念都不知道的于建嵘,就这样开始了绘画的第一步。1
  
  就这样,于建嵘成了画家,他的画也很快得到了画家们的好评。
  
  于建嵘说:“我每次画到她时,我都会想到这个人,想到她的故事。这个老太太,冬天在这里上访,我请她吃饭,她一直对我哭,她一直在说,她跪在地上。”
  “她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以为我能解决她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我是解决不了,甚至我写文章连她的名字都写不上去。我对她是有歉疚,每画一笔我都在想,我要对你有交代,也是对自己的交代,我没有别的办法。”2
  
  唐卡画师如果心中无佛,只有金钱,是画不好唐卡的。专业画家虽然有技巧,但是心中没有上访者,也无法为访民造像。
  
  在宋庄美术馆,王久良《垃圾围城》的开幕式上,鲍昆在介绍王久良摄影时转述了王久良说了一句话:是不是艺术,我已经不在乎了!
  在他不在乎艺术的时候,艺术已经存在了。
  
  
  
  2010年6月21日
  北京 向阳小院
1 韩咏红,《于建嵘:为上访者画出生命的尊严》,《联合早报》,2010年1月25日。
2 同上。

20100731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