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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10年3月5日《文汇读书周报》
南腔北调(90)

疯狂实验: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何在?

□ 江晓原  ■ 刘 兵

 

  □ 这是一个“好事之徒”收集各种奇情异想的“科学实验”材料,在瑞士报纸上撰写的专栏文章。原先他在一份瑞士新闻杂志担任科学版的负责人,收集了这些材料,但是那份杂志的主编并不喜欢这些内容——也许是因为它们不属于“严肃的科学内容”?后来作者得到在另一家杂志写专栏的机会,终于可以将他收集的这些材料写成文章发表了。
  本书收集了西方世界从公元1300年至2003年间的111项“疯狂实验”的有关情况和结论。这些实验如果称之为“科学实验”,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们都是采用“科学的”方法来设计和进行的。但是这些实验却又和我们中国公众所习惯的“科学”显得很有点格格不入,甚至显得很有点搞笑。这恰恰是本书最有意义的地方。

■ 是啊,我在刚看这本书时,首先就想起了你近些年来倡导的科学传播的“娱乐化”的问题。这本书本身,介绍的恰恰是许多不为正统科学所重视,但在面向大众的传播中,颇具娱乐价值的“科学实验”。
  这些实验,看上去,也与当下一些民科有兴趣的“研究”有些类似,不过,中国的民科们似乎对于更“宏大”、艰深的科学“难题”更有兴趣,这也许又是与我们传统中面向大众的科学传播所树立的科学形象和导向有关。许多像这本书中的本来更具有娱乐意味的实验越来越被边缘化了,而主流科学所关注的东西,却离公众越来越远,对此,你是怎么看呢?
  
  □ 本书中的实验都是今天的“主流科学”所不关注的事情,但这些事情却与公众的日常生活非常贴近。例如,书中有四次实验(不同年代的),都是关于怎样才更容易在公路上搭上便车的,结论依次是:(欲搭车者)1:显得弱不禁风或伤残;2:是一个女性;3:注视开车者的眼睛;4:欲搭车的女性胸部丰满。我相信在中国,任何一个“主流科学”的从业人员都不会或不敢去做这样的实验,更不敢发表这样的实验报告。更有甚者,有一项实验是想知道男女性交时性器官的形状有什么变化——这在通常情况下确实是难以观察或测量的,实验者的办法,是请一对志愿者男女在一具核磁共振仪里面作爱。我相信中国大概没有任何一具核磁共振仪会为这样一项实验而启动。
  这样的实验及其实验报告,确实颇具娱乐功能。它们让人联想到“搞笑诺贝尔奖”参与提名的那些“科学实验”——关于此一奖项情况的书籍好些年前就已经被引进中国了。这些实验者往往都竭力按照“主流科学”的规范来设计、操作和报告自己的实验。事实上,这些实验通常只是在实验内容(对象)上远离了“主流科学”。当然,恰恰是这种远离,使得这些实验与公众的日常生活意外地贴近了。

  ■ 实际上,当下的主流科学共同体,或者关心科学共同体内部所认可并有兴趣的问题,或者关心那些会带来有商业利益或潜在商业开发价值的问题。说到这里,就可以引申出更为严肃的话题了,即当下的科学共同体究竟首先是在为谁服务?
  从利益分析的角度来看,如果今天的科学家们只是为了科学共同体自己的利益,那么,在科学研究中使用来自广大纳税人的钱,显然是不公平的。如果他们只是为了资本家进行研发,或者想使自己成为资本家,那他们更不应使用纳税人的钱,而且他们也不应再用那些“增进人类对真理的认识”之类的崇高说法来标榜自己的工作了。
  哪怕只是在面向大众所关心、感兴趣或纯为娱乐的意义上,进行科学研究,就像在《疯狂实验史》一书中所写的大多数实验研究那样,恐怕倒还可以为科学找回一部分“为人民服务”的意义。但现实却显然不是这样。
  
  □ 《疯狂实验史》中的那些实验者,我估计绝大部分是不拿纳税人的钱的——其根据是,这些实验“课题”绝大部分都不会得到“主流科学”的认可。不过,他们做这些实验,未必有“为人民服务”的动机,尽管可能有“为人民服务”的效果(比如那个“与中国人一路旅行”的实验)。从道理上说,不拿纳税人的钱,就没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完全可以我行我素,自娱自乐。令人忧虑的是,现在我们经常看到不少科学家拿着纳税人的钱,却在为资本的增值服务,而且同时还被视为比“在商言商”的人崇高百倍。
  此书中的那些实验,在中国今天的标准下,几乎没有一个能够被承认为“科学实验”的,在西方它们是不是被承认,也很难说。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即使它们不是“科学实验”,但仍然有人愿意、而且可以将它们设计出来并付诸实施,而且也可以公布其实验结果(也有个别例外,比如“你愿意跟我上床吗?”的实验结果过了许多年才得以公布),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猜想的原因,首先,“科学”和“非科学”(或“伪科学”)的界限是开放的——我的意思是说不会因为越过这个界限而受到阻碍或批判;其次,在人们心目中,也许根本没有这样的一条界限,所以可以容忍这些实验及其报导或报告。
  
  ■ 这里,我们再次回到了何为“科学”这个问题。其实,在关于究竟何为“科学”,或者用科学哲学的术语来讲,即关于科学的“划界”问题上,众多的讨论经常会有一些误解。因为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究竟何为科学更多地是一个“定义”问题,而多数对此的讨论,又是基于科学共同体自己的理解,预先把那些不为主流科学共同体所认可的研究划在了科学之外。另一方面,再加上我们这里又在相当程度上把科学意识形态化,就更加剧了对那些不在“标准”科学界内(其实就主流科学共同体认可的科学来说,科学哲学的划界工作也做的并不成功)的研究的排斥。
  反过来想,如果从公正的角度(如前面所说的关于研究经费来源的经济考虑),从公众的角度(即是否有益于公众、是否为公众所感兴趣),从人类认识自然与自身之全面性的角度(主流科学其实也只是这种认识的一小部分而已),改变我们以往基于传统而且并不清晰的科学划界标准,就成为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而这样做的一种可能的方案,即是把原来由科学共同体所限定的科学的范围予以扩大,形成一种多元的科学观,宽容平等地对待不同类型的科学。以这样的立场,对于像《疯狂实验史》中所谈及的那些“科学实验”,也就没有什么可歧视的理由了。


  《疯狂实验史》,(瑞士)雷托·施奈德著,许阳译,三联书店,2009年10月第1版,定价:3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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