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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10年4月26日《南方都市报》

利玛窦和耶稣会士天文学家的历史功绩
——为利玛窦逝世400周年而作

江晓原

 

  四百年前,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在北京逝世,那时他已经在中国生活工作了28年——他1582年来到中国,1600年起定居北京十年。利玛窦和其他一些著名来华耶稣会士的墓,至今都完好保存在今北京市委党校校园内。
  到了20世纪下半叶,利玛窦和其他耶稣会士却遭到一项指责,说他们当年有意向中国人“隐瞒”了欧洲天文学的最新发展,只将“陈旧的”托勒密体系和第谷(Tycho Brahe)体系介绍给中国人,从而“阻挠”了中国人及时接受哥白尼学说。并进而推论“近代科学在中国当时未能正式出现,那阻力并不来自中国科学家这方面,而来自西方神学家那方面”。
  对于这样的指责,利玛窦当然不能起于泉下来为自己辩护,但是科学史研究却可以为利玛窦和他的后任们平反——他们当年到底有没有向中国人“隐瞒”真相?有没有“阻挠”中国人获得新的天文学知识?
  
  利玛窦入居京师之时,适逢明代官方历法《大统历》误差积累日益严重,预报天象屡次失误,明廷改历之议已持续多年。利玛窦在向万历帝“贡献方物”的表文中曾特别提出:他懂得西方的天文历法,如果皇上愿意倾听一下他的见解,“斯又区区之大愿”。虽然万历帝没有理会他的这项请求,但此时利玛窦因为与中国士大夫阶层交往多年,已经充分理解天文历法在古代中国政治、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因此他认识到,参与明朝官方历法的修订工作,是一条打入中国社会最高层的“通天捷径”。为此他强烈要求罗马方面,尽快派遣精通天文学的耶稣会士来中国。他在致罗马的信件中说:
  中国人对之(指其它科技)并不重视,而对行星的轨道、位置以及日、月食的推算却很重视,因为这对编纂历书非常重要。我在中国利用世界地图、钟表、地球仪和其它著作教导中国人,被他们视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数学家;…… 所以我建议,如果能派一位天文学者来北京,可以把我们的历法由我译为中文,这件事对我并不难,这样我们会更获得中国人的尊敬。
  其实来华耶稣会士之中,包括利氏在内,不少人有相当高的天文学造诣。他们这方面的造诣已经使得不少中国官员十分倾倒,以致纷纷上书推荐耶稣会士参与修历。在利玛窦去世近二十年后,这些举荐最终产生了效果,1629年崇祯帝下令设立“历局”,由徐光启领导,召集汤若望(J. A. Schall von Bell,1592~1666)、龙华民(N. Longlbardi——他是利玛窦临终指定的自己在华教会职务的继任者)等四位耶稣会士,开始修撰著名的《崇祯历书》。1634年修成,但是在经历了十年争论之后,崇祯帝刚刚下令颁行这部历法,明朝就灭亡了。清军进入北京城时,汤若望正确估计了政治军事形势,决定与清朝合作(另有一些耶稣会士选择了与南明政权合作)。汤若望将《崇祯历书》稍作修订,突出了他个人在其中的贡献,转献清朝,次年(1645年)被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颁行天下,并从此成为中国学者研习西方天文学的基本经典。
  
  对利玛窦们的指责,主要是从《崇祯历书》出发的。因为《崇祯历书》采用了第谷1588年发表的宇宙体系作为理论基础和计算依据,这种宇宙体系是托勒密地心体系和哥白尼日心体系的调和折衷形态。
  某些中国学者指责利玛窦们的逻辑是这样的:既然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1543年就发表了,利玛窦1582年才来到中国,他为什么不介绍哥白尼学说?《崇祯历书》1629年才开始修撰,为什么不采用哥白尼体系?
  这些振振有词义愤填膺的指责,事实上完全是对科学史的无知加上蛮不讲理的产物。
  先看为何是蛮不讲理——人家送你一个礼物,你却指责别人:为何送我这一款式而不送我另一款式?你是不是想“阻挠”我获取另一款式?那人家什么礼物也不送给你,是不是反而不会“阻挠”你了?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当然要从科学史上来研究,利玛窦和他的后任们为何要在《崇祯历书》中采用第谷体系?
  最基本的事实是,第谷体系在当时比哥白尼体系更精密。
  当时在明朝,不管是反对西法的还是支持西法的人士,都始终同意用实际观测精度(即对天体位置的理论推算值与实际观测值的吻合程度)来检验各自天文学说的优劣——这本来是中国历史上一贯的传统。《明史·历志》中保留了当时历局方面和反对西法的保守派双方八次较量的纪录,这些较量有着共同的模式:双方各自根据自己的天文学方法预先推算出天象出现的时刻、方位等,然后再在届时的实测中看谁“疏”(误差大)谁“密”(误差小)。涉及的天象包括日食、月食和行星运动等方面。这八次较量的结果竟是中国传统天文学方法“全军覆没”。其中三次发生于《崇祯历书》编成之前,五次发生于编成并“进呈御览”之后。到第七次时,崇祯帝“已深知西法之密”。最后一次较量的结果使他下了决心,“诏西法果密”,下令颁行天下。
  另一方面,那时欧洲的天文学家通常也根据自己所采用的理论体系推算出星历表。哥白尼的原始星历表在他逝世后经人修订增补后发表(Tabulae Prutenicae,1551),较前人之表有所改进,但精确度还达不到角分的数量级。事实上,哥白尼本人对精密度的要求是很低的,他曾对弟子表示:若理论与实测之间的误差不大于10角分,他即满意。哥白尼本人对于天象观测也算不上出色当行,一个有点八卦的例证是,相传他一生没有见到过水星(水星确实是五大行星中最难观测的)。故与第谷体系相比,哥白尼体系的精确程度确实大为逊色。直到1600年左右,根据哥白尼理论编算的行星运动表仍有4度到5度的巨大误差。而第谷生前以擅长观测享誉全欧,其观测精度前无古人,达到前望远镜时代的巅峰。从“精密”这一标准来看,第谷体系明显地优于哥白尼体系,这正是当时不少学者赞成第谷体系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事实上也是修撰《崇祯历书》时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汤若望等人大量引用了《天体运行论》中的材料,共计译用了原书的11章,引用了哥白尼所作27项观测记录中的17项。书中还对哥白尼在天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天体运行论》的内容,作了中肯的介绍和述评,将哥白尼列为世界天文学史上的四大名家之一,而且指出他的学说已经成为欧洲最有影响的几家天文学说之一。
  耶稣会士甚至还介绍了不少伽利略、开普勒等人的天文学工作。比如伽利略用望远镜进行天文观测获得的新发现,发表于1609年(Sidereus Nuntius),仅六年之后,来华耶稣会士阳玛诺(E. Diaz)的中文著作《天问略》中已经作了介绍。再如望远镜,1626年汤若望的中文著作《远镜说》一书已经详细论及其制造、安装、使用和保养等事项。而至迟到1633年,徐光启、李天经先后领导的历局中已经装备此物用于天象观测。
  其实,耶稣会士向中国人介绍当时欧洲新的科学成果,本来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他们试图用这些科学成果打动中国学者,获得中国学者的尊重,从而打开进入中国上层社会的道路。靠陈旧知识是办不到这一点的,因为当时中国传统天文学毕竟仍有相当水平。
  而且,最终向中国全面介绍哥白尼学说的,仍是耶稣会士。
  1760年耶稣会士蒋友仁向乾隆帝献《坤舆全图》,其解说文字中明确主张哥白尼学说是唯一正确的。此图虽藏于深宫,一般学者无由得见,但后来由钱大昕润色,将图中解说文字以《地球图说》的书名出版(1799)。阮元为此书作了序。
  然而《地球图说》却未能说服阮元接受日心说。他不止一次攻击、否定哥白尼的日心学说,说它“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畔道,不可为训,固未有若是其甚焉者也”。阮元恰恰是从耶稣会士那里知道哥白尼日心说的,他自己拒不接受,怎么能归罪于耶稣会士的“阻挠”呢?遍查《崇祯历书》、《西洋新法历书》,以及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撰写的其它重要天文著作,找不到有任何攻击诋毁哥白尼学说的话语。所以,要说有谁曾经阻挠过中国人接受哥白尼学说的话,那决不是耶稣会士,而恰恰是“经筵讲官南书房行走户部左侍郎兼管国子监算学”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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