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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09年第6期

技术的价值选择支撑探微

闫宏秀

 

摘 要:从哲学与史学的视角,以价值选择对技术的生存境遇、发展情势等切入点,对技术的价值选择支撑的方式、运作机理及效应进行哲学诠释、逻辑透视及史实考察,并从中得出对我国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技术发展的有益启示。
关键词:技术;价值选择;支撑;发展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7062(2009)06-0065-05
  
  
  技术与价值选择作为人之为人的两种基质,其中技术是人类在世之据,价值选择则是人类在世之根,[1]其作为软实力对人类实践的规约更具有普遍性与根源性。价值选择是一个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等的形成与存在的先决条件,因其缺失或不当所酿造的可怕后果从古希腊米达斯的故事中可窥见一斑。因此,技术离不开价值选择的支撑。关于此,可从下几个维度进行诠释:

一 价值选择与技术的生存境遇
  价值选择作为一种具有先验性的非逻辑观念对实践行为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从历史与现实中发现,不同价值选择对技术的认可度、接受度及定位等的迥异为技术造设了相异的生存境遇,并进而导致技术的不同命运。
  
  (一)价值选择对技术整体的认可度和接受度与其生存境遇
  技术以及技术行动者在价值选择中得到的认可度与接受度对技术的进步有基设性的作用。如在古腊人的价值选择模式中,与大自然的抗争行为是狂妄渎神的无效行为,与物质需求联系在一起的体力劳动是卑贱的,因为它既不直接地服务于政治,也不与人类作为理性存在物之表征的理论知识紧密相联,因此,那个时期的所谓的真正有教养的人关心的是理论的构架,诸如在哲学和科学领域的宏观的探求与精细的研究,对技术和工匠则持鄙弃的态度;中世纪的欧洲,处于宗教神学价值选择统摄之下,一切源自上帝,人类无须也无法改变一切,而技术则恰是人类所进行的主观改造;自文艺复兴以降,自由、人性回归、自我中心等价值选择的诉求有力地推动了近现代技术产生与发展;当今,技术恐惧主义、技术乐观主义、技术统治论、技术控制主义等观念既表述了人类对技术反思的不同理念,又是人类对技术所持有的不同态势,同时又影响着不同群体对技术整体的认可度与接受度。
  虽然现代已是技术高度渗透与传播的时代,但当主体的主流价值选择系统对技术整体的认可度与接受度较低时,技术处于窒息之境。如人类学家雷蒙德·弗斯于20世纪20年代末对蒂科皮亚岛人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同时,在没有相应的价值选择支撑的情境中,即使强行引入技术或极力发展技术都是极为勉强的,并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且其结果也往往是欲速则不达。如伊朗前国王巴列维曾力图借助大量植入西方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加速伊朗的现代化进程,使伊朗在30年内前进13个世纪的计划,最终被浓郁的宗教价值观念所吞噬。其后果是不但引进的现代科技没能被社会所接受,而且自身也被驱逐出境。
  (二)技术及其器物的价值选择意蕴与其生存境遇
  作为人类行为基准的价值选择会潜移默化地规范与影响人类的认知、态度与行为,其效力有时能超过对技术实际用途的现实考虑,甚至可以使一些从技术自身发展的体系来看已经过时的技术又重新占据重要的位置。某些技术物所标示的价值选择层面的意蕴早已超出了其物质性的实际价值。如在日本曾有抛弃枪炮的史实,葡萄牙人在1543年将欧洲的军火引入日本。枪炮在战争中很快被有选择地使用,手艺高度精湛的日本匠人也大批量地生产枪炮。到16世纪末,就绝对数量而言,日本的枪炮数量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多。但是,正当枪炮在日本似乎处于受欢迎的巅峰时,日本人反而去使用他们的传统的武器———剑、矛、弓箭。其中有一个深层的原因是,日本的贵族和有影响的武士阶层都偏爱用剑作战。在日本剑作为武器的角色,在其历史传承中具有其象征意义和文化教育价值。它是武士的英雄主义、荣誉和地位的体现。[2]206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人类实践活动中价值选择作为理念性的力量对人类行为更具有决定性的效力。
  同样地,从主观的维度将技术或技术物赋予不同的价值选择意蕴,也将使该技术或技术物的命运大为不同。在西部非洲,塑料薄膜应更适合于在此温度下覆盖其传统房屋,但是一种替代物———锡顶蓬———在那里却占据了显赫地位。因为在他们的价值选择理念中,用锡顶蓬覆盖房屋是富有的明显表征。当今的广告行业正是在充分利用技术中价值选择的这种效应。媒体的宣传并不是重在对物品性能的全面介绍,而是更重在一种价值选择理念的渲染,
通过理念来诱导消费者的行为。如众多广告台词揭示的是崇尚富裕、高贵、卓越、新异等的价值选择意蕴。即把具体的技术或技术物与抽象的价值选择意蕴联系起来,为技术或技术物营造一种有利的氛围,以求获取更好的效益。可见,犹如社会意识能够强劲地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一样,技术可求助于价值选择,谋求其生存。

二 价值选择与技术发展的情势
  “人类社会在某一时期所形成的价值取向作为人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所作的质的评价,它具有规范人的社会行为的能力,因此,特定的实践活动从根本上受到价值取向的指导,这是不以人的任何主观意愿为转移的。”[3]价值选择为技术发展的树建目标、界定范围,并影响技术发展的程度与效应等。
  (一)价值选择对技术发展目标的影响
  “我们真正企盼(want)的是什么样的技术呢?对此的应答将依设于我们所拥有的先验价值及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景”[4]。价值选择预设与导引着技术的发展趋向,同时价值选择的调整将会投射于技术的未来。
  如技术设计就是一个“有意识地制作器物并使器物适应于特定目的和环境的过程”,“将技术和社会因素会聚起来而生产适合特定环境的具体物的过程”[5]105,且“设计总是展示着社会性偏向。”[5]110早在古代,如发明弓箭用于捕猎,木耒和石镰用于满足其生存基本价值的实现。风车的发明基于当时人类对动力的迫切需求。在自身基本生存需求得以完成的基础上,人类开始向外寻求。在征服自然、欲意探求自身之外其他区域的驱使下,注重与交通相关技术的发展,指引着技术向航海、通讯等方向迈进;由于人类争强求霸价值选择观念的确立,大规模的军备竞赛拉开了序幕,技术趋向聚焦于军事技术的研制与开发;当人类价值取向转移于神秘宇宙空际时,航天技术、空间开发技术纳入了技术发展的范畴之列;随着人类对自身关注的加强,健康观念在人类的价值模式中日趋显赫,与此相关的医药保健技术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医疗器械、保健物品的开发与研制成为技术发展的重要趋向之一;随着人文关怀、追求自我及个性张扬等价值诉求,在当今技术设计中,以人为本(people-centered/human-centered)的理念备受关注,多元化、个性化的技术物不断涌现。如计算机软件产品的交互性和开放性大幅度增强,程序为用户提供了很多可以展现其思想的接口,使得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拥有越来越多的空间;随着生态伦理在人类价值选择中的日益凸显,技术发展明显地呈现出有利于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保护的倾向,研究与开发无公害的绿色环保技术产品如环保电器、无污染能源、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作物、无公害农药等成为了一种潮流;政府也不得不改变技术政策,取缔一些与保护生态环境的价值选择理念相违背的技术及项目。如1979年丹麦公众发起限制汽车运动,使得在哥本哈根修建一系列高速公路的计划取消;20世纪中后期,美国的超音速运输机(SST)最终在公众的强劲反对声中遭受挫折。[2]167-172
  (二)技术与价值选择的相容程度对技术发展程度的影响
  具体到某项技术来说,其设计、研发、传播等环节都蕴涵着某种价值选择取向。“即使当技术设计者所从事的是‘纯粹的技术’行为时,他们也被具有文化特质和负载价值的标准所支配,”因为“技术标准从来都不是‘纯技术的’”[5]110。
  同时,“技术是个传播的系统,其中技术物的发明者、设计者和建造者是信息的发送者,用户、消费者和公众是信息的接受者。”[6]83对技术的引进、创新、扩散等意味着对某种价值选择取向的认可或妥协。即技术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该技术所蕴涵的价值选择取向和社会系统中人们的固有价值选择取向发生碰撞互动的过程。当某项技术代表的价值模式与其所在系统推崇的价值选择处于相一致的情景时,即二者具有相容性(compatibility)时,接受者的价值选择将会成为技术发展的巨大推动力。相容性越高,技术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的摩擦就越小,从而其速度与力度就会更快、更深;相反,若相容性低或不相容时,技术发展的速度与力度则大大减慢、式微甚至停滞。
  如在当今社会中,电脑和网络是新时代的高科技产物,是人类心目中的现代文明,是“先进”、“现代”、“品位”、“潮流”、“文明”、“时尚”等价值观念的象征物。不懂电脑和网络就意味着与时代不合拍、落伍、远离文明等,因此拥有电脑和互联网,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组织机构都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元素,也恰恰是这样一种对信息技术认同与渴望的价值选择取向大大促进了电脑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价值选择的地方性、动态性、个体性,技术与价值选择的相容性也是处于变化之中的。这表现为同一技术因价值选择的地方性差异而表现出地域性的不同相容性,以及同一技术因价值选择的时代变迁而表现出时间性的不同相容性,乃至即使是同一项技术在同一时期同一区域,也会因价值选择的个体性而表现出不同的相容性。就安乐死而言,澳大利亚北部地区曾于1996年7月颁布承认安乐死合法的法令,但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于1997年3月将此废止;目前,允许积极安乐死的荷兰和比利时,以及允许间接或消极安乐死瑞士和美国俄勒冈州在立法历程中也曾遭遇来自各方的激烈争论,并且当下也有反对之音;也有区域则直接拒绝承认安乐死的合法性;我国关于安乐死合法性问题的探讨也因各方价值选择观念的强烈冲突而仍无定论。
  (三)价值选择对技术效应的影响
  我们不否认技术参与价值选择的形成,但是价值选择一旦确立,那么技术所将发挥的效应就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设于价值选择。技术及其物提供众多可能性,且其从本质上领先于固定的用途。发明某物只是意味着给人类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其是否应当成为现实、值得成为现实、成为何种现实等则在于人类的价值选择。“在技术领域,根本的问题是干预事件的过程,或者是预防某种状态的发生,或者是造成某种不能自发出现的状态。然而这一切是根据某个目标而进行,这一目标最终又是由支配全部行动的价值系统决定。正是这些价值系统决定着要追求什么而又避免什么。”[7]因此,技术所蕴含的内在多样性总是在与价值选择的能动共同作用下显现出来的,并且主体将依据自身的评判作出选择显现那种属性以及显现到何种程度。即先验的价值选择模式导引、制约着技术效应的方向与力度,并对因技术所诱发的种种效应进行整合。
  豪克斯(Houkes, W. )和威玛斯(Vermaas, P.E. )指出,对技术物适当功能(proper function)的解释必须基于个体行动者的意向和社会因素,并提出ICE( intentions-causality-evolution)理论用以解释技术物的功能;[8]3舍勒(Marcel Scheele)认为技术物的功能归赋基于(集体)意向性,因为其只在价值观念的一系列先验分配中才能发生;[9]维贝克(Pe-ter-PaulVerbeek)分析到:“技术功能总是在特定社会语境中获得伦理和审美意义”[10]。毋庸置疑,技术或技术物是功能的载体,功能本身与人类的意向性有关[8]2,并且功能从潜在变为现实的关键环节是在于人类依据自身价值选择判断而展开的实践活动。
  若退一步来分析,把技术喻为一柄双刃剑,那么持剑人的价值选择取向操纵着这柄双刃剑将产生的效应。如“移动电话最大的、最明确的好处是空间上的可移动性,”[11]242即摆脱了空间(物理空间和诸如家庭、单位等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对人的束缚;但是不利的方面是“混淆了一些界限,如工作地点和非工作地点、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工作状态的人与休闲状态的人”[11]244,企业的管理者既可通过移动电话使员工拥有一定的空间自由度,但也可以让员工在任何地点都处于工作状态,失去更多的自由。此外,移动电话除了能够进行真实的信息传播,还产生了人们经常碰到的电话现象:电话谎言,即人类利用电话交流中主体间沟通时的空间虚拟性而进行说谎。
  价值选择是技术发展的调节器。特别是在科技迅猛传播的今日,现代技术的高风险、高收益、多重性以及其用途的不确定性,如涉及人类隐私的监控技术、与人类的生死密切相关的基因技术等在当今所引发的诸多争议使得人类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技术究竟在什么场合、以什么样的角色呈现于世人面前,并不决定于技术本身,而是取决人类的价值选择取向。因此,技术发展必须有适当的价值选择支撑对其进行规约,否则将招致无以名状的灾难性后果。布达佩斯俱乐部举办一系列的活动在企业、公共机构等各种共同体和个人身上激励对现实深刻的悟性,以重新构建符合时代精神的价值模式,通过诉诸于人自身价值选择的改变来抓住首先的机遇,进而减弱甚至消除由技术发展而致使人类陷于尴尬境地的现实。
  (四)价值选择对技术支撑效力的历史展现:价值选择的多元性与技术及其器物的多样性
  翻开技术史,我们看到的是形态各异、千姿百态的技术及其物。从共时态的视角来看,大量迥异的技术及其物在人类社会中的共存;从历时态的视角,某一项技术及其物的在其发展历程中所展示的多样性变迁。针对此现象,我们应该作何种解读才能真正地诠释呢?
  毫无疑问,技术是社会活动的结果,技术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在迪昂-蒯因那里,所有的理论或猜测都不可能独立于支持实验情形的相关理论、假设和背景知识所构成的整个网络而进行检验。同样,在技术领域中,任何技术也都处于具体情景之中。正如马克思所言,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12]它不仅仅展示着人的本质力量,同时也能动地反映人的心理因素。技术及其物所展现的正是人类主体的潜在的或故意隐藏的价值选择观念。即使在同一时期,用于满足人类同一种需求的技术,在不同的价值选择模式中,也会产生出不同样式的技术;即使是同一项技术物在不同的群体中也会被赋予多样的特性。因此,从本源来看,作为人类观念物化的技术及其物在人类社会中所展示的多样性正是作为价值性存在的人类主体对其生存建构的差异性的现实写真。
  
三 启 示
  技术作为人类在世的方式,我们需要揭示其本质、运作机制,以谋求美好生活。作为人类基质之一的价值选择为此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价值选择是一个社会系统中约定俗成的非法律化的无形规范,它植根于社会成员的心灵深处,得到默认并渗滴于其行为之中,导引并界定他们的行为。试看:世界科技中心的转移与当时各国的价值选择模式的关联。技术成果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主要分布在有利于技术发展的理性精神及新教伦理兴起的意大利和德国;在1600-1701年和产业革命时期中心在新教伦理兴盛而促使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英国;以狄德罗为首的一批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宣扬反封建的自由、平等,提倡民主和科学,为法国技术发展预设了合适的氛围,带来了法国技术的繁荣;德国人重理性、重实践的价值模式导引了德国的技术精湛与先进;世界科技的第五个中心美国,经历了独立、统一运动,宽松与激励的环境为技术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并且技术在美国的国家体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犹如佩斯(Arnold Pacey)所描述的那样:“在20世纪,技术似乎变成了国家命运的主要象征”,“美国公众仿佛达到了依赖技术来证明美国的伟大”[6]87的境地。
  目前,我国的技术正处于大力发展的攻坚阶段。从上述论述,我们发现作为硬实力的技术离不开作为软实力的价值选择的支撑。但价值选择是隐性的、深层的、积淀性的,且具有统摄性的威力。对隐性的改变是一项艰巨而必须的任务,正如鲁迅所说:“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13]但作为社会资本的价值选择是社会发展的必需因素,价值选择与技术的不和谐(无论是技术还是价值选择的超前或滞后)将会给人类社会造成发展的缺衡。因此,我国需要全力营造一个有利于技术健康发展的价值选择体系。这既包括在宏观层面,对技术整体的认知体系与评价框架的正确构建,也包括在微观层面,在具体的技术引进、开发等过程中对公众价值选择理念的导引与思量。
  但是,对技术的价值选择支撑重要性的关注与加强并不意味着价值选择决定论。从理论的视阈来审视,认同经济决定论或生产力决定论,并不是等于在逻辑上讲,是在技术之后再去思考价值选择的构建,并且这种观念在实践中所带来的危害,对此,现实的生活已给予了充分的证明;与上述观念同等有害的是:强调价值选择观念的主观能动性、反作用力,将价值选择视为是一切问题来源的核心与解决问题的全部。
  人类社会的发展应当是在技术和价值选择观念之间的相互依存以及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中进行。从静态的角度来谛观的话,技术与价值选择两个子系统的理想化的状态应是在社会大系统中处于相互匹配的境地;从动态的视角来谛观的话,则是通过二者自身的各自演变以及二者的相互交融以达到社会环境的最优化。

【参 考 文 献】
[1]闫宏秀.人:技术与价值选择[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7, 24(3): 7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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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67.

On the Value Alternation of Technology
YANHong-xiu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China)
Abstract: Taking technology’s circumstance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ways, inner mechanism and influences of value alternations on techn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and history, and provides helpful advices to our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 technology; value alternation; support ;development

                      20100517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