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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进,何以化?——进化论杂谈

田 松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说起来大家似乎都很熟悉,一较真,就会语焉不详,只剩下几个概念,空空洞洞。
  中国人接受进化论,是从严复开始的。但严复翻译的并不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而是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主张信达雅的严复也没有忠实赫胥黎的原文,他加进了很多自己的阐释,这就是《天演论》。经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天演论》所要传达的核心思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很快进入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并逐渐成为大众话语中的重要部分。今天支配我们社会生活的关于“进步”、“发展” 、“竞争”……等一系列观念,都可以追溯至此。
  
  说“进”化,就意味着存在一个正的方向,沿此方向演变,是进化;逆此方向演变,是退化。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怎么知道哪个方向是进化,哪个方向是退化?人生诡异,我们常常真诚地做一件傻事儿,做的时候只有真诚,而不知道傻。比如文革时期,我曾真诚地相信,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少年儿童,是全天下最幸福的花朵。十几年后才被告知,那是历史上的大退步。
  当然,在达尔文,或者赫胥黎,或者青年严复看来,进化的方向是明确的。从简单到复杂,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无生命到有生命;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无性繁殖到有性繁殖,新的物种不断产生,构成了一个不断演进的序列,是之谓进化。我们都很熟悉一幅树状的图示,灵长类处于进化树的顶端,而人类在顶端的顶端,是天之骄子。基督教(天主教)的人类中心主义,在达尔文这里有了一个生物学的阐释。
  由于资源是有限的,各物种之间,物种内部的各个个体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竞争力强的物种或个体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就有更多的生存几率。那些竞争力差的,就只好退出生物圈的舞台,这就叫“优胜劣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仿佛大自然也实行了末位淘汰制。一朵蒲公英漫天小伞,各自寻找生存机会;上亿个精子奔向卵细胞,只有一个可能获胜。在达尔文描述的大自然里,竞争无处不在。万物如此,人自不能例外。
  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这无疑是强者的逻辑。失败者不但要忍受失败的耻辱,接受失败可能导致的灭亡,还要承担失败的责任。你被淘汰,是你应该被淘汰,因为被淘汰的,是“劣”的。所以“落后就要挨打”,其潜台词是:落后必然挨打;落后就应该挨打。
  这就好比一个强盗,闯到人家家里,把人家席卷一空,反过来说:你知道你为什么被抢吗?因为你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你挨打是必然的,就算我不打你,也会有别人打你。而我之所以能够打你,是因为我比你先进。
  所以许靖华先生认为,进化论是英帝国主义的一种邪恶的政治学说!它为英国在十八世纪的全球扩张制造科学的意识形态依据。
  然而,这样的意识形态已经逐渐被全世界所接受,整个人类就陷入到相互竞争的关系之中,而不能自拔。物质生活似乎更加进步了,危险和危机也更加严重,不但闹得人类自危,整个生物圈也被拖到了水脏天污的境地。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就陷在了先进与落后的概念困惑中。以往天朝大国的文化自信很快被洋枪洋炮打成了自卑。什么是先进,能打人的就是先进,什么是落后,挨人打的就是落后。知识分子放弃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传统使命,以强国为第一追求。而强的标准,就是能打得过别人。
  按照进化的逻辑,自然界是在进化着的,人类社会也是进化着的。这个进化有一个单一的方向。仿佛有一根超越国家、超越民族、超越地域的冥冥之中的尺度,可以对人类社会进行衡量。无论什么国家,无论哪个民族,都处于这个进化序列上的不同位置。大家都在同一个方向上,向着“前”的方向奔跑,不进则退。而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提高我们在冥尺上的读数。此所谓推动进步,促进发展。
  发展,进步,强大,成了我们新的理想和目标。最初,我们还希望保留我们的传统,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很快,我们认为,仅仅学习造枪造炮的技术是不够的,还要学技术后面的科学;再后来,我们认为,还要培养科学之所产生的文化土壤,引进西式的文明形态,这就是“全盘西化”。
  在形而上的层面上,我们主动地改变了我们衡量文明的尺度,改变了文明的方向,放弃了祖先曾经有过的理想。
  作为弱者的我们,接受了强者的逻辑。最初,在强盗袭来的时候,我们愤怒,我们鄙视,我们不服;然后,我们服了。我们的民族精英奔走相告:你们知道吗?我们为什么挨打,是因为我们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所以我们该打;你们知道吗?人家为什么打我们?是因为人家先进,人家强大,人家打我们不是坏事,是好事,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先进的文明。我们既然知道了什么是先进的文明,就应该放弃我们落后的文明,加入到先进文明的行列。
  我们的确是强大了。然而,诡异的是,看起来是我们战胜了强盗,其实是我们变成了强盗;看起来是我们战胜了流氓,其实是我们变成了流氓。
  二战之后,很多前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然而,这些政治上独立了的国家,大多继承了原殖民者的意识形态,当然也保留了原来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
  
  落后赶先进,先进再先进。可怕的是,在进化论的逻辑下,这个过程永无终结。每个人,每个国家,都要马不停蹄地向前,谁也不敢落在后面。然而,在一个一维的跑道上,总会有人落在后面——那个人在理论上就是被淘汰的对象。
  一个故事说,两个人在森林里,遇到一头熊,两个人撒腿就跑,跑着跑着,一个人说,老兄,别跑了,再跑我们也跑不过熊啊!另一个人说,我不用跑过熊,我只要跑过你就行了。
  甚至从上幼儿园开始,我们身后就跟上了一头熊,这头熊叫“末位淘汰”。小学、中学、大学,每个人都疯狂地往前跑,要跑在前面,才能进入更好的学校。工作之后,这头熊还跟在后面,跑在前面才可以升迁,而落在后面的,就可能被炒鱿鱼。
  同学、同事,都是潜在的竞争对手,在温情的后面——如果这温情还在的话——是隐藏在背后的算计、计较、较量。因为每个人身后都有那头熊。
  你想要安安稳稳,守着一亩三分地过小农的小日子,不行了。社会不允许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社会要求你,逼迫你,必须进步,必须进取!
  我们身后的这头熊,并非来自自然,来自丛林,而是来自我们的观念,来自这种观念下的制度设计。
  
  而在很多学者看来,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只是达尔文或者赫胥黎所描述的自然图景,并非自然本身。在这八字真言中,隐藏着巨大的逻辑漏洞。为什么你能够生存下来,因为你是适者;为什么你是适者,因为你生存下来了。所以适者生存,是个循环定义。 和“优胜劣汰”一样,是事后诸葛亮的总结。仅仅根据这句话,我们无法事先判断,下一轮的自然变化中,哪一个物种会胜出。因为从地质尺度上看,灾变是大自然的常态,生物们预先并不知道。
  许靖华根据对他对恐龙灭绝的研究说:“幸者生存!”生存下来的就是幸者,幸者才能够生存下来。同样是事后诸葛,已经没有了道德判断。对于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它也没有指向残酷竞争的方向。你就是想要发愤图强,想要跑过别的同伴,也不知道该往哪儿跑,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熊从哪个方向出来。
  凭借科学及其技术,人类曾经以为自己离“生存危机”那头熊越来越远,没有想到,就在正前方,忽然出现了另一头熊。它的名字叫“生态危机”。
  
  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到赫胥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中间有相当多的差异,很多学者做过认真的辨析。人们一般认为:达尔文本人的“进化”是随机的、偶然的、没有方向的,并没有“进步”的意思;是赫胥黎把达尔文的演化论用在了人类社会,并赋予了进步的含义;达尔文自己是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换句话说,达尔文的理论遭到了曲解。
  然而,对于这种曲解,达尔文并不是无辜的。因为恰恰是达尔文本人,使用了“生存竞争”(struggle for existence)和“自然选择”(nature’s selection)(即“物竞天择”)这样的表述。“竞争”也好,“选择”也好,都需要有行动的主体,这些词语本来都是用来描述人类行为的。达尔文的这种表述方式,已经非常直接地在人类行为和自然活动之间建立了联系,反过来,人们几乎是本能地会把它的理论用到人类社会之中。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关联,以至于我们意识不到,达尔文的这个表述,是个巨大的隐喻。的确,这个隐喻隐藏得太深了。
  达尔文的思想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最激烈的反对来自天主教(基督教),不仅因为物种演化的观念与教义相悖,还因为在基督教的人类中心语境下,人与动物存在着截然两分的界限,即使是普通人也无法容忍自己有个猴子般的祖先。在中国的语境中,我们都很熟悉这样的表述,进化论的进步思想遭到了反动落后的天主教的反对和压制;我们也熟悉,赫胥黎作为达尔文的斗犬与威尔伯福斯大主教辩论,科学战胜宗教的故事。但是我们不大知道,达尔文的观念还同时遭到了来自“进步”思想界的反对和批驳。主要原因是,达尔文把残酷的丛林原则,当成了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太马尔萨斯了。达尔文最先遭到的集中批判来自俄罗斯。
  
  达尔文的理论于1860年传到俄国,1864年《物种起源》俄文版出版,很快遭到了俄国学者的激烈反对。对此,科学史学者Daniel P. Todes曾有专文介绍1。自1860年到一战爆发,来自不同学科、机构和意识形态战线的批评者不绝如缕2。
  俄国学者不喜欢达尔文的竞争隐喻,因为他们不喜欢马尔萨斯。俄罗斯地大物博,地广人稀,几乎看不到土地承载力的极限,所以俄国人想象不出马尔萨斯所预言的人口爆炸、资源枯竭的景象。就连马尔萨斯的俄国学生A. I. Butovskii都认为,马尔萨斯的规律对于“我们宽广无垠的俄罗斯”来说,是不成立的。而英国则恰恰相反,整个国家困居一岛,一切限度明显可见,要靠不断地扩展来其解决内部的资源问题和人口问题。
  有一位研究渔场种群的专家 N. Ia. Danilevskii 指出,达尔文与马尔萨斯的思想渊源表明,科学和主观的文化价值是不可区分的。他说:英国人从上学的时候就习惯了跑步、游泳、划船之类的竞争性的游戏,所以英国人才会有边沁的伦理学、斯宾塞的社会学、霍布斯的政治理论、亚当·史密斯的经济理论,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
  在俄国知识分子看来,达尔文的竞争隐喻是不准确的,甚至是虚妄的。达尔文认为竞争表现在各个层面,有直接斗争和间接竞争;有种内斗争和种间竞争;在一种生物体与其它生命形态之间,在生物体与其物理环境之间,也存在生存斗争。俄国知识分子只承认生物体与非生命环境之间的斗争,并认为,生物体为了增强这种生存能力,必然会互相合作,而不是相互斗争。这才是种内关系的主导因素。所以,种内竞争不可能是物种起源和分化的重要因素。达尔文对于种内竞争和人口过剩的强调,是错的。
  合作、共生,互助,而不是竞争,才是自然界的常态。彼得堡大学的鱼类学家K.F.Kessler对互助思想作出了系统的表述,立即在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其中包括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
  刘华杰教授最近有篇长文介绍共生和互助理论3。其中说到,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在20世纪初期就被介绍到了中国,曾经对孙中山、李大钊、蔡元培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有过很深的影响。不过,即使如此,达尔文与赫胥黎的“单向进化”的观念,更为他们所看重,所产生的影响也更加深远。
  
  达尔文之后,为了解决内部的问题和外部的挑战,进化论已经大大地改变了原来的形态,基因学说之类的新生物学理论逐一被引入到对演化(进化)机制的解释之中,出现了多种不同的理论,虽然强调竞争的依然是主流,但反对的声音一直存在。
  从生物学意义上,对竞争学说最强有力的批判当属1960年代美国微生物学家林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的连续内共生理论(SET,Serial Endosymbiotic Theory),认为有核细胞起源于细菌共生。马古利斯的思想与当年的俄国思想家同出一辙,即合作而不是竞争,才是生物界的常态,是生物界生存和延续的基础。同时,马古利斯这个学说还补充了盖娅假说,使之由假设成为理论。刘华杰指出:“在SET看来,生物进化的最主要过程是共生融合,而不是新达尔文主义声称的以基因中性突变加自然选择为主导的普遍适用的缓慢渐变过程加上偶尔的快速变化。就进化过程的解释,SET理论背景下的进化论更强调合作、共生,而新达尔文主义更强调自私、斗争。”4
  
  是合作,还是竞争?大自然本身有无穷丰富的可能性。如果你相信合作,就会找到无穷的合作的案例;如果你相信竞争,也会找到同样的竞争的案例。或者,同样的现象,人们可以从各自的角度加以解释。而绝对的解释是不存的。如果一个人一定要采取一种解释,他总可以通过改变定义,增加辅助性条件等方式,维护他的解释。比如,生物个体层面的互助行为,道金斯会把它解释为(自私的)基因层面的竞争。反过来,生物个体的竞争,互助论者也可以把它解释为物种之间的合作。而采取什么样的解释,却不完全是一个自然科学问题,自然科学不可能孤立于社会文化的价值观之外。
  毫无疑问,合作、共生、互助,也是以人类行为来隐喻自然。但是这种隐喻,无疑会对人类行为有截然相反的指导。
  
  达尔文曾经担忧他的理论会遭到误解,甚至专门为他使用“生存竞争”一词进行辩护,说“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这种隐喻性的表达方式意味着什么,这是一种必要的简化”。然而,即使预知了可能导致的“误解”,他却依然坚持使用这个隐喻,而没有换一种不大容易引起误解的表述方式。我想,在潜意识里,他已经认同了即将发生的“误解”。毕竟,达尔文也是一位生活在日不落帝国中的英国人。
  到了晚年,严复对年轻时的西化思想进行了反思,他说:“觉彼族三百年来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5有趣的是,他依然使用了“进化”一词。
  

2009年9月19日
北京 雕刻时光
2009年9月27日
北京 向阳小院


发表于《生命世界》2009年11月,发表时去掉了副标题,有部分删节,这是原稿。删去部分主要是关于俄国思想家的具体描述。
发表版本在此:http://www.lifeworld.com.cn/Item/6228.aspx
1 Todes, Daniel P., “Darwin’s Malthusian Metaphor and Russian Evolutionary Thought, 1859-1917”, Isis, 78(1987), pp.537-551.
2 Todes介绍,其中著名的有动物学家K.F. Kessler和 M.N.Bogdanov, 动植物地理学家A.N.Beketov和 S.I.Korzhinskii,经验主义者I.I.Mechinikov和N.F.Levakovskii。有激进主义者如N.D.Nozhin,自由主义者如Beketov,也有保守主义者如Korzhinskii。
3 刘华杰,达尔文之后的共生范式,未发表稿,感谢刘华杰授权引用。
4 刘华杰,达尔文之后的共生范式,未发表稿,感谢刘华杰授权引用。
5 转引自:张祥龙,西方哲学笔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一页

                         20100207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