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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出版商务周报》2009年9月6日,24版

超越李约瑟的时代


■ 受访者:刘 兵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 采访者:吴 燕 本报记者

 

李约瑟和他的中国科学史

  在公众视野中,李约瑟的名字几乎成为“中国科学史”的代名词。这当然在归功于他主持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以下简称SCC),通过它,李约瑟最早系统地、集中地、大力度地向西方人展示了中国科学史的成就。

  《出版商务周报》:鲁桂珍曾在《李约瑟小传》里写道:“李约瑟并不是一位职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但是对于许多中国公众来说,“李约瑟”几乎成了“科学史”、特别是“中国科学史”的代名词。从当今国际科学史界来说,对于李氏及其工作的评价如何?李氏在中国所赢得的巨大的声望,除了他主持的鸿篇巨制之外,是否也有“关己则乱”的因素在里面呢?
  刘 兵:如果从比较严格的科学史标准来说,李约瑟确实与学院派的科学史家有些区别,他也不是学科学史的科班出身,而是在人到中年之后半路出家,凭着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而献身于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当然,他后来在中国科学史研究方面下功夫甚深,成果惊人,影响很大。但如果从学术观念等方面,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他与那些学院派的科学史家们的某些区别,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在国际专业科学史家当中得到承认的程度。至于在中国,李约瑟的影响之巨大,确实是与他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的热爱,以及他的工作和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有关。这里面涉及的就已经不仅仅全部是学术问题了。
  
  《出版商务周报》:在李约瑟之前一二百年,已经有一些汉学家对中国古代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文献进行了不少的搜集整理工作,其成果也发表于诸如《通报》这样的海外汉学杂志上,但是很难找到有谁会比李氏在国内外的影响更大。原因何在?他们的工作有何的异同?
  刘 兵:确实在李约瑟之前有不少汉学家做了一些关于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但那些研究,一是主要还是在汉学的框架中,并未突出地体现出科学史的特殊意味,二是相对零星。而李约瑟,则在其后半生全力从事中国科学史研究,可以说是第一位最为系统地向西方学者介绍中国古代科学史的学者,通过其鸿篇巨制的中国科学史著作,使西方人了解到长期以来他们所知甚少的中国古代文明和古代科学。在这方面,他确实是功不可没的。在国内李约瑟的影响,前面已经简单说过,而在国外李约瑟对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影响之大,主要原因是他最早系统地、集中地、大力度地向西方人展示了中国科学史的成就。
  
  《出版商务周报》:李氏的著作如果直译的话应该是“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但是我们看到的中译本书名却变成了《中国科学技术史》,虽然书名的翻译有时候会考虑其他因素而有所变化,不过仅就这个书名来看,加上了“技术”而省略了“文明”,这背后是否也暗示着一些什么呢?
  刘 兵:应该是暗示着一些什么,至于具体暗示着什么,也许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我想,也许这与我们长期以来独尊科学,以在西方现代化的影响下出于功利的考虑崇拜技术有一定的关系吧。而要讲文明,那当然是一个范围要比单纯的科学和技术要大得多得多的话题了。不过我想提醒的是,李约瑟虽然用了文明的说法,但那主要还是他那个时代的一种看法,与现在国际上较新的对于文明的看法相比,也还是有些不同的。
  
说不尽的“李约瑟问题”

  李约瑟的SCC成为沟通中国与西方的桥梁,而他的“李约瑟问题”则让许多学者,特别是中国科学史学者纠结不已。

  《出版商务周报》:说到李约瑟,一个几乎绕不过去的话题就是“李约瑟问题”,“李约瑟问题”的提出反映了李氏怎样的科学观和科学史观?
  刘 兵:所谓“李约瑟问题”的经典表述是“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起来?……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世纪之间,中国文明在应用人类关于自然的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求方面比西方文明要有效得多?”。对于“李约瑟问题”,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不同学者看法和评价不尽一致。但从西方国家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学者后期的主流观点来看,大致是认为“李约瑟问题”的基础,主要还是一种传统的、以西方科学标准为潜在前提并用之作为衡量中国古代科学之标准的、强调存在普适的科学存在的一元论的科学观和科学史观。这与当下更为强调地方性知识、承认多元科学文化的科学观是很不一样的。而李约瑟本人的立场,则从50年代以来到他去世为止基本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出版商务周报》:“李约瑟问题”后来似乎被简化为另一个版本,即“中国古代有无科学”,并且因此而引发了许多争论。但是分析两个表述就会发现,其实它们之间还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这样一种问题本身的变异是如何产生以及因何产生的呢?
  刘 兵:在这两种版本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些很值得讨论的区别。在李约瑟那里,如前所述,在对中国古代科学和文化之高度热爱的基础上,又应用近现代西方科学的标准对中国古代科学重新进行分类、挖掘和整理,在他那里,中国古代有无科学并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而只是一种默认的前提。而在中国,这个版本的提出,我觉得,恐怕是与中国人面对西方科学的强势,再加上五四以来科学主义的盛行以及由之而来的对科学的意识形态崇拜,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以及在这种冲突之下的矛盾心态有关,从而把有无科学的问题突出出来。
  
  《出版商务周报》:关于“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讨论当然也并非是在李约瑟问题之后才有的。早在20世纪前叶,中国的科学界前辈们就曾撰写过文章讨论诸如此类的问题,比如任鸿隽先生的《说中国无科学的原因》(1915)、冯友兰先生的《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1922)以及竺可桢先生的《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1944)等。在中国科学界开始引进西方科学的时候似乎可以更坦然地说“无”,但是后来当西方科学渐渐在中国落户之时,主张“有”的人和文章却渐渐多了起来。这样一种态度上的差异仅仅是出于一种策略还有另有其他原因?
  刘 兵:前面刚刚说过了我对于为什么在中国会对“中国古代有无科学”进行热烈讨论的原因的看法。其实,除了那些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和民族自尊心的问题之外,这些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科学的定义和理解。当我们面对与西方科学在许多方面确实不同的中国古代“科学”时,如果我们仍然严格坚持近现代西方科学作为定义的标准,那显然中国古代是没有科学的。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再把西方近现代科学看作是唯一、客观、普适的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接受多元科学观,强调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时,把一些非西方科学的对自然的认识也归入复数的科学,那么中国古代也就会有“科学”了。因此,在早期说“有”的人,与近来在对科学之新定义、新理解的立场上说“有”的人,其实并不是在说一件相同的事。
  
  《出版商务周报》:李约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科学史作为一门学科而在中国建立起来,以及科学史研究以寻找中国的“世界第一”为目标,似乎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李氏及其工作的影响?
  刘 兵:李约瑟给中国确实带来了不少的多西,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正面的,他的影响对于在我们这里重视科学史,对于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对于全面地认识人类对“科学”的贡献等,都有重要的意义。就负面来说,他的影响在像科学史研究中一些不够恰当的观念,如辉格式的观念、过于强调优先权和“世界第一”以致于带来了某些对历史扭曲,以及过分地形成了一种不恰当的过分自大的民族自豪感等方面,确实也是很明显的。
  
李约瑟之后的中国科学史

  科学的多元文化观的引入,扩大了中国科学史研究的视野。对于同一对象,研究者得以看出不同的东西,甚至看到原来被忽视,被认为没有意义和不相关,或视而不见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讲,这些新派的研究,当然可以说是超越李约瑟的时代。
  
  《出版商务周报》:对于中国古代有无科学这样的问题,无论是说“有”还是说“无”,观点虽截然相反,但似乎都基于同一种立场展开,即有一种唯一的关于“科学”的标准。而科学的文化多元因此也成为消解这一问题的最好途径。这种多元文化观对于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刘 兵:你提的问题很有道理。这确定是存在着的一种重要的潜在假定。所谓的科学的“多元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地方性知识”,实际上就是对于只有唯一的、普适的、绝对的、真理性的科学的否定,是认为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识,实际上可以是多样性的。而我们以往将之默认为唯一正确的西方现代科学,其实就其本质来说,也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只不过在后来的发展中,由于种种外在原因而变得普及和强大。如果接受科学的多元文化,许多有关的争论就会被消解掉,并且会更加扩大了中国科学史研究的视野,更有助于全面地理解中国古代的科学和文化,更以接受于历史实际情况的方式来看待历史,并将中国古代的“科学”置于世界科学文化史中更合适的位置。反过来,这对于我们深刻反思西方科学也是有益的背景。
  
  《出版商务周报》:其实李氏的工作除了赢得了赞誉之外,也受到了他的西方同行们的批评。近年来,西方科学界围绕“李约瑟问题”也对其工作以及其中所体现的科学观与科学史观进行了一些反思。这些反思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和问题展开呢?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这种反思是否会成为中国科学史研究转向的一个转折点呢?
  刘 兵: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自然科学史研究》上,介绍了一些西方科学史家对李约瑟的反思和批评。要详尽地说清这些,这个访谈的篇幅恐怕不够。但择其重要者简单地说,我觉得,是集中在他的科学观,以及相应的历史观和科学史观、科学史研究方法等方面。事实上,科学史也是在研究观念和研究方面上发展迅速的学科,只不过,在中国,这方面对西方观念的接受还有些滞后,中国学者大量的中国科学史研究还是在传统观念和传统方法(比如特殊注重考证等)下进行的。当然,情况也在变化中,只是,这种变化还不够快,所以我不觉得有了一些反思,马上就会成为一个“转折点”。
  
  《出版商务周报》:或者让我来换一种问法:在上述反思的框架下,对于中国科学史的研究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尝试?这些新的尝试是否已经超越了李约瑟的时代——假如李约瑟可以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话?
  刘 兵:其实这样的尝试是很多的。而且,一个相对比较普遍的特点是,这些新的尝试大多是采用了一些颇有“后现代”意味的理论作为其解释的出发点或基础。当人们有了新的理论、新的视角后,再看同一对象,就会看出不同的东西,甚至看到原来被忽视,被认为没有意义和不相关,或视而不见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讲,这些新派的研究,当然可以说是超越了李约瑟的时代(我觉得,说有一个李约瑟时代也是不为过的,他毕竟可以说是他那个时代的最重要的代表者)。事实上,在1998年国际科学史权威刊物《奥西里斯》纪念李约瑟的专号,即以“超越李约瑟”(Beyound Joseph Needham)作为其题名。在这方面,可以举一个例子,即白馥兰(F. Bray)已有中译本的《技术与性别》一书,那恰恰是在人类学、女性主义等理论的视角中,对于中国古代技术史的一种新研究、新解读。当然,像这样的研究,还有其他许多。这里限于篇幅就无法一一例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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