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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9年10月15日《深圳特区报》

终于不解答“李约瑟难题”了
——评陈方正《继承与叛逆》

江晓原

 

我总算看到另一个中国人在他自己的科学史著作中不再去解答所谓的“李约瑟难题”了!我知道这样说相当夸张,只是因为这些年来喜欢求解“李约瑟难题”的人多如过江之鲫,看得我们实在是严重审美疲劳了,所以我先说一句夸张的话排遣一下。

三联最近出了陈方正的《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是本近七十万字的厚书,它以副标题“现代科学为什么出现在西方”作为纲领,对西方科学史做了通史性的描述。这样的尝试在中文著作中是不多见的。

陈方正这部书与席文(Nathan Sivin)“与其追究现代科学为何未出现在中国,不如去研究现代科学为何出现在西方”的想法相合。席文认为“李约瑟难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他看来讨论一件历史上未发生过的事情“为何没有发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李约瑟问题”就被他尖刻地比喻为“类似于为什么你的名字没有在今天报纸的第三版出现”。

很早以前我就主张“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伪问题,理由是这个“难题”的前提——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长期遥遥领先于西方——是无法成立的。我当时用的比喻是:无法断言“向南走的人比向东走的人领先”。而在余英时为《继承与叛逆》写的序中,也将“李约瑟难题”称为伪问题,余英时采用了另一个比喻:不可能说“某一围棋手的棋艺曾长期领先某一象棋手”,倒也不无异曲同工之妙。

这本书比国内那些解答“李约瑟难题”的论著有意思多了。那些热衷于解答“李约瑟难题”的论著,几乎从来不尝试给出任何有效的证据来证明那个前提,即中国古代科技是如何“遥遥领先”于西方的——他们的逻辑是“李约瑟已经这么说了”,而他们显然喜欢这样的前提,于是反反复复去“解答”。许多这样的“解答”其实是某种变相的意淫——因为每次“解答”都是对“中国古代遥遥领先”这个前提的一次认定,而每次对这个前提的认定都能带来一次心理上的安慰。

在我看来,本书最重要的新颖之处,则是作者对“现代科学的根在哪里”这件事情的关注。西方与古代中国走着完全不同的路,这正是陈方正在书中打算强调的。

按照余英时序中的归纳,李约瑟是将“现代科学”看成大海的,而一切民族和文化在古代和中古所发展的“科学”(广义的)则是千百条河流,最终都汇入了“现代科学”这个大海之中——李约瑟自己的措词是借用中国的说法“百川朝宗于海”。但李约瑟这样一来,岂不就从根本消解了他自己的“李约瑟问题”?既然是百川入海,中国古代就是百川之一;川本身当然不等于海,海也不可能从某条川中变成——或者也可以说,每一条川都对海的形成作出了贡献(这一点又是李约瑟所强调的)。那么再问“中国这条川为何没有变成海”还有什么意义?

这就要牵涉到中国学者中的另一个分歧了。上面讲到李约瑟关于“百川朝宗于海”的说法,当然让中国人听着还算舒服。但是在关于“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科学”的争论中,还有一种安慰国人心灵的路径,就是割断古希腊和现代科学之间的纽带——说现代科学不过文艺复兴以来的几百年历史,古代希腊的科学不是现代科学,就如古代中国科学不是现代科学一样。所以如果说我们中国古代没有科学,那么古希腊、古罗马、拜占庭、阿拉伯、中世纪欧洲等等等等,大家全都没有科学。这样一来,大家全都半斤八两,中国人的面子不也就保住了吗?这个路径提出之后,当然也引起了争议。因为要割断古希腊和现代科学之间的纽带,实际上是办不到的。

现在陈方正的这部《继承与叛逆》,采取“将西方科学的历史认真讲一遍”的方法,来向读者证明:现代科学的源头就在古希腊。所以,现代科学出现在欧洲——古希腊科学遗产最终的主要继承者——那里,是必然的;而在中国产生不出现代科学,也是必然的。

 

 

《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陈方正著,三联书店,20094月第1版,定价:68元。

 

                                20091116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