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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009年4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休闲是一种生活方式

田 松

 

  一切实践性的理论都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一是对当下的判断,二是对未来的预期。理论本身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我们从我们判断的当下,走向预期的未来。休闲理论也不例外。然而,一个孤立的判断是不存在的,所有的判断必然是在某种标准之下的判断,亦即基于某种理论的判断。一个绝对的预期也是不可能的,所有的预期也必然是基于某种理论的预期。因而,当理论本身发生变化,则对当下的判断和对未来的预期都会发生变化。比如,当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史对于科学的基本理解发生了变化,则作为实践性理论的科学传播或者科学普及必然随之而变。对于休闲学而言,这个更大的理论背景并不是明确的,它是基于哲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乃至于,就是休闲理论本身。
  刘小枫在《刺猬的温顺》中介绍了某大师的名言,大意曰:一切哲学归根结底都是政治哲学,政治哲学归根结底就是一个问题,什么生活是好的生活。
  什么生活是好的生活,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同,则对于当下的判断和未来的预期也就完全不同。如果说休闲是为了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则休闲哲学在根本的意义上,就是要回答什么是“好”的生活。只有我们确定了什么是“好”,我们才能向“更”的方向努力。
  
  “忙”是现在人们最常说的一个字之一。这也似乎成了现代性的特征。当我们在各个层面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时候,“忙”就成了必然的宿命。
  工业革命之后,新兴的工业文明逐渐成为全球的主流。人类推动了全球化的物质与能量转化链条,并从中汲取一部分供自己享用。这个链条转得越快,即所谓生产力越来越强,生产效率越来越高,人类似乎就拥有了越多的财富。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工作”,就意味着推动这个链条,所以是有价值的。而“休闲”则只有在保障“工作”的顺利与可持续上的意义上,才有价值。对于个人来说,情况也是类似的。“工作”可以为自己创造财富,“休闲”则要消耗财富。所以人们就越来越忙。
  但是为何而忙?为了财富本身吗?
  
  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等我将来有时间了,我将会怎样怎样。”这个人们期待的怎样怎样,就是忙的目标。而这句话,在我们当下的状态下,常常等价于:“等我将来有钱了,我将怎样怎样。”这意味着闲暇的时间与金钱是启动理想生活的一个前提,这也意味着,人们在从事满足基本需求的工作时间里,那一段人生是不如意的,不理想的,是需要逃脱的。然而,要逃到哪里去呢?
  做一个思想实验。请问问自己,假设从明天开始,老板给你放假一年,并且额外给你100万,你打算做什么?估计很多人一下子就发懵,他们会无所适从,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那是因为,他们几乎从来没有严肃认真地想过:什么生活是好的生活?我们很多人在日复一日为了财富与生存的奔忙之中,已经把财富本身当作了目标。所以会有很多人本能地想到,把100元拿来投资,赚更多的钱——也就是说,他没有因为有了额外的100万和一年的假期而开始了理想的生活,而是让自己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
  
  对于当下这个时代,有人称之为信息社会,有人称为风险社会,也有人成为后工业社会,我则称之为有限地球时代。地球有限,资源有限,容纳垃圾的能力也有限,不仅发展注定不可能是无限的,当下的这种生存状态也是不可持续的。这是我们当下考虑一切问题的背景。休闲哲学也不例外。
  从有限地球的角度看,拼命的工作,玩命的赚钱,无非是加剧了这个地球的负担,对于人类的整体未来来说,未必是一件好事儿,反而可能是一件坏事。这样,以往主流意识形态所赋予工作的那种神圣意义,就遭到了消解。
  我们不可能在获得了足够的金钱与闲暇之后,再去更好地活着。对于整个社会是这样,对于一个个人来说也是这样。
  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当下之中,如果我们在当下不能感到幸福,那么我们永远也不能感受到幸福。在这个意义上,休闲是不仅仅是一种行为,一种工作之余的行为,而且应该是一种心理状态,一种生活方式。
  
  发表时题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休闲哲学》
  
  2008年5月12日
  北京 阳光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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