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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绿叶》2009年第4期

科学迷失与“后五四”中国知识分子

田 松

 

摘要:今天讨论”五四”,旨在 文明反思。近现代中国的目标是进步、赶超,标志是对物质世界的掌控。为此中国文明彻底重构:学科学,抛弃传统,对世界重新解释;追求现代化生活,建设大工 厂,发展新技术。在今天的工业中国,科学与技术成了主义,人与人的矛盾转变为人与自然的矛盾。人类未来怎么走?科学与人文如何关联?由此而思考中国的前 景,这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后五四”任务。

 


    
科学,作为五四运动的一面旗帜,指的是西方现代科学,它是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下,与西方工业文明一起被中国社会所接受的。在中国现代主流意识形态中,“科学”一直是个好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科学发展观……由这些口号,今天中国对于科学的信赖与重视可见一斑。
     
“五四”9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被谁改变了?科学只是一个侧面,我们其实是被整个工业文明体系所改变了。

 

一、西方科学的引入与中国现代话语转向

 

     以往中国是天朝大国,世界第一,可是鸦片战争中居然输给了蛮夷小国。一开始我们不服气,可是接连输,竟然连日本都打不过,就不得不面对现实。最开始,我们在技术层面上考虑,“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所以跟人家学造枪、造炮、造船;可是慢慢发现,光知道怎么造器物还不够,还得知道技术后面的科学。最开始我们也是从器物的层面上理解科学,后来严复把科学从器物的层面上升到道法的层面。再往后,我们又发现,仅仅学技术、学科学还是不够,要把科学后面那一整套西方文明体系——民主、法制及整个社会运作方式——一起学过来才行,这就是胡适的全盘西化。比如西方是“三权分立”,咱们民国就实行“五权分立”。
     
“全盘西化”的思想背后有进化论的影子,当然,这个进化论实际上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严复所翻译的《天演论》对中国知识分子有非常大的影响。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该挨打。人们相信,自然界的生存存在一个进化的方向,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原始生命一直进化到人。人类文明也有一个进步的方向。比如有这样一种说法:“不存在中西之争,只有古今之分”,意思是存在着一种代表未来的、具有普遍性的新文明,世界上的所有文明今后都要走到这个方向上去。而这个方向就是西方文明的方向,西方的整个文明体制都是好的。所以,根本不存在“中”和“西”的差别,而只有守旧与进步的差别。比如说,不存在中国物理学、英国物理学,只有一个现代物理学;不存在中国天文学、西方天文学,只有一个现代天文学。
    
于是,发生了一个微妙的话语转换。我们现在常说公元多少年,什么是公元?其实是格里高利历的纪元,这本来是天主教颁布的历法,所以中国最早称之为西元,有一首歌就叫“爱在西元前”。但是现在我们习惯于叫公元,格里高利历也被称为“公历”。“公”这个字很微妙,我们说“公里”、“公斤”,而不说西里、西斤。在这种话语转化之下,似乎我们所接受的不是来自西方的、别人的东西,而是在接受公共的、来自于未来的、灿烂的东西。不单我们要接受,全世界都要接受,于是我们感到“弃暗投明”了,心理上也就很舒服了。
    
但实际上略微留意一下就会发现,我们所认可的“公”还不算“公”,只有我们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拼命推广,很多国家照样沿袭着自己的传统习惯。例如美国,公路旁的路标,汽车的里程表,上面都是英制的“mile”,而不是“kilometer”;阿拉伯国家还在用自己的伊斯兰历。所以这个“公”,只是一个建构的结果,一种话语权的体现。
    
为什么西方的东西成为“公”的东西?为什么西方文明成为代表未来的文明?中国人全面接受这样的观念,是从“五四”开始的。这种观念一直影响到我们的制度化教育。我认为,制度化的中小学教育对于国民基本思想方式的模造,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普通中国人怎么想问题,他们的基本行为方式,是在中小学教育期间被模造 的。而我们的中小学课本,已经完全是西方式的了。上溯中国现代教育,我发现,蔡元培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作为“五四”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蔡元培于 1912年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他一上任便着手教育改革,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是废止了祀孔读经。从此中国的孩子在自己国家的制度化教育中,不能再接受系统的传统教育了,传统文化被压缩到国文课的古汉语里面。这实际上是在给中国人换脑袋。如今,我们对于自己的传统已经很隔膜、很疏离。有多少中国人能知道庄子的只言片语,背下来几段《论语》?我们知道的,只剩下“戏说”、“大话”之类。可是作为西方人,他们可以大段大段地背《圣经》。我们现在有庞大的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却没有对等的中国国学院。想想看,从小学到大学,我们整个教育体系的课程设置里,跟西学相比,传统国学剩了多少?
     
任何一个文明体系都有两个层面:一是形而上的,我称之为解释世界的层面;一是形而下的,我称之为联系世界的层面。也就是我们以往常说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 界。但是这种说法里隐含着“我们改造世界是应该的”意思,所以我不喜欢用。对于现代文明来说,解释世界的手段就是科学;联系世界的手段则是由科学推导出来的技术。相比之下,中国传统的儒学、道学等,对世界的充满神灵的解释是无力的,是人类认识自然不足的表现。“月亮上没有嫦娥,只是一片不毛之地”——我们相信这样的解释才是真的,而且这种真的解释越多越好。
    
从传统社会进入到文明社会,在形而下的层面,我们当然要盖工厂、开荒山、搞地质勘探、炼钢铁。近现代以来,中国开始沿着这条路走,并把它当作一种必然的、注定的、光明的方向。而传统反而令我们觉得很尴尬。表面上我们经常会说为五千年的文明而感到自豪,可是五千年到底有什么文明呢?说不清。而且一进入到操作层面,它们就成了现代化道路的绊脚石。
    
“五四”时期与民主、科学一道流行的,还有“进步”的概念。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其实是个循环定义:什么叫适者?生存下来的就是适者;谁能生存下来?适者才能生存下来。进步也是这样。什么叫进步?就是看谁狠,谁打赢了谁就是进步。于是进化论就进化成了一种丛林逻辑。我们的社会理想、我们整个文明的方向,就此改变。以往,中国是以德治国,德化天下,怀柔致远;近现代以来,中国的最大目标变成了进步、赶超。而进步、赶超的标志,是对物质世界的控制和掌握。所以在形而上、形而下两个层面,我们都进行了重构:一方面要学科学,抛弃传统,对世界重新解释;一方面要追求现代化生活,建设越来越大的工厂,发展越 来越多的技术。这样,整个文明就开始向工业文明转型。
     
而在这种框架里面,一个难以逆转的问题就是对自然无限制的掠夺导致了生态环境的破坏。我们讲“科学技术是双刃剑”,这个说法已经没有多大的解释力,不过仍然可以说明一点问题。我们最早看到的“双刃剑”是原子弹,原子弹爆炸之后,造原子弹的科学家们开始反思:我们有这种权力去造这么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吗?上帝允许我们这样做吗?那个时候生物学家还在幸灾乐祸:你们物理学家的手上沾着鲜血,我们生物学家还是纯洁的。现在,生物学家比物理学家脏多了。而普通老百姓则总觉得我们是在享受科学技术带来的种种好处:火车、电话、超声波、X光,等等,多么先进、方便。至于核战争可能造成核冬天之类的事情,和我们距离太遥远了,除非两个大国的领导人彻底发疯。所以为此担忧根本毫无意义。但是,在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之后,人们忽然发现,科学及其技术所导致的问题,已经弥漫在普通人的身边,弥漫在我们的土壤、空气和水中。
   
科学还让我们产生了能促进内部和谐的幻觉。封建社会,因为物品有限、内部分配不平衡,造成了很多矛盾。而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带来了巨大的控制物质世界的力 量,从而给我们以美好的预期。我们相信,在更高效地把大自然变成人类的财富之后,社会内部的不平等就不那么重要了:只要我们的蛋糕比以前大十倍,让最穷的人吃到的蛋糕比以前整个都大,普通老百姓比以前皇上的生活都好,社会就会更“和谐”。于是,每个国家都把开发、创新当成了头等大事。科学技术成了现代社会中的重要角色,成为国家行为的一部分。
    
然而,这种科学、进步的文明模式从总的方向上,其实是在将人与人的矛盾转化成人与自然的矛盾。当我们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生态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日常生活时,突然发现自己无处可逃了。

 

二、科学角色的转变——从神学的婢女到资本的帮凶


    
整个西方现代工业文明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个阶段?我认为不是历史的必然。其实,工业文明是大自然的癌细胞。构成工业文明最基本的要素有三:首先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包括对进步的定义,对市场经济的信仰,对人类拥有越来越多财富的理想社会的虚构等;其次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经济体系;最后是制度化的科学与技术。这三者相互加强,构成了工业文明的“三位一体”。
   
比较怪异的是,科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跟新教伦理有关。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建立了联系,这就是他那本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什么清教徒那么能聚敛财富,成为资本主义的中坚力量?因为他们相信工作本身就可以荣耀上帝,积累财富也是为上帝,而上帝又反对他们纵欲,反对物质享乐,所以挣了钱不能花,只好投资,让钱不断地生钱。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变成了一种抽象的生产,没有具体的目的,也不指向具体的善。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检验对上帝忠诚度的量化考核标准:赚钱。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则发现了清教主义与科学之间的关联,他对英国皇家学会的早期会员做了一个统计,发现里面清教徒占了非常大的比例。清教徒从事科学研究当然也是为上帝。
    
当“上帝死了”之后,资本家、科学家的工作所指向的那个崇高的、抽象的善就消失了。但是他们依然保持着以往的工作习惯。于是,他们需要为这种工作习惯找到一个新的好听一点的目标,这就是社会进步,社会发展。在工业文明体系的“三位一体”中,原来居于上位的新教伦理被替换成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科学技术的发展,专利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等,目的是为资本增殖服务。这种替换对整个三角结构的稳定性没有构成影响。荣耀上帝的方式是拼命挣钱,推动社会进 步的方式也是拼命挣钱,目的虽然不同,但行为一样。毫无疑问,促进社会进步、推动人类发展,也能提供一种正义感、正当性和合法性。
    
然而这样一种失去了具体的善,只有抽象的“进步”理念的文明,是彻底盲目的文明。它强大而愚蠢,像癌细胞一样繁殖能力极强,能打败所有细胞,争夺到营养。如果不加以遏制,它终将与人类社会一起走向死亡。
   
中国接受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奇特的地方在于:我们都相信科学战胜了宗教。“五四”运动包括之前的洋务运动鼓吹西方科学技术,既没有新教伦理的内核,也没有资本增殖的目的,而主要是为了救亡图存、强国强民。
     
一开始我们并没有认识到工业文明的整体逻辑,我们最初所理解的西方科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古希腊科学、牛顿时代的科学。吴国盛在演讲中说,有两种形象的科学家,一是沉思者,一是魔术师。在形而上的层面上,我们所接受的科学,是古希腊沉思者的形象。甚至直到现在,我们仍然相信科学拥有这样一种气质:它是对于世界的认知,对于自然奥秘的揭示,是真正的知识体系。然而同时,在形而下的实用层面上,我们又相信科学是技术的母体,科学给出新的技术,而新的技术将会使我们拥有更多财富,拥有更强大的控制物质世界的能力。
    
这两个形象其实是脱节的,古希腊的科学家从来不考虑应用,牛顿的科学只是为了上帝。而我们将这两个形象强拧在一起了。后一个形象,在进入到工业文明之后,已经与资本越来越牢地捆在了一起——科学从中世纪神学的婢女,堕落成今天资本的帮凶。但是,这个资本的帮凶却有一块古希腊哲人的面具。一旦要对公共事务发言的时候,就把面具戴上,说我们要认识自然,探索宇宙奥秘,听起来都是好事;调过身,在为资本服务的时候,面具就揭下来了。我们在各个层面上都可以看到科学的这种两面性。
      
这个转化是怎样形成的呢?中国的知识分子,本来并没有多少古希腊人的精神气质,“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所继承的,主要还是儒家经世济民、安邦治国的精神特质,他们提倡科学的目的主要是救国。比如说地质学家找矿,是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这直接就是为国家、为民族服务的。中国科学家的神圣的道德感,是从这儿来的。
     
可是,在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之后,GDP成了最重要的指标,怎样算是为国家服务呢?为国家赚更多的钱!我们普遍相信的观念是这样的。你做出一项发明,首先是个人挣了钱;间接地,税收多了,加上这个技术本身具有国际竞争力,也就是为国家作贡献了。在资本逻辑、工业文明逻辑之下,我们可以把这种行为论证成客观上是爱国的。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五四”知识分子心中那个神圣的“国家”,已经被远远地推到后面了。现在到科研机构去做调查,有多少科研人员的心中仍然拥有强烈的为国家、为民族工作的情怀呢?很多人已经真正成为“基督徒”了——不断地做实验、发论文,脑子里整天想的是发明新东西,发明出来了如何使用,以产生经济价值为最高“伦理”。虽然优秀的科学家很多,但科学的人文气质、人文关怀、直接的道德关联已经暗淡了。
     
与此同时,在中国社会大众中普遍存在的科学主义意识形态,恰恰是建立在对科学的无知之上的。2003年,中国科协进行国民科学素质调查,他们设计了一个问题,大意是:有了科学技术,是不是就可以解决人类社会遇到的所有问题?回答“同意”和“非常同意”的,占了将近40%。而在那一年,达到基本科学素养的人,只有1.98%。也就是说,有将近38%的人既不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同时又相信有了科学技术,我们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这是矛盾而荒谬的。
    
回到几年以前我都会认为,中国的普通百姓对于科学了解得太少,我们撑死了有一些科学知识,但并没有获得真正的科学精神;中国社会需要普及科学,倡导科学精神。但是我现在更倾向于认为,普及科学其实不是完全必要的。在小传统尚存的地方,本乡本土的知识对当地人来说最重要,普遍性的、单一的科学知识会对地方传 统构成伤害。而在小传统已经丧失的地方,已经被现代化侵蚀了的地方,原来的传统找不到、回不去了,这时用科学来填补意识形态的真空,也无妨。所以,我不反 对普及科学,但并不认为它有多么必要。

 

三、五四对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意义

 

     “五四”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我们今天去讨论它、纪念它,我想并不完全是为了事件本身,而在于它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话语聚焦点,使我们反思当下的文明。麦克 卢汉说,“我们仿佛是在一辆只有后视镜的车上向前跑,而且越跑越快”。这种景象是荒谬的。但是未来可能如何,应该如何,我们仍然只能通过回望过去来有所判 断,有所想像。今天我们反省、纪念五四,更多地是要考虑中国怎么走,人类怎么走。
    
其实,在五四时期,对于乡村老百姓来说,传统的惯性依然很强大,他们根本不在乎胡适等人是怎么争论的。而当这些知识分子的意见在国家层面上被接受,变 成了国家意识形态和制度,长年推广下去,才被中国人所普遍接受。五四知识分子的理念所导致的结果,和他们当初的目的之间是不是有偏差?这一点是可以怀 疑的;不过,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对道义的担当、对民族未来的思考与尝试,是值得肯定的。我们应该继承这种信念,这是知识分子的任务,或者使命。
     
当下,我们面对的是整个工业文明的问题。如果只想在工业文明内部修修补补,没有多大用处。中国的知识分子至今仍生活在鸦片战争的阴影之下,这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习惯于立足中国考虑问题,而难以超越中国自身,获得一种人类视角,成为人类知识分子。当年毛泽东是有国际视野的,但我们现在失去了那样一种理想。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毫无疑问是存在整体利益的。实际上,如果没有把人类怎么走这个问题想清楚,对于中国怎么走,方向也不会明确。很多人会说:工业文明席卷 全球的趋势你根本挡不住啊!是,也许你说得对,这个世界必然如此,拦也拦不住,可是,我们明明知道它不好,为什么还要往那儿跑呢?知道它不好,为什么不慢点跑,或者跟别人说,让大家都知道它不好呢?总不能因为拦不住,我还推一把,甚至同流合污吧?
     
知识分子这种群体的存在本身,就不是为物质的。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就会发现,知识分子有责任去寻找一种抑制盲目发展、抑制无度奢靡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是会存在的。也许个人的言论是改变不了什么,影响不了什么,在这一点上,我比较欣赏郑也夫的态度:“我知道我改变不了什么,但是你不能侮辱我的智商。”我既然看到了,就不能假装没看到,我看到了,就要表达,就要说话。说话和表达本身,就是意义。这可能是知识分子最后的底线。王小波有一篇杂文讲花喇子模国信使问题。花喇子模国国王只喜欢听好消息,信使带回来好消息就大大奖励,带回来坏消息就把他杀掉。慢慢地,有了坏消息也没人敢来报告了,或者把坏消息说成是好消息。这个故事简单而寓意深远。如果一个社会不允许人报告坏消息,那么这个社会很难找到自己的病症,这就很危险;而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就不能光说好听的,知识分子在社会里的角色,更多地应该是报告坏消息的人。

 

 

(责任编辑:齐澧)

本文据齐澧访谈录音编辑而成,经作者审订

 

                                               20090509加入